文化教育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提高部队官兵的政治文化水平、掌握先进军事技术、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具有奠基性作用。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南京政治学院宗成康教授《八路军的文化教育》一文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八路军文化教育进行了考察，认为八路军文化教育成就显著，促进了部队战斗力的提升。本文将八路军的文化教育置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进行考察，以丰富这项研究。
一、主观要求与客观实际的矛盾
抗战之初八路军总部对于军队的文化教育比较重视。红军改编前彭德怀就指出，红军要“消灭文盲，首先是干部，能写报告及简单命令，看文件和报纸，为消灭文盲之标准”。总政治部亦强调，“提高文化水准是提高政治军事水准的钥匙。必需纠正过去所谓消灭文盲的错误认识，消灭文盲的标准应该是最低限度能看报纸文件，能写普通的通报和命令”。长远的革命目标决定了八路军必须不断提高军队的综合素质，文化教育的要求应该提高，消灭文盲的标准亦不能照旧。为了将来的革命目标，现在就“应当有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丰富的知识武装着自己的头脑，”八路军绝非“‘老粗’的军队，也不是单纯的农民军队”。总部机关之所以如此，源于官兵普遍较低的文化状况及其对于提高部队政治军事水平的严重制约。
然而，各部队对于文化教育并不重视。许多人“往往以为我已经认得不少的字了，文化教育是对于那些不识字的人的事，对于我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了。所以，也就不能有在文化上更进一步的提高，也就不能摆脱‘我只拿枪杆子，我是不能拿笔杆子的’这种现象”。甚至许多红军老干部还以此为荣。再加上部队行军作战以及大规模扩兵的影响，文化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忽视。八路军出征仅一月余总政治部
即称，“出动部队教育已经松懈起来”。部队分散行动导致文化教育原有设施形同虚设。刘伯承称，“我师在十个月抗战中，……本身是壮大了的，而原有的教育实施，却又大半松懈与废弛了，这确是一个不可容许的现象”。-二〇师也反映“军政教育在分散行动时间，或多或少是放松了，有的亦缺乏系统，没有计划进行”。罗荣桓则严厉指出“今天最缺之的是教育，是基本的教育。这在过去是不行的”。不仅客观条件影响着文化教育的开展，而且各部队的主观努力也异常不够。一些部队试图按照国民教育的做法“把文化课与政治课合二为一，在同一个教育时间内，在同一个教材上面，要求学到政治，又要求学到文化”。而且“教授人对于教授方式上的马虎、不细心、不耐心，不严格的检査，课堂纪律随便，甚至发纸条的方式（上识字课的时候，不是专人去教，而只发下要认的几个字的纸条），在某些地方还是存在”。有些部队则出现另一种倾向，“有些人竟在字典里去钻，专门去找那些偏僻的、从来也不会使用到它的生字；而忘记了在日常生活中，在日用的课本上去找那些不认得、不理解、不会使用的字”。尽管八路军总部对文化教育非常重视，但各部队并未彻底执行这一要求。
二、文化教育的加强
1939年后，八路军开始分期对所属各部进行整军，以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受此影响，八路军总部对文化教育的认识进一步提升。在其看来，“文化教育自然不能与军事政治的教育等量齐观，列入同一的地位，然而文化教育也不能看作如同娱乐工作一样，是一种课外工作，在整个教育上不占正式的时间，依靠自动与自感兴趣去进行的”，文化教育必须“在政治教育上占着一个重要位置”，必须“有它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教材、一定的要求与目标”。1940年，八路军总部把文化教育提高到了与政治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要提高部队的政治水平，不能忘记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而且还必须认识，文化教育是政治教育的基础，提高文化水平是提高政治水平的一把钥匙”。“任何轻视与放松文化教育的观点， 都是不对的与不正确的。”
这一时期八路军的文化教育的重点是战士文化教育。文化教育一般依战士文化程度分组进行。起初学习小组的划分标准较低：“甲组：能记日记，能看普通文件的；乙组：能识五十个字以上的；丙组：识五十字以下的。”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之后，分组标准逐渐提高。“不识字的编为丙组，识一百字以下的编为乙组，能够写墙报的，大概识一百字以上的编为甲组。三组分别上课，不要混在一起。算术课可分二组进行，自然常识课则不分必组。”-一五师还根据每组学员的进步程度实施升级制。在具体实施上，“每周文化教育为五次，每次一小时。有的部队上三次听字课，一次算术课，一次自然常识（或地理常识），有的全上识字课。甲乙丙三组的教员，由指导员、教员、文书分别担任，但不完全是这样，有的丙组教员由甲组派人担任，有的甲乙二组合并上课等”。文化教育不仅在课内进行，自习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甲组写日记、乙丙组写字（在纸上或在墙上、地上）均很经常。晋察冀军区部队并采用识字卡片，打识字牌，识字路碑，识字站岗（不识字不交班一这办法不好）等。一二九师在新军中把生字贴到前面同志的背包上，后面的一面走路一面学习。”干部教育主要以连排干部为主体，以自习方式进行。干部文化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识字、读报、记日记。为了提高自习的效果，八路军要求规定自习的时间、科目，并加强督促与检査。在具体实施上，八路军规定“营团以上的干部，应该把阅读书报杂志（特别是解放、军政杂志及新华日报华北版等）当作是必修课程，每天定时阅读，按期阅读；并经常学写文章……连排干部也要尽可能看上述书报，并每天写日记”。
这一时期文化教育进步明显，但其不足依然存在。战士教育中，留守兵团长期驻扎后方，开展文化教育的环境相对较好，取得相当成绩。前方某些部队虽然进步很大，但绝非普遍现象。“据一二〇师一九四〇年统计，战士识字不足五百者占百分之六十七。据一二九师一九四一年统计，战士识字不足五百者为百分之七十六。”干部文化教育的问 题更为严重。一一五师“从排到营一级的军政干部中，文盲占了百分之二十五六这样的数目”。另“据一二〇师一九四〇年统计，排以上干部识字不足五百者尚占百分之三十六，团级干部百分之十六，营级百分之三十五，连级百分之五十，排级百分之六十五。据一二九师一九四一年统计，排以上干部识字不足一千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七，团级百分之一点九，营级百分之四点四，连级百分之十五，排级百分之三十七。据冀南八旅一九四〇年统计，排以上干部识字不足一千者为百分之四十二。’
文化教育中的主观主义倾向也不容忽视。战士方面，教育内容一般高于战士的接受能力。罗瑞卿称，“今天我们部队中所用的教材，一般是较深，不很适合战士的程度。我曾见到某些平原部队所用的战士课本，其中讲到天体、地球和地质层，拿这些东西去给农民战士讲，那是会费力不讨好的。”在工作计划上，一般战士入伍时间短，入伍之前多为未受教育之农民，要求在一年内做到能写短文章和记日记，显然是主观愿望而已。干部文化教育并非按文化程度而是根据干部级别划分小组。这种做法似乎反映出八路军对干部文化程度缺乏实际调査。无视官兵文化落后的现实而盲目地追求“完全消灭文盲”等根本毫无现实意义的目标只会带来消极后果。
三、文化教育重点的转移
1941年后，中共及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渐转入全面巩固阶段。由于日军的“总力战”引发的困难局面也使得文化教育的实施面临困境。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在调査中发现，干部文化教育中的问题尤为突出。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称“有的说罗斯福就是罗主任，这简直把我变了质，因为我并不是资产阶级啊！有的说莫斯科就是孙科的弟弟，把克利浦斯弄成了哈里法克斯，把铁莫辛哥弄成了德国的将军，有某高级干部，不懂得ABCD为何物，据说他还是某地区的理论家；至于什么打‘鼓得堡’Goodball、‘阿塞’Austde之类的笑话，是时有所闻的。”许多干部对此并不在意，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学习文化的重要，甚至有不少的同志简直就是轻视文化知识的学习，他们带着轻鄙的口吻说：‘嚇，我们还要学习这个！”。罗瑞卿于1941年12月8日向总政报告了上述情况，并建议将文化教育的重点转到干部群体上。总政不仅采纳了上述建议，而且作出了包括文化教育在内旨在加强部队文化教育的一系列指示。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于翌年4月召开了宣教会议。此后八路军的文化教育出现了明显变化。
总政治部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于战士教育问题的意见并不一致。总政治部认为，战士教育“以学习文化为主，并辅以最基本的政治知识。每天学习二小时（分两次上），每周计十次，内分国文五次、算术二次、自然常识二次、政治讲话一次（内容包括军事报告、党的政策、部队任务）”。这无形之中增加了战士教育的时间，基本上是承袭老一套做法。而野战政治部则以为战士教育应以政治教育为主，文化教育为辅。因此战士文化教育“主要在于识字、连句、作文（简短的文），常识课可以不教，算术课也可以不教，因为战士大多数都是文化水平很低的农民，又处在频繁的战争情况中，东西弄多了是吸收不了的”。不仅如此，八路军一改此前的态度，采取了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合一的方式。学习时间也相应缩减，每周仅上三次文化课。
在干部中八路军采取按文化程度划分学习小组的方法。干部“一般的可分成三级，初小程度的定为初级，高小程度的定为中级，相当于初中程度的定为上级。以上均应实行强迫的文化教育。高中以上程度者，可自动学习文化，但必须学习文化，以资补习。”自习的范围大幅度缩减，文化教育靠强制推行。学习内容也有较大改变。“文化课应均以国文为主，算术次之，此外如有余力，政治干部应注意历、地，军事干部应注意理、化之学习。”在教材配备上，“除初级班全部教材及中、高两级之国文、历史须自编外（延安正在编印），其余教材可米用初中、高中现成本，各级须自行翻印，解决教材之缺乏”。U7K-_599)文化教育开始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体现出战时节俭原则。除此之外，八路军想尽办法增强教员素质。“应动员一批有知识有能力的干部，从事教育工作，现有教员应当重新审査，不合格 后使用。”
各部队文化教育逐步开始转变。一一五师“强调干教为中心，课程暂定国文一项，以便集中精力，提高阅读与写作能力。常识课材料（包括一般史地）则在报纸刊物上酌量介绍。算术课则放在轮训队里去进行，但各机关部门之文化教育，除国文外则有机关自定之，如卫生部门进行与医学有关之化学及生理知识，军工生产部门进行必须之物理、数学等。”在战士教育中“要求更多的灌输一些科学知识也是困难的，只有利用各种课外活动方式（讲故事、游戏等）进行之”。“文化课每次一小时，但星期五不上新课，应以复习一周进行，使能熟悉已学的东西。”|18](p36)-二九师的报告称“除按军委指示分上、中、初三班外，初级班又分甲、乙、丙三组（前已电告）。丙种团设初级班，并有专任教员一人，甲、乙种组(团）设中、初两班，并有专任中级班教员一人，初级班教员由教干或由他人兼”。在学习内容方面，
“师曾规定同时不得超过二门，国文为主，算术次之，有余力才学其他。上、中级班国文教材，为师编活页文选，地理用抗大所编中国地理读本第一册，数学上级班自修代数，中级班则用师编算术课本。初级班甲、乙组国文教材各为文化课本第五册及第三册，其数学与中级班均用算术课本，丙组只学文化课本第一册，不学算术。’
文化教育的开展呈现日趋符合实际。后方骑兵旅三连“提倡初学者学习与日常生活最接近的字，如教用。他们一般教一般战士从《部队生活》报上学习文化生字和提高文化，因为《部队生活》报所报导的是部队的实际情况，与战士实际生活与斗争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所学的字用处很广”。实际教学上也逐渐克服了整齐划一的方式，注意因材施教。“对于不愿学习的人，从他切身需要上启发他学习，哪怕他开始只愿意学习几个最简单的数字也好。对于初学的人，从眼前所需要的简单的单字教起，逐渐引导他由简而繁，由近而远。对于已经认识三四百字的人，就教他练习造句、以达到会认、会写、会讲、会用之目的。对于已能自习的人，鼓励督促他自学，但同时并不放弃对他经常的帮助。”
经过上述转变，各部队官兵文化学习兴趣逐渐增强，文化程度进步斐然。一二九师的文化教育最具代表性，经过大普测后，全师干部很重视文化，“绝大多数对文化学习的兴趣和情绪提高，特别是干部的文化程度也提高了。例如过去从未写过文章的，现在已能向分区机关写报告、写简短稿子，还有的过去只能认一些单字，现在则能填字造句。”-一五师“很多炊事员亲见过那些识字不多的特务长、上士求人写帐的痛苦，所以也愿意学习。他们在伙房挂着识字牌，一边揉面烧火，一面念着牌上的‘大白菜’，下半周则又改为‘黄花鱼’了”，“文化运动开展以后，二百字以下的文盲在老战士中不多见了，那曾经最令指导员头痛的逃亡现象也大大减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