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资料简报》是由南京师范学院（1984年易名为南京师范大学）内部编印的资料性月刊，属于非正式出版物。该刊创办于1972年12月，最初的15期题名为《文教动态简报》,从第16期（1974年3月刊）起更名为《文教资料简报》,并沿用至1985年底。1986年1月该刊改为现名《文教资料》,1987年1月起,从内部出版改为公开发行（国内统一刊号：CN32-1032)。《文教资料简报》在其历经风雨的14年生命里，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学术性格，因此时至今日回顾该刊，它仍然是一份相当优秀的学术刊物。
1刊物沿革
1972年12月创刊到1987年1月成为正式出版物《文教资料简报》整整走过了14个年头,期间历经“文化大革命”、工农兵学员走进大学、教育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人帮”倒台、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接连逝世、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历史事件,但仍然连续出版了168期，并且逐渐成长、成熟，实为不易。笔者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段分而述之。
1.1初创时期：从《文教动态简报》到《文教资料简报》（1972年12月-1974年3月）1972年是“文革”动乱席卷全国后的第6个年头。当年春季,全国高校开始了重新招生，大批“工农兵学员”走进校园，但当时的教学资料却极度匮乏，出现了“书少生多”的局面：
绝大部分的图书资料早被封存，图书馆由于无书可借，门可罗雀；书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至于私人的一点藏书，经过“破四旧”那场浩劫多烟消灰灭，荡然无存。
《文教资料简报》的创始人和长期的主要负责人是赵国璋和姚北桦，两位先生都在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工作。1972年，他们刚从“镇鬼室”出来不久“明知那是一个在聪明人看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年月，也自知无力根本改变这一局面，然而责任感驱使我们不能无所事事，总想尽可能为教师和同学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他们商量将报刊书籍中师生共同需要的资料抄写张贴在大楼走廊里,供大家阅读传抄。因受到中文系老师们的欢迎,在请示系领导后改为油印装订，定名《文教动态》。三期之后，印数从百十本增印到三四百册,仍供不应求，于是又铅字印刷。当时正值“文革”中期，编辑部也不知道向哪里注册登记,取得校方批准后，一份32开、只有22页的《文教动态简报》创刊号就诞生了。
题名为《文教动态简报》的15期，是《文教资料简报》的初创时期。这段时期内，该刊从编印30多页逐渐增长到60多页，刊载5篇左右的文章和一些简短通讯组稿以及资料索引。具体说来,该刊的内容可分为五个板块：
①结合党政文件（口号）及实例报道，阐述文科教育革命，如第1期的《南师中文系以社会为工厂,进行文科教改实践》②文科教育工作动态及简讯，如第4期的《语文教学经验谈》;③文教资料出版动态及著作提要,如第6期的《介绍新版<汉语成语小词典>》④转载一篇国内报刊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如由第3期转载、李希凡所写的《为革命写作--关于鲁迅杂文》;⑤资料篇目索引，以“教育革命”、“书刊评介“学习鲁迅”“历史文物”等为主题、利用“索引”的形式搜集整理了当时全国报刊上的相关文献。
需要指出的是《文教动态简报》更类似一种“教参”性的刊物，主要关注文科教育的工作动态（讨论“教育革命”的简讯、文章收录尤多），并以提要和索引的形式浓缩、汇集当时出版的教学著作和它刊文献为教学服务。
但与此同时，该刊也逐渐呈现出两个潜在的趋势:其从“资讯型简报”转变为“资料型刊物”,体现在该刊逐渐增加资料索引、提要和评介文章的篇幅;其二,从纯粹的文科教育的参考刊物转变为兼备文科教学及研究的参考刊物,体现在该刊逐渐减少了教学工作动态的比重,增加了专题性的文献汇编,并开始形成名为“资料汇编”的特色栏目。
1.2成长时期：走过政治动荡的岁月（1974年4月-1979年12月）
在这段时期内，政治给《文教资料简报》的编辑工作带了很大的压力。“他们介绍了少年时代的鲁迅如何刻苦学习，于是就被人扣上‘宣扬智育第的帽子；因为刊登了徐特立同志早年在湖南办学的资料，又有人质问‘你们宣传这些干什么？有什么背景？”因为发表了吴世昌先生的有关《红楼梦》研究的征求意见稿,更遭到公开发表文章的批判，斥为红学研究中的‘沉滓泛起”。对于这些突如其来的攻击,无拳无勇的《简报》编者只有报以沉默。”H
从《文教动态简报》第15期（1974年3月）刊发的改名启事也可见一斑：除了“改名为《文教资料简报》,继续按月编印”之外，启事还写道该刊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介绍报刊（包括各兄弟院校学报、校刊）发表的有关批林批孔的参考资料，以及配合教学介绍一些有关文科教育革命和语文教学改革等方面的资料。”
这段时期内，该刊跳出了固定的编辑模板,减少了之前“撒网”式的通讯报道，而多按专题进行组稿，固定栏目只有每期最后的“交流资料简介”（即介绍其他院校编印的书刊）和“有关篇目索引”。从刊物内容上看，增加到每期一百页左右、约六万字的《文教资料简报》仍然主要包括了时政性文章（例如转载中央报刊社论、中共党中央的决定和通知）、文教动态通讯、学术性文章和文教资料引介等,其中有三种内容较多。
(1)有关“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文章，集中在1973年底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这段时期内。其中既包括配合政治运动而撰写的文章，也包括了选题切合意识形态的学术文献，比如该刊接连汇编了王安石、柳宗元、曹操、魏源、龚自珍、章太炎、陈亮等人的研究资料，正是因为这些人既是主张搞一些革新的地主阶级、又是后世肯定法家的主要人物。
(2)有关中共和国家领导人的文史资料。1976年以前该刊主要登载毛泽东诗词、语录和讲话的研究文献,毛泽东逝世后的一段时期内，《文教资料简报》又整刊整刊地汇编与各位中共和国家领导人相关的作品以及相关悼念文章直持续到1978年底。
(3)与“鲁迅”相关的文献资料。除分散各期的文章外,从1975年到1979年，该刊以“读点鲁迅”（源于毛泽东的指示）为题汇编了9期 与鲁迅相关的资料，其中包括佚文、生平研究、作品分析和作品索引等。
1.3成熟时期：从“内部刊物”到拥有“统一刊号”1980年1月-1986年12月)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之中，《文教资料简报》在编辑理念和内容定位上都趋于成熟,体现在：（1)将刊物重心放在学术研究和教学研究上,远离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再凡事“政治挂帅””(2)多以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人物为主题进行组稿，内容涵盖多个文史科目，符合文科教研的客观规律；（3)每期兼及教学参考、文史杂文、学术动态、文献工作、馆藏介绍等,刊物既保持了特色，内容也比较丰富。
这段时期内《文教资料简报》在俞润生的主持下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刊物风格,从栏目设置、页数和字数的规定、校对质量和征订方式等方面来看,此时〈(文教资料简报》实质上已经是一份比较正式的刊物了。1983年起《文教资料简报》获得批准文号“苏高教教（80)192号省出版局（82)26号”，加速迈向正式出版物。1985年起，该刊改为双月刊，每期定为160页、约12万字,在保持原有特点外，增辟了“古籍整理与研究”和“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教学”等专栏,并提出该刊的宗旨是“为高教文科教学与研究服务,为古籍整理与研究服务,为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教学服务”。
1986年1月起《文教资料简报》易名为《文教资料》,并获得“江苏省期刊登记证第199号”。1987年该刊获得国内统一刊号CN32-1032，逐渐成为一种正式的文化教育类综合性学术刊物。
从1972年办刊伊始《文教资料简报》的主办单位先后署过中文系资料室、校图书馆、校学报编辑部、古文献整理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等。在自负盈亏和正式出版之前，该刊一直没有合理合法的经费支持。。3因此，编辑成本、印刷成本和邮寄成本使得《文教资料简报》的发行量一直保持在一千份到三千份左右,尽管影响广泛,但一直没有扩大发行。
2刊物特色和文献价值
刊物特色即某种刊物不同于其他刊物的特质,是这种刊物具有个性、识别度和竞争力的源泉。夏晨中先生曾以“人弃我取”、“人杂我专”和“人华我朴”概括《文教资料简报》的特色：“人弃我取”，即努力发掘一切有史料价值而被人忽略、不易见到的资料；“人杂我专”，即突出重点，着力按专题组稿；“人华我朴”，即既要在形式上朴实无华，更要在内容上做到精确，能让读者放心引用。除了这三点之外，笔者认为“资料汇编”、刊载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及红学、鲁迅研究，同样是该刊的重要特点。
2.1“资料汇编”
按专题进行组稿、汇集文教资料和编订报刊索引，是《文教资料简报》的重要特色,使得该刊便于文科教参使用，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肌“资料汇编”则是以学人为对象，整理其文章摘要、专著目录、传略、年表、评论和研究成果索引和回忆性文字,在篇幅许可情况下还要兼及其书信、日记、诗词、未刊稿、手迹和照片。这使得读者一编在手，可以从多侧面了解一个人物,也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检索途径。
同时，“人杂我专”的编辑理念使得“资料汇编”的选题往往比较深刻，甚至冷门。不走“大路货”的选题原则，使得直到今天，该刊中的一些资料汇编也仍然极具研究价值。
表1列出了被冠以专题栏目名称的、从创刊起至1987年成为正式刊物为止的汇编主题及其具体期数。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献大多没有明确主题，多冠名为“读点鲁迅”，因此表1中故未特别标出主题，只有研究领域。
该刊资料汇编的特点也由该表可知：一、以人物为题多，以作品及其争论为题少；二、以现当代研究多，以古代研究少；三、以国内研究多，以国外研究少；四、以文化研究多，以教育研究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刊的特点。
在编辑《文教资料简报》的同时,该刊编辑部按照“资料汇编”的编辑方法，还编写了一系列的丛书、增刊为教学科研服务。其中包括《浩然作品研究资料》（1975年5月)、《张永枚、李学鳌作品研究资料》（1975年5月）、毛主席诗词学习文章选编（1976年6月)、《毛主席诗词注释》（1976年)、《水浒评论资料》（1976年)、《陈毅诗稿》(1977年8月)、《苏修文艺大事记》（1978年1月）、巴金《随想录》（第一集）(1980年1月）、《郭沫若与<再生缘>研究》(1980年5月）等等。182.2刊载大量第一手资料。
该刊任职最长的主编赵国璋先生是工具书和古籍整理方面的专家,对资料工作相当内行。而包括姚北桦及俞润生在内的该刊主要编者，也都非常重视资料工作。他们认为，对人或事的臧否,必须以实打实的材料说话。因此,该刊组稿时,十分重视材料的挖掘，尤其是第一手材料。据俞润生回忆，当时编辑部的人常常需要走访出差，以组到第一手的材料。
除开编辑理念的驱使，当时的学术刊物环境也是一个原因。“文革”期间，全国几乎是一片“文化沙漠”，除了因重大考古发现而复刊的《文物》，《文教资料简报》几乎是当时全国仅有的文史研究期刊。因此,很多学者都愿意将自己第一手的研究成果寄给该刊发表。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如魏绍昌、吴泰昌、戴文葆等等,都经常热心地义务帮助《文教资料简报》组稿，他们在“精神饥饿”的年代，以这种形式继续从事着自己的文史研究工作。
姚北桦回忆说：“我们所能提供的这一点资料，却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得到了一些前辈学人的重视,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给予我们热情的鼓励，有的把自己多年（甚至在‘牛棚”中）研究的成果寄给我们发表。”当时,红学家吴世昌的_篇《<红楼梦>原稿后半部若干情节的推测一试论书中人物命名意义和故事的关联》,就在《文教资料简报》974年8、9月份刊发表了，不意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一桩风波、饱受政治批判，直到“四人帮”垮台后，吴世昌先生在其专著《红楼梦探源外编》中才有了辩白的机会。
清代小说研究专家魏绍昌先生则写道：
最近我在整理与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三位红学家的三百封通信时,发觉他们在信中经常提到《文教资料简报》，因为在那个窒息的年代《文教资料简报》成了他们唯一可以相濡以沫、一吐为快的园地。那时巴金同志也很爱读《简报》，在“四人帮”粉碎后他重新创作之前,就有一封信是在《简报》首先发表的；而且“文革”后他首次结集在香港出版的《随想录》第一集,也是通过《文教资料》和广大的大陆读者首先见面的。记得雨过天晴之初，在上海的白杨和在北京的杨沫两姐妹各自深受灾难，十年后破镜重圆的第一次通信，也是在《文教资料简报》上发表的。
此外,作为院校创办的期刊《文教资料简报》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第一手的动态报道，这些资料包括如工农兵学员访谈、座谈会纪要、教师来信、新出版教参、本校的教育改革政策和其他院校的新闻动态等。这些反映时代特色的文章，是研究文革、高教改革和当代教育史的重要史料,有着不容忽视的文献价值。
2.3红学研究、鲁迅研究的阵地
自第9期（1973年8月）起《文教资料简报》就开始刊发、转载红学研究和评论文章，编写论文目录、评论摘要、著作评介以及报道红学研究动态。甚至很多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都发表在该刊上,如脂靖本《红楼梦》批语即首次发表于该刊第21-22期（1974年8、月）。
偏爱红学，与当时组稿编辑中有一些红学研究专家是分不开的，如该刊原主要负责人姚北桦就兼任了当时江苏省红楼梦学会的会长。此外，该刊相关资料汇编中的几场红学争论很具研究价值,记录了《红楼梦》从一部被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分析研究的“政治性很强、艺术性很高的政治历史小说”，到回归其人文价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还原其本来面目的历史过程。
同时，该刊编辑部在多位红学家的帮助下，相继编印了红学专著《红楼梦评论（学习参考资料）?(1973年12月)、《红楼梦诗词译注》(1974年12月）和《红楼梦新编书录》（1975年10月）B]。随后的《文教资料》也继承了《文教资料简报》红学研究的传统，不仅刊发相关论文,其研究成果也曾获省级表彰。
“鲁迅”作为《文教资料简报》在“成长时期”汇编资料最多的主题，是七十年代为数不多地可以探讨的人文学术话题。除了选编鲁迅的作品和评论等,该刊挖掘了大量鲁迅佚文,如《庆祝沪宁克夏的那一边》(35期)、《1904年致蒋抑卮书》(43期)、《致荆有麟书》(47、48期合刊)、《致胡弦书》(51期)、《悼刘和珍祭文》(70期）等等,编辑部还组织编纂了专著《鲁迅文言文试译》（1975年)。
3经验启示
《文教资料简报》能够坚持走过风风雨雨的14年,并从一本薄薄的32开的内刊成长为江苏省级期刊，其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学界探讨的话题。其办刊经验对于今天的期刊工作、出版工作有着不小的启示。
第一,办书办刊须坚持务实的工作作风,要有服务他人的精神。文献资料工作并不是一门“显”学,而是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但任何一门学术教研工作，都离不开必要的资料。踏踏实实地埋头做好本职工作,发扬“摆地摊”的精神（该刊编辑组自喻,引自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是《文教资料简报》能挺过那段艰难岁月、并且枝繁叶茂的重要原因。该刊原负责人姚北桦先生这样描述：
十年来‘简报”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往往是从不受人注意的角落里苦心搜寻得来的。作者、编者为了搜集这些资料。终日沉潜于书刊文献的海洋中，日积月累,往往要穷数月甚至数年之功。还有一些资料，虽非秘籍珍本，然而有如大量散乱的制钱,散落各处,使用起来很不方便,现在经过编者、作者搜罗整理，并且用一根麻绳贯串起来，读者只要轻轻一提，即可随身携带使用。所有这些工作,看上去平平常常，普普通通，而却是“一人辛苦、众人方便”的好事。有些学者把资料工作称为“延年益寿”的工作，是深知其中甘苦的由衷之言。“简报”编者坚持这种自甘寂寞、方便读者的精神,就必然给愈来愈多的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使这本小刊物能保持其旺盛的生机。
如此务实的作风,对于今天浮躁的人心,不正是一剂良药？
第二,办书刊要坚持自己的特色,把刊物质量放在第一位，更要坚守学术性格。《文教资料简报》不甘于只是一本“教参”，它更希望能为文科教研提供比较“难得”的资料情报，这种编辑理念下,该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栏目，收集整理了文献价值很高的索引、摘要和文章等,并且逐渐成为语文教育、红学研究和文史研究的重要参考刊物。除此之外，正如姚北桦曾回忆的：“简报”一问世,好心的朋友就为我们捏了把冷汗；回到家中，妻子儿女也埋怨不休。我们自己呢,也常常是一面编稿，一面准备将来如何检讨。”坚守自己的学术性格,才是真正把刊物质量放在了第一位。
第三,重视非正式出版物的作用。非正式出版物具有出版形式多样、流通渠道特殊、参考价值特殊等特点&3,尽管质量良莠不齐，但不可否认其中的某些出版物具有独特的研究意义‘文革”期间各级出版部门趋于瘫痪，出现了大量自发编写并广泛流传的油印本、铅印本和手抄本《文教资料简报》即其中一种。这些非正式出版物弥补了正式出版物体系受政治影响所造成的缺陷，或真实地展现了时代面貌、或具体地反映了地方情状、或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研究资料,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说明出版人不应只拘泥于正式出版物，利用非正式出版物同样能传播知识、造福社会,也启示了图书馆等文献机构应重视非正式出版物的搜集、保存和入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