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5）01-0113-04
1.体育政策的全球化背景
全球化的时代发展背景导致体育管理机构在管理方式上发生着变化。一些大型的国际体育组织如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其权力和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所能够达到的规模和体量。这对各国本土的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来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在这场力量角逐中，如何赢得竞争优势，或者获得双赢，是摆在各国体育管理者面前的课题。体育不像其他的政策领域如社会福利、公共卫生、环境安全、教育等，体育政策往往处在边缘位置。但体育政策一直具有明显的全球特性，这一点在我国也有鲜明的体现。无论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为国防和国家生产建设做服务，还是提升竞技体育水平从而打破国际体育的封锁，或者是乒乓外交，每一项政策都带有和国际体育势力的交叉融合甚至冲突。全球化是一种全球共享的逻辑下所进行的一种“游戏”，当代中国体育不可能脱离这一行为准则。伴随中国更加积极地加入到体育全球化的体系中，体育全球化的逻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体育发展的新趋势。
全球化的深入意味着体育在当今世界所具有的经济价值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那么政治上必然会滋生出对体育经济价值最大化的诉求。那么我们就不能回避一个重要的问题，体育特有的价值除了经济价值外，还有哪些？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价值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对立或不一致？如果对立或不一致，谁的发展顺序更加有限？事实上，这些问题都涉及体育的属性、体育各种属性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国家发展中的功能定位。
2.全球化背景下体育在国家发展中功能定位的认识
2.1在公共健康领域的功能定位
文化、教育、体育机构都是为社区提供促进健康的精神环境和物质环境的重要机构。体育在国家发展中的定位，即体育如何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直接影响到公共健康。首先，体育活动的数量与公共健康密切相关。第二，国家和社会提供的体育活动数量决定了该国体育人口的数量。第三，激发群众的体育需求，这决定着人们是否参加体育活动。第四，体育是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最常见的身体活动形式，有助于其个人健康，而这又会影响到公众健康。体育的功能对国家人口素质有很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体育可以给青少年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让他们踢足球，则不仅仅是在踢足球，更是健康地踢球，除了培养个性品格外，体育对每一个青少年来说都涉及公共健康。公共健康涵义丰富，除了身体，还包括心理和社会层面的涵义。体育能够让青少年远离一些社会糟粕，并找到机会锻炼身体。健康的涵义包含了社会健康的意涵，所以体育的优势就在于通过社交来帮助人们发展健康的生活习惯，并让这种习惯延续到他们的晚年生活阶段。
体育在公共健康领域的功能得到宣扬和重视应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这与二战后的政治经济环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60年代末开始，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体育机构层面，参加体育运动的人口比例都在大幅地提升。一些新的体育锻炼方式开始出现，各种非正式的、商业性的机构和体育设施开始向大众提供。与此同时，一些新的体育组织或者体育运动民间协会，甚至包括学校都开始将组织目标锁定在推广全民体育运动，比如说丹麦当时成立的一个“企业体育联合会”就致力于在各个公司之间推广体育运动，促进公共健康，必须鼓励社会上的所有人终身参与体育运动。
我国的全民健身运动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真正开启，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所取得的成果，那个时期的老百姓很快地接触到了来自国外的一些新鲜“舶来品”，如呼啦圈、健美操、台球等运动项目，在社会上也曾经一度掀起了各种体育运动的热潮。但是，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都需要竞技体育的国家认同功能，所以体育在公共健康领域的功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相比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在青少年等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群体上没有发挥健康促进的功能。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所设立的全民健身日，配合颁布的《全民健身条例》都是国家体育转向公共健康领域的重要标志，所以对未来施政策略而言，“奥运争光”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平衡是意义重大的。
2.2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定位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策略都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考虑，主要受到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制约，所以很难说有哪个国家是完全出于社会福利的考虑来施政，这种思路下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持续性通常也较差，如欧美高福利国家遇到的困境。
对中国而言，首先，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经济变革，不讨论姓“资”还是姓“社”，也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这本身便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经济思路，而这些年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利益分配也逐渐地松绑，因此加速了各地的经济发展，这也是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格调。第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增加，体育作为“社会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法忽视和回避的。第三，制造业和工业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高峰，在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低谷发展阶段的时期，各地都在尝试着产业升级，特别是娱乐、体育等新兴的服务产业受到了重视，以往大批量生产和消费的模式，逐渐转向了灵活的生产模式，企业文化、城市文化受到青睐。于是，政府也乐于利用体育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杠杆，利用体育来复兴城市，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在这方面，体育旅游的发展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国家体育基础设施的投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要让社区居民参与体育运动，更是为了吸引游客，鼓励外来投资和改变城市形象。 从经济发展的维度看体育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主要有四大方面：
一是体育在后工业发展阶段对城市再生的推动作用。体育在这方面的战略作用主要体现在降低城市的同质化特征，突出城市特色。很多城市在娱乐、餐饮和零售方面都有大致相同的服务范畴。在这种情况下，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兴建新的体育场馆，或者发展全新的体育体验产业，都是建构城市身份
的有效手段。体育对城市来说有很强的吸引力，可以帮助城市重新定位，例如上海F1比赛的举办，对上海城市整体地位的提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再比如很多工业化成熟的城市，利用体育可以转变工厂和制造业缺乏吸引力的弊端。此外，体育的吸引力是广泛的，因此，以体育作为一个地方发展旅游的形象特质，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
二是体育赛事的经济影响力，这和第一点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也有它独特的问题。世界各国、各城市对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如奥运会、世界杯、亚运会、英联邦运动会等的兴趣在近些年急剧增加，这与体育场馆对于城市再生、体育赛事对于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密切。然而，Chalkley and Essex的一项研究认为，不同的城市，在战略、投资和努力程度上的不同，利用大型体育赛事刺激经济和城市发展的效果也不同。因此，在利用体育特别是大型体育赛事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有几点要注意的：第一是公私协力，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是经济上成功的奥运会往往都是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公共投资较低的那些。因此，过度依靠公共财政对大型体育赛事进行投资往往会出现后期的负债和经济上的负增长，如蒙特利尔，而这方面做得较好的当属1984年的洛杉矶。第二，是大型体育赛事的战略制定着眼于本地的需求，把本地经济体的增长作为优先考虑的事项，这一点如东京和首尔所做的。第三，政治愿望和政治影响力往往也会导致经济的大幅增长，这方面当属巴塞罗那和北京奥运会做得最好，巴塞罗那要表达加泰罗尼亚自治的政治愿望，而北京则要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和重新走向世界舞台的愿望。
三是体育对经济发展整体的影响力。体育经济意味着政府应该认真对待体育，把体育看作是一种资产，而非成本。这一方面涉及的是体育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于其发展机制来说，关键的路径是要说服政府，体育是一个“产业”，应该给予重视，而不应该将其视为城市发展的附属品或者是一种负担。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体育产业研究中心曾经指出，体育产业比一般的文化创意产业如音乐、电影、表演艺术、广播、电视和出版等相比有更大的经济价值，体育对税收的贡献超出对它进行的公共补贴。也就是说，体育产业对政府、对公共财政来说是投入产出效益更突出的。
四是人口问题，即活力更加充沛、身体更加健康的人口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肥胖和慢性病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制约以及鼓励投资发展体育活动。肥胖和慢性病对国家经济发展造成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的成本增加：一是国家用于公共卫生系统的直接费用增加，二是因休假和造成的生产力损失而产生的间接费用，三是过早死亡造成的损失。因此，体育活动是有效解决这一巨大的经济成本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开始更多地关注和呼吁相关政策来提升国民健康水平。特别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如青少年的身体锻炼和健康促进问题。无疑，增加体育活动，发展体育将有助于减少某些群体的医疗费用，减少因此给国家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2.3在社会再造方面的功能定位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西方的主流思想中，一直认为体育参与能够滋生更多更积极的公民，或者比较积极地参与体育与娱乐活动的人，更有可能在社会的其它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得不质疑这一政策或想法的局限性，因为首先那些最有可能经常积极地参加体育运动的人，往往都是经济社会地位比较优越的阶层，他们受教育的时间和教育水平都相对较高，体育运动本身就是结果，而非他们更多地发挥社会积极作用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反思的关键是体育的社会功能的反思，核心概念则是社会资本。
普特南是研究社会资本方面成果最为突出的西方学者之一，在他看来，社会资本不仅包含个人层面的社会网络关系，还包括了整个社会群体内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所以首先，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社会其政策效果越明显，也越容易实现犯罪率的降低、虐待儿童事件的发生几率下降以及国民健康水平的提升等社会目标。其次，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社会，政府的社会压力会减轻，政府的本位主义也会减弱。
社会资本取决于人们从哪个角度看待它。通常政府都会采取一系列的社会干预措施来加强社会管理，争取实现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这些政策措施里通常也会包含体育的方面，例如中西方都有的“全民健身”政策。然而，这样的政策常常是忽视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变革。比如说，很多政府在推行全民健身政策的同时，往往要应对城市扩张、公民生活压力，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代际差异等社会结构问题，所以，很多全民健身政策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体育政策要如何回应。首先要积极寻求多种途径通过有目标的针对社会弱势地区，来增加体育参与的广度。第二，要强调体育的志愿精神，发挥民间体育社团的积极作用，培养“积极的公民”。对于有针对地进行体育参与广度的扩展，实际上牵涉到了公共体育服务的普适性以及平等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不应该仅仅将体育看作是健康促进的问题，应该挖掘它所带来的积极参与社会、防止犯罪等功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体育政策更应该强调个体的体育爱好者发挥其积极的公民态度，也就是志愿精神，同时要强化体育社团的草根性。体育真正要发挥的是作为一种联结资本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还存在着显著差异的中国社会而言，体育的社会资本贡献作用更加重要。在农村，倘若体育俱乐部或民间体育组织能够挖掘潜力，组织体育活动，那么它的社会文化功能，包括公民自我领导、自我参与和社会技能的发展，对一个农村社会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健康促进、社会网络的建构以及社会认同都有积极的作用。虽然实践者们并不清楚社会资本为何物，对它的概念也是模糊的，但是，在实践中，体育恰恰有助于打破社会场域中的信息闭塞结构，并让政策制定者们重建信心来增强社会凝聚力，这就是体育作为联结资本的意义。 2.4在国家认同方面的功能定位
首先要强调的是国家认同不能等同于简单的“为国争光”。国家认同这一概念源自于行为科学时期，之后被经验政治学用来处理国家发展与整合问题，西方学者安东尼·史密斯认为，国家认同基本需求应该具备以下几点：
（1）一个历史的领土或国家；（2）共同的深化以及历史记忆；（3）共同的大众文化；（4）共同担负的法律权利与义务；（5）休戚与共的经济利益。不能否认，国家认同在本质上是属于多面向的概念，现如今谈到国家认同是什么的时候，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尽相同的答案。但基本上，“族群关系”、“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政治社会经济体制”是三个核心要素。族群关系是指一个人由于客观的血缘连带关系或主观认定的族裔身份，进而对特定族群产生一体感；文化认同则是指一群人由于分享了共同的历史传统、习俗规范以及无数的集体记忆，所产生出来的归属感；最后，制度认同，其所指的是一个人对于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有所肯定而产生的政治性认同。
全球化同时指涉世界的压缩以及增强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这两者凝结了20世纪的全球相互依赖、全球整体意识。世界在全球化的加速过程中，具有文化和反思的基本特征，且遵循一个不可改变的逻辑，而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当下的世界不断被压缩，而且它的主要成分——民族社会及国际体系——正遭到多元文化与多元族群的内外抑制，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与集体的“自我”及“他者”的辨认变得非常复杂。人们对于全球化过程有“世界主义”和“本土主义”两种不同的态度，本土主义者的文化观念，总是根据当地生活的界限，而世界主义者则打破这种界限，在世界各地移动，希望能够融入其他不同文化。不过多数人是没有世界主义的态度的，就如奥运会这样最富盛名的体育赛事，仍然还是要按照国别进行比赛，于是我们就会在体育中强烈地区分“自我”及“他者”，这就牵涉到我们如何看待西方体育文化和本土的体育文化建构。
随着中国在世界体育舞台争金夺银，随着中国体育健儿不断地、愈加深入地融入到世界体育大家庭中，我们也在潜移默化地吸收、学习和消化来自西方的体育文化。相比较物质的奖牌，以及奖牌所能带来的民族激励作用，国家体育发展政策应该更加注重体育在国际舞台上的建构功能，建设与建构本土体育文化，才能更好地体现体育在国家发展中的这一重要功能。
3.结语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和业者开始关注体育性质和内容的丰富变化，很多成果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体育全球化、体育的国际化、体育的商业化、国家政府参与体育发展、体育的传播和扩张等此类话题上。虽然这些研究关注的点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则在于体育政策，以及体育变革的步伐。本文从体育在国家发展中的功能定位切入，参与体育政策的改革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