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调查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并探讨社会支持、乐观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社会支持、乐观和生命意义感量表对45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有61.8%的大学生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9.0%的大学生缺乏生命意义感；（2）乐观在朋友支持与生命意义感、他人支持与生命意义感间起完全中 []介作用，家庭支持对生命意义感具有直接预测作用；（3）乐观在他人支持与生命意义感间起调节作用。结论：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不容乐观，生命教育不仅要重视社会支持等环境因素，更应该从个体积极心理品质入手。
关键词 大学生 生命意义感 乐观 中介作用 调节作用
分类号 B849
1 问题提出
生命意义是指人们领会、理解自己生命的含义，并意识到自己活着的目标、任务或使命。生命意义感的确立关系到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诸多方面，不仅可以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希望感、积极情绪、心理健康等积极心理状态，还可以负向预测抑郁、自我认同危机和自杀意念等消极心理状态。
伴随生命意义研究的深入，生命意义来源的研究得到了青睐。虽然研究结果尚未统一，但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来说，关系始终是最重要的生命意义来源之一。良好的社会支持为生命意义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是影响生命意义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具有良好社会支持的个体会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适应状况、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较低的消极情感。但社会支持是如何影响生命意义的实证研究却极少，特别是其中的内在机制尚未揭示出来。
人格能够较好地预测生命意义，且在社会支持及生命意义之间发挥着驱动力的作用。乐观作为人格中重要的积极心理品质，被定义为个体在总体上对未来积极结果的期待，能帮助个体从危机中发现益处，保持和恢复个体对生命目的和价值的看法。一方面，当社会支持系统缺失时，个体倾向于消极地评价事情发展趋势与结果，形成负面认知图式，从而降低幸福感及生活满意度，甚至失去生命意义感，乐观在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之间可能发挥着中介作用。另一方面，高乐观者能够高度感知环境中的社会支持，对自身及将来形成正向积极的感知，产生高生命意义体验，乐观也可能调节着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问关系的强度大小。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拟考察社会支持、乐观和生命意义感三者的关系，试图探索其中的中介和调节效应。
2 研究方法
2.1被试
选取四川省3所高校大学一年级至三年级480名大学生参加测试，获得有效问卷458名，有效回收率95.42%。年龄范围18-23岁；男生258人，女生200人；农村275人，城镇183人；地震非灾区345人，地震灾区113人；理工科268人，文科145人，艺体45人；大一210人，大二159人，大三89人。
2.2研究工具
2.2.1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姜乾金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将“领导、亲戚、同事”改为“老师、亲戚、同学”。量表共12个条目，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他人支持三个分量表组成，每个分量表含4个条目，各项目采用7点计分法。社会支持总分由各量表的得分累计而成，分数越高，得到的总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2，量表效度较好：各项目在其所属维度的载荷介于0.51-0.81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整体拟合指标x2/df=3.42，NFI=0.93，TLI=0.92，CFI=0.95，IF1=0.95，RMSEA=0.07，符合模型拟合标准。
2.2.2乐观量表
采用美国Scheier和Carver（1994）编制《生活取向测验修订》。量表共6个条目，包括3个正向描述和3个负向描述，采用5点计分法。把负向描述的题目反向计分，然后所有题目相加求出总分。得分越高，表示越乐观。本研究中，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2，量表效度较好：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整体拟合指标x2/df=1.04（<5），NFI=0.94，TLI=0.99，CFI=0.99，IFI=0.99，RMSEA=0.01（<0.08），符合模型拟合标准。
2.2.3生命意义量表
采用王孟成、戴晓阳等人（2008）修订的《中文人生意义问卷》。量表共10个条目，由生命意义体验与生命意义追寻两个分量表组成，每个量表含5个条目，各项目采用7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越强。本研究中，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4，量表效度较好：各项目在其所属维度的载荷介于0.66-0.83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整体拟合指标x2/df=3.40，NFI=0.93，TLI=0.93，CFI=0.95，IFI=0.95，RMSEA=0.07，符合模型拟合标准。
2.3施测和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匿名作答，所有问卷当场回收。将所有数据录入后，运用spss16.0和Amos18.0进行统计分析。
3 研究结果
3.1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总体水平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均分为47.55，标准差为7.19。按照“得分在38分以下的个体表示具有低水平的生命意义，得分介于38分与51分之间的个体表示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得分在51分以上的个体表示其生活具有明确的意义”标准，本次调查显示，有29.3%的大学生具有明确的生活意义，有61.8%的大学生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9.0%的大学生缺乏生命意义感。
3.2社会支持、乐观与生命意义的相关分析
对研究中的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所示。由表1可知，本研究中社会支持及各维度、乐观、生命意义两两之间的相关均达到显著水平（p<0.001）。说明各变量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分析。 3.3乐观在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之间中介作用分析
如果自变量X通过影响变量M来影响Y，则称M为中介变量。本研究以社会支持中的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三个维度为自变量，以乐观为中介变量，以生命意义为因变量，建立完全中介的假设模型1。考察该模型的拟合程度，输出结果显示，家庭支持乐观这一路径关系的CR值小于1.96（p>0.05），故删除该路径关系，并对模型进行修正，得到修正模型2（见图1）。模型1和模型2的验证结果见表2所示。
一般情况下，RMSEA小于0.08，RFI等指标在0.90以上，所拟合的模型是个好模型。由表2可知，模型1的x2/df大于2，未达到结构方
程模型的拟合标准，故放弃。模型2所呈现的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表明可依据模型2的路径来对社会支持和乐观对生命意义的影响进行解释。其标准化路径图见图1。
根据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值分析，结果见表3所示。家庭支持对生命意义的直接效应量为0.13，乐观不起中介作用；乐观在朋友支持与生命意义间起中介作用，效应量为0.027；乐观在他人支持与生命意义间起中介作用，效应量为0.021。
3.4乐观在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间的调节作用分析
如果变量Y与变量X的关系是变量M的函数，称M为调节变量。为了考察乐观是否影响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的关系，根据温忠麟等人建议的方法，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对乐观在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之间的调节效应进行检查。（1）将研究中各变量取z值进行去中心化，从而避免共线性的问题；（2）以生命意义为因变量将各变量依次纳入回归方程中：第一步将自变量（各社会支持维度）纳入分析，第二步将乐观纳入回归方程，第三步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构成的调节项（社会支持×乐观）纳入回归方程中。考察两者的交互作用，如果该项的效应显著，则表明调节效应显著。结果见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以他人支持为自变量，他人支持×乐观为交互作用项时，交互作用项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这说明，乐观可以调节他人支持下的生命意义感，交互作用项可增加解释9.3%的变异。而以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为自变量时，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这说明，乐观不能调节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下的生命意义。
为进一步分析乐观在他人支持与生命意义间的具体调节作用，将乐观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被试界定为高乐观组，乐观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被试界定为低乐观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结果发现，在低乐观组中，他人支持不能显著预测生命意义，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09，（t=0.737，p=0.465>0.05）；而在高乐观组中，他人支持则能显著预测生命意义，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517，（t=5.166，p=0.000<0.001）。这说明，与低乐观的被试相比，高乐观的被试生命意义感更容易受到他人支持的影响。
4 讨论
4.1大学生生命意义状况
本研究显示有61.8%的大学生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9.0%的大学生缺乏生命意义感，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不容乐观。这与李旭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本调查得到有明确生命意义的大学生比例稍高，可能是因为所用研究工具不同所致。大部分大学生缺乏明确的生命意义感，表现为无主动寻找生活目的的意愿，生活空虚、无意义。当今大学生常感到精神疲惫、生活乏味，以至对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产生怀疑。这样的生命态度可能成为大学生人生发展上的重大隐忧，反映出生命教育的必要性。
4.2乐观在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间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本研究显示社会支持、乐观与生命意义感各变量之间两两相关均非常显著，表明大学生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使其获得更高的生命意义感，乐观也具有同样的作用。这与以往对大学生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社会支持对个体的适应状况有普遍的增益作用，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个体的适应状况越好，生活的幸福感越高，从社会环境中体验到的生命意义感也越高。同时，乐观者倾向于做积极正向的预测，能努力从事件中寻求收获和成长，看到生活的积极面，从而获得更高的生命意义感。三者之间显著的相关关系为后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检验奠定了基础。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显示，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通过乐观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而家庭支持可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可见，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作用机制不同。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能提高大学生的乐观水平，进而影响生命意义感。对于大学生而言，长期住校使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局限在学校，更容易受朋友及学校层面社会支持的影响。一方面，当大学生体验到更多的朋友及他人支持（如朋友的关心、老师的表扬、同学的帮助）时，会增强其对自身及未来的积极正向的感知，他们会以更乐观的态度对待生命，珍惜并感悟他人的关怀，进而提高生命意义感。另一方面，生命意义是个人主观建构，个体会按照自己的人格特质有选择地对事件进行认知加工。乐观水平较高的大学生因其积极的认知，能高度感知社会支持，更愿意接受来自朋友、学校及同学的支持，并且他们能正确地对这些支持进行评价，同时伴随着一定的生命情感体验。而家庭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一环，则不通过乐观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这与高正亮等人以中学生为被试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虽然乐观形成于儿童期，受父母乐观榜样及提供的应对策略影响，但大学生与中学生群体有所差异。大学生自我意识及独立性进一步增强，他们更容易受朋辈关系影响，从朋辈处学习乐观的认知重建策略及积极的应对策略，使乐观品质在大学期间得以完善，但不愿受制于父母权威的影响。因此，家庭支持对大学生乐观有影响，但却无法直接预测。然而，本研究显示家庭支持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家庭环境不仅是影响子女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也与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有紧密联系。良好的家庭支持，不仅能使子女体验到生命的美好，唤醒他们愉悦的生命情感，找寻自己的生活目标，还能使子女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更愿意自主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反之，成长在父母忽视环境中的大学生，时常感到焦虑、恐惧、带有挫折感，对待生活缺少成就感，对于生活目标缺少自己的主见。本研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家庭是大学生获得生命意义的重要来源这一观点。 调节作用检验结果显示，乐观在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中不起调节作用，在他人支持和生命意义感间起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在乐观水平较低的大学生中，他人支持不能显著预测生命意义感，而在乐观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中，他人支持能显著预测生命意义感。这可能是因为，高乐观水平者对社会支持高度敏感，且善于从生活中发现正性的信息，当能从老师、同学处获得良好关系时，就能迅速提高其生命意义感。而低乐观水平者通常压抑关于事件的想法，采用回避和否认的应对策略，当他人关心支持时，不愿与他人交流，甚至可能会拒绝他人，因此难以提高生命意义感。但乐观作为调节变量的解释量不高，可增加解释9.3%的变异，这也可能是统计误差所致，这在
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讨。
同一变量的中介和调节作用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当某个变量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同时具有中介和调节效应时，意味着自变量既通过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因变量，同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又取决于中介变量。在本文中，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社会支持通过提高个体的乐观水平进而影响个体生命意义；调节效应模型则区分出不同乐观条件下，社会支持对生命意义的不同影响。综上所述，乐观是社会支持影响生命意义的一个桥梁，且会改变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的方向和强度，是个体健康成长的重要资源。
4.3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教育的启示
本研究针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欠缺的现状，探讨了乐观在不同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作用。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既受个体所处社会环境（如社会支持）影响，也受个人素质影响。乐观等积极心理品质在环境与 []行为后果之间承担着重要的心理保护机制。因此，在开展生命教育时，一方面应该为大学生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给予更多的关爱和支持。同时，家庭支持对生命意义的直接预测作用反映出通过家庭进行生命教育的必要性。教育工作者应引导父母增强对子女的情感支持与鼓励，使子女在家庭中体验更多的亲情和责任，进而激发他们的生命信念，提升生命意义。另一方面，可以引入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关注、探索和培养大学生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和积极的潜能，引导和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形成积极乐观的认知策略，以提高大学生生命意义感。
5 结论
（1）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不容乐观，有70.8%的大学生没有明确生活目标甚至缺乏生命意义感。
（2）乐观在朋友支持与生命意义感、他人支持与生命意义感问起完全中介作用，家庭支持对生命意义感具有直接预测作用。
（3）乐观在他人支持与生命意义感间起调节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