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托马斯·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系列在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的同时，揭示了在面对"欲望 "与"现实"这一人类终极矛盾时作者流露出的乌托邦情结─"美好的愿望而没有现实的根基"。本文将从研究个体存在的角度，分别从宗教和审美两个方面，揭示《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中哈代的乌托邦思想。
关键词：乌托邦;宗教;审美;哈代
一、关于乌托邦与"乌托邦"文学
"乌托邦"最初是由英国政治家和小说家托马斯·莫尔爵士所造的一个岛国的名称。在其1516年用拉丁语创作的小说《乌托邦》中首次使用。该词由两个希腊语的词根组成："没有"(ou)和"地方"、"处所"(topos), 在拉丁语中意为"乌有之乡"，或"不存在的地方'。这个词包含 "理想"、"美好"和"虚幻"、"飘渺"两层涵义。如西方之所谓"白云布谷乡"或中国所谓的"桃花源"。"乌托邦"因其本身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已超越了单纯的语言层面，被冠以广泛的社会学和哲学涵义，成为人类追求一切美好事物、建立稳定、统一的理想社会的各种社会和文化思想活动的代名词。它上升为一个专门的术语，主要是20世纪的事。在文学批评领域成为了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概念。而在哲学领域主要是由恩斯特·布洛赫拓宽了它的概念内容，使它上升为一个具有普便意义的哲学范畴。本文所提及的"乌托邦"仅限于文学批评范畴。 因西方文明对希腊文化的"母根"情结，西方学术界基本认可将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乌托邦思想的起源。与乌托邦密切相关的"乌托邦"文学"一般认为指的是试图描绘人类社会最理想方式的纯理论作品"。⑴作为文学的乌托邦作品有意大利思想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培根的《新大西岛》(1627)、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2000-1887》(1888)。乌托邦文学/小说作为一种亚文学现象"形成了一条少有间断的传统"。⑵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阿道斯·郝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1932)、叶·扎米叶京的《我们》被视为反乌托邦三大经典。正如姚建彬在《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乌托邦自诞生之日就经历了"转喻、隐喻、换喻的过程"，因此应当区分"实体乌托邦"和"价值乌托邦"，把它视为研究存在的一种方式和人类思想价值的终极导向。
二、对基督教的超越─宗教乌托邦
宗教乌托邦主要探讨人和神的关系，正是基于人类自身的不完美性，才激发了人们渴望完美和超越现实的愿望。基督教中的伊甸园和耶稣对人类的"拯救"等等"超出自然的精神归宿和行为方式就是宗教乌托邦"。⑶ 虽然哈代深受达尔文"物种起源"学说和无神论思想的影响，基督教对他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哈代研究专家F.B.皮尼恩曾指出"没有别的作品，甚至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能像《圣经》那样对哈代的思想和性格有着如此深远而持久的影响"。⑷ 迄今为止，对《德伯家的苔丝》中所体现的宗教思想性研究基本可概括为它体现了哈代对基督教持批判与继承的态度。而对于其深层次的原因鲜有提及。笔者认为，哈代宗教思想的形成经历了认同、怀疑、超越的过程，并最终体现出宗教乌托邦的特点：理想的实现依靠人们心中上帝理念和人的爱心来实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以下就哈代宗教思想形成的三个阶段分别展开论述。 Marlene Spinger在Hardy's Use of Allusion 中指出，哈代称自己为churchy─遵从教会的，not in an intellectual sense,but so far as instincts and emotions ruled(从内心深处是信仰基督教的)。可见，哈代对基督教是认同的。从他各个时期作品对《圣经》的引用和再现，可见作者终生都没有放弃基督教的理念与价值观。《德伯家的苔丝》作为 "威塞克斯"小说系列的代表，运用了大量的《圣经》意象。朱林在"《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圣经》人物原型"一文中分析作品中出现的天使、撒旦魔鬼、祭品和魔鬼、利亚和拉结等四种圣经人物意象。
正如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安吉尔那样，虽然受到无神论的影响，最终未能摆脱基督教的理念。而另一主要人物苔丝的坎坷经历，则与耶稣基督有许多相似之处，苔丝对安吉尔，就像耶稣对上帝一样忠诚、无怨无悔、心甘情愿接受磨难。哈代对基督教态度的改变始于1860年在剑桥大学古典文学学者荷雷斯·穆尔的推荐下，阅读了对正统的宗教观念和教义提出批评的论文集《论文与评论》。他说，"我认为仁慈的上帝理论已受了几千年的考验，结果产生现在这种不体面的、声名狼藉的局面的，恰恰是这个基督教印象最深的欧洲大陆!"对基督教压抑和扼杀人性的罪恶在多部作品中均有体现。《苔丝》中安吉尔最能代表哈代对基督教态度的改变：他违背父亲让他做一名牧师的愿望，对基督教进行否定。并表示"要是它的思想不能从没法拥护的'供养上帝来赎罪'那种观念里解放出来，我就不能忠诚老实地受委作它的牧师。"⑸ 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社会进步思潮的影响，使得他不再相信基督教教义中某些违背人类发展的刻板理论。苔丝死亡场景的异教色彩更加凸显出对基督教的否定。苔丝的死亡隐喻了她是为光明(Clare)而死的，她并非逆来顺受、死而复活的耶稣，她有叛逆和反抗的精神。哈代对基督教的复杂心态不能用宿命论、进化论或叔本华的悲剧思想来笼统地解释，他对基督教的批判与继承的内在根源显示出宗教乌托邦的特点。张轩在"《苔丝》中哈代的哲学思想及其美学意识"一文中，提出了哈代不协调的美学观。笔者认为，这种不协调的美学观是对基督教精神的超越。正如张中载在《托马斯·哈代》中指出"哈代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他从信仰上帝到抛弃上帝;他最初受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影响，后来又受到叔本华的内在意志力论的影响，最后形成了自己的进化向善论或社会向善论。"⑹ 而这种向善论呈现出一种"宗教乌托邦"的特点:哈代最终坚持苔丝是纯洁美好的化身，进一步说明他希望摆脱基督教"原罪说"，超越现实，建立"上帝城"的美好愿望。
三、对死亡的超越─审美乌托邦
对于苔丝性格特点的研究一般认为她体现了哈代的女性观：完美与纯洁的化身，往往只注重她性格中自尊、坚忍或叛逆的一面，而往往忽视了她性格中的另一面：自卑。郑佳燕在"心理学视角下苔丝的自尊与自卑"一文中分析了苔丝自尊与自卑并存的性格特点, 但是对于产生双重性格的原因未作深层次的分析。对于苔丝的双重性格的描写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与黑桃皇后争吵后，苔丝跳上马背那一刻的骄傲;当亚力向她求婚时，她经不住偷偷地想，如果自己接受亚力，"就可以完全摆脱去从地位，不仅仅是摆脱眼前压迫她的场主，而且可以直起身子去面对这个看不起她的社会。"这种自卑感与自尊心混合起来，构成了她身上那种伊芙琳·哈代称之为"难以言说的自我牺牲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容易落得悲惨下场。"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人有以爱欲为主的生本能和侵犯欲占统治地位的死本能。其"人格三重说"指出，作为介于"本我"和"超我"之间的"自我"遵循现实法则，协调"本我"欲望的冲动和"超我"对"自我"本身的监视。苔丝悲剧的根源从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是"本我"与"超我"或本能与欲望之间的冲突。哈代本人曾对悲剧做了如下的论述："悲剧，简单地讲，可以这样说，表现个人生活中的一种状态，他的本能与欲望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悲惨的结局。"⑻ 苔丝与生俱来的"贵族"情结与卑微的家庭环境造成了其"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从心理学角度诠释了苔丝的双重性格。她最终的死亡就是哈代对于欲望与本能冲突的一种文学隐喻：内心的欲望是其毁灭的诱因。然而，对于苔丝死亡的意义，不能简单理解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女性的压抑或基督教对人性桎梏的控诉，它更具有古希腊悲剧的"荡涤"和"升华"的意味。死亡使她最终超越了肉体的羁绊，获得了形而上的超越。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那样： "死的本能最能体现本能的一般属性，即生命开始前的状态，因为人的原生状态便是生命尚待开始的状态"，因此，"一切生命的目标就是死亡"。这与庄子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些研究者认为，哈代晚期作品如《无名的裘德》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异化的揭露已使其具有现代性的特点，而笔者认为哈代虽然不同于劳伦斯倾向于从"性"的压抑和解放角度来理解人类的存在，但就他对于"爱欲"对个体解放的力量已超越了单纯的现代文学对于人的存在及其价值的界定。就裘德而言，他个人的悲剧则更是一场"灵与肉的炼狱"，作为资本异化的牺牲品，个人的欲望不断受到压抑，并最终走向毁灭。裘德的悲剧意义并非仅仅停留在基督教对人性的压抑或资本社会对人的异化现象的批判，更深层次的含义则在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个体存在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矛盾是否应当以牺牲前者作为唯一的解决方法?如果从个体存在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苔丝和裘德的死亡，就会发现哈代的悲剧观最终呈现出超越现实的乌托邦色彩。弗洛伊德基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相悖曾提出"二律背反"论，认为文明是压抑人性的产物，因此对其提出了批判。而作为绘制"存在的图"的小说家，苔丝和裘德的死亡可以理解为哈代对于艺术超越死亡的审美乌托邦的一种隐喻。这与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代表的马尔库塞所提倡的"爱欲解放本体论"和"艺术审美乌托邦"，在本质上是趋同的：两者都指出了审美─艺术"是通往非压抑性文明的乌托邦实现人类解放的有效途径注定对于艺术的追求从艺术的角度，超越现实的存在，获得终极的解放"。⑽ 乌托邦虽具有想象性，但其积极意义在于，它始终是以"批判、否定现存制度和既定秩序的'他者'的形象出现的"，⑾ 包含人类对于完美、理想、自由的精神冲动和追求，因而是一种对人类存在价值的超越。
四、对"乌托邦"思想的反思 哈代身处英国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更替的年代，对处于时代变迁、宗教和价值体系受到挑战中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及其意义的思考贯穿了其整个创作生涯。晚期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与《无名的裘德》的主题和人物描写体现出作者本人"超越现实"的悲剧观，也是其乌托邦创作思想的写照。 对"人类存在的本质是什么?"这一具有本体论命题性质的问题的思考一直是西方哲学家所关注的目标。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笛卡尔、叔本华，再到现代的尼采、海德格尔及萨特乃至后现代的福柯、哈贝马斯等等都对"存在"的本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作为研究"存在"的一种手段，文学作品少了哲学理论的抽象思辨，又因其表达媒介─语言的隐喻特质，因而增添了其"解蔽""澄明"的功能。米兰·昆德拉曾说过"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可见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从审美的角度，为人们理解个人存在及价值提供了一种艺术手段，是对存在的研究与揭示。而作为亚小说文学的乌托邦文学无疑在研究人的存在方面具有预示性。卡尔·曼海姆曾对乌托邦做出如下评述"人类意志的衰竭，放弃乌托邦人就会失去创造历史的意志，从而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 人类的生存和历史更佐证了"乌托邦是一种最古老又最年轻的存在主义哲学"，因此"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乌托邦"。⒀ 乌托邦因其"尚未(not yet)"的特点，为人类实现 "理想王国"获得"诗意的栖居"提供了美好的期许，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样正因其过多的脱离现实的"虚无缥缈"性，乌托邦文学受到包括"反乌托邦文学"作家在内的不断的批判与解构。对此，笔者认同姚建斌的观点：乌托邦应当作为一种价值尺度来理解，因此它不具有实体性，不可被具体化。这一点与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时相同的("现代性最初是代表光明和理性，在后现代语境下却演变为"危机和困惑"的代名词。")⒁ 乌托邦本身伴随人类的成长和繁衍，已成为烙在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历史印记，它也许活在每个人的心中，是关于人类存在的共同的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