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城兰州，老人们都记得安宁有条“李蒸路”，记得那个和他们一起吃干馍馍而不愿当国民党教育部部长的李院长。而在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些老教授的记忆里，也常常会浮现出那位受命于危难，率众西迁，在西北大地上播种现代文明，后又为恢复北平师大而全力以赴的老校长——李蒸。
李蒸(1895〜1975年)，字云亭，河北唐山人，我国著名教育家。192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2〜1937年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1937〜1944年为西北联合大学四位常委之一、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李蒸一生矢志师范教育事业，是我国著名的师范教育家。他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于抗日战争期间，在陕甘后方缔造经营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他被称为西北高等师范教育的拓荒者，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
西北师大的守卫者与建设者
1930年2月1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委任李煜瀛为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为代理校长。李煜瀛始终没有到校。李蒸在该校同学会代表催请下，于1930年2月26日，到校就任。之后，他离开北平师大，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从事社会教育工作。1932年7月19日，他再次出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任职期间，他顶住各方压力，与全校同仁一起对学校进行大力整顿。经过数年努力，终使北师大成为堪与国内一流大学齐名、在教育界占有人所公认的一席之地的高等师范教育最高学府。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京城各大学陷入困境。在许多人对师大是否尚能存在产生疑虑时，李蒸斩钉截铁地说：“我可以告诉诸君，如若万一无办法时，在北平不能办大学，在别处仍可以办。到那时，组织规模或者不能与现在一样，而生命则无论如何是不会断的。”李蒸始终为保全北师大的生存而奋争。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命北平师大、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为避难，临时大学又迁往陕南汉中、城固一带。1938年4月，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原北平师范大学改为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后改为“师范学院”。1938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将西北联大分解。西北联大师范学院独立设置，更名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李蒸任院长。
1940年4月，国民政府鉴于城固地处偏僻，高校太多，而甘肃高校太少，迫切需要培养中学师资以发展教育，因此下令西北师院再迁甘肃兰州。1944年，西北师院完成了迁校工作。20世纪40年代的大西北，地瘠民贫，交通不便，文化教育极其落后。甘肃省当时只有一个甘肃学院，青海、宁夏、新疆尚无大专院校。西北师院的西迁，使甘肃拥有了第一所国立大学，对于西北来说，有着重大意义。
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八年，李蒸带领师生西奔西安、南迁汉中、北上兰州。这所学校就像一只飞鸟，忽北忽南，忽西忽东，常在风中摇曳，为栖息而犯难。虽因战争威胁，学校颠沛流离，但李蒸始终站在第一线领导学校工作。战时物价飞涨，生活异常艰辛，师生们“戴的是‘怒发冲冠’的帽子，穿的是‘脚踏实地’的鞋子和‘空前绝后’的袜子”。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李蒸指挥了有名的师生翻越秦岭的徒步南迁，绘出了“文军长征”的伟大画卷;并在兰州十里店这块处女地上拓荒，为甘肃人民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大学城”，结束了甘肃无大学的历史。李蒸带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生，凝练爱国激情，期盼民族复兴，陶冶情操意志，创造师范文化。西北师院初迁到兰州的时候，环境恶劣，资金短缺，李蒸带领全体师生白手起家，同甘共苦。艰苦的生活磨炼了师生的意志，形成了“刻苦耐劳，诚朴笃实，埋头苦干，不尚宣传”的良好校风。民国教育部曾派员视察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考察结论为：“该院校风纯良，学生颇知勤学，师生情感融厚。……研究工作成绩颇著，均堪嘉许。”
李蒸办学处处体现“人本”“校本”教育思想，创造和谐与亲和，以在战争状态下提高学校的凝聚力。他说：“同仁相处都是互相敬重，尤其对待教授要格外有礼貌，保持吾国尊师重道的风气。做校长者接事之后第一要事，就是取得原有教职员的合作。……相处之道必须是‘亲爱精诚’‘互助合作’，然后方能协调融洽，以增进教学效率。”他就是秉持着这样的教育理念兢兢业业办学，赢得了广大师生和西北人民的尊敬。
以教育振兴西北
西北师院迁到兰州后，李蒸认真分析了当时西北的社会文化情况：“关于教育与研究事业之促进，我们认为在西北地区是基本建设中之基本。过去西北的教育太不发达，研究工作更未提倡，这是因为西北交通不便，生活比较困苦，不但外界人才不肯多来，而本地人才亦多外流，同时政府亦因利趁便发展东南及沿江沿海一带，所以西北不幸而落后。”而“本院为西北地区师范教育最高学府，其使命不仅限于课室教学及狭义的师资培植……实有参加整个西北文化建设之任务” 。因此，他提出西北师院参与西北文化建设的具体任务：第一，对西北教育事业的促进，可分为质与量两方面。质的方面首先须注意师资训练，量的扩充首先是加速增设学校，扩充国民教育，其次为大量办理民众学校及应用社会教育方式，以求成人教育之补习。第二，以西北文化、考古、史地及家田、水利、矿产、畜牧等项目为重点研究对象，从速探讨，以开发研究与教育工作相辅而行。第三，重视西北文物之发扬与古物之保管，整理与创作富有民族精神的西北民间文学及艺术作品，以影响风气，改进人生。
在他的大力倡导下，西北师院的师生深刻地认识到，开发西北的工作，最重要的还是“人才之培植与延揽，而由教育建设以培养人才为根本之途径”。后来，李蒸又在《西北日报》上发表一篇关于西北师院历史使命的文章，进一步重申西北师院在西北社会中担负的重任：恢复民族固有道德;提高西北文化水平;推进西北公共教育;供给人民精神食粮，发扬民族精神。与此同时，他划定师院附近的孔家崖国民学校及十里店国民学校为推广社教之中心。此实验区办理补习教育，利用夜晚举办男女培训班;提倡新生活，宣传引导民众过整洁、简单、朴素的生活，发扬“四维八德”精神;成立宣传队，把夜晚收听到的广播新闻，择要写成简报，张贴在街市中心，并向群众讲解，以激励民众爱国情操;参加国民月会，给群众讲解时事与地方政令;配合节日庆祝活动，宣传其意义，高涨民心士气;破除迷信。这些活动在附近的民众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些老人至今还常常念着李蒸的名字。
在李蒸“以教育振兴西北”的感召下，西北师院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聘请了一批著名教授来兰州任教，研究和保护文物，参与西北的革命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45年11月，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授予李蒸在北平师大、西北师院连续服务15年以上的“乙字第一号奖状”。
培养人才为根本之图
李蒸认为,西北开发涉及方方面面,举凡有教育、学术、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等等,但归根结底“最重要者为人才之培植与延揽”。他在《略谈西北文化建设》的文章中深刻地指出：“由教育建设途径以培养人才自为根本之图。”在西北实际开发过程中,无论是文化建设与开发,还是天然富源的开发,均与人才密切相关。但是,人才成长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短时期内难望有大量的成就”。然而,西北开发,时不我待。所需要的人才应当如何解决呢?李蒸认为,可以通过两方面的途径解决,一是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开足西北各省各学校的马力,多培养人才,使他们投身到西北开发的伟大运动中去,为西北开发贡献自己的力量。二是引进人才。由于培养人才需要较长的周期,而西北开发在即,所以西北各省应当“设法招致各地人才来西北工作,实为当务之急”。他主张构巢引凤,重视人才,招致人才,稳住人才,发挥人才在西北建设与开发过程中的作用,让他们在西北开发的伟大运动中建功立业。李蒸指出:“西北各省当局及地方人士当早注意及此,惟招致人才来西北工作,不但应优厚其待遇,且应布置适当生活环境,使来西北者留住西北,在精神物质两方面均能安心工作,满意生活。否则,全国各地均在竞争人才之吸引,西北环境比较困苦,人才容易外流。”
李蒸曾多次强调,西北师范学院肩负着西北开发的历史使命,在抗战期间招生应尽可能向西北各省倾斜,以保证为西北各省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在新生的报告会上和毕业生的派遣上,他都反复强调要师范生扎根西北,为西北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就是西北师范学院“应负之责任”,也是全体师范生应负的责任。他在1943年的西北师范学院毕业纪念册序中强调说:“诸君毕业之后,当以西北为服务领域,下定决心,争先恐后,同在西北工作”,“切不可仍蹈故常,竞赴通都大邑,求交通之便利,图个人之安逸,而置国家民族大计于不顾”。陆润林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李蒸和北平师范大学师生“历经千辛万苦,在西安、陕南、兰州一带,克服一系列困难,解决师生员工和学生的住宿、生活、基本教学物质条件,让学校继续维持上课。从而,为抗日救亡运动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输送了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同时,把我国平津一带第一流专家、教授西迁到西北地区,把我国文化教育优良传统和长期积累的高等学校的办学经验搬到古老的西北地区,大大缩短了西北地区教育和沿海地区教育的差距,使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他对李蒸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作为一位现代著名教育家，西北师大、北师大的建设者与守卫者，西北开发的先行者,李蒸对教育的贡献、对西部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卓著的。1946年12月17日，西北师范学院举行校庆44周年大会，兰州市政府在大会上宣布，将十里店的一段公路命名为“李蒸路”，以纪念他对西北地区师范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
如今，先人已逝，而其精神永存。在李蒸诞辰100周年之际，很多校友从海外远涉而来或寄来纪念文章，他们把“十里店”称为他们生命中的“圣地”，把那段艰苦的生活称为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