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抗战时期；桂林；教育运动
[论文摘要]概说了抗战时期桂林教育运动的盛况、特色及其兴盛的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文化知名人士云集桂林。先后到过桂林的文化人数以千计。其中闻名全国的近200人。“留桂文化工作者，无论质和量，有一个时期占全国的第一位。”其时桂林人口不足10万，竟汇集如此众多的文化人，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聚集桂林的文化人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结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使桂林的文化运动一度成为国统区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心，被誉为我国抗日大后方的一座“文化城”，驰名中外，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抗日教育运动是抗日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一样，当时桂林以至整个广西的抗日教育运动也是十分活跃，对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桂林文化运动的丰碑上铭刻着光辉的烙印。
桂林文化城的始末时间，是从1938年10月起至1944年湘桂大撤退止，前后6年时间。但就桂林抗日教育运动而言，应始于1933年广西推行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这是因为，在国民党的政治集团中，新桂系是较早走上抗日道路的派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华的步伐，亡国危机日益严重。新桂系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揭起“抗日救国”的大旗。1933年李宗仁发表了(焦士抗战论》，认为中国“今日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日图存，便是投降卖国”，“与其听任敌人蚕食而亡国，毋宁抗战以图存”。wWw.133229.COM桂系领袖们认识到，兴办教育，通过学校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国民同仇敌汽，一致抗日，是挽救中国的必要措施。因此，广西省政府于1933年就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对于这个运动的宗旨，当时广西省教育厅长雷沛鸿指出，这一教育革新运动是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灭亡，达到民族中兴的愿望。”所以，桂林抗战时期教育运动，应以1933年广西推行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为发端。
这里应首先说明，桂林作为抗战时期广西省省会，是广西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方针、政策的策划中心。影响之所及不只局限于桂林，而是全广西。因此，本文中引用了一些整个广西的有关材料统计数据，以说明问题。
一、抗战时期桂林教育运动盛况
抗战时期桂林教育事业兴旺发达，取得巨大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群贤荟萃，人才济济
抗战初期，已有一些进步的教育家、学者、教授应广西当局之聘来桂任教。例如1932年成立广西师范专科学校，聘请国内著名进步人士杨东药为校长。杨东纯到任后，聘请留苏回国，大革命时期著名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第三党代表朱克靖来校担任教务长(当时朱同党失去联系)，共产党员、经济学家薛暮桥，朝鲜共产党员金奎光，语文教育家陈望道，左联作家夏征农、沈起予、杨潮、崔真吾，历史学家邓初民，哲学家马哲民等来校任教。1936年，广西省会从南宁迁桂，在广西省教育厅工作和广西大学任教的教育家、教授也随之迁桂。例如，邱昌渭(曾任广西省教育厅长)、雷沛鸿(30年代至40年代曾先后4任广西教育厅长)，马君武(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两任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广西大学校长)，盘珠祁(广西大学副校长)，千家驹(任广西大学教授、广西地方建设干校指导员)等等。1938年，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大批教育家、教授、作家先后从沦陷区撤退疏散到桂林，或任教育行政要职，或在大中学校任教，或组织教育社团，或办报纸杂志，或从事教育研究，或一身兼数职，或暂时居住。当时集中在桂林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家、教授、作家、学者、除上述外，尚有:陶行知、梁漱溟、林砺儒，李四光、李达、王力、曾作忠、陈翰笙、董渭川、朱智贤、陈此生、朱希询、高阳、尚仲衣、黄朴心、黄现播.秦牧、黄庆云、杭维翰、林焕平、苏萝西、陈鹤琴、张铁生、秦柳方、陈剑愉、陈竺同、杨晦、穆木天、陈残云、黄宁婴、张毕来、石兆棠、王鲁彦、方敬、万仲文、冯振、司马文森、黄新波、宋之光、张锡昌等等。这些优秀文化教育人才，大多是饱学之士，学有专长，受过良好的东西方文化教育，根基深，功底厚，他们把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带到桂林。开创桂林教育的新局面。
(二)社团众多，活动频繁
抗战初期，桂林没有教育社团组织。1936年广西省教育会随省会迁桂，始有教育社团。次年爆发卢沟桥事变，大批教育家会集桂林。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教育社团激增。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广西省教育会，1908年在桂林创建，1911年迁南宁，1936年迁回桂林，有会员约13000余人，理事有李任仁、蒋培英等17人。桂林市教育会，成立于1940年，肖恩霖等12人任理监事。生活教育社，1938年12月成立，陶行知为理事长。中华职业教育社广西职业教育辅导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12月11日，邱昌渭、马君武为理事。中华教育会广西分会，1942年1月1日成立，雷沛鸿任理事长。中华职业教育总社，1938年从江苏迁桂。广西省会战时民众教育指导委员会，1938年成立，邱昌渭为常务委员，万民一、李任仁、雷沛鸿、雷殷、陶行知为委员。这些教育社团根据各自的宗旨和章程，积极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或办刊物，或举办职业培训班，或举行研讨会、讲演会、座谈会、时事报告会。例如中华职业教育总社1938年10月成立，11月6日至12月19日，一个多月时间内就举行了9次时事报告会，聘请郭沫若、陶行知、千家驹、范长江、鹿地豆、万仲文、盛成等人主讲抗日时事。每次听众都逾千人，多达2000余人。桂林多山洞，1938年经过几次空袭之后，老百姓无论有无警报，都扶老携幼跑进山洞躲藏。这些山洞是天然的教室，躲避空袭的老百姓有时间学习，知识分子是现成老师。广西教育厅为普及成人教育便利用岩洞开办学校，进行战时教育，由省会战时民众教育指导委员会具体运作。
(三)期刊激增，琳琅满目
抗战初期，桂林没有公开出版教育杂志。抗战期间，教育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广西省教育厅编辑出版的(基础教育》(半月刊),1937年1月16日创刊。《教育与民众》(月刊),1929年在江苏创刊，1939年在桂复刊，江苏教育学院研究实验部编辑，董渭川任主编。撰稿者多是教育名家，如雷沛鸿、董润之、高阳等。《广西教育通讯》(半月刊),1939年9月创刊，广西教育厅编审室编。为该刊写稿的有雷沛鸿、程今吾、卢显能、朱化雨等。《教育与文化》(月刊),1939年8月创刊，广西省教育会主编，撰稿者有白鸿飞、高雁秋、童润之、唐现之、姜君辰.董渭川、刘季平、朱智贤、刘介等。《广西教育研究》(月刊),1941年1月11日创刊，广西教育研究所编。为该刊撰稿的有林砺儒、林仲达、董渭川、朱智贤、苏希询、金开山等。《国文月刊》，1940年6月16日在桂林创刊，昆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编辑.浦江清主编，编委有朱自清.罗庸、魏建功、余冠英、郑婴、罗常培、王力等七人。在昆明编辑，桂林印刷出版，开明书店发行。为该刊写稿的大多是著名的教授、学者。如朱自清、沈从文、施蛰存、吕叔湘、王力、闻一多、叶圣陶、余冠英、魏建功等.《国民教育指导》(月刊),1941年7月创刊，由教育部国民教育司与广西省教育厅合编。为该刊撰稿的有苏希询、唐现之、戴自俺、金开山、卢显能、朱智贤、童润之、张家瑶等。《国文杂志》(月刊),1942年8月l日创刊，叶圣陶主编。为该刊撰稿的多是语文学家、教授和教育工作者，如王力、吕叔湘、朱自清、宋云彬、曹伯韩、傅彬然、叶苍岑、谭巫模、朱东润等。《中学生》(战时半月刊),1930年在上海创刊，夏丐尊、金钟华、叶圣陶主编，1937年8月因上海沦陷停刊，1939年5月在桂林复刊。1941年11月由月刊改成战时半月刊，仍由叶圣陶主编，编辑有王鲁彦、宋云彬、胡愈之、覃祖璋、唐锡光、丰子恺等，但由于叶圣陶远在四川，其他编委又忙于其他工作，无法兼顾，实际工作由宋云彬、傅彬然在桂林集稿编辑排印，同时在渝、昆两地印行。为该刊撰稿的多是文艺界、教育界的名人，如巴金、张天翼、司马文森、谭巫模、夏衍、李达、林林、秦似、王西彦、朱自清、邵荃麟、韩北屏、吕叔湘等等。
(四)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广西地处西南边睡，一向被视为穷乡僻壤，“地膺民贫”，是我国28个省市中的穷省。抗战前由于连年战乱，横征暴敛，经济贫穷，教育衰败。抗战期间，日寇先后两次入侵广西境内，全省103个县市被敌蹄蹂厢的达75个县市，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学校受到严重破坏，雪上加霜。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情势下，桂系集团为了适应抗日的需要，仍然坚持推行普及基础教育，注重发展成人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抗日救亡的爱国情绪激励着广大群众的学习热情，从上到下掀起大办教育的热潮。因此，尽管环境极端困难，教育仍有很大发展，无论学校间数，还是儿童和成人人学人数，增长速度都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据资料统计，1932年，广西共有小学13170所，到1940年增至21591所，新增达8419所，平均每年增加100()多所;从人学儿童来看，1932年全省在校小学生600134人，1940年1587097人，增加986963人。平均每年增加12万余人，194。年入学儿童占适龄儿童的81%。这在广西来说是空前的，就全国来说也属罕见。同一时期，全国经济、文化基础最好的江苏省，适龄儿童人学率也不过13%}。中学教育亦有较快的发展，1932年全广西普通中学64所，在校学生是45892人，1940年，全省普通中学132所，在校学生65469人，另有国民中学51所，在校学生11000人。成人教育发展更为迅速，1932年，广西受成人教育人数24087人，1940为329498人增长了13倍多，15足岁至45岁成人民众己有国民知识及在学者共48卫226人，占成人总人数的84.5%。
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国民基础教育运动顺应时代要求、合乎民意，发展迅猛，而师资培训、校舍设备、经费等方面准备不足，不能适应要求，致使教育质量较低。当时教育部视察员陈达先生在桂林、苍梧、庆远(今宜州)、武鸣等地进行视察后说:“在量上早已达到水准，在质上则较之他省稍差，尤以师资、设备为甚。”②这总体评价是中肯的，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取得数量质量双丰收是很难办得到的，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大面积的普及教育，即使质量较差也是很了不起的。
二、抗战时期桂林教育运动特色
(一)用行政力量直接推动教育，形成大办教育的群众运动
桂系首领多受过近代文化教育(李宗仁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校，白崇禧毕业于保定军宫学校，黄旭初是北京陆军大学毕业)，懂得教育对他们治理广西、复兴中国的战略意义，因而比较重视教育。这不但表现在他们制定的“广西建设纲领”中明确规定实施政治、经济、军事需要的教育，而且身体力行。早在1926年，李宗仁北伐到上海，亲自登门邀请雷沛鸿回广西来任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2年，李宗仁再顾茅庐，到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路)雷沛鸿寓所，敦请因政局多变离开广西的雷沛鸿重回广西主持教育行政之责，并且允许雷按自己的理想和办法行事。白崇禧、黄旭初都曾鼓吹教育的重要性，经常引用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普法战争中普鲁士战胜法国都赖于小学教育成功的例子，借以鼓励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切实搞好教育。其次，为使行政教育部门的决策能够得到贯彻实行，畅通无阻，许多教育行政的决策都以省政府的名义颁布，用政令下达各县、乡、村推行。另外，组织机构上实行一校三用，一人三长制度，即学校也是乡公所和民团队部，校长也是乡长和民团队长，集政、军、校之长于一身，从而保证教育政策法令的推行。最后，省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政绩实行严格考核，奖惩分明。1935年颁布的《广西各县实施强迫教育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各县对区、乡、镇、村、甲长及校长办理实施强迫教育，应随时严厉督促，严格考核。如有办理成绩优良者，由县或转呈省政府从优加奖;如有奉行不力者，从严惩处。”而且令出必行。1939年在成人教育年中由于积极工作获晋级、记功、嘉奖的县长27人，但一也有3名县长被申斥或记过。许多乡镇村长也根据办理国家基础教育的功过分别受到各种奖励或处分。这种严格的法制在广西以至全国教育史上都不多见。
(二)从实际出发，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建立适应国情的教育体系
辛亥革命以后，我国的教育体系在形式上有所进步，仿效日本和欧美教育制度，废科举、兴学校。但是，“学而优则仕”的办学宗旨、教育与生活脱节，教育为少数人所独占，学校与社会绝缘都没有改变。
如何改变这种不切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教育?当时许多教育改革家提出了各种主张，设想过许多改革方案、进行过各种改革实验，有的还很有市场。在这方面。广西当局及教育设计者独树一帜、从本省实际出发，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改革方案，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
1、普及国民基础教育
1933年广西当局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推行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这个运动的中心思想首先是为了实现教育大众化，使人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其次，是为了改造社会，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第三，是为了改造旧教育，探索一种新的适合国情的教育制度。这个运动以政治力量为主，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为辅，以国民基础教育的力量促进本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正是从社会改造的全局着眼，国民基础教育把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融为一体，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打成一片。将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合校办理，实行强迫的免费的义务教育，这是我国教育创造性的举措。广西是个穷省，如果要求施行普及小学教育的同时，又拿出一大笔经费来办成人学校，复聘成人学校教师，显然力不从心。唯一的办法是合二而一，兼施并进。重要措施如下:
(1)规定不分男女，不分贫富，不分城乡，全省8—12岁儿童，强迫接受两年的基础教育。经济条件较好的儿童，可以接受4—6年的基础教育。13—18岁者，强迫接受一年的基础教育。18岁以上的文盲，都要强迫接受6个月的基础教育。这个学制是根据广西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许多家庭无法支持其子女完成六年小学学业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
(2)规定全省每一村街普遍设置国民基础学校，为上述对象实施国民基础教育，对穷乡僻壤，苗岭瑶山也不例外。针对居民住得过于分散以及学生家庭生活困难不能整天人学的情况，还采取多种办学的形式。例如间日制、半日制、小先生制等等。
(3)规定全省每一乡镇普遍设置中心国民基础学校。中心国民基础学校负有辅导本乡镇所属各村街的国民基础学校的责任。
(4)为了保证教育质量，要求简化课程，精选教材，提高教学质量。
(5)为了让儿童易于接受教育，把儿童始学年龄推迟到8岁，但也让8岁以前的儿童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又规定在国民基础学校中，尽量设置前学龄儿童教育班，或单独设置，另有教材。
(6)为了让每个儿童和失学青年与成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规定免收一切费用，并免费发给课本。这在经济困难的广西，实为壮举。
(7)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相结合，让学生实际体验生产劳动生活，并从生产劳动中改善自己的学习生活，规定每一所中心国民基础学校必须设置小工场。
(8)为了保证学校必要的经费开支，让学校稳定发展，规定每一所国民基础学校和中心国民基础学校必须筹集相当资金(在农村，一般是农田)。
(9)为了提高教师的水平，保证教学质量，除了规定中心国民基础学校的辅导责任外，并大力办理一般师范和简师，特别是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开办’‘特种师范学校”，培养少数民族教师。这在当时，也是广西一种创举。
广西推行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成绩和经验，为当时教育界人士瞩目称羡。曾吸引来自国内众多的参观考察者，并受到高度的赞扬。1940年，教育部在一次致广西省教育厅文中称广西“国民教育事业具基础，一切设施，多堪他省取法”。这一年，教育部颁布《国民教育实施纲要》，要求全国各省市立即着手制定本省市国民教育五年计划，并付诸实施。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与前几年颁布的(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六年计划大纲》和《广西国民基础教育办理通则》对照比较，可以看出，两者间不少主张和做法(如实施计划，学校设置、编制、组织、教育辅导等)“如出一辙”。换言之，即当时教育部吸取了广西推行普及基础教育运动的成功经验，推广于全国。
2、创建国民中学，改造中等教育制度
当时的中等教育制度，是模仿“三·三”美国式的学制，它突出的弊病是纯然为升学服务。对初、高中生，不问兴趣，不计能力高下，也不管家庭经济承受能力，都要他们为升学而学习，而不考虑这些学生将来有无能力升学，升不了学怎么办?而且，大学教育以人学考试作为指挥棒，居高临下地控制着中学教育，使普通中学完全依附于大学，成为大学的预备科。实际上，中学毕业后能升学的寥寥无几。而大多数不能升学的学生陪着极少数能升大学的记诵死教材，学的没有用，有用的没有学，毕业后没有就业本领。这是旧教育制度造成的最大浪费。1936年广西创设国民中学既是作为国民基础教育的衔接，让更多的小学毕业生升人中学，也为了适应地方建设的需要，培养基层建设人才。它与普通中学并存，彼此关照，分工合作，各自负起特殊的任务，以适应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要。
广西当局创办国民中学采取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措施:
(1)本着“以教育改造助成社会”的精神，对学生实施两大教育:其一为公民训练，其二为人才教育。前者是对学生实施思想品德教育，以培养继承和创造民族文化之健全新公民。后者则根据学生个性差异及社会需要，对做人做事的人才教育，使升学者得以继续研究高深学术。因各种条件限制不能升学者也学到就业本领，成为地方初级建设人才。这样，就打破了以升学为唯一目的的普通中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2)国民中学学制为四年，比普通中学短两年，招收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毕业生及同等学历者，前三年以普通人才教育和文化学习为重点。凡有志升高中或其他中等专业学校的，读满三年可以让他们报考。第四年重点在实用教育，按各地环境需要分组实施，加强专业训练，使学生毕业后有本领为社会服务。四年修业，时间上不要求一气呵成，前三年课程每年有一个重心，学生修毕一学年课程。如有因需要被派往指定地点服务，或自行参加工农商生产者，可呈请休学。服务期满，仍可返校复学。毕业后，有委任公务人员的资格，也可报考高等院校。这种灵活的学制，照顾到生活困难的学生，保证最大限度地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
(3)国民中学以县立为原则，全力培养基层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初级人才。所以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以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生产劳动和地方建设为基本内容。人文科学侧重历史和语文学科;自然科学含算学、生理卫生、生物、理化，为一般的文化陶冶，不过早专攻;生产劳动注重农业实习及农技推广;地方建设是辅导中心国民基础学校的教学活动及参加地方上建设实践。在课程设置上，国民中学不设英语，而增设政治、社会服务，生产技术等科目，有利于学生接触实际，接触社会，增长才干。
(4)国民中学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互教共学，从做中学的方法，将课内教学活动和课外活动、校内教育活动与校外活动联系起来，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参加校内外各种活动，生产劳动以及地方建设事业。40年代在重庆中央大学及中央教育部工作的刘寿棋先生说:“当时广西的国民基础教育制度，有崇高的理想，全盘的计划和具体的办法，而且能够实地作大规模的实践，全面试行，这是伟大的创举，雷先生(指雷沛鸿—转引者)所倡导的国民中学制度，对中学教育的改造，同样独具匠心。当时许多大学和专家对中学教育制度都不满意，但没有人真的拿得出完整的理论和实践办法来，雷先生却能够大刀阔斧地创立国民中学制度，既有一贯的理想，又有一整套理论与措施，影响很大。”
(三)实施爱国教育与生产教育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大举侵犯我国，敌蹄踏遍半壁河山。由于战乱，民众生活更加贫困。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只有奋起抗战，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拯救人民的苦难。1933年9月1日。雷沛鸿就任广西教育厅长时说:“我们广西教育，要是不继续进展则已;若要继续进展，我们必须侧重救亡和救穷，而尤其应侧重救亡。所以在教育设计中，无论是对于儿童或对于成人，我们务必施以爱国教育和生产教育。”他在《广西国民教育运动与使命》中指出:“国民基础教育要竭力培养民族的乳合力，以保障中华民族的生存。”
以抗日救国为主旋律的爱国教育，其形式丰富多样。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课程安排除了学习文化外，一定要有抗战的内容，并且把抗战内容放在首位;(2)利用每天早上升旗仪式、周会、纪念会、节日等集会活动，宣传爱国抗日思想。(3)举办各种展览。(4)组织师生参加军训。(5)开展各种竞赛活动，包括演讲、作文、书法比赛。(6)开展电化教育组织电影放映队到各行政区域巡回放映;在桂林市中心独秀峰顶上安装100瓦五个强力喇叭.向全市播放时事新闻，宣传抗战节目。
通过广泛持久和深人的爱国教育，极大地焕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抗战的意志，特别是青年学生，慷慨激昂地投人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6月至1938年10月广西当局曾三次组建广西学生军，受广大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学生军在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前线，直接参战和开展敌后工作都做了很大努力，不但在抗日战争中做出贡献，而且对以后广西的革命和建设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抗战初期，广西参战人员六七十万。当时广西人口为1300万，以居民人数和出兵人数相比较，广西出兵参战人数之多，居全国之首位，而且应征人数多数一经抽定就人伍，很少逃走。他们大多数都受过成人教育，既有文化，爱国热情也高，作战机智勇敢。广西军队转战沪、苏、浙、皖、鄂、桂等省市的抗日战场，参加淞、沪、台儿庄、徐州、武汉、桂南、枣宜等会战，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者，为保卫国家和民族生存做出了巨大牺牲，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1月8日，(珠江日报》记者撰文报道:“广西的健儿一直担负着抗战的第一线，由于他们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对于抗战救亡必胜的信念，以及前赴后继义无反顾的英勇的血战，已经树立不少战绩。特别在津浦北线，摧毁敌人最精锐的部队，粉碎了敌人二期侵略企图，证明了我们已从抗战中获得的战略战术的进步成功，战斗力的提高，战斗情绪的旺盛。广西健儿的英勇抗战影响了抗战全面，影响的敌人，更影响了世界。”
在前线，广西军队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在后方，广西民众积极支援前线，踊跃交军粮，宁可全数吃杂粮一也要将大米缴纳军粮，决不拖欠。这般表现，不能不说是推行国民基础教育，进行爱国教育，提高民众意识和国家观念的结果。
至于生产教育，也是与国家民族生存关系极其密切的问题。如果说护爱国教育是为了激发民众爱国思想，振奋民族精神，那么，生产教育则在物质上支持抗日的必要措施。全面抗战，物质供给必不可少。从民众生活来说，倘若我们的教育不能具体地解决民生问题，民众不但视教育为与已无关，甚至摸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当个人生活无法解决的时候，或爱国有心，救国无力，或将国家危亡置之度外，去谋图个人生活出路。雷沛鸿指出:“国民基础教育，复同时以生产为教育的内容，欲以生产教育为国民基础教育的骨干，爱国教育为国民基础教育的灵魂。”两者关系犹如车辆的两个轮子，相辅并行。另外，教育和生产相脱离是我国几千来旧教育的弊端。雷沛鸿指出:“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没有学到耕田的方法，做工的技术，经商知能，一出校就等于失业，成为脱离生产，抵制劳动的游民。”这种教育“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如果一个识了字而至于不愿从事于生产，这个人将何恃以营生?更就民族而论，如果一个民族中之分子.自识字之后，便要减少生产能力，这个民族又何所赖以维持生存?”所以，广西推行新学制，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生产教育，规定国民基础学校开设劳动课。要求学校办小农场，有条件的办小加工场。规定国民中学开设生产技术课，每周授课8小时，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讲授农艺、园艺、造林、畜牧、农产品加工等内容。毕业后，“重回到田园间去、商店间去、工厂间去”，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服务。在当时，能这样一改因袭几千年的教育观念和制度，确实难能可贵。
(四)注重教育研究、试验和总结推广
1938年9月，广西省府委员会同时通过国民基础教育的三宗法案。其中之一就是(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开办计划》。在(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六年计划大纲》中，把“设立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开展研究实验作为实施国民基础教育“进行程序”的首位。当年12月1日，成立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教育厅长雷沛鸿兼院长，贵州著名教育家黄齐生被聘来担任副院长。在该院从事研究的人员几乎包括全国各地有特色的教育学派的学者，有陶行知先生在南京晓庄师范推行的生活教育社学派的;有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县推行的乡村建设学派的;有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平民教育学派的;有黄炎培先生在上海推行职业教育学派的;有俞庆常在江苏推行的民众教育学派的。研究院还聘请各地著名教育家为特约导师。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蓝梦九等都先后应邀来桂讲学，共商大计，指导工作。可以说，当时广西推行的国民基础教育的理论、措施是借鉴和吸收了国内各种教育流派之所长，结合本省实际，进行选择加工而创造的结果。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开办计划)第二条规定:研究院的任务为五项:一为调查;二为研究设计;三为短期讲习训练;四为辅导在前方服务人员之进修;五为编辑教材。前二项是依着调查而假设，由试验而推广两个步骤进行。对于“调查而假设”、“试验而推广”，雷沛鸿在《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法案导论》中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在实施国民基础教育之前，不但要对于教育对象的儿童和成人，而且对于社会制度及组织，以至一切人生需要，均应该先有精辟的审问，然后我们才可以晓得一般的社会病象和病态，及如何设法在教育上加以医救，然后我们才能决定一般成人所需要的是什么教育，然后我们才归纳之成为行动理论。如其不然，我们所要实施的教育势必重蹈于以前不切合社会需要和民众要求的教育。随之，教育的功用必至全失。所以由调查而假设，诚为实施国民基础教育的首要工作。”而一国教育制度不可不由自己从实际做出而建立起来。因此，我们“要以‘在本国调查’替代‘往外国考察’而搜求思考材料。更要以‘到田间去、到市井中去，到工肆中去’替代‘到欧洲去，到美洲去，或到日本’而作设计研究。”所以，“由调查而假设的行为实具有‘内向’作用和‘土化’作用。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假设，就可以建立行动理论与实施原则，经过论证由试验而推广。我们不为试验而试验，反之，我们实为推广而试验，这就是说，推广不能离试验而独立，试验有效之后必须推广于各地。推广未实施之先，必有待于试验。”研究院设有实验推广部和训练辅导部，担负研究实施指导国民基础教育运动，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的任务。研究院在院周围划定实验区，作为推进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先行者。
研究院创办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调查研究、草拟方案、培训师资、编写教材、出版书刊、进行教学辅导等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成为推行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参谋部。
三、抗战时期桂林教育运动蓬勃发展的原因
抗战时期桂林教育运动出现繁荣昌盛的景象，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决非偶然，而是有着许多原因。归纳起来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地理环境来说，战时的桂林处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自武汉沦陷以后，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到重庆，那里交通不便，很少有回旋余地。而当时的桂林，作为广西省会，是广西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地理位置上，是联结我国西南、华南、华东的交通枢纽。由重庆到东南各省及皖南新四军、东江游击区要经过桂林中转;由南方各地通往西南乃至陕北革命根据地.也要途经桂林;同时，桂林又是通过香港联系海外的重要通道。这种进退自如，大有回旋余地的地理位置，比交通不便的重庆，更具有吸引力。而桂林秀丽的山水，自然对文化人也具有一定的诱惑力。因此，桂林也就成为沦陷区文化人来去较为理想的驻足地或中转站。
(二)从政治上来说，桂系首领们出于政治需要，对进步文化人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1930年，李宗仁、白崇禧在连年与蒋介石战争遭到惨败后退守广西，面临内优外患。为了防止蒋介石的进攻，抵御外侮，保存广西这块阵地，企图有朝一日挺进中原，与蒋介石再作较量，他们采取先治内后图外的策略，决心“从头做起”，“从根本是整理广西省政”，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继而推行“三自三寓”政策(即自卫、自治、自给;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颁布“广西建设纲领”，贯彻所谓“行新政、用新人”的方针。为了实现这个纲领和推行这些方针，他们在一段时间和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比较开明的政治态度，招贤纳士，对从沦陷区各地撤退来桂的民主人士、进步团体和文化名人都给相当礼遇，敢于聘用他们，有的还委以重任。例如，作为广西建设设计机关和智囊团的“广西建设研究会’，会长李宗仁、副会长白祟禧、黄旭初，聘请李达、李四光、杨东纯、范长江、梁漱溟、张铁生、张锡昌、秦柳方、林砺儒、邵荃麟、宋云彬、陶孟和、傅彬然、莫乃群等许多进步人士为研究员，胡愈之任文化部主任，千家驹为经济部副主任，雷沛鸿为文化部主任。李宗仁在构想成立‘’广西建设研究会”时曾指出:“为了团结抗战，支持抗战，‘广西建设研究会’应当多吸收一些进步分子，以壮大我们的声势。回顾‘六一运动’时，蒋介石集中了几十个师来包围我们，我们只有十多个团，真是孤军抗敌，形势非常严重，但蒋介石不敢动手。为什么呢?主要是那时广西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各学派都有人来广西。蒋对这形势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吸取的宝贵教训。所以必须延揽人才，集思广益，才能充实力量，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桂系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态度以及敢于聘用进步文化人的做法，尽管主观上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以巩固其在广西的统治地位。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大批进步文化集聚桂林，并给他们施展才能提供了环境和场所，有利于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而相比之下。当时蒋介石集团在重庆对进步文化人的活动的限制则严格得多。这也是一些不满蒋介石独裁专政和法西斯统治的开明进步文化人不愿去重庆而荟萃于桂林的客观原因。
(三)有一批通晓中外教育的教育改革家执掌教育行政要职，推举进步教育李宗仁、白祟禧、黄旭初等桂系首领作为广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最高决策者。他们对教育的重视固然是当时桂林教育运动兴盛的重要原因。然而，这场教育运动的设计者和主持者通晓中外教育，富于革新精神，并奋力实践，也是这场教育运动取得成绩的原因之一。1933年至1944年间，曾任广西省教育厅长的有雷沛鸿、邱昌渭、苏希询、黄朴心。他们都曾留学国外，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在职期间，倾心尽责，积极推进进步教育，对发展广西教育都有贡献。
历史在前进。桂林文化城的历史已经翻过半个多世纪，桂林抗战时期的教育运动已是历史陈迹。今天，我们的社会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我们的教育事业也取得前所未有的长足的进步。但回顾当年桂林爱国教育运动那种大胆革新精神，强有力而配套的措施，那种轰轰烈烈、激荡人心的办学情景，还能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值得研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