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形而上的视野加以审视，中西文学观是向心还是离心的问题观点参差，本文从文学主题和文学手段的角度论证中西不同文化语境下文学向心和离心之辨，并指出文学的异中之大同。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交融的时代话语中，文学诸方面的趋同性日益明显，民族文学借鉴其他文学样式的同时，保持自己的同中之异不失为一种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关键词：文化语境；比较文学；文学异同；中西诗学
一
从宏观上比较，中西文化的精髓是向心还是离心？如果元气相通，是全同还是大同小异？如果是相异，是迥异还是大异小同？中国和西方，海天之隔，历史各有千秋，语言、种族、宗教、民间风俗等等，同异互见。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扩大了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并行不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也在不断扩大。在中国融入世界的大环境下，文化和文学的趋势究竟是趋同还是分化？
在中国，中西文化的异同，至少被讨论了三四百年。歌德认为，“中国民族是一个和德国很相似的民族，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叔本华则认为，“欧洲人的思维方式与亚洲人截然不同”。莱布尼茨比较了中西的异同，称赞欧洲和中国是“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黑格尔则褒扬西方哲学而排斥中国哲学，说中国哲学是“史前哲学”，并“抹黑”中国的文学，说它“不宜思辩”，这种说法遭到了学贯中西的文学名家钱钟书的反驳。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中西文化比较也多有论及。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梁漱溟说：“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西方的文明是成就于科学之上；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也……西方的学术思想，处处看去，都表现为一种特别的色彩，与我们截然两样，就是所谓的‘科学精神’” 钱穆说，“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欧洲史每常于斗争中著精神……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辜鸿铭曾认为一场斗争现在正在欧洲文化和远东文化之间进行着，人们可以将它看作东亚文化和中世纪欧洲文化之间的斗争。亨廷顿则在《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断言在这个新世纪，最广泛和最危险的冲突是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冲突。文化或文明的差异究竟是否一定引发冲突，答案是否定的。历史已经证明，相同文化政治背景的人或者国家并非一定和谐相处，欧洲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同源同种之间的争斗。同样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家也发生过多次战争和冲突，比如苏南冲突和中越冲突。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民族、集团、个人之间对抗性的和无法解决的利益冲突。
以上各论，自备一说，孰是孰非，事实自有公断。文化与文明异同的研究，是学术问题，其研究成果对经济社会和政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学作为记载历史和现实的介质能起到沟通文明和传播文化的作用，是促进和谐世界的大同目标的软力量。
二
世界历史上东方西方先后兴起了古老中国的东方“黄土文明”，印度的“恒河”文明，古巴比伦的“两河文明”，以及埃及文明和希腊的“蓝色海洋文明”。钱钟书的观点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他认为虽然地域遥远，中西文学的心理基础是相通的。西方学者奈保罗比较东西文学之后也认为有普世的文学主题，这是因为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人的基本价值观、信念、社会实践是相通的。我们可以说，种族、肤色、语言、文学这些表现形式的差异，其背后蕴藏着“心”和“理”的大同。
文学是文化的书面载体，是相同或不同文明之间沟通和传播的桥梁之一。钱钟书对中西文学加以比较后得出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的文学论述的篇章为人引用最多的大概《诗可以怨》和《通感》最为著名，前者表述了“心同”，后者阐发了“理同”，即文学表达了人类共同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实践。这里的“心”和“理”分别可以用英语的heart和mind来对应，中文的“心想”也就是西方的mind在思考，“心”与“理”相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貌异心合，抒发感情形诸文章。正因为如此，较之于希腊悲剧意识，《毛诗序》说“诗可以怨”，钱钟书认为在中国诗的妙处“只有销魂与断肠”；在西方，诗人说“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在中国，《文心雕龙》说“病蚌成珠”；在西洋则有“诗好比害病不出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之说。我们说“伤心欲碎”，英语则说 a broken heart。至于《通感》，钱钟书要说明的是文学修辞规律和美学原理。作家创作时为了寻求“陌生化”，加强表达效果，故意打破五官分工界限，就有了“通感”。正因为如此，天穹看上去静止的星星有行动有声音: 苏东坡说“小星闹若沸”，意大利诗人说“碧空里一簇星星吱吱喳喳像小鸡似地走动”。也以为如此，声音是有色的：中国诗人说“风随柳转声皆绿”，西方的诗人说知了在树上“倾泻下百合花一般的声音”。至于刘勰的“夸饰”修辞格，中国的农民都会说：：“看到绿油油的麦苗我就听到了闻到了白蒸馍的香味”，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这样写道：Crusoe smelled the bread soon after he cast the wheat seeds（他刚撒下种子就闻到了面包的香味）。中西地域绝远，表达奇同，说明人们的认知机理相同，这正是文学大同的基础。
三
从传统上讲，中国文学有诗言志，诗缘情之说，从成熟的文学记载《诗经》算起，悠悠两三千年的历史，上面的说法影响广远，道出了中国文学的传统基因。西方19世纪文学流派也有抒情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曾说过：“诗歌是诗人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持中西文化离心观点的人，对中西这两个文学理论加以比较分析，发现虽然华夏的抒情说有两千年多年的历史，而西方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他们的诗学原理却不约而同，但也有比较学者认为西方的诗学根基肇始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教诲说”和“模仿说”。东方的“抒情说”为诗言志，诗言情——是源自内心；“模仿说”意谓描摹现实，反映客观世界。“抒情说”认为诗如灯，放射出作者的心光；“模仿说”坚持诗如镜，映照世间的事物。两种说法真的有什么根本不同吗？我们从中国和西方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语境来研究，就会得出两者小异而大同的诗学观点来。
柏拉图在《诗学》（Poet
ics）提出的“模仿说”要模仿的归根结底是“理念”，他不得不承认：“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和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他们得到灵感，由神力凭附着。．．．．．．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这里的灵感就是心灵之感受，与中国人所说的感情抒发没什么不同。亚里士多德虽然在《诗学》里言之凿凿地说“悲剧是对一个行动的模仿”但这种模仿绝非机械式的实录，而是通过艺术创造融入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他指出：“悲剧的作用，乃在于通过怜悯与恐惧，达到这些情绪的适当的净化”以此观之，他的观点和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有异曲同工之妙。《诗学》常常谈到的《俄狄浦斯王》以及其它著名戏剧包括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历史剧，没有一部只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简单描摹，都有深刻的教化意义和思想情感通过作品表达出来，中国很少有文学作品不表达作者的情感和志趣的。“诗言志，歌咏情”，中国自书面文学的滥觞《诗经》以及骚体诗《楚辞》以来，或喜悦或悲愤的抒情诗卷帙浩瀚，西方从萨福到大卫到所罗门，到但丁和莎士比亚，再到20世纪叶慈和艾略特等，抒情诗屡见文卷。中国文论强调情景交融，寓情于景。中国文艺批评理论巨著《文心雕龙?物色》如此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在文学作品中情与景是密不可分的。“诗史”杜甫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睹物伤怀，触景生情，“模仿”，“抒情”兼而有之，其他诗人和他们的诗歌大多如此。抒情与模仿是文学作品的一物两体，语言表层意义不同，但同属于文学的本质。
从文学的本质到文学的修辞，中西也是大同而小异，钱钟书《管锥篇》论比喻的二柄和比喻的多边，指出中西同理。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认为比喻和对偶是修辞的两种主要修辞方法；刘勰的《文心雕龙》论述了比喻和丽辞（涉及对偶）的创作方法。比喻使得文章生动形象，对偶使得言辞鲜明有力，中西相通的修辞手段，是文章增色的文学手段。马丁??路德?金雄辩演说词I have a Dream 大量采用了比喻，对偶，堪称演说的经典，完美地体现了中西的诗学（创作方法）观念。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学亦然。毋庸讳言，大同之下，差异亦存，这就是不同文化或者文明语境下的“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拍岸的时代，如果格式化消解个性化，文学就失去了特色，也就失去了活力。文学存在“同质异体”现象，同样是“风花雪月”的主题，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民族语言来写，就会给读者不同的感受。“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中国历代词人笔下的“东风”，到了雪莱笔下，变成了浪漫主义诗作《西风颂》，情由景造，韵味各不相同；欧阳修的《秋色赋》，马致远的《秋思》和济慈的《秋颂》，主题相同，情趣各异。“桔生南为柚，桔生北为橘”，水土使然。
四
中西文学在题材和创作手段上的差异并非没有，那是不同“水土”造成的差异，中华文化语境下的文人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生逢离乱之世时，一向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亡国之恨，切肤之痛，不断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一些反映报国之志，力图恢复的文学便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崇高“境界”，岳飞的《满江红》，浩气长存，名垂千秋；辛弃疾的《稼轩长短句》，慷慨任气，宝刀未老；夏完淳不满十八岁便慷慨赴死，一曲《别云间》高风亮节，赤诚忠心。如果非要找出中国文学纯“描摹派”的，当属姜夔、柳三变等“婉约”派，其它“花前月下”派，“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不乏为坊间称道的——富人或文人把玩尚可，如要论及“鼓舞人，激励人”的格调或叱咤风云的“境界”，比之前述文学，有所逊色。其实，就连讲求“清静无为”的田园诗人陶渊明退隐后的诗作也不难找出痛恨官场黑暗，忧国忧民的悲悯情怀——这与中国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西方文人的爱国作品在整个文学史上并不占主导地位，以报国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并不如中国文人强烈，相反他们的“国籍意识”和家园感在流散作家的文本中略显菲薄。拜伦十岁继承勋爵，后来流亡他国，遍游欧洲，参加意大利革命和希腊民族解放运动，病逝军营。纳博科夫在俄国长大，后来移居美国，等等，很多西方作家自号“国际公民”，本民族认同感并不很强，这和中国文人的故土家园意识迥异。
应该承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国力强弱会对文学的影响力产生影响。广纳天下，开放不拘的“汉唐风范”影响了日本、朝鲜、越南的文字和古典文学的发展。后来中国长期战乱，再加上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中西文学融通屡添梗阻，中国文学的题材和诗学（创作方式）沿着自己的历史惯性延续。中国古代小说的最高成就当推“四大奇书”，但叙事模式和欧洲“新古典主义”相似，不超出“三一律”，至多是“复式”的“三一律”叙事方法。“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西风东渐”，现代主义的“意识流”、“荒诞派”、“表现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创作手法引入了中国，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中国文学视野和表现手段。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也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重视，更促进了无英雄的和平时代的“去中心的多样文学”。
经济全球化趋势影响了推动了文化和文明的碰撞和交流，文化交流的扩大有助于强势文化的扩张和渗透，各民族会实行主权下的“拿来主义”，进行鉴别和吸收，文化的趋同性会更加明显，但文化的多样性也应该受到尊重。文化的趋同性势必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大同之下的民族文学要想拥有自己一席之地必须突出自己的“差别性特征”，就像产品营销一样，同为家庭型轿车，日本车标榜节省能源，美国车突出气派，而德国车强调舒适，国际市场上各领风骚。文学亦然，我们可以拥有相同的文学主题，也可以有相近的表现手法，但民族文学则要突出自己的属地特色，书写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人和事，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迷失了自我属性，便没有了生存基点，就像安泰一样，离开了大地母亲，他便失去了战胜对手的力量源泉。作家也一样，要有共性之下的个性，表现出同中之异，否则
一个无差别特征的作品永远不会脱颖而出，卓尔不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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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第4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作者简介：戴建春（1976－），男，浙江温州人，温州医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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