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表情”对网络人际传播的影响
近年来，智能手机在我国被广泛使用，社交APP比如微信、微博等随之流行开来。当在社交网站、社交APP等进行网络交流的时候，在表述自己情绪、传达更合适的主观感受时，或许使用非语言符号——比如emoji、颜文字、表情包等更能准确传达出内心的意愿。因此，非语言符号emoji的产生提供了帮助更好的沟通、提高理解准确性的新功能，人们可以借此来轻松维持好网络世界的社交关系。
在碎片化的现代社会中，在网络聊天时，敲打冗长文字的耗时性与准确传达情绪形成了不对称关系，而emoji的出现则恰好弥补了这样的缺陷。作为本身便有着情绪传递功能的emoji表情，它的适用性显得比文字更好。面对难以回应或疲于回应的人际交流，一个emoji便能代替千言万语。本文从探索emoji表情的传播机制，来看其对网络人际传播的影响。
一、作为视觉符号的EMOJI表情
Emoji，根据日语绘文字（えもじ）拼读罗马音而来，是日本在无线通信中所使用的视觉情感符号。绘意指图形，文字则是图形的隐喻，可用来代表多种表情，如笑脸表示笑、蛋糕表示食物等。最早由栗田穰崇创作，并在日本网络及手机用户中流行。自苹果公司发布的IOS5输入法中加入了emoji后，这种表情符号开始席卷全球，目前emoji已被大多数现代计算机系统所兼容的Unicode编码采纳，普遍应用于各种手机短信和社交网络中。[1]
语言是最基本的符号体系，一般也将其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大类，[2]emoji则属于非语言符号，其仍旧拥有着一般符号的功能：表达和理解、传达、思考。“那时我们觉得，如果能拥有像绘文字之类的东西，那就很可能可以让人做到如同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已经拥有了心形符号的经验，因此认为这是可能做到的。”emoji创造者栗田穰崇是这么说的。[3]诚如其所言，emoji在表达理解上更直观，作为具象性的符号，它能更好成为传递情绪的载体，在键盘的世界里，带来面对面式的交流体验。
2015年12月SwiftKey发布了一份美国用户emoji的使用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到，emoji在美国使用非常普遍，据统计，74%的美国人每天都会使用emoji，近一半的Instagram评论则都含有emoji。[4]除去休闲娱乐，发表在《天体物理杂志》上的论文“ImpactofAtmosphericChromaticEffectsonWeakLensingMeasurements”，成为了第一篇公开使用emoji表情的文献。2013年“Emoji”一词收入了《牛津词典》。
如今的社交网络，emoji表情使用已经非常广泛。国内社交APP如微信、微博、QQ，输入法（搜狗、百度），以及苹果设备自带输入法都内置了emoji表情，而国外，Instagram、twitter等，甚至还建立起了emojipedia，能查抄各种emoji含义。
网络表情是语言形象化的结果，视觉性成为网络表情最具感知力的地方。图像能使我们从客观世界中，找到它的对应物，[5]能直接直观形象的表现聊天双方的心情、表情、身姿形态等，给人以面对面交流的体验。或者也是这样的原因，emoji的使用才会变得如此普遍。[6]
二、Emoji表情的传播机制
微信2015第一季度显示微信活跃用户已经到达5.49亿，覆盖至200多个国家。微信内嵌了20个emoji表情，同时搜狗输入法、百度输入法、以及苹果手机自带内嵌emoji，依托社交媒体来进行对话使用emoji表情的频率较高。人际传播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本文更偏重于网络中的人际传播，并从传播者、接受者、媒介三个方面来分析emoji表情的传播机制。
（一）传播者
交流是两个人之间安抚的交换，伯恩把交流称为“沟通的基本单位”。作为人际传播的一环，交流在其中产生着重要的作用。交流的第一条法则在于只要交流是互补的，沟通就能够无限地继续下去。[7]
“有时候当我在facebook上和我的姐姐聊天时，当我们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才发送emoji表情……”、“昨天是pancakeday，因此我发送了emoji表情里的一些‘pancake’来结束了对话。诸如此类情况，我觉得是意味着已经无话可说……”、“就像我发送的一些图片那样，比如我烹了一条鱼，我会使用emoji表情……”[8]
如上述情形，在网络聊天中，当对话无法再进行下去的时候，使用emoji似乎能更好的作为对话终结而又不显得失礼，简单的表情胜过一言不发或千言万语。而对于并未终结的谈话，作为维持互补交流的一部分，emoji表情延续了意犹未尽的对话，弥补了双方在“不想结束谈话状态”和“无法继续文字交流”的不统一，使用emoji來暂时代替文字的缺失，让交流得以继续。
索绪尔认为，符号具有主观性和任意性，并将其看作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9]作为emoji表情的使用者，在选择表情时将会选择最能传达出自身情绪的emoji符号，以此来传递最能表现自己意愿的信息。由于emoji相较于其他表情符号直观性较高，传播者在编码的过程中，能更好的与解码达成一致，使得沟通过程有效进行。
（二）接受者
符号互动理论指出人际交流以各种符号作为中介，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根据自身对事物意义的理解来应对事物，通过对对方符号的解释而做出相应的理解。对于传播者发送的emoji表情，由于其直接表意性与形象性，在解码过程中不会造成较大的理解偏差。在网络所架构的虚拟环境中，交谈双方真实的个体并未展示出来，无法通过对方的真实表情、神态等个人特征来获得认知以解读对方本意，网络表情则使得这一解读从文字演变为视觉图像。接受者从发来的emoji表情里，去理解和解码传播者的心理状态和情绪。从其已有认知对表情动作进行解读，传播者的情绪与信息能被接受者顺利解码，实现意义的交换与理解。
除此之外，情绪共享理论认为，个体和他人之间的情绪共享是共情的基础，情绪共享过程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情绪感染。而在键盘构建的网络社交里，情绪共享仅仅通过文字很难以实现，emoji的出现，在所看到的表情图里，大脑所呈现的视觉符号和现实里的表情是一致的，甚至会根据与对方聊天来不自觉调节自己的表情，变得如同“面对面”聊天一般产生共情，对人际交流产生积极影响。
（三）媒介
如今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使得更多人依赖于移动设备。APP成为智能移动设备中必备的装机软件，其中实时通讯APP诸如line、微信、QQ等已是众多用户的日常所需，而这类APP中，表情传递成为更主流的沟通方式，输入法内嵌和社交APP中都自带了emoji表情，在众多“熟人关系”的网络社交中，emoji表情就自然地担任其低成本维持基本谈话关系的重要元素。Emoji的使用不再仅仅是有趣和生动，而更多的变成在网络人际交流中用以对话继续、打破沉默、表达自我的工具。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社交平台上，简单的英文方便着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的网友们的交流，但emoji在语言文化这一障碍下，显得畅通无阻。去年1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国情咨文时，英国《卫报》在推特上开通了@emojibama的账号，将绝大部分国情咨文翻译成了emoji。依托于网络，如今的移动时代更为emoji表情在人际沟通中助力，使其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
结语
在社交频繁的今天，基于网络的社交不再是单一的文字表现，“表情”这一视觉符号的应用变得更具有便捷性、易操作性。emoji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被社交媒体接受的同时，改变着传统网络的人际传播，弥补着非语言传播的缺失。《TheGuardian》在用emoji翻译了奥巴马的国情咨文后，曾这样认为“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件事是我们都能统一意见的，可能也就只有emoji了”。虽说这样的说法现在看来略显夸大，但emoji在提升理解力、打破语言障碍、低成本维持庞大朋友圈的谈话关系上有着一定积极的意义。emoji缺乏文法，不能像文字那样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稳定性，更多需要联想去理解，但是在如今碎片化，快餐式、视觉化的网络社交里，它所承担的沟通作用及在网络社交中影响越来越明显，这也正是它带来新型人际传播的原因。
作者：刘杨川月
第2篇：从社会交换论的视角解读微信的人际传播
微信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截至2016年9月，微信日均登陆用户达到了7.68亿。并且，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中国网民数量的增長，微信用户数量还在不断攀升。作为新型的社交移动平台，微信有着前所未有的优势。在微信的传播空间看内，既有一对一的人际传播，也有微信公众平台式的大众传播，更有一对多的微信群传播。这些都充分地表明了微信与传统媒体显著的不同特征。
微信的人际传播，作为时下热点的一个研究对象，有着许多相关的文献研究。曹文欣（2015）通过对微信的起源和人际传播优势进行梳理，对微信中的自我披露、自我呈现等人际传播过程进行分析，从而探究微信传播中的人际传播情境特点。胡春阳（2015）则是通过以微信平台上的传播者为样本，剖析了经由微信的人际传播行为，亲密关系的维持，揭示了和陌生人交友现象以及微信“朋友圈”中的人际传播与关系发展模式。欧健（2014）则从帕诺阿尔托学派的关系传播理论为是视角，从关系空间的建构上，来分析微信的人际传播方式。在上述微信人际传播研究者看来，微信作为新兴的社交媒体，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传播方式，以更加人性化的体验和更有效的社交属性满足了广大用户的消费需求。但总体来说，微信并没有颠覆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更多的是将人际传播方式从时间和空间上进行相应的拓展，在现实与虚拟之间不断交叠。本文将尝试着从迈克尔·E·罗洛夫的《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中的人际传播社会交换理论相关视角入手来进行相应的探讨。通过理解社会交换与微信的人际传播是怎样发生关系的，以及微信人际传播关系的发展、自我披露、人际冲突、冲突的解决等关键因素来解读微信的人际传播。
一、作为社会交换的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的知识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早期主要包括小组讨论、家庭传播、口语传播和人际传播。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兴学科不断崛起，人际传播也取得了一系列进步，并初步成形于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人际传播走上学科化道路并迅速成为传播学的主轴。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等网络技术的进步，众多社交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效地拓展了人际传播的方式和渠道，为人际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沃土。
在薛可、于明洋看来，广义上的人际传播是个体与个体、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个人性媒介进行的信息交流，以实现良好的信息传递和彼此相互理解或共鸣的目的。它是其它传播形式顺利进行的前提与基础。戈夫曼指出，人际传播是使用符号进行的互动表演，人们在互动中，不仅自我呈现而且试图操纵所呈现的形象，在不利的情境中，还可能做出自己并不相信的表演。
不过在迈克尔·E·罗洛夫看来，人际传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交换的属性。人际传播是处于一个关系之中甲乙双方借以相互提供资源或协商交换资源的符号传递过程。人们可以将传播看作是获取他人的顺从而交换的商品。首先，人们从他人处交换是为了从他人处获取回报，换言之，与他人的交换是符合其自我的利益的；其次，人际传播是关系双方的一种符号传递。这些符号的选择，是根据人们对关系对方的了解，也是由于人们期望他们能够起到某种作用。
二、社会交换论对微信人际传播的构建
当下，随着智能手机的逐渐饱和，微信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也是社群生活的重要社交平台。在微信如此黏性强大的社交平台的影响下，其马太效应也愈加显著。作为社会交换的初衷，微信人际传播的构建不同于QQ和微博，微信强调熟人间或者事业上的交集属性，更多的倾向于一种相互交换的熟人、半熟人之间的社交关系网络建构。以下将进一步社会交换论是如何构建微信人际传播方式的。
1.微信的人际吸引
人际关系的发展是被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并且人际关系的发展是渐进式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使亲戚关系也是如此。在霍曼斯看来，人际传播中关系的发展就是以往强化事例在起作用。在微信的人际吸引过程中，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他人的喜爱和仰慕，这是对他人的肯定和情感反应，这是一种相对隐秘的情感反应；另一个则是愿意亲近他人，或者愿意与他人交往，这个行为性相对较强，比较容易察觉到。简单说来，微信上的人际吸引更多地是对刺激的一种反应。在微信用户看来，只要是人际吸引带来有价值的回报（也许是物质上的回报，更多可能是言语上或者微信朋友圈行为上情感的一种反馈），反应就会得到相应的强化。在之后类似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将会再次表现出来。因此，当在微信上，如果某人希望吸引他人，就会对当事人的微信进行相应的情感流露，表现在微信交流，朋友圈的点赞、评论等互动上，形成有效地反馈。
心理学家有一句比较普遍的俚语：“人们喜欢他们认为喜欢自己的人”。在微信的人际交往过程中，确实也存在这样的吸引力，人们通常可以使用种种社交性的回报来强化被吸引者的行为。言语上和行为上的赞同，有效地强化了情感吸引力，从而获得有效地关系维护。
2.微信的人际关系改变
在霍曼斯看来，人们根据所获得回报的多少可知人们彼此吸引的程度。在微信的人际交流过程中，从情感吸引或行为吸引获得的回报越多，未来的这类反应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微信熟人关系的人际交流过程中，更多是运用海德的“平衡模式”来描述扩展，即如果两个人相互之间互有好感，并且存在着共同的爱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平衡关系。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处在平衡关系，当他们对某些事情或者行为的意见和看法相左时，他们将会存在着相应的观点转换。比如，一方的信息输出较频繁，而另一方对相应的信息存在抵触心理，这种情况多半是反馈一方对对方无好感或者是拒绝进一步的强化而回馈。而这也意味着双方关系朝向不良方向发展甚至最终到达冰点。因此，在微信交流上，双方的关系要取得进一步的拓展，必须某些领域保持相应的一致。
3.微信人际传播过程中的自我披露
在微信交流过程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是社会活动中最直接、最常见、最丰富的传播现象。人们总会有意无意的进行相应地自我披露。人们常常会有足够的自我意识，能够提供以往的强化事例的信息。通过适度的自我披露，往往可以博得他人的同情好感，并促使他人进行自我披露。在微信圈子中，常见的是有相同爱好兴趣的朋友或者是有共同交集的親朋之间的交流场景。无论是文字还是语音、视频、图片、表情包交流，通过将熟悉的话题或者相似的境遇分享出来，这种自我披露式的沟通有效地提升了人际传播效果。
三、微信对日常生活中人际传播的影响
微信如今已成为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大众化即时通讯媒介，它与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紧密相连。马歇尔·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塑造和控制着人类的连接方式、行动的规模与形态。媒介起到一种中介作用，而中介正是媒介最基础的本质，这种中介处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现实之间、媒介和人体的器官、中枢连接起来，并向外扩展，形成对“人的延伸”。而微信正是这样的一种向外的“人的延伸”，使得人们的交流方式从原有的现实社会交流转向了现实生活与虚拟生活的延伸，拓展了人际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在微信交流过程中，强关系将会变得更强，而弱关系则会更弱。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当下，使得人们更加愿意找到属于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圈和好友，在这里互动、交流、认同，完成自我在社交方面精神上的需求。与此同时，随着微信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一些人过度的沉迷于虚拟的社交网络中，而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亲情、友情的培养，导致了个体的焦虑与异化。特别是在微信好友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人们越来越迷失了自己，社交恐惧症也逐渐兴盛于微信朋友圈中，更多的人选择“宅”生活，这些状况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尽管微信有着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总体来说，还是值得肯定的。微信对于我们当代的人际传播有着重要影响。技术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与人之间需要沟通与交流的社会属性不会改变。微信也将在当下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它应有的社交属性与价值。
作者：陈陆平
第3篇：网络社区的人际传播模式与文化认同建构研究
一、研究背景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我国社交网站的用户规模达到2.57亿，社交网站整体用户覆盖率为61.7%；57.9%的用户每天都会使用社交网站，另外有20%以上的用户每周都会访问2次以上。网络社交日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
早期的网络社交主要完成通讯交流的简单功能，建立的人际关系基本靠现实人际关系的转移，搭建的是“强关系”社会网。而随着网络社交功能趋于完善，人们的人际交往不必局限于面对面的现实交流，也不再局限于相识的熟人圈或“强关系”网，而是通过互联网互相连结起来，形成巨大的“弱关系”人际网络。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StanleyMilgram在1967年曾提出六度分隔理论，与“弱关系”人际网可谓异曲同工。六度分隔理论，即“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只需六个人，你就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产生联系。根据六度分隔理论，在当代，个体通过网络社交产生的人际网会不断放大，无数个体的“弱关系”网络最后会形成一个大型社会化网络。
网络社区正是这种大型“弱关系”社会化网络的体现。不同于BBS、QQ群、聊天室等传统聚合方式和微博等新兴聚合方式，网络社区是“由网民在电子网络空间进行频繁的社会互动，形成的具有文化认同的共同体及其活动场所”。[1]网络社区“共同体”的特点包含了文化认同的成分。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提出联盟—非联盟—重新联盟的观点，来描述媒介变化对人际传播的影响。在联盟时代，人们由于媒介工具的限制，必须面对面交流。但随着媒介的发展，人们看似不再需要彼此联结。水泥森林里人们住在各自的“小盒子”，来来往往却不认识左邻右舍，这成为非联盟时代都市人的常态。而网络社区的出现使人们得以重新建立联盟，只不过此时的联盟不再局限于地域或血缘，而是基于个体的兴趣爱好、信息需求等。这显示出人们需求和渴望回归本真人际交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网络社区的人际传播本质上仍是传统的人际传播。
另一方面，网络社区的人际传播又具备了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特点。个人与个人的交流不再止于私人层面，而是公开的、可扩散的，更多人可以于此重新展开对话，弥补了传统人际传播传播范围狭窄、内容局限的不足，因而这种传播又是传统人际传播的延伸。
二、网络社区中的关系构成及传播模式
网络社区由许多个体构成，在社区这个巨大的网络中每个个体都是一个点。人们在社区中分享和交换信息，并通过可靠的点联结彼此。这些点是各种有价值的信息来源。通过在网络社区中收集信息和分享传播，社区用户也完成告知和被告知、说服和被说服的交流过程。
豆瓣网以读书、电影、音乐、日记等为特色，提供记录、推荐、分享、交友等功能，是一个以UGC（用户生成内容）和人际关系为核心的虚拟社区，并以多样的文化认同构建获得了一大批黏性很高的用户。这个网络社区中的群体因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自发形成，并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组织规范和运作过程。豆瓣网的人际传播模式如图1所示。
（一）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用户个体
网络社区里的每个用户都是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一方面，用户主动传播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另一方面，他们又从他人处获得新信息。信息的传播者并不仅仅是生产内容的创造型用户，没有进行内容生产的用户通过收藏、推荐、分享、评论等方式也在传播信息。
（二）信息交换与整合——用户群体
1、固定群体——友邻
豆瓣网不像其他社交网站如校内网（主要基于同学关系）、开心网（主要基于同事关系）、微博等将现实社交关系移植到网络中，而是基于趣缘关系搭建的关系网。豆瓣网里的用户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彼此陌生，然而当存在相同的兴趣爱好和信息需求时，便会相互关注。例如豆瓣用户只要有超过8本书或者电影的清单，网站便会通过“豆瓣猜”推荐和用户偏好相似的人群，可以了解对方最近看什么书，听什么音乐，觉得契合的用户会互加友邻。添加友邻后，对方发布的信息都会动态呈现，既可以公开评论，也可以用豆邮这种私人信件的方式交流。随着交流的加深和增多，个体之间具有了高度的互动，来往比较密切，交流更为充分。此时人际关系转向固定，成为一种“强关系”。转为强关系的用户甚至会以线下见面交流的方式来加固关系，进一步深化这种联系。
2、随机群体——线上活动
网络社区中存在这类群体，他们彼此不是友邻，不会建立长期的稳定的联系，只是缘于对某一事物的共同关注而产生“偶遇”。例如对同一部电影比较感兴趣的用户，在该电影的评论区和论坛区交流观影感受，或者共同参与某一线上活动。然而这种交流是短暂的，没有延伸的，因而交流的用户没有转变成固定的人际关系，只是一种“萍水相逢”的状态。此时的随机群体属于“弱关系”，个体间关系较为疏远。但根据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弱关系的强势”的观点，建立“弱关系”的个体之间因彼此高度的非同质性，传播的观点和信息往往是未知的、新鮮的，可能更有价值。
3、共同话题——小组
网络社区的用户出于共同的话题或兴趣爱好，而组成小组，形成一个范围较大的交流场域。单个个体之间并不一定有频繁的交流，多数用户在小组的讨论中发言。不同于随机群体的是，小组的交流是可以延伸的。例如豆瓣小组里围绕一个话题或爱好的讨论是层出不穷的，不断有成员发言或发起新的讨论，使加入小组的用户产生关注并参与。但与固定群体不同的是，小组的成员是流动的，成员在不断的增加、减少或更替。整个小组的交际并没有达到“强关系”那种稳定的程度。用户有进入和退出的自由，而且可以同时加入多个小组。相似或熟悉的小组还会形成友情小组，成员间也可以互动。
4、功能组合——同城
与线上活动、小组将人际交往止于网上不同，同城提供的是让网络交往回归现实的平台。同城是同一城市的豆瓣用户的聚集，同城中发布的是所在城市的音乐会、戏剧、聚会、讲座、影展等各类线下活动的信息，感兴趣的用户可以在网上报名、预订和交流信息，然后在线下参与，甚至也可以自主发布活动信息，组织一场线下同城活动。同城的信息传播因为地理位置因素而传播范围有限，但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能性。
（三）意见领袖——活跃用户
网络社区的搭建可以说与意见领袖有重要的关系。尽管网络社区的组织方式是去中心化的，并不像微博这类社交网站推崇明星大V和垂直行业的V用户，而是推崇高质量的内容。然而，用户之间仍然存在“影响流”。在信息的发布、回复、评论、分享过程中，影响力总是倾向于从信息位较高的用户流到信息位较低的用户那里，从而产生了网络传播中的“意见领袖”。[2]活跃用户就是这些网络社区中的“意见领袖”。他们相比其他用户更乐于生产内容，例如生产原创书评、影评、日记和图片，热衷讨论和制造话题，组织线下活动。网络社区中的“意见领袖”与被影响者处于同一团体，而产生影响的基础是其共同的兴趣爱好。“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也并非垂直抵达，而是水平流向其他用户。
（四）信息中樞和把关人——后台管理者
尽管豆瓣是一个用户自主生产内容、自主推荐和分享的网络社区，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社区是无序的，没有“中心”的。豆瓣没有各类名人或者高产量用户的某个“中心”，而是以高质量内容为中心。发挥所有用户在社区中的作用，将用户高票推荐的内容以动态更新的方式呈现在首页。所有高票推荐的内容仅靠单个用户是难以挖掘的，对这类信息的筛选主要靠后台管理者来完成。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后台管理者发挥的是信息中枢和把关人的作用。
三、网络社区中的自我呈现和文化认同
麻省理工学院科学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SherryTurkle）称电脑是现代人的“第二个自我”。她认为网络交际最突出的特点是每个人的自主选择。在网络人际交往中，人人自由地呈现自我，输出价值、观点和情感；自由地选择合乎自己兴趣的内容和朋友，并积极接受他人的影响。网络社区可以说为人们的自我呈现和选择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在豆瓣中，用户自我呈现的重要方式是兴趣爱好，而这也是其构建文化认同的基础。
豆瓣用户都有一个集中呈现自我的个人主页，包括日记、相册、音乐、书籍、电影、线上活动、同城活动等多个栏目，还有一栏个人简介包含自己的头像、居住地、自我介绍和联系方式。可以说个人主页是对个体用户全面而完整的自我呈现。
对于创造型用户，他们的自我呈现方式主要是生产内容：写日记，写书评、影评，传相片，建豆列（收藏的书籍、电影或物品清单），展示参与的线上或线下活动。创造型用户主动创造内容，提供自己的态度、观点和感悟，以内容展示自己的喜好和个性。这类用户自我呈现的程度较高，容易获得他人的关注和认可，从而得到满足感。他们不在乎思考、组织和撰写内容所耗费的成本，倾向于在平台上获得话语权，建构社区文化。这类用户往往是网络社区中的“意见领袖”。
收集型用户与重视表达系统的创造型用户不同，他们的自我呈现方式侧重在记录：给书籍、电影打分，标注想看或在看的书和电影，对其他用户创造的内容标记“推荐”、“有用”、“喜欢”等等。这些记录同样汇集在个人主页上，从侧面展现着用户的品味、爱好、文化等。收集型用户乐于浏览和收集信息，豆瓣降低参与门槛的推荐、标签系统都很好的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使他们能以简单的方式参与社区的构建。如果说创造型用户的意义是提供砖瓦的话，收集型用户的作用则是用水泥将砖瓦黏合。他们每个人的“推荐”、“有用”、评分等将影响整个网络社区的关注点。
豆瓣用户并不存在明显的创造型和收集型的区分，每个个体都在生产和传播信息中建立社区文化，在友邻、小组、线上活动、同城活动等各类关系中彼此连结，扩展关系网。同时，豆瓣网去中心化、用户生成内容、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特点，也为多样的文化建构提供了社会化的环境。无论用户的趣味和爱好多么迥异、独特，都可以在网络社区中找到趣味相投的小众人群，从而“形成一个以小个人为中心的大平台，吸引了数量庞大的各式各样的小众群体，并促进小众文化的传播”。[3]
结语
网络社区的人际传播是传统人际传播的回归与延伸。居住于水泥盒子、彼此分隔的人们在网络社区中与自己志趣相投的陌生人联系和聚集，得以“重新部落化”。网络社区公开、广泛、迅速的传播特点又使人们的交往超越了传统的人际传播，使之具有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特点。人们在网络社区中的人际传播一方面促进自我呈现，另一方面催生着多样文化认同的建构，在人们的社会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作者：卢琪
第4篇：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的微信人际传播分析
微信（又称WeChat）自2011年产生以来，从其产生以来就一度地被关注。在国内经历了5年的在国内，成为社群媒体中的领跑者，被誉为“国民社交软件”；在国际上，坚持“做全球通用的文化符号”，被赞为“在世界版图上竖起中国标志”[1]。在新媒体环境下，微信作为社交软件的领跑者，离不开“微信之父”张小龙所言的产品要具有黏住用户的贪、嗔、痴的特质，并根据用户的核心需求让其“中毒”，而不为其“解毒”，使其越来越依赖于此，循环往复[2]。
一、简析互动仪式链理论
在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和戈夫曼等人关于仪式理论的基础上，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2004年在《互动仪式链》中首次提出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情感能量”可以联系个人行动与社会团结，实现了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的结合。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在互动仪式市场，人们行为的最终目标是追求情感能量的最大化[3]。
1.情景结构是微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人们的一切互动都发生在一定的情境之中，其中至少包括由两个人组成的际遇（encounter）[4]。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互动仪式链”，它在时间上经由具体情境中的个人之间不断接触而延伸，从而形成互动的结构；当人们越来越多的社会际遇过程，并使这些际遇发生的自然空间扩展之后，社会结构就变得更为宏观了。
2.仪式本质上是一个身体经历的过程、参与者亲身在场是互动仪式的必要条件。互动仪式有四种主要的组成要素或起始条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对局外人设定了界限，人们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并通过互相传达该关注焦点，而彼此知道了关注的焦点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4]。
3.与婚姻市场和产品市场类似，在互动仪式市场中，互动仪式市场也具有市场所具有的竞争性、成本性和可选择性。在互动仪式中，不仅物质付出和符号资本的付出是一种成本，情感能量本身也是一种成本[4]。人们会在市场上不断寻找与自己的资源相匹配的另一方进行互动，以期得到最高的情感回报。
二、互动仪式链理论视角下，微信人际传播要素分析
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才促使人类的信息交流活动逐步实现了社会化、全球化的格局，推动人类社会一步步走向信息时代[5]。新媒体时代，微信作为社群软件的领跑者，不仅关注其中用户间信息的传播，更关注其用户在互动中的用户体验。
1.互动仪式链视野下，微信打破了互动需“亲身在场”[4]的常态
微信作为社交平台，为其用户提供涵盖了文字、图片、视频、音乐、链接等可供使用的功能，满足了用户对信息传播多元化的需求。如果用微信“对讲”或“视频”功能聊天，几乎能够实现传播主体“在场”，这既打破社交时对时间限制的束缚，也实现了双方在没有“时间差”的情况下同步互动。
微信抓住了“人类情感能量的迸发”这一理念，使其在“多点”的空间中扩展了信息，每个“点”都可以是一个或多个独立的用户或群组，在互联网的传播过程中，微信使这些分散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点”联系起来。“点”与“点”之间的每一次互动，都具有对传播内容进行再造和衍生的双重意义。这使微信成为了“情感联动”的载体，又能让用户在互动中产生更加强烈的认同感和依赖感。
2.互动仪式链视野下，用户的角色“个性化”特征凸显
随着信息来源的多样化，新媒体语境下的微信受众从信息接收者到仪式参与者，不只是从消极受众到积极受众的转型，而是成为信息的间接生产者。通过即时在线，用户不仅接受信息，同时也会对所接收到的信息作出相应的反馈，成为兼具传播者和反馈者的双重角色，这也意味着用户可以作为消费者创造媒体中的仪式参与者。
微信用户以更加“个性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分享自己的情绪、体验和情感，并能够即时和通讯录中的好友直接互动和交流，其中不乏最原始的传播体验；消息发布之后，“朋友圈”中朋友的“关注”和“评论”可以使自己和好友形成情感体验的链接，进而引起情绪共鸣点，并将这种互动仪式持续下去。
3.互动仪式链视野下，微信所形成的“高度仿真”的互动仪式市场呈现
微信成为用户之间进行互动的主要信息输送方式。例如，在“朋友圈”中转发或发送的分享及其链接，其实质就是符号资本和情感力量的传递，是信息传播附带的结果，有效地节约了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微信不仅成为人们情感交流的平台，也传达了更加多元化和社会化的情感需求，实现了符号资本产生的情感能量等级的平等化。
三、互动仪式链视角下，微信人际传播链条中已显露的问题
微信所倡导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为用户打造及其接地气的社交仪式和情感沟通的舒适环境。在此种环境中，聚集着形色各异的人群，充斥着诸多的矛盾和冲突。接下来将从互动仪式链角度循着互动的基本流程，从互动仪式、传播者（即用户）、社交情景方面微信人际传播出现的问题。
1.互动仪式的改变对情感共振方式的变化。在群聊中，只要有红包的地方，就会有人“冒泡”，但随“抢”红包热潮的退去，又恢复了常态。在群聊中，整个过程总是如此往复，互动链条持续却又中断着，每个个体盯着手机在享受抢红包带来的短暂的乐趣，当仪式链中断后，情感也随着中断，等待着再一次的被参与。起初，抢红包是用来传达祝福的手段，而当下，送祝福的味道变了，“祝福什么的都没有红包来得实在”，用户久而久之便有意或无意的丢弃了人类情感传播与共振的基本方式[6]。更甚者，与其说是，红包祝福的味道变了，不如说是，祝福被“商业化”了。
2.用户传播不对称现象持续存在。在微信多层次的好友格局中，拥有较多的符号资源和信息资源总是处于主导地位，总是存在着传播的不平等现象，也使得每个用户都在现实的人际关系基础上，处于主导或者被动的地位，在互动仪式链中，或继续主导，积极参加新一轮的社交活动；或被迫沉默，这类人群并没有通过社群媒体获得相应的感情回报。现实不对称的社交情况在网络社交中继续延伸，部分被迫沉默的个体，渐渐地再次成为社交活动中的真空地带。
延伸出超越身体局限的社交平台给每个用户一个平等的机会来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圈子，碎片化和分散凌乱的圈子，易使得个人的精力分配和现实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隔离，容易产生社交成瘾症[7]的现象。
3.较为私密的社交情景给谣言的滋生带来了土壤。微信较高的私密性和安全性，正如一堵厚厚的围墙，既能保护每个个人的隐私，同时，也使得获取的消息渠道和消息内容具有密闭型，不易被证实和澄清。微信中封闭的情景给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为珍贵的土壤，也使得谣言滋生的有恃无恐。此外，微信人际传播中，微信朋友圈，也使得微信缺乏谣言的自净化的机制与功能，网络谣言易扩散却不易澄清，呈现出一种被谣言反噬的情况[8]。
四、互动仪式链视角下，对微信人际传播链条中问题的对策
1.用户应树立合理的互动仪式观念。新媒体时代，社交的互动仪式呈现出传统社交仪式和网络社交仪式共存的新态势。新的社交仪式让很多用户对传统的社交仪式感缺乏，产生了一系列社交障碍的症状，树立合理互动仪式观极其必要。
2.碎片化用户的碎片化聚合。用户有诸多碎片化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移动互联网中，微信的用户符号和资源所具有的不对称，可以被不同爱好、文化价值观的社交群体所接受。正如，在碎片化时代，要防止移动网络是我们的学习变得碎片化和不完整化。微信的用户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在微信上寻找需求的信息等，也要防止碎片化时代被碎片化的趋势。适当的社交无可非议，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如果一味地碎片化难免会过于极端，离开了聚合之后的碎片化社交对个体的社交活动弊大于利，聚合之中有碎片，才是正途。
3.不做谣言的“传声筒”。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交软件的风靡，微信也成为了一个谣言容易产生、扩散的新天地。据2016年1月2日的搜狐网报道《微信盘点2015年十大谣言，你被忽悠了么》，显示了朋友圈年度谣言和年度十大健康类谣言，此类信息极具生活性和趣味性，极易在朋友圈中被用户记忆、被传播，却不易被更正。作为个体用户，在人际传播中面对不良信息的侵扰只有举报还是远远不够的。更要提升自身的素质，做到不主动制造谣言、不随意传播谣言、不成为谣言的“传声筒”，人们有责任和义务为自己和他人共建一个“舒适”的社交生态，共享新媒体时代带来的舒适。
五、总结
在“地球村”来临之时，“建构一个可持续、充满意义、并可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9]是非常有必要的。微信给每个用户构建了一个超越身份界限的情景，使得人际传播发挥了最大化的作用。个体实现了自我和情感的需求，同时也存在诸多隐忧。对此，除去政府管制和法律约束，作为个体的人们更应成为高素质的互联网用户，聚水成河，积土成山，共建和谐网络社交环境。
作者：李赫
第5篇：人际传播学视角下的大学语文教学过程分析
人际传播学在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该学科不仅是大学语文教学的研究对象或者研究内容之一，比如大学语文也以传播学系统中的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为研究对象，而且包括人际传播学在内的传播学科体系，也为大学语文的传授成效提供了有效路径及评价体系。
一、大学语文的传授过程实际上是人际传播的过程
1、大学语文课堂的自我表露
大学语文课堂不同于中小学语文教育课堂，前者属于素质拓展教育的一种形式，除汉语言文学等少数专业为必修课外，中青年学员往往通过选修课的方式获得相关教育；后者属于义务教育的一种基本形式，属于少年儿童成长发育阶段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由此决定了两者接受教育成员的性质、特征等属性存在明显差异。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活动的互动传播过程首先始于其参与者的自我表露。中青年人的自我表露具有成熟性、复杂性、系统性等特点，也可能因有所保留而出现其片面性的一面，少年儿童的自我表露具有初级性、相对简单性、碎片化等特点。自我表露方式存在的以上差异，使我们必须重视因传播主体的不同而对语文教学方式产生的深刻影响，特别应注意在大学生自我表露方式的直截性与含蓄性中间寻找表露主体的真实意思，从而使我们的大学语文教育更富针对性。
2、大学语文课堂的人际认知
大学语文不同于义务阶段语文教学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前者更多以更加灵活的交互方式展开，比如角色扮演、情景模拟、寓情于景等，人文环境及人际交往模式的多元性直接为语文课堂学员的个性化人际认知营造了具体氛围，在授课主体一定的情况下，不同的人文氛围有助于学员建立对自己、对别人乃至对外界关系的更为快速而有效的人际认知，这远远不是单纯机械化授课可以比拟的。简单而言，授课人的人际认知围绕“我的课程主要面向哪些受众展开”、“我的课程被受众如何评价”、“课程之外的我如何被受众评价”等；受众的人际认知主要围绕“我要参加的课程由谁来传授”、“课堂之外的他有何更多人生故事”、“我身边的学员都有哪些人员”等问题展开。如果课堂的互动、参与性越强，则授课人与学员以及学员之间的人际认知建立速度就越快、质量也自然越好，比如许多大学传递语文学问的任务交给社团来承办，与其照本宣科宣读汉朝女性如何参与“笄礼”（成人礼），倒不如通过举办汉文化社区的途径，让学员完整体验一把有趣的“穿越之旅”（参与者基本扮演主角笈者、主人、赞礼、摈者、赞者、执事等），从而对我们的语文课堂倍感兴趣并对传授者与其他学员快速建立更为密切而正面的人际认知。
3、大学语文课堂的人际印象
大学语文授课不以应试或者空泛的素质教育为导向，而往往以学生感兴趣的热点专题展开，且这个阶段学员的内心世界更为丰富、价值趋向判断也更为多元，所以传授者选取的专题对学员的吸引力如何、传授者的情态语态等表现、学员之间的互动程度，都直接关系大学语文教育成员之间人际印象的优劣好坏及其具体方向。人际印象具备圈层化特点，既包括在一个特定范围内，以印象强烈程度递减为趋向的核心印象圈及周边外围印象圈，也包括针对具体特定评价对象的各分印象权重递减趋向为特征的圈层。谈吐是获得人际印象的直接渠道，比如有的学员喜欢和你谈论古装剧，有的喜欢和你谈论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那我凭借这些特征明显的个性人际印象，就可以大致判断该往哪些方面有针对性的培养学员掌握特色化的语文能力。人际印象具有惯性趋向，这就启示我们大学语文授课人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甚至可以直接左右部分学员学习热情，而学员的集体风貌也直接作用于授课人，成为影响语文课堂教学成效的一个作用因子。
4、大学语文课堂的人际吸引
就多年教学经验来看，大学语文教学中的人际吸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师生之间的人际吸引，学员之间的人际吸引，授课所涉人物对整个课堂的人际吸引，课堂内外人员之间的人际吸引。师生之间的人际吸引主要取决于教师授课成效及学员反馈程度，学员之间的人际吸引主要源自参与式角色扮演教学中的配合程度。授课所涉人物对整个课堂的人际吸引，比如古代英雄人物对学员的抽象人际吸引，实际上主要还是靠语文教学的授课者成功刻画与演绎实现的，毕竟要想让纸面上静态的人物鲜活起来，关键要靠授课者的努力，所以也可以认为这类人际吸引属于师生人际吸引或者说授课者个人能力及魅力的延伸与拓展。笔者曾记得在自己的大学语文课堂上，有位老师在讲述一个边远山区支教老人的草根故事时，不少学员潸然泪下，这位主人翁在对课堂成员产生强烈人际吸引的同时，授课者对学员的人际吸引力也获得了空前提升，在传播者与受众的共鸣中，本次语文教学获得了空前成功。可见，优秀的人际吸引力是确保大学语文教学成效的直接驱动力与重要保障因素之一，优秀的授课者本身也是一位受人尊重的优秀演说家。
二、人际传播心理学在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1、授课者的有效自我表露
（1）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表述方式
大学语文课堂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学员文化背景多元，个性特征也已经形成并基本定型，因此要想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就必须考虑到这一现实因素。首先在语文教学的选材上，不选取带有民族敏感性的题材，也不宜选取容易引发地方负面回忆的事件，既是对于同一题材，也尽可能照顾到不同年龄、地域等个性因素。比如有授课者在讲述法国女英雄贞德时，如果面对的学员是在职或者函授大学的学员，则更多采用平实而雄壮的授课语言风格，如果面对的是九零后新生，则可以采用一些较为活跃的语言比如“女汉子”、“巾帼”、“欧版花木兰”等语言，而假如对中老年听众使用这些语言风格的字句，则很可能引来学员反感（认为其肤浅、没内涵），那么其语文教学就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甚至适得其反，而且授课者本人也可能会在听众中获得负面人际印象。
（2）在不同的环境说不同的话
第一，要接受场合的约束。大学语文的课堂不一定固定在室内实现，很多时候为了寄情于景取得教学效果的最佳化，可以采取改变教学环境等户外授课模式。通过传播者的刻意营造，一个良好的专题教学就会起到入耳入脑入心的授课效果。
第二，要积极寻找适当的场合。大学语文教育本身属于人际传播过程的一种类型，要想获得预期传播效果，语言氛围的营造就成为必须。如果授课者发现其所处的场合并不适合本次语文授课目的的预期实现，则可以采取更换其他场所或者氛围的方式。比如在讲授关于三农题材的语文素材时，可以组织学员去农村实地考察并就地取材与授课。
2、有效地认知学员
授课者除了在课堂以内通过观察逐步了解每个学员特征，更重要的是应主动在课堂之外近距离了解其学员，从而为师生之间建立良好的人际印象提供保证。概括来讲，主要通过以下四点来获得对学员的有效认知：1、根据对话认知他人，2、根据动作表情洞悉人心，3、根据服侍装扮了解性格。
三、结语
人际传播学为大学语文教学的有效开展提供了指导体例，而且大学语文教学过程本身就属于人际传播过程的一种具体形式，只有师生共同努力，通过有效的自我表露，营造良好的语言氛围，取得积极的人际印象，大学语文的教学工作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作者简介】徐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