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文学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是一个新的提法。这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是从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现状、文学发展的历史实践以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拓展几个方面来综合考虑的。
首先，所谓当下比较文学学科研究领域的失范是指比较文学自身的研究领域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而且有些理论阐述还存在很多纷乱之处。其中存在于影响研究中的实证性与审美性的纷争中就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失范现象。
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最初之所以提出国际文学关系史理论，一方面回应了当时克罗齐等人对比较文学的非难，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作为一个学科必须有一个科学性基础，所以他们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而是一种实证性的国际间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但是，后来美国学者却质疑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单纯强调科学实证而放逐审美价值的学科定位，认为他们的影响研究是僵硬的外部研究和文学史研究，提出要“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因为“文学性”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作品得以存在的内在规定性。也就是说，比较文学应该把美学价值批评重新引进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之中。
但是，一旦文学性介入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实践之中，就使得我们面前的比较文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困扰。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影响研究以实证性探寻为研究定位，当然如果仅仅对于“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来说，这种实证性的影响研究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一种文学的比较研究来说，它却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主要是因为，实证性的影响研究想要求证的是人类的美学艺术创作过程中存在的接受和借鉴规律，“实证能证明科学事实和科学规律，但不能证明艺术创造与接受上的审美意义”。也就是说，要从文学艺术的外部研究来揭示其文学内部的规律性，这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影响又被称为是“像难以捉摸而又神秘的机理一样的东西，通过这种机理，一部作品对产生出另一部作品而做出贡献”。就连强调实证影响研究的伽列（ate又译卡雷)都认为影响研究“做起来是十分困难的，而且经常是靠不住的。在这种研究中，人们往往试图将一些不可称量的因素加以称量。
所以说，文学审美性介入比较文学研究之后，影响研究就不应该还是一种单纯的文学关系史研究了。然而，当下我们的许多比较文学教材在处理影响研究的时候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性研究的关系问题，还是将二者纠结在一起。比如在阐释媒介学的时候，还是把实证性的文学媒介考证与译介学混杂在一起，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没有办法真正把译介学出现的非实证性“创造性叛逆”说清楚。可以说，当下的译介学已经不是简单的语词翻译了，它更关注于文学性因素在不同语言体系中出现的变异现象。但是由于以前的影响研究特征过于模糊，所以就造成了译介学无法获得恰当的研究定位。实际上，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性研究和审美性研究并不是不可两全的，我们没有必要将二者在影响研究中纠缠不清，完全可以将二者分为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一个是实证性的文学关系史研究领域；另一个则不再只注意文学现象之间的外部影响研究，而是将文学的审美价值引人比较研究，从非实证性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文学现象之间的艺术和美学价值上新的变异所在，是属于文学变异学研究领域。
其次，提出文学变异学的研究领域是有充分的文学历史发展实践的支持的。这是因为，从人类文学的历史发展形态上看，文学形式和内容最具有创造力和活力的时代，往往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学、乃至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碰撞、互相激荡的时代。这些时期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不会保持静态，它往往表现为不同体系的文化和文学之间碰撞激荡、交流汇聚、相互融合的状态，它是各种文学基因发生“变异”并形成新质的最佳时期。所以，这些时期会在文学上呈现出生机勃勃、丰富多彩、新异多变的创造性面貌。比如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段的文学局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虽然此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甚至战乱频仍，但是正是由于印度佛教文化/文学因素大量被引人中土，刺激了中国本土的文学创造力，当然还有中国南北朝文学的彼此交流和融合，所以在文学和文学理论方面都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章。探究这种文学横向发展现象的内在实质，就是不同文化/文学体系之间的冲突和交流，“能够激活冲突双方文化的内在的因子，使之在一定的条件中进入亢奋状态。无论是欲求扩展自身的文化，还是希冀保守自身的文化，文化机制内部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异’”。本土文化/文学体系自身出现的变异因素往往就是文化与文学新质的萌芽，而这种具有创造力的新因素最终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而且，这种外来的异质性文学因素所引起的文学变异现象甚至使得本土固有的传统得以变迁，这样的文学变异就成为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变异的文学现象促进了本土文学的发展，并逐渐融入本土文学的传统中，形成后世文学的典范。比如闻一多在论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时候，肯定了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的重大推动作用，认为如果没有外来的文学因素的介入，中国本土文学就不会有那么多变异性的发展，北宋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确实，魏晋以降的佛教文学流传进入中土，中国古代文学在这种横向的冲击下，吸收和借鉴，产生了新的文学变异因素，我们今天所说的深受外来文学因素影响的中国禅宗以及变文、小说、戏剧早己成为中国文学自身的固有传统。而且，每个国别文学体系中出现的文学变异现象都是丰富而复杂的，因此对文学变异现象的研究理应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视角之一。
最后，提出文学变异学领域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当下的比较文学学科拓展已经改变了最初的求同思维，而走入求异思维的阶段。比较文学的法、美学派理论都是在单一的文明体系内部进行的，他们都是从求同思维来展开比较文学的研究。尤其对于没有实际关联的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比较，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更是从一个共通的“文学性”层面出发，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共同点的。它注重强调没有实际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某种关联性”，这种所谓的关联性也就是韦斯坦因(UlrichWeisstein)所谓的类同或者平行研究中存在的“亲和性”。无论是“关联性”或是“亲和性”，都是一种以求同思维为中心的比较文学研究模式，这在单一的西方文学/文明体系中是很实际的一种研究范式。然而，当我们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投向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的文学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除了一些基本的文学原则大致相同外，更多的是异质性的文学表现，更多的是面对同一个文学对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表达形式或观念的变异。对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学变异现象的研究曾被韦斯坦因等西方学者的求同思维所怀疑，这种“迟疑不决”的心态正是比较文学求同思维的具体写照。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走出比较文学的求同，而要从异质性与变异性入手来重新考察和界定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领域。而文学变异学的提出正是这种思维拓展的最好体现。
从上面三个方面来说，我们提出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研究领域是对颇受争议的影响研究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重新规范，并且变异学还有古今中外的文学横向交流所带来的文学变异实践作为支持，它更和当下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中所强调的异质性的研究思维紧密结合。所以，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的研究领域有着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如果将文学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之一，那么，它在比较文学整个学科建构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它和比较文学学科其他研究领域的彼此关系是如何的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给以明确界定的。
实际上，对变异学领域的界定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界定还离不开对比较文学学科特质的再明确。如果我们从学科史的实践上来看的话，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它的学科特质几乎就没有稳定过。法国学派提出比较文学是国际间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是缩小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人为地造成比较文学研究的危机。美国学派提出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却又把研究领域无限扩张，把比较文学推到一种“无边的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学术研究”；中国学者提出比较文学的跨文化或者跨文明研究，更多的是带有文化自觉意识和方法论意识上的学科思维建构。这三者对比较文学学科特质各有侧重之处，当下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界更多地是将这三者粘贴在一起，来建构自己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没有在共时性的层面上去面对比较文学真正的学科特质问题。所以，就无怪乎当下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迟迟不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了。
那么比较文学的学科特质该如何来界定呢？如果我们综合比较文学发展三个历史阶段的学科理论实践以及定位，就会发现比较文学学科研究是在两个基点上展开的：跨越性和文学性。
首先，从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进入文学研究视野的时候，研究者就在把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归结为一个最为基本的核心一跨越性。从歌德和马克思提出“世界文学”的设想以来，法国学派从跨国研究来进行文学关系史研究，美国学派提出跨学科研究，中国研究者提出跨文化以至于跨文明研究，虽然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他们都十分强调在不同文学体系进行跨越式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的跨越性特质突出了比较文学是具有世界性胸怀和眼光的学科体系，它主要关注的目标就是通过对不同国家、文化与文明之间不同文学体系之间跨越性的研究，在异同比较之中探寻人类可能存在的“共同的诗心”。可以说，跨越性是比较文学得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突出特质。
跨越性的特质一方面说出了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和交叉学科的特征，更因为是对不同文学/文化体系的跨越性研究，使得它更能够发现文学新创造的生长点所在，因此具有更多的前沿性研究的特征；另一方面，跨越性说出了比较文学的一个学科理想，就是以一种世界性的胸怀来探寻人类的共同文学规律。只有通过对不同国别、文明体系中的文学进行跨越研究，对文学和人类其他艺术领域的跨越研究，才使得我们有可能接近和洞悉一种“共同的诗心”。
其次，比较文学研究实际上离不开文学研究，或者说，它离不开对文学性和审美性的基点。上文已经谈到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放逐文学性的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激烈反驳，提出比较文学研究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hp1331。但是随着学科的发展，尤其是文化研究的蓬勃兴起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渗透作用，从而使得当下的一些比较文学研究过于向文化研究靠拢，并且大有被取而代之的可能。正如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所说，比较文学的这种文化研究使得比较文学成为一种“对世界上所有话语和文化产物的研究”从而使得比较文学学科成为一种无边界的文学研究。这样的话，比较文学就成了一种几乎“无所不包”的学科，就完全谈不上一个学科必须具有的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就在这无所不包之中泯灭了自身。当然，我们无意完全否认文化转向对比较文学带来的新启发和学科研究生长点，我们所要强调的就是作为一个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必须有自己明确的学科研究领域。如果离开了文学或者文学性的研究，比较文学就无从建立一个稳固的研究领域它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由此可见，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比较文学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学科特质，也同样规定着比较文学学科研究领域的划分。如果说，法国学派的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和美国学派的跨学科研究等都强调了对文学现象的跨越性研究，而成为比较文学的学科领域；那么，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领域刚好就是从跨越性和文学性这两点上面生发出去的，它是文学跨越研究和文学审美性研究的结合之处。因为最为切近比较文学的这两个学科特质，所以成为一个更为稳固的学科研究领域。和文学关系史研究相比较，它更为突出文学比较的审美变异因素，不但注重对有事实影响关系的文学变异现象的比较研究，而且也研究那些没有事实关系的，以及以前在平行研究中人们对同一个主题范畴表达上面出现的文学或者审美异质性因素，所以说，文学变异学研究领域是更为开阔的。
那么，从上文的这些论证中，我们就可以得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定义：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
分析了比较文学变异学提出的原因，以及真正的含义之后，那么作为一个比较文学学科的固定的研究领域文学变异学也应该有自身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我们将从四个方面来辨析文学变异学可能的研究范围。
第一是语言层面变异学。它主要是指文学现象穿越语言的界限，通过翻译而在目的语环境中得到接受的过程，也就是翻译学或者译介学研究。国内一般的比较文学教材都沿用法国学派的观点，将译介学放入媒介学的研究范畴之中，但是由于媒介学属于传统实证的影响关系研究，而译介学却涉及了很多跨越不同语言与文化层面的变异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很难将译介学归入此类。也就是说，“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由于当下视野中的译介学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语词翻译研究的范畴，所强调的己不是传统的“信、达、雅”，而是“创造性叛逆”。已经从传统的实证性研究，走向了一种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文化与文学研究，那么译介学就不能用简单的实证影响关系来作为研究范式了，它已经超出了媒介学研究的范畴。而在这其中，我们要把研究的注意力从语词翻译研究转向那些语词的变异本身，也就是将文学的变异现象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
第二是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研究，又称为形象学。形象学产生在20世纪的中叶，基亚(GuyardM.F.)在其《比较文学》一书中就专列一章“人们看到的外国”来论述形象学，并称之为比较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虽然后来韦勒克(ReneWellek)以形象学是一种“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史研究”来否定伽列和基亚的尝试[，但随着社会科学新理论的出现，形象学逐渐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分支之一。当然，形象学也从最早的实证性关系研究，而走入对一种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范畴里面。形象学主要研究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一国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他国形象。在这里，他国形象只是主体国家文学的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12+p29，正因为它是一种想象，所以使得变异成为必然。比较文学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显然是要注意这个形象产生变异的过程，并从文化/文学的深层次模式入手，来分析其规律性所在。
第三是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是文学性和文本本身，所以文学文本之间产生的可能的变异也将必然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首先它包括有实际交往的文学文本之间产生的文学接受的研究领域。文学接受是一个很热门的研究领域，正如谢夫莱尔(YvesChevrel)所说，“接受’一词成为近15年来文学研究的主要术语之一”国内的多本比较文学概论也列出了专章来处理接受研究的问题，但问题是，接受研究目前还没确定一个明确的研究定位。它是影响的一种变体呢，还是不同于影响研究的新研究范式，它和影响研究的异同又在哪里呢？实际上，从变异学和文学关系学的角度来看文学接受学，问题就非常清楚了。它不同于文学关系研究，主要是因为后者是实证性的，而文学接受的过程却是有美学和心理学因素渗入，而最终无法实证的，是属于文学变异的范畴。其次，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还包括那些以前平行研究范畴内的主题学和文类学的研究。主题学和文类学虽然研究范围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二者都有法、美学派追求“类同”或者“亲和性”研究的影子。而实际上传统的主题学、文类学研究中，已经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主题变异和文类变异问题，尤其在不同文明体系中，文本之间的主题和文类在类同之外，更多的却是不同之处，那么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不仅在求同，也在存其异”。而且通过不同的文学主题和文类变异现象的研究，我们可以更为有效地展开不同文明体系间的文学对话，从而更为有效地总结人类的文学规律。
第四是文化变异学研究。文学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穿越，必然要面对不同文化模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化模子的歧异以及由此而起的文学的模子的歧异”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必然要面对的事情，文学因文化模子的不同而产生的变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其中，以文化过滤现象最为突出。文化过滤是指文学交流和对话过程中，接受者一方因为自己本身文化背景和传统而有意无意地对传播方文学信息进行选择、改造、删改和过滤的现象。文化过滤研究和文学接受研究很容易混淆，但是最为关键的，就是文化过滤主要是指由于文化“模子”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学变异现象，而不是简单的文学主体的接受。同时，文化过滤带来一个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就是文学的误读，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圈时候造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文学误读现象。那么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是怎么样的关联，它们彼此之间关系如何，它们是如何成对发生的，它们所造成的文学变异现象内在的规律性是什么，这都将是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所主要探讨的问题。
这四个层面的变异研究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的研究领域。当然，作为一个全新的学科视角，变异学研究中还存在很多问题等待梳理，但可以肯定地说，文学变异学的研究范畴的提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明确，以及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解决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作者：曹顺庆，李卫涛(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610064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广州5106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