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冯友梅（1983—），女，河北香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信息技术教育、教师教育以及相关教育技术理论研究。 技术观，简单地说，是指人们对技术的理念和认识；具体来说，它关涉人们对技术本体、技术价值、技术方法、技术过程等方面的相对稳定、成熟、合理的认识和理解，并内在地决定着技术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方式。因此，合理的技术观是保证技术实践有效性的前提和基础。然而，一定时期人们所持有的技术观往往会受到所处时代技术水平以及人们认识水平的制约，使技术观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会在技术实践过程中以不同方式体现出来，并最终影响技术实践的效果。人们对“教育技术”的认识也存在这种局限性，这一点从各种不同定义的分析中即可获得佐证。如何树立合理的技术观，使教育技术实践与时代需求合拍，保持较高的实效性，是本文尝试解决的问题。
一、身体技术、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
技术发展史上三种类型的技术
在考察教育技术概念之前，需要先确定考察的视角。在技术发展史上，由于作用对象和作用方式的不同，逐步形成了身体技术、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等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这三种“技术”虽然在定义上有严格区分，在作用对象、评价原则、技术改进复杂性等方面有较大差异，但深究起来，其边界依然模糊，相互之间有重叠。
“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可以从广义技术的定义中推演出这二者。所谓广义技术，一般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本身的全部活动中，所应用的一切手段和方法的总和。简言之，一切有效的手段和方法都是技术。广义技术的定位非常宽泛，为了使用和研究的方便，人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细化，有了狭义的技术界定。所谓狭义技术是指：人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进人工自然系统的手段和方法。[1]这里界定的狭义技术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技术，是“技术工作”中的“技术”，是生产技术、生物技术、工程技术、医疗技术，是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技术，也就是“自然技术”，有人也称其为“物的技术”。由此可见，“自然技术”是包含在“广义技术”中的，是关涉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人本身”的技术，其对象是人工自然和人本身，这里的“人本身”更多指向人的生物性躯体。
在广义技术界定中，还有一类技术是“改造社会”的，它的对象是“人类社会”，有人把这类技术称为“社会技术”。具体来说，社会技术一般是指，为了促进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所采用的调整人际关系、组织关系、经济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例如交通管制技术、社会保障技术、物业管理技术、教育文化技术、银行利率调控技术、军事训练技术等。
一般而言，自然技术总是与具体的“物”相关，是关于“物的技术”，技术过程涉及“物”的设计、开发、管理、使用和维护等诸多方面，而社会技术则更多关涉相关政策、制度、策略、方法以及原则的设计和实施，不以具体的“物”为主要标志，但也并非拒斥“物”的使用。在信息社会到来的当下，社会技术的一般过程就需要“物的技术”作为载体和支撑。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物”是为社会技术的“事”服务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技术的目标而存在的。
技术是伴随着人类的起源而同步发展起来的，在系统化的、成熟的自然技术（制造“物”的技术）产生之前，原始人类主要采用“身体技术”来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莫斯这样描述身体技术，“身体是一个人最初的也是最天然的工具，或者更确切一些，不用工具这个词，身体是人的最初的和最天然的技术对象，同时也是人的技术手段。”[2]如此看来，身体技术不仅属于原始人类，对现代人而言，也是重要的技术手段。身体技术的形成，跟人的成长经历、所受的教育、所处的文化环境以及个人的身体条件相关。身体技术既有群体性，也有个体性，可以通过某一群体的行为习惯、身体动作，去判断他们属于哪国人、哪种职业的人，甚至某个地区的人；也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细微动作等去判断他是否是一个熟悉的朋友。这些都是身体技术所具有的特性。
从以上阐释可以看出，因作用对象的不同，可以区分“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而“身体技术”跟这二者其实不在同一层面，本文将三者放在一起讨论是为了更全面地分析“教育技术”定义中所蕴涵的技术观。
二、“教育技术”定义的技术观审视
以下将从“身体技术”、“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的视角来审视“教育技术”的典型定义，并借此了解人们对教育技术的认识过程。
人类原始的教育活动是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凭借身体器官进行的，没有专门的学校，也没有专职教师和特制教育工具。年长者皆为教育者，劳动和生活场所就是教育场所，人的口、耳、手是主要的教育工具，通过口述和耳闻来传递教育信息，有时教育者还伴以动作或实物展示，使受教育者易于理解和模仿。[3]可见，在人类教育活动的早期，就有教育技术的萌芽，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比较传统的教育技术定位，认为所谓教育技术即是教师的教学技能或技巧。[4]教师充分利用自身这个媒体，就能够较好地完成教学过程。这种教育技术定位显然属于“身体技术”的范畴。
20世纪初是教育技术事业发展的初期，现代媒体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标志，人们对教育技术的认识也因此悄然发生变化。美国从视觉教育、听觉教育到视听教育的概念变迁，我国从电影教育、播音教育到电化教育的定义变换，即是这一认识变化较为直接的反映。这些概念中比较典型的是萧树滋先生早年对电化教育的界定：“所谓电化教育，简单说，就是指利用现代化的声、光、电设备进行教学、教育活动。”这种观点即是纯粹的物质工具论，也就
是所谓的“媒体工具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单纯利用媒体就可以达到优化教学效果的目的，更有甚者，把教育技术的物质工具只局限于先进的媒体。[5]这种理解方式实际上将教育技术定位为自然技术，在其指导下的教育技术实践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教育媒体的研发和使用。
对教育技术的认识，如果仅仅局限于自然技术，将很难达到预期的实践目标。人们在反思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教育理念、学习理论等在现代媒体使用中的重要作用，这种反思活动促进了人们对教育技术认识的进一步深化：逐步从自然技术过渡到社会技术。当下主流的教育技术定义一般都属于社会技术的范畴。
例如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的最新定义（2005定义）：教育技术是通过创造、使用和管理合适的技术过程和资源以促进学习和改进绩效的研究和符合道德规范的实践。[6]
再例如，尹俊华先生在其《教育技术学导论》一书中指出：广义的教育技术就是“教育中的技术”，它分为有形（物化形态）和无形（智能形态）两大类。物化形态的技术指的是凝固和体现在有形的物体中的科学知识，它包括从黑板、粉笔等传统的教具到电子计算机、卫星通讯等一切可用于教育的器材、设施、设备及相应的软件；智能形态的技术指那些以抽象形式表现出来，以功能形式作用于教育实践的科学知识，如系统方法等。狭义的教育技术指的是在解决教育、教学问题中所运用的媒体技术和系统技术。
这两种界定，均认可物化技术对教育的价值，又同时强调在相关理论指导下使用的重要性。这种认识比自然技术范畴下的教育技术前进了一步。在自然技术的范畴下，往往形成物的先进性即教育技术先进性的观念，在实践中表现为对媒体先进性的盲目追求，而在教育实践中，这种观念屡屡受挫；在社会技术范畴下的教育技术实践则能够从教育需求出发，去寻找恰当的教育媒体，并且强调在相关理论指导下的合理使用，因而往往能够更好地实现预期目标。
以上通过对“教育技术”定义的技术观审视可以看出，人们对教育技术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从身体技术到自然技术，再到社会技术的不断深化的过程。而将“教育技术”作为社会技术来理解，才能更好地把握教育技术的实质。
三、三种技术观指引下的
“教育技术”的实践取向
作为身体技术的教育技术，是强调教师“教”的技术。注重教师教学经验的积累及教学技能、技巧的提高。这种技术观与前喻文化的教育理念相契合，符合农业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文化背景。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教育任务是前人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的传递，教师是知识的传递者，学生是知识的“容器”，所谓教育技术就是教师在传递知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有其个体特征的“技术”，技术水平的提高更多表现为教师教学技能的提升，这就决定了这种技术观指引下的教育技术的实践取向。当下仍然盛行于一线的各种类型的教学技能大赛，正是这种实践取向的体现。
作为自然技术的教育技术，是强调作为实体的“物”的技术。电子媒体介入教育领域的初期，由于媒体本身的贵重、复杂和罕有，使得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才能操作和驾驭。因此，在这种教育活动中，媒体处于相对核心的地位，媒体的管理、使用和维护成为中心工作，这或许是那个时期教育技术强调实体“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造就了作为自然技术的教育技术的观念。这种观念强调和推崇媒体使用，不去反思其合理性，而是先用了再说，并且认为技术水平越高，教学效果就会越好。经济利益的驱使，商家的介入又直接推动了这种观念的传播和发展。在实践领域，表现为从技术到技术，狂热追求技术的先进性。为了“验证”或者“证实”这种先进性所带来的高效的教学效果，往往还遵循这样的逻辑：从技术可能性出发去寻求或者开发可能的教育需求。可以说，在当下从理论上早已经超越了这种观念，且这种观念在文字材料（教材、著作）上也失去了话语权，但在实践领域，它仍然是一些行动者开展工作的常用假设，因此依然盛行。
作为社会技术的教育技术，是一种合理的技术观。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它能够将教育活动放在人与人之间的双边活动中去考察，虽没有上升到“人与人之间灵性交流”这样的人文高度，但其还是摒弃了单独“教”或者单独“学”的片面，也将“物”的使用规范到了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或为工具、或为环境，但均不再将其放在核心或绝对的位置去追求，也不再从物出发去寻求合适的教育需求，而是从教育需求出发，去探寻恰当的技术，若不得，则再依据教育的需求去改造或者设计开发合适的技术。这种技术观从侧面回答了长久以来 “姓电还是姓教” 的问题，也解释了“理化技术”或“人文科学”的疑问。这种技术观的实践取向很明显：有效的教育技术实践总是教育需求在先，所有的因为技术的先进性而产生的所谓的教育需求都是虚假的，建立在虚假需求上的实践活动，不仅劳而无功，还会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更为重要的是，还会增加人们对高新技术的误解，对其失去应有的兴趣。
四、教育技术（电化教育）概念定义的
范式传统与其实践取向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学界多使用“电化教育”这个概念，之后为与国际接轨逐步使用“教育技术”的概念。从学理上分析，这两个概念有差别，但在实践领域和学术组织、刊物以及相关各级各类的行政机构，二者一直混用至今。早期在“电化教育”的界定上有鲜明的“范式”存在，“教育技术”的概念也存在类似的痕迹，通过分析几个典型的定义可见一斑。
考察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几个典型的电化教育概念，可以看出，它们遵循着这样的范式：“……运用或者利用现代化媒体，……以优化教育或者适应时代要求”。这个范式由两部分构成，前半句是条件，后半句是目的，“利用现代化的声、光、电设备”、“运用现代教育媒体”、“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均是电化教育的前提条件；“从而
使教育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以实现教育最优化”、“以实现最优化的教育活动”、“以取得最优化的教育效果”则是电化教育的最终目的。显然，这个范式背后隐藏着如下逻辑：现代化的媒体设备能够优化教学，使教育活动获得好的教育效果，简言之，即是现代技术能够促进教育的发展。[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