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发展的根本宗旨是为了争取男女两性在各方面拥有平等的权力，西方三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产生了诸多女性主义的流派，也促进了教育领域内的女性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
文章对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及其影响下的教育思想进行简单总结，并尝试从六个角度分析了对成人教育学发展的启示，以期在女性主义思想的积极影响下促进成人教育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女性主义，也被称为女权主义、妇女解放、性别平权主义等，世界范围内的女权运动、女性主义发展的根本宗旨都是为了争取实现两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拥有平等的权力。人类历史上，“人权”的概念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但人权的概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包括女权。女性主义的思想基础来源丰富，最早有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思想，还有种族平等运动、后现代主义思想等等，女性主义教育思想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不断发展呈现多元化的状态。
一、三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及与之对应的女性主义教育思想1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the firstwave)
17—18世纪，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提出了“自由”、“平等”的口号，但是曾经参与革命、为之奋斗的女性在战后仍未得到和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从而引发了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爆发，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了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她们要求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权利。具有代表性的有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With Strictures on Political and Moral Subjects)、泰勒(Harriet Hardy Taylor Mill)的《妇女的选举权》(Enfranchisement of Women)、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西蒙·波夫娃(Simone de Beauvoir)《第二性》(The Second Sex)等著作。
该阶段女性主义思潮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自由主义崇尚理性，认为人生来是自由平等的，都有推理能力，在受教育后应该具有同等的理性，因此教育应强调人性，对男女应给予同质的对待。早期自由主义重在对“父权制”①观念的批判，“父权制”下的教育主张男女不同角色的培养，如卢梭指出，男女性别的差异不仅是大自然的造化，也是一个完善的市民社会所需要的;同时，在道德培养方面也有着天然的差别，女性受母亲的影响只需要做到服从与礼节，洛克也认为在某些方面不同的性别应不同对待。[1]他们认为教育应依性别差异而有所区分。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对“父权制”在教育主张上的批判，指向当时的教育系统改革，着眼于“平等的机会”(equal opportunities)、“社会化和性别刻板印象”(socialization and sex stereotyping)以及“性别歧视”(sex discrimination)，力争消除性别压迫、追求女性与男性的平等教育权。他们甚至提出了实践中的具体建议，一方面从提高社会成员的意识入手，让大家充分认识教育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努力避免这种不平等现象;另一方面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为女性的平等受教育权提供保障。
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对于女性追求自由与机会平等，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等的改革发挥了巨大的价值，可以看成是所有女性主义流派的出发点、起点，后来的女性主义流派以它作为改造、修正的对象。
2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the secondwave)
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后期，是女性主义较早阶段在英美国家妇女要求参政等运动的延伸，它伴随着美国黑人解放运动、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等民主运动而生。“个人就是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被认为是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中被广为流传的一句口号，它把妇女的解放与社会改造相结合，试图从社会中寻求女性被压迫的根源。美国《平等权利修正案》(The Equal Rights Amendment，简称ERA)早在1923年就被提出，在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中复兴，最终在最后期限的1982年以三州之差未获批准，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走向低潮。具有代表性的是女权主义者贝蒂·弗蕾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的《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等。
相比较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者所关注的两性机会平等，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更加强调女性的独特性，矛头直接指向造成女性偏见的社会意识形态，强调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变，它不仅看到了女性和男性在表面的社会分工上的不同，更加深入到了思维的深度，不仅局限于政治层面，更扩展到了文学、宗教、法律、哲学等多个方面。
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期间产生出了诸多流派，如激进的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Marxist and Socialist Feminism)、黑人女性主义(Black Feminism)和心理分析的女性主义(Psychoanalytic Feminism)等等。激进的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以权力、统治和等级制为特征的“父权制”(patriarchy)，在两性差别的观点上，经历了从女性处于劣势的归因向否定男性、肯定女性的生理状态的转变过程，强调凸显女性独特的价值，将矛头指向男性群体，并且提出了培养女性意识的主张，认为女性应该接受针对自身的教育或者再教育。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观在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她们是以修正激进的女性主义的姿态出现的，两者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倾向于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是阶级歧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可以看成是马克思女性主义和激进的女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把原因总结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相互作用造成的现实后果，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都认定妇女受压迫是其所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产物。黑人女性主义主要是批判种族歧视、父权制社会对黑人女性的双重压迫，以及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差别对待。心理分析的女性主义着重研究女性受压迫如何影响着她们的生活和性别特征，它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根植于她们的灵魂——女性独特的养育分工，女性寻求解放需要有一种源于“内在的”和社会的革命。
这一时期的教育受到该阶段女性主义思潮多种流派的影响，对当时的主流知识提出挑战，研究课程和教学方法中带有女性歧视的内容，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课程和教学方法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尽管该阶段女性主义理论流派林林总总，但她们的主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批判性别歧视，争取消除两性差异。较之之前的女性主义思想，她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明显的先进性，但是依然没有走出两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3女性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the thirdwave)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国家先后步入后工业时代，电子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社会职业以服务行业为主，理论知识占据主导地位。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受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发展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挑战关于解放和理性的宏大叙事(Grand Theories)，反对对性别、阶级、种族做宏观分析，主张局部的、区域性的、有历史特殊性的和特殊利益性质的理论和实践;反对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二元论(Dualism)，提倡多元整合的思维模式;反对同一性，关注并强调性别的文化差异，呼唤关注女性内在的千差万别的经验;反对男性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致力于建构女性话语，发出女性的声音，主张与男性全面合作，建立和谐的伙伴关系，在差异中追求平等，在平等中彰显个性与独立。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琳达·奥尔科夫(Linda Alcoff)、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露丝·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等。
该阶段女性主义思潮主要表现为批判的女性主义(Critical Feminism)和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Poststructural Feminism)。批判的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其基本理论可以概括为多元民主、权力理论和社会性别。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则更强调创造观察和认识事物的新途径，她们试图用“多元性”、“差异性”等术语来阐述社会关系，重视“结构”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她们认为，个体是通过主动参与各种对话从而逐渐成长、成熟的，“正是冲突的话语形式中的语言使我们成为有意识的思考着的主体，赋予世界以意义，并使之流播”。[2]她们推崇“反话语”(reversediscourse)的表达方式，倡导在教育语境中女性的自我觉醒，同时关注女性的各种行为，重视赋予女性利益以特殊的权利，并分析在各种对话中女性权利的运用与保护、压迫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如何进行反抗。
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有两大派别，一是本质论，她们承认“男性”和“女性”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继承、修正了传统女性主义的理论，重新讨论男女不平等的起源和女性解放的可能性。[3]本质论女性主义下的教育学对课堂中支配与被支配、压制与被压制的关系做出挑战，认为每个人都处在权力关系中并行使着权力，认为知识是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而这种差异是建立在女性主体的、特殊的、自然发生的、有冲突性的历史之上的;另一派别是建构论，她们否认“男性”、“女性”的观念，认为基于两性平等观的讨论本身就是男权思维的体现和延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建构论女性主义下的教育学倡导女性的思维方式——包容、合作、自然的内在关爱，试图全面改善教育境况。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识到“女性身份”才是构成了女性成长、历史和现实处境的独特之处，在她们的教育讨论中那些由于性别差异而带来的个体、社会、历史和民族的独特性获得了充分的表现，而这些才是教育的最重要的内容。[4]
二、对成人教育学的启示
当代社会处于一个复杂的历史转型时期，多元的社会文化相互交锋、碰撞、整合，虽然女性主义各流派的思想各异，都有其进步和局限所在，我们愿意摘取其进步的意义赋予成人教育更好的发展。
1从意识层面的角度——对成人教育价值观的女性主义改造
著名美国教育学家约翰·杜威指出，“教育是达到分享社会意识的过程中的一种调节作用，而以这种社会意识为基础的个人活动的适应是改造社会的唯一可靠的方法。”[5]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角色、两性文化都可以看成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反映和维护现存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在政治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也必然在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在现代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实则是一体两面，这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既是男女不平等的源泉，又把这种不平等合理化了。[6]女性主义教育观体现了女性主义哲学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审视和批评其中的性别歧视因素，倡导一种开放的、多元的价值观，建构新的成人教育教育观。将女性主义提倡的注重关怀与情感、追求社会公正与平等的价值观补充到现有的成人教育观中，建立女性主义成人教育观体系。创造一个使女性可以说话、具有话语权的哲学空间，以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解释加强女性对现实的改造。
2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角度——接受并正确认识性别的自然差异
教育者、受教育者都应承认男女性别在客观上的差异性和不可改变性，认可由此带来的男性教育和女性教育差异的必然选择，基于此，首先应该培养成人(尤指女性)对自己性别的愉悦认同，同时尊重对方性别的自然差异，女性教育的出发点应该是以承认这一自然差异为前提。从女性成长的自然规律的角度，成年女性必然经历婚恋、生育及哺乳等时期，这个时期的女性尤其容易丧失自我的独立性，产生更加强烈的依赖男性的心理，与此鲜明对比的是同阶段的男性的自我意识不断强化、膨胀，往往带来了男性成功比例较大的现实结果。因此，成人教育应鼓励女性强化自身的独立意识，摒弃自卑或受歧视的观念，形成女性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
3从教学内容的角度——将性别意识纳入主流课程
课程是女性主义教育所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成人教育领域亦是如此。课程是教育内容的体现，无论是课程政策或者内容的制定者还是执行者对于个体性别差异的认识往往是欠缺的，往往容易导致造成一种男性话语霸权的局面，因此，在课程中融入性别意识是反思和重构整个成人教育课程的重要任务。首先，从课程政策方面看，通过增加决策领导层中女性的比例来赋予女性群体更大的权力;其次，从课程的执行来看，通过平衡师资性别比例优化教学环境，更需要加强成人师资的培养，增强他们在教学中的性别意识，更多地关注女性群体的特点、尊重她们的学习方式等。性别研究课程可以包括女性解放的历史、女性现状的概述、女性对于教育的参与、女性权益等等，更应该包含女性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它不仅仅是以某种具体内容的形式而存在，还可以存在于各个学科之间成为一种重要的、具有指导性的价值观，性别课程发展的要求应当是以课程为媒介把性别意识纳入到主流课程中去。
4从成人经验的角度——促进学习和积累
在成人教育学理论中，经验是一种学习资源，它随着成人自身的不断发展成熟而逐渐积累并不断丰富，是他们主动学习所依赖的资源。事实上大量的女性是从传统的生活实践的结果中接受教育的，就在这样世世代代自发和随机的过程中，无数女性的生命活力逐渐萎缩，远未达到她们原可达到的发展水平。[7]成人在社会和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任务，每个人会因为性别角色、社会角色的不同，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产生不同的理解与追求，成人教育应该帮助不同领域内的女性做出合理的选择，帮助她们提高认识、树立正确的心态。
5从培养目标的角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所有教育的根本目标都是大写的人字，都是为了达到人的完整实现，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无疑深化了这一理念。女性主义哲学家塞拉·贝恩哈比卜(Seyla Benhabib)认为，“一个解放了的社会和充分发展的个人暗示着另外的社会和个人……因此，未来的方案始于在我们的需要和愿望方面进行一场革命”。女性主义本身是多元的，对于未来的蓝图的描绘也是丰富多彩的，但他们共同奋斗的最基本目标是女性和所有被压迫者的解放，以及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
6从成人教育研究的角度——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积极寻求法律与政策的保障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中的，沿着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教育的历史发展，不同的历史时期凸显出不同的主题，如今，在中国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已写入庄严的宪法，并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支持和保障，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女性教育依然不断涌现出许多新的问题，成人教育研究者应不断加强女性教育所必需的社会条件和保障机制的研究，积极探索、不断寻求女性教育和发展的新的法律与政策保障。
女性主义的发展、各流派之间的争辩本身呈现出了一种超文化的方法论，女性主义本身至今没有统一的思想，而承认自身理论的局限性，接受各流派思想的差异这一表现和姿态，较之于一味追求“平等”更有利于女性解放，这种“圣杯”式的女性思维对成人教育学的发展、对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无疑也是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作者：常杉杉 来源：成人教育 2016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