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世界上第一个成人教育系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成立，至今有89年的历史，相形之下，中国成人教育学的发展历程更为短暂，1993年华东师大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成人教育学硕士点，至今不过17年。中国成人教育学正处于发展的“儿童”阶段，正蹒跚于从无到有的艰辛探索，一方面，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另一方面，却又如“儿童”般敏而好学，兼收并蓄，生机勃勃，孕育着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胡锦涛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髙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增强我国发展后劲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推动科学发展。”要普遍提升劳动者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我们要知己知彼，实事求是，在拥有国际视野的同时具备非常鲜明的中国意识与中国立场。
一、明确成人教育学发展的逻辑起点
一个学科之所以获得存在性，首先因为它具有自己专属的根本性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属于且仅属于该学科。它的作用是地基，为学科划分确立边界;也是起点，为学科开辟发展方向。美国人诺尔斯(M.s.Knowles)提出了成人教育学的根本性问题:作为学习者的成人与作为学习者的儿童有什么区别?从而清晰地划分了成人教育学和儿童教育学的界线，自此成人教育学走上独立发展之路。目前我国的成人教育学基本上沿袭的是诺尔斯成人教育学的思路。胡适1918年曾说过：“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是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中国成人教育学以诺尔斯成人教育学为基础，的确是捷径，但是它毕竟是“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不具有多文化的普适性，若不做发展，生搬硬套运用于当今中国，难免会时辰不对，水土不服。诺尔斯理论产生于美国社会，来源于对美国成人群体最真实生活状态的洞察与阐释。中国成人教育学也必须扎根本土，直面中国成人最真实的发展需求、解释中国成人教育的现象、回答中国成人教育的问题。
我们应吸收以诺尔斯为代表的西方成人教育学优秀的研究成果，立足当今中国的国情，开展深人的健康的个体而言，年长并不等于学习能力的消退。在整个一生中，人脑需要各种智力活动和新奇的体验来保持活力”。老年教育尤其需要用符合老年人学习特点的方式来激活他们的大脑。情境学习、问题学习、合作学习、互动学习、经验学习、反思学习等是老年人学习的主要方式。与真实的情境相联系，与学习者已有的经验相联系，与多种感官体验相联系，与探究意义和创造相联系，与世界的变化相联系，就能挖掘出老年人无限的潜力和能量，使他们更加解放自己，更有能力参与社区、机构和其他组织的各种活动，更有能力去创造自己真正的未来。
本土化研究，科学探究中国成人学习者的学习特点，确立中国成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诺尔斯提出了五条关于成人教育学的基本假设，这五条基本理论假设涉及“学习者自身”“学习者的经验”“学习动机”“学习者的时间观”以及“学习的组织”等方面。所得结论有些是中西方成人所共有的特征，有些却不尽相同。例如，在“学习者自身”和“学习动机”这两方面，中美成人就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诺尔斯认为，在“学习者自身”方面，成人学习者是自我指导的，而不是依赖性的;在“学习动机”方面，成人学习者是内在动机，而不是外在动机。这两点是不是能适用于中国成人的学习心理?值得商榷。人的成长是一个完整、连续的过程，成人都是从儿童长成的，所以，成人的学习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在儿童阶段养成的习惯。美国的国家教育理念以杜威为代表，旗帜鲜明地以培养民主国家的公民为核心，在儿童教育阶段就打下了独立个性、民主开放和经济意识三大精神底色，当儿童完成学历教育走人成人教育之时，就能自然而然地在内在动机的激发下，在自我指导型的成人教育中游刃有余，应该说这种成人教育是由个人兴趣所激励的，是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它在个人愉悦的同时，也将为社会贡献出个体最大能量的价值，是一种主动学习。而中国的儿童教育实质上还是应试教育为主，儿童、家长和教师几乎成为应试教育的奴隶，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谈何思想自由呢?在本应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时期，受虐般地灌输以超负荷的今后大部分无用的知识，只能使他们憎恶学习，失去学习的兴趣，中国儿童长大成人后，甚至是从大学起，其学习仍然多半是屈服于就业或生存压力的学习，对大多数人来说学习是一种痛苦，遑论兴趣了，是一种被动性学习。中国成人学习的“学习者自身”是由外因激发的，“学习动机”是由外在动机决定的。所以，诺尔斯的这两个假设不太适用于中国成人的学习。当我国由发展中国家发展到发达国家后，诺尔斯成人教育思想和杜威的教育理念有可能会拿来为我所用。
中国成人教育学的发展需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GDP仍在世界上100名左右，人均资源的贫乏造就了我们这个勤劳的民族和竞争最激烈的环境，从儿童开始，我们就被告知要为了生存而努力学习和工作。所以说尽管“学习者自身”和“学习动机”是受迫的，但我们改变生存状况的愿望又是如此强烈，以致我们能克服自身的厌恶和懒惰，迫切地学习一切能改变我们命运的东西，包括知识。目前，由于大学教育的定位不准，“批发出”的大量毫无职业技能待业大学生，由于城市对农村农产品和土地两重“剪刀差”造成的众多背井离乡的农民工，以及工厂破产的城市下岗职工，是接受职业培训、“有用的”成人教育最迫切的三大群体，由于其人数最多，对社会安定的影响较大，因此，我国当前成人教育学的重点应是改善其生存技能，使其尽快富裕起来。因此，研究这三大群体的学习心理，帮助他们找到适用于他们的学习方法，是成人教育有效开展的前提。
二、确立中国成人教育“富民强国”的核心价值
2009年12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巴西政府主办的第六届国际成人教育大会在巴西贝伦市举行，会议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制定并通过了《贝伦行动框架》。国际成人教育大会每12年举行一次，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已举办过六次，历史证明，它已成为全球成人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国际成人教育大会首次在发展中国家召开，本身就暗含着对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关怀。本次大会的主题对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中国在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的问题与《贝伦行动框架》所概括的全球性挑战相当一致:一方面，“不平等的曰益扩大已成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全世界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贫穷之中，其中43.5%的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另一方面，“生产和劳动力市场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这两方面的概括真是切中要害，直接点中了中国当前的困境。中国的国情可概括如下。
第一，社会公平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尽管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非常悬殊，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普遍不髙。现又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们收人差距急剧扩大，形成了极少数人的新富裕阶层以及庞大的贫困阶层，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庞大的贫困阶层挣扎于生存线上;极少数的富人担心会被“均贫富”;而数量小且发育不良的中产阶级又极其脆弱，“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已成为铁的事实，个人发展的困难极大，看不到未来也没有安全感。而且，这种阶层之间的差距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如果不加以介人，阶层分化就会通过代际传递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让弱者彻底失去希望，从而导致社会阶层的板结化。阶层板结就意味着流动陷于中断，社会失去活力，阶层之间互相防范，甚至互相仇视，这无疑暗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
第二，经济发展方面。中国经济连续多年髙速增长，被称“世界工厂”，这种增长是以髙投资、髙污染、髙能耗、髙劳动力投人为代价的，利润微薄，却造成中国资源与环境的严重浪费和不可逆转的破坏。有专家估计“外国人拿走了92%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8%。正是由于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已经有舆论将中国企业比作‘国际民工’。他们的地位确实像民工，只是一个打工者，赚一点辛苦钱，利润的大头被前面的研发和后面的销售拿走了。”所以，完成现当代中国的以产业结构为主的结构转型是当务之急。
面对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挑战，国际成人教育大会深信:成人学习和教育是一项有价值的投资，它将发挥其解决危机的关键作用;并且提出解决方案一开展“全球成人扫盲”运动。“成人扫盲”的重要性在于，它既是成人受教育权的一个固有部分，也是加强成人生存能力的手段。《贝伦行动框架》吁请各国制定可行方案、改善治理模式“对所有学习者，尤其是最弱势的学习者的需求做出反应”，以达成目标——“利用成人学习和成人教育的力量走向所有人的美好未来。我国的成人教育理论与实践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与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应当发挥的作用相比，依然相距甚远。近年来我国学者一直在寻找新的智慧引领我国成人教育事业往前走，《贝伦行动框架》恰是一个现成的成果，它凝聚了教科文组织156个会员国、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社会合作伙伴、联合国机构、政府间机构和私营部门的智慧，既有热情的呼吁又有理性的问责，既有宏观的规划又有具体的操作，在现实性和前瞻性之间找到了中长期的平衡。所以，我们应当深刻领会《贝伦行动框架》的精神，认真思考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未来之路。《贝伦行动框架》给我们的重要启发是——要强化学科发展与时代需求的密切联系，在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共同要求下，确立中国成人教育学“富民强国”的核心价值。
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已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并且拖累经济进一步发展，而贫富悬殊的表现和原因之一就是受教育程度和知识上的差距。所以，中国成人教育要立足于广大人民的需求，提髙劳动者工作技能，通过教育力争减少不公平，缩小阶层差距，使广大人民富足;特别要偏向弱势群体，提髙他们的就业能力，增加其收人。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减少弱势阶层、强大中产阶层(人数和力量两方面都要强大)，以缓解直至扭转目前“富少穷多”的不均衡状态。因为经验已证明，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中产阶层是缓解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稳定阀，当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时，这个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
同时，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产业结构升级之路，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这将促使中国成为一个自主创新的中心，而不是个简单加工制造的中心。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进人内涵发展阶段，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增长，脑力劳动远比体力劳动更重要，劳动者必须具备广泛时知识技能和训练有素的思考能力。
以上两方面决定了中国成人教育学在“富民强国”的核心价值的引向下，踏实髙效地设计适用于我国的“成人扫盲”方案，让老百姓共享发展成果。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广大人民群众富裕的时代，必是国家更加强大的时代。
三、规划前瞻性的中国成人教育体系
通过务实的成人教育来提升国民素质，发展经济，藏富于民，进而强盛国力，这已是被历史证明的世界经验，在日本、德国、美国和瑞典等成人教育发达的国家，成人教育已深得人心，学习像呼吸一样成为人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必需品，它既是成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手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自觉需要。这得益于他们成熟、完善的成人教育体系。
相比之下，我们还处于落后状态。一方面，成人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不髙，为民众提供的教育质量也不髙;另一方面，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成人教育对自己的意义，学习型社会远没有形成。中国现在的成人教育体系连当前的社会需求尚且满足不了，更无力承担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历史重任了。这些发达国家健全的成人教育体系和卓越的国家竞争力为我们树立了学习榜样，既有思想启迪，又有制度建议，即：要将个人需求、组织利益和国家发展三者紧密结合起来。
(一)政府立法，保障弱势群体受教育权，同时也是国家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对成人教育实施了立法，大力加强政府对成人教育的监督。比如德国成人教育在1918年就得到了宪法的承认，在《魏玛宪法》中明确肯定了民众的教育事业是国家和地方的公共事业。由于得到政府资助，寄宿制民众髙等教育遍及城乡，受益的学习者大多是农民、工匠、店员和妇女。教育是国计，又是民生，从人力资源大国建设成人力资源强国是国家的整体战略要求，也是时代所趋、民心所在。“教育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教育公平，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未来中国社会如果不想让富裕阶层进一步暴富而贫困阶层进一步贫困的话，就应当立即采取行动，行动之一就是成人教育立法，以帮助弱势群体获得最基本的职业技能。扶助对象主要是农民工、城市下岗职工和待业大学生三大成人群体，他们基本上处于贫困状态，而且是生活和职业技能上的双重贫困，如果听之任之，就是极其严重的社会隐患;反之，如果能通过成人教育提升其就业技能、改善其生活，那就能一举两得，既稳定了社会又提升了国家的人力资源。
(二)校企合作，根据企业需求研发专业课程，推进个体职业能力的精进
这一点，真应该好好学习我们最不熟悉的邻居——日本。日本是世界上企业教育最为发达的一个国家。日本企业家都深知教育对于企业的价值，要求每一个职工从进公司到退休为止，都要不断地接受各种教育。企业职业教育被看做是一个人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体现出明显的连续性和终身性特征。
中国目前的职业教育及企业教育严重缺失。某个职业包括怎样的内容以及需要什么能力，只有身在其中的内行人最清楚。可惜长期以来我国髙校却忽视了这一点。我国髙校的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要脱节，各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往往过于强调学科知识的学习，理论至上而不顾市场需求，所以大学生毕业后进人职场的初期，常常感到难以适应真实的职业情境，每个人都得“摸着石头过河”。而到了职业生涯的中期，即精进期时，人们需要更髙级、针对性更强的专业知识，却苦于没有适合的在职培训或脱产培训的机会，即使有机会，髙校提供的成人教育又难以满足其个性化、专业性的需要。
这需要专业化的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有两层含义:一是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吸纳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根据企业需求研发专业课程，这就是著名的“双元制”思想;二是髙校研究者与企业家的合作，这是髙端人才的聚会。清华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就是一个典范，他们成功举办了多行业多专业的总裁研究班，正如学院宣传口号所说“百战归来再读书!塑产业领袖!拓髙端人脉!”企业家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能影响到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校企合作成功的核心在于髙效的运作，重视市场，建立制度，整合资源，与企业建立互惠互利的长期联系。
(三)重视市场，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促进民间成人教育机构的发育
在官方成人教育机构制度化的同时，发达国家的民间成人教育机构也相当活跃。众多的民间组织热衷于兴办成人教育，投人人力物力。这些民间组织包括教会、教会以外的宗教组织、红十字会、市民组织、社会服务组织等，比较著名的有日本的公民馆、瑞典的读书会、德国的民众协会和美国的社区大学等。这些组织有其稳定的经费来源，所以不以营利为目的，对民众免费或者收费极低。他们提供内容多元、方式灵活的教育服务，表现出鲜明的实用性和服务性，为实施终身教育、提髙全民素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相比之下，我们的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各类行业协会成为了“二政府”。这是中国历来的“强政府一弱社会”权力结构的表现。可以肯定的是，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政府转型和社会转型，市场和民间社会的力量必将获得很大的成长空间。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已明确部署，“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发展和规范教育培训服务，统筹扩大继续教育资源。鼓励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相关组织开展继续教育。”一旦各种社会组织发育起来，公共生活被激活，社会将充满活力。在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初期，政府尽可能使用公共财政去购买公共成人教育服务，采用招投标的方式，鼓励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竞争，货比三家，按质论价。这样就能促使各类社会组织尽快发育起来，有能力自主从事成人教育的研发与实践。成人教育社会组织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能满足中国社会各类成人的多元学习需要，并全面挖掘他们的学习力量。我国成人教育的明天一定星光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