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日本遭遇特大地震，盯着海啸的航拍画面、颤抖着却极力保持镇定的电视新闻主播，来自日本的实时消息让习惯于感受灾民悲戚的中国受众，见证了真实而专业的灾难性报道。
1.时效性
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nhk电视播音员报道：“日本国会已经中断了会议，政府进入紧急救援状态，宫城县知事已向政府求援，希望派遣自卫队进入震灾前线。”余震正在发生，海啸已经发生，宫城机场被海水浸入，东京全线的列车停开。电视台的播音员戴上了安全帽，呼吁大家镇定，逐一报道各地发生的受灾现状。第一时间的到位报道减少了人员的损失。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评价：“作为真正的公共电视台，nhk在国家重大危机时刻成为超越一切的公共平台，维系了国民的精神和秩序。”
媒体作为向民众提供最新情况、确保消息通达的平台，理该第一时间对突发事件做出反应。而多年来我国灾难性事件报道滞后现象普遍存在，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原因在短时间内难以查清，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要求新闻媒体“待原因查明后再作报道”；二是灾难性事件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消极性的后果，有些部门以“容易引起人心动荡和社会恐慌”为由对灾难性事件信息进行限制和封锁，从而使此类报道胎死腹中；三是一些地方行政官员担心发生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灾难性事件有损政绩，千方百计地阻挠新闻媒体的调查采访。
在信息技术日益现代化的今天，封锁消息只是一厢情愿，当人们无法从大众媒体上获取信息时，自然会转向人际传播、网络传播，甚至域外媒体。WwW.133229.cOm新闻媒体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突发事件进行信息封锁。灾害发生时，媒体的首要任务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公布真相，介入救灾，引导群众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使整个社会形成合力，共度难关。
2.导向性
有一个镜头令人印象深刻，nhk正播放对官房长官的采访实况，获悉福岛县第一核电站第1号机有可能爆炸，马上中断画面，转而反复播放核辐射时的生活指导及相关避难信息，每隔几分钟就提醒民众注意安全。共同社、时事社及其他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及时从各角度呵护着生者的安全，给死者以尊重，显示了媒体的社会责任。
日本的地震报道平静而详实，而这正是受众需要的。“我从来没有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到什么‘感人’的画面。”旅日专栏作家唐辛子在博客中写道，“我只看到不断报道还有多少人需要救援，死亡人数又增加了多少，专家分析和官方发言人讲话，偶尔电视里会出现采访受灾者的镜头，但大都是安坐在避难所的避难者，他们说得最多的是：我们还需要水，需要食物，需要快些得到周围的信息……”
重大灾难性事件发生时期，及时、具体、详细地提供信息，对于化解情绪、稳定人心和应对灾害意义重大。受众接受新闻信息的过程，既是一个进行信息确认、材料收集的过程，也是新闻报道影响着他们已有观念的一个过程，而这正是新闻媒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的直接方式。对于新闻媒体来说，采集和提供充足、连续的信息，让受众以正确的思想认识所处的新环境及其行为规范，这本身即是一种很重要的舆论引导。
灾难性报道究竟报什么？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在满足受众的知情权上：一是受众作为新闻接受的主体所具有的对灾难有关情况了解的权利；二是遇难者亲属和灾难受害人对事件全部真实情况与细节了解的权利。
而在我国灾难性报道中，“丧事当喜事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曾经长期主宰着我国灾难报道的模式。天灾人祸带给人们的本来是一出悲剧，但一些报道却硬把它演化成一曲颂歌，忽略了对于灾情、伤亡的全面反映，忽视了人文关怀和灾害反思，使得灾难带给人们的警示作用丧失殆尽。
灾难当前，公共传媒应是社会中的第一瞭望者。对内成为与受众零距离零时差的沟通者，对外是国家形象的公共大使。
3.摆正媒体的位置
作为社会的瞭望者和公众利益的守护者，媒体不但是重要的消息来源，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救灾力量。
地震之后，作为公共电视台的nhk全面跟进，不停地轮流用日语、英语、华语、韩语五个语种，发布有关最新震情和可能发生海啸的地区，给予震区的民众最大的帮助。旅日华人作家毛丹青在博客中说：日本电视台直播震灾现状时发现一家医院的楼顶上有人求救，
是直升飞机上的女播音员报道了医院的位置，很快得到了医院的详情，包括医院的规模、设备以及住院人数等等。电视直播时急救援队已靠近了医院。
我国近年来的灾难报道，人文关怀已逐渐进入传播视野。灾难新闻除及时地报道灾难，理智地、科学地分析灾难之外，还应求把受众的内心体验放在心上，让受众看到生命在灾难中的真实情状，以彰显生命在灾难中的尊严与价值。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采访现场的悲怆而又尴尬的场面，希望从此消隐：在抢险现场，比抢险队伍还要多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媒体记者；一边是刚刚从地下救出极度怕光的伤者，一边是闪光灯频闪的摄影记者；一边是刚刚救出的九死一生的伤者，一边是记者想当然的发问……
在灾难性报道中，“有所为有所不为”考验着记者的职业操守和良知。新闻工作者肩负社会利益和媒体利益的双重身份，既要恪守在现场传递真相的责任，也要承担不对新闻当事人造成伤害的责任。
这里特别强调一下代表公众问责。日本大地震后的3月13日记者会成为媒体为公共利益发声音的典型案例。东京电力公司副社长藤本孝等六名高层人员在当天记者会上鞠躬谢罪，但仍逃不过现场记者的围攻。有记者厉声逼问核电站情况：“3号机组会不会发生燃料棒熔化？”藤本回答：“目前尚不清楚。”记者当即对他吼道：“把话说清楚了！到底会不会？”“别含混言辞！”藤本只是答：“情况是严峻的。”
代表公众问责必将成为灾害报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声音。《小金飞向总理直言》获得2005年国家广播电视大奖一等奖的原因，不是因为温总理的亲民爱民，而是因为一个中学生敢于向国家领导人坦荡直言。大灾来袭，为什么没有预警？为什么没有防范？国家拨付的专项资金投向哪里了？这些声音在抢险救灾非常之际不宜过分渲染夸大，但一定是合理的声音，是中国媒体专业意识的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