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机器时代》中，埃里克·布仑乔尔森和安德鲁·麦卡菲记录了人工智能在协助电脑超越自身已有技能方面的进展。作者们对智能机器的“好处”或者经济上的优点相当乐观，但同时也警告这类好处的分布或者“覆盖”将是不平均的。
过去30年，即便是在人工智能科技技术取得突破之前，电脑也已经逐步取代人类的体力劳动，且效率成倍提高。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令企业主们可以把许多机器无法直接取代的常规工作外包到国外。
作为科技替代以及科技引发之全球化的结果，美欧处于技能分布中间区间的职位在整体工作职位中所占的份额显著下滑。对常规工作职工需求的加速下降，导致制造业和文书工作中的高等收入、中等技能的工作不复存在。
科技进步同时也是基于一定技能的：一方面对拥有特定技能的劳动者的需求相对增加，让他们从事与认知和抽象理论相关的工作;另一方面消灭那些中等技术的常规岗位。这同时也是导致拥有高级文凭劳动者和低素质劳动者工资水平日益拉大的主要因素。
即便缓慢增长的经济，以及更智能的机器劳动替代作用削弱了对高技能、高分析能力职业的需求，这些差距在近十年依然存在。许多大学生直接被挤压到原本由低技能劳工承担的职业层次，而后者则被压到下一个层次甚至直接被挤出劳动力市场。因此，如果一个劳动者没有大学文凭，他的工资收入只会进一步下降。
以技能为基础的科技变革导致各职业内部以及不同职业之间的劳动收入日趋不平等，这反过来又加剧了整体的收入不均状态。智能机器和全球互联同时也以另外两种方式促进了收入不均：一是扩大特定领域的顶尖人才所面对的全球市场规模和范围(所谓胜者通吃理论)，二是让那些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的创造和拥有者们获取超额回报或是垄断收入。
没人能说清有多少劳动者可能会丢掉工作，但从目前科技进步的速度来看，很有必要重视这一点。
那么，政策制定者们有何对策?首先，一定要认识到，导致过去十年工作职位增加放缓的原因是疲软的总需求和经济增长，而非劳动替代率的加速。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更加灵活，且应避免进一步的财政紧缩。
其次，必须提升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在可预见的将来，科技对劳动者职位和工资前景的影响将取决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一个职位所要求的学历越高，就越难以被智能机器所取代。
随着智能机器变得更为强大且无处不在，它们会对美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提出挑战：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出售自身劳动赚钱，因此如果一大批劳动年龄的美国人，无论教育水平高低，变成了技术上的闲置人员或不再拥有一份足以维持最基本体面生活水平的工作，我们该怎么办?
近期的政策对策很明确：把最低工资提升到足以使一个全职工人及其家庭免于贫困的水平，并扩大对无子女劳动者的工资所得税减免。
而中长期来看，必须考虑更激进的政策，例如引入负所得税或者基本收入，无论就业状况或是市场薪金多寡，都得为人们提供一个有保障的最低生活标准。
作者：劳拉·泰森 来源：中国报道 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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