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用价值取向
在世界格局趋向多极化的情况下,战争风险缩小，和平可能性增大，国防经济竞争进一步加剧。从科学技术领域看，军事技术领先的时代正悄然离去，一个通用技术发展的时代正在到来。在这方面，日本早已捷足先登，其在微电子技术方面的战略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以国际竞争为目标的民用技术开发上。尽管日本微电子技术源头大多都是来自美国的军事技术，但后来它独立开发的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则均以民用为直接目的。
不过，日本用心开发民用微电子技术，却在军事领域得到意外收获。美国战略防御计划公诸于众后，一个特别工作组被派往日本做技术调査，希望得到日方的帮助，结果发现包括砷化镓集成电路在内的大批能用于军事目的的日本民用技术。对于这种民用技术军用化现象，日本人自己有一个解释。他们认为当今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高技术是通用技术，即在民用和军事领域都可应用的技术。日本正是致力于开发具有通用性的技术，才能在当今世界范围的竞争中占居主动地位。
与此不同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军事、企业、科学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80年代末推动微电子技术发展，则一直采用军事技术领先发展，然后带动民用技术的发展方式。几十年来，美国国防部长期把军备竞赛作为推动微电子技术发展的动力，通过向民用电子企业订购的方式,给它们以津贴。从50年代起，军工行业一直是美国计算机产品的大市场。
直到80年代，美国政府资助的诸如超高速集成电路计划、战略计算计划、集成计算机辅助制造计划、战略防御计划等许多微电子技术项目都是以军事应用为主要目标而进行的。毫无疑问，在国际经济竞争还不是很激烈的情况下，美国采用军事导向的技术发展方式，确实促进了微电子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但当日本和欧洲国家越来越成为其商业竞争对手时，美国支撑微电子技术发展的社会基础便显示出了它内在的深刻矛盾。在整个80年代，面对日本的竞争，美国曾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提高军事预算这两条途径，试图在不牺牲军事利益的基础上减轻商业上的压力。
而曰本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并没有按照美国的意图增加军事预算，但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倒使美日之间的经济摩擦不断发展。这表明，美国以军事为导向的微电子技术发展方式存在很多弊病。
“冷战”结束后，美国这种情况得到明显改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开始在数控机床、机器人、光电技术、半导体、存储器等方面把提高国际经济竞争能力作为重点来抓“2)开始削减军事预算，从军用微电子技术转向民用微电子技术，如美国政府宣布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即全美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智能制造计划、联合光电子学项目等都是一些纯粹的民用技术计划;(3)许多电子企业纷纷转向日用电子消费品，如1992年美国苹果公司、摩托罗拉公司与日本索尼公司合作开发了电视、电话、计算机三位一体的多媒体技术，同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阿普尔计算机公司等又提出信息高速公路的设想。当全美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提出后，美国各电子企业在政府鼓励下更是给予了大量的投入。
当然，美国决不会在发展民用微电子技术的同时，放弃军用微电子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事实上，继计算机诞生出现第一次信息革命之后，当全美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掀起了第二次信息革命浪潮时，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领导人也在积极把数字化电子技术用于军事领域,并在酝酿一场“军事革命”。其它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如果说西欧国家制定尤里卡计划在充分考虑了增强其工业国际竞争能力的同时也兼顾了军用技术开发的话，那么，着力于民用技术开发的日本也并未对军用技术熟视无睹。
二、生态价值取向
当前，微电子技术发展不仅受到国际经济竞争的刺激，同时也正在受着人们的生态意识、生态价值观念的影响。世界范围内，各个地区、民族、国家、企业都力图按照自己的利益去从事各种活动，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越来越加剧了人类生存的危机。
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核武器扩散等，都对人类共同命运和前途提出了挑战。随着和平可能性的增大，人们越来越关心人类生存环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在发展微电子技术时便不得不考虑到生态问题。
就微电子技术的影响而言，它确实给社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但也会对社会造成许多危险。微电子技术这种“双面刃”效应越来越受到西方“绿色运动”的关注。在罗马俱乐部贝切伊的倡仪下，弗里德里奇、沙夫等组织编写并于1982年出版了《微电子学与社会》一书。该书在肯定了微电子技术确实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率、改善人类生活的同时，持别指出了它孕育的三个巨大危险：(1)进一步加剧了由技术发展带来的有害后果;(2)大大增加了社会的脆弱性;(3)造成国家的官僚机构化和个人的孤独疏远。不过，罗马俱乐部在如何发展微电子技术问题上却基本上采取了悲观主义的态度，而且并没有分析微电子技术可能产生危险的社会根源。在这方面，倒是美国的诺伯尔前进了一步。1984年，他在对美国工业自动化技术发展的形式和方向进行考察后，指出工人受利润、军事统治的技术发展冲击最大，因而提倡对“目前的技术威胁”进行抵制。
应该看到，构成微电子技术发展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政府、军事、企业、科学等社会力量。要避免微电子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只有通过社会改革，促使这些社会力量改变过去那种纯粹为军事或经济利益服务的微电子技术发展方式，更多地考虑人类未来的生存问题，最终走一条生态化或“绿色”技术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事实上，世界各国政府、企业、科学界都已行动起来向这条道路靠近。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对商品实行了环境标志制度，今后国际市场上对环境和人体有害的商品都将被淘汰，“绿色产品”、“绿色机器”,具有“环境标志”的商品将成为市场营销的主流。最近，发达国家竞相设计易于回收的产品，这激发起了世界许多电子产品制造商的热情。西门子公司的咖啡壶、施乐公司的复印机、柯达公司的照相机、日本的激光打印机、加拿大的电话、美国的个人计算机等，都在开始制成可拆开的结构。除此之外，人们也在试图将微电子技术应用于环境保护工业、资源替代等的发展，帮助解决生态危机、能源危机、资源危机。应该说，人类社会利用微电子技术推动物质进步或经济发展，同样也可以通过微电子技术与社会文化的综合进步来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总之，目前世界各国正在对其各种社会力量做出重新调整，把微电子技术推向民军通用和生态化的发展道路。这对于我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国际政治环境趋向缓和，国内正在进行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下，我国必须抓住这个机遇，迎接挑战。
目前，我国微电子技术发展已从50年代主要以国防为导向转变到了以民用或商业市场为导向，已在微电子技术方面建成大批研究机构与生产基地，并取得不少成果。例如，我国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就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现正在向成都飞机工业公司、沈阳鼓风机厂、北京第一机床厂等16家国有大中企业推广。但就微电子技术整体发展而言，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毕竟差距甚大。因此，在今后，我国必须集中各种社会力量(除政府、企业、科学部门外，还包括国防部门的企业、院校和研究单位)促进微电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包括在环境保护工业中的应用)，对于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等社会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从而既保证经济的顺利增长，又保证社会与自然资源、生态的协调一致，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