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中有多枚关于敦煌地区水利的记载，对复原汉代敦煌地区的水利建设及管理具有重要的价值。汉代为保证敦煌地区屯田的顺利开展，兴起了一个水利工程开发的高峰，既包括明渠，又包括井渠的开凿，既有官渠，又有民渠。与之相应的水利管理系统也逐渐形成。简文中出现的“主水史”、“水长”、“东都水官”、“东道平水史”等水利职官，为研究汉代地方水利管理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敦煌地区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水利管理系统，反映出水利管理的规范性、科学性。
河西地区自归汉以后，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屯田活动，据《史记》卷30《平准书》记载：“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除了军屯外，还迁中原大量的刑徒于河西屯田。元鼎六年(前111)，汉朝于河西设置酒泉、张掖二郡，天汉三年(前98)，又于酒泉郡分置敦煌郡，敦煌成为汉对西域的最前沿，也为河西重要的屯田区。汉简中就有多枚关于敦煌屯田的简文，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时所获一枚汉简记载：“令玉门屯田吏高年，垦田七顷，□□弛刑十七人。”(《疏简》947)[1]这枚简详细记载了驰刑人员屯田于玉门的授田情况。此处“玉门”当为玉门关，非酒泉郡之玉门县。另，出土于敦煌悬泉置的一枚汉简记载：“史冯贵之，始元二年正月假一封传信，迎罢戍田辛，溺死，亡传信。外第十五。”(《悬简》Ⅱ0113：4)[2]该简中提到的“戍田辛”就是即将前往敦煌屯田。随着屯田的顺利开展，水利建设也相应发展起来，并出现了河西地区水利建设的第一个高峰期，敦煌地区水利简的存在，为我们考察基层水利建设与管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因此对其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汉代敦煌地区的水利状况是怎样的呢?除了官修水利工程，民间自行开渠的现象是否存在?除了渠，还有其他的水利工程吗?对水利的管理又是怎样的呢?这都需要做细致全面的考证。
屯田的开发需要水利灌溉的支撑，水利工程的修建也在河西迅速开展起来，《汉书》卷29《沟洫志》记载：“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敦煌地区则充分利用冥安县之南籍端水和龙勒县之氐置水水源，从事农田灌溉，发展屯田。《汉书》卷28《地理志》敦煌郡冥安县条记载：“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同书同卷敦煌郡龙勒县条记载：“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可见南籍端水和氐置水是当时两条主要的灌溉水源。敦煌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就详细记载了氐置水上修建的一处名为马圈口的水堰，“其堰南北一百五十步，阔廿步，高二丈，总开五门，分水以灌田园。”并记载，是堰“汉元鼎六年造，依马圈山造，因山名焉。”[3]汉元鼎六年(前111)修建的这处水堰一直沿用至唐代，足见其在水利灌溉中发挥的作用。又元鼎六年(前111)于河西初置酒泉、张掖二郡，就已开始修建如此大的水利工程，说明大规模的屯田已经展开。除此之外，汉简中亦留有关于敦煌水利兴建的记载，以此更能全面复原汉代敦煌地区的水利建设状况。
一 水利建设
汉代敦煌地区的水利设施主要有明渠和井渠两种，依据开凿主体划分，明渠又有官凿和民凿两种。
明渠为凿渠引他河之水以灌田，为当时主要的灌田方法。汉简中有多处治渠卒穿渠于敦煌郡的记载。
(1)甘露四年六月丁丑朔壬午所移军司马仁 龙起里王信以诏书穿渠敦煌郡军
(《金关(壹)》73EJT9：322A)[4]
此简出自肩水金关，是一枚移书简。简文中有明确纪年，为甘露四年(前50)六月，移书军司马仁，要求龙起里人王信遵照诏书穿渠于敦煌郡。“移书”，发送公文、布告，致书。王充《论衡·谢短篇》：“两郡移书，曰：‘敢告卒人’。”此处“移书”即为两郡之间发送文书。此简出土于肩水金关，说明甘露四年(前50)六月要求王信穿渠敦煌郡的诏书经张掖郡，而后再由张掖郡移书敦煌郡。发往敦煌郡的这枚移书简则经由肩水金关发往敦煌郡。简文中虽未提及穿渠的地点及规模，但朝廷专门下诏书穿渠于敦煌郡，则说明这是一次政府组织的穿渠活动，规模当不会太小。
除了官修明渠外，还有民间自发组织凿渠的记载，这在汉简中也有体现。
(2)民自穿渠，第二左渠、第二右内渠水门广六尺，袤十二里，上广……
(《悬简》Ⅱ0213：4)
此简出土于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记载了民间自发组织穿渠的情况。从简文内容看，这次穿渠活动由民间自发组织，渠名为“第二左渠”、“第二右内渠”，这显然是按一定的顺序排列的渠名，如此则推断当有“第一左渠”、“第一右内渠”、“第一右渠”、“第二右渠”，甚至“第三”、“第四”亦皆有可能。高荣先生依据居延汉简中“第五渠” (《新简》E.P.T52：363)[5]的记载，认为以“第一”、“第二”……“第五”命名的渠道为主干渠，而以“左”、“右”、“内”、“外”命名的渠道为主渠道之支渠[6]，这样的推断是有一定道理的。依此可推断，民间自发组织的这次穿渠是引主干渠之水，修建支渠，而“第二右内渠”则是于支渠又引一支，如此则规模当不会太大。简文中提到了“水门”，此为汉代水利灌溉的一项重要工程。“水门，但用木与土耳”，亦有以“据坚地作石堤”[7]为水门。《汉书》卷89《循吏传》记载南阳太守蔡信臣躬劝耕农，“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増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可见“水门”是建于水渠上用于灌溉的一项重要工程，具有调节水量的作用，多建于分水口。简文中提到的“水门”当建于“第二左渠”、“第二右内渠”与主渠分水口的位置，这也印证了“第二左渠”、“第二右内渠”为支渠的说法。简文中的“水门广六尺”，即宽六尺，“袤十二里”，可灌溉方圆十二里的田地。
除了明渠，井渠也是敦煌地区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敦煌地区的凿井技术自中原传来，当为来自中原的戍卒带来。汉武帝时期，发万卒引洛水至临晋(今大荔县)，中经商颜山，因土质疏松，渠岸善崩，乃凿井，使水由地下而行，始成龙首渠。《史记》卷29《河渠书》记载：“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徃徃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这是最早凿井为渠的记载。这样的井渠技术也传到了河西的敦煌地区，《汉书》卷96《西域传》就记载乌孙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汉朝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面(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孟康注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大井六通渠”实为“井渠”，其凿井技术与中原同，当自中原传至。关于敦煌开凿井渠的情况，汉简中多有记载。
(3) □七丈
□百□□□沙□，井深七丈，茭积三，其一秽
□□积三□□
(《敦简》1017B)[8]
该简残，但简文中“井深七丈”的记载清晰可辨，说明此处有井，深有七丈。
(4)傅天田道里簿一。
煎都塞，三里，亭以东皆沙石，井深十丈五尺。
明，天田五里，其二里。
(《敦简》1035B)
此简出自马圈湾烽燧遗址，简文记载内容为天田道里。在记载“煎都塞”天田时，曰：“亭以东皆沙石，井深十丈五尺”，“亭”当为建于煎都塞址的一处亭台，其东皆沙石地，但有一井，井深十丈五尺。关于是井的用途，未有记载，但除了供给煎都塞的戍卒日常饮用外，当有灌溉的功用。
(5) □人，穿井。
人，作桐。
(《敦简》2161)
此为一枚日作简，简文中未载年月，具体年月已不可考，但从简文中“人，穿井”的记载可看出，有戍卒此日的劳作任务是穿井。
汉简中除了有专门穿井的记载外，敦煌的地名亦能反映出井渠的分布。汉简中留有多处与井有关的地名，说明此处当有井。
(6)效谷甘井骑置一所，弟(第)二，马三匹，吏一人，小未傅三人。
(《悬简》Ⅱ0115：32)
该简出自悬泉置遗址，简文中提到效谷县有甘井骑置，并详细记载了这所骑置的人员及马匹配置。与“甘井骑置”的命名相同，汉简中还记载有“甘井里”、“甘井亭”。此三处都以“井”命名，且皆为“甘井”，可以推断当处于同一区域。该地区有井，且井水甘甜，“甘井”的命名即因此而得。
二 水利管理
对于郡县水利官员，两汉皆设有都水官。《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大司农属官有……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焉。”都水虽为郡官，但隶属于大司农。《后汉书》卷38《百官五》记载：“郡有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秩次皆如县、道，无分士，给均本吏。”《后汉书》卷36《百官三》又记：“都水属郡国”，可知到东汉时，都水官已经从西汉隶属于中央大司农改属于郡国。可见郡县是有一套专门负责水利的管理系统的。
敦煌地区处于干旱区，水资源本就匮乏，又是屯田的主要区域，因此对水资源的管理相当严格，除了设置专门的水利官员负责管理外，对违禁用水的惩罚也相当严苛。吴礽骧先生根据悬泉汉简推断“敦煌郡府设有主水史，下领东都水官、西都水官，置都水长、丞，率都水卒、徒、官奴，整治水利;又有渠官长、丞，下领东道平水史，率案渠卒、徒、官奴，管理官渠，‘各作水衡’，分配渠水。又设穿水督邮，专职督察水利。”[9]现就汉简中所涉及的水利管理的简文做细致分析，以对当时敦煌郡基层水利管理有更深入的了解。
(7)建昭二年二月甲子朔辛卯，敦煌太守疆，守部候修仁行丞事，告督邮史众√欣、主羌史江曽、主水史众迁，谓县，闻往者府掾史书佐往来案事，公与宾客所知善饮酒，传舍请寄长丞食或数……
(《悬简》Ⅱ0216②：246)
此简采于敦煌悬泉置遗址。简文中有确切纪年，为建昭二年二月，即公元前37年，记载了敦煌太守接待西域来使的情况。简文中出现了“主水史”，此“主水史”即为“都水官”。从简文看，此人当为敦煌太守招待西域来使的陪客，与“督邮史”、“主羌史”地位相同。初世宾先生认为，汉制郡府郡守副职分别为掾和史[10]，那么“主水史”就应为郡守府僚中专司水利的官员，负责一郡的水利事务。实则不然，上引《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郡国之“都水官”隶属于大司农，该简记载时间为建昭二年(前37)二月，为西汉时期，则此处的“主水史”非为郡守府僚中的副职官吏，而是隶属于大司农专职一郡水利事务的主水官。
(8) 出东书八封，板檄四，杨檄三。四封太守章：一封诣左冯翊，一封诣右扶风，一封诣河东太守府，一封诣酒泉府。一封敦煌长印，诣鱼泽候。二封水长印，诣东部(都)水。一封杨建私印，诣冥安。板檄四，太守章：一檄诣宜禾都尉，一檄诣益广候，一檄诣广校候，一檄诣屋兰候。一杨檄敦煌长印，诣都史张卿。一杨檄郭尊印，诣广至。[一]杨檄龙勒长印，诣都史张卿。九月丁亥日下时，临泉禁付石靡卒辟非。
(《悬简》Ⅴ1611：308)
此简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是一枚邮书简，其中有两封是寄往“东部水”的文书，封泥上盖有“水长印”，说明是由“水长”发往“东部(都)水”的。上引《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及《后汉书》卷38《百官五》中关于“都水官”及“长”、“丞”的记载可知，“都水长”、“都水丞”为“都水官”的属官。此简文中的“水长”即为“都水长”。另外，简文中还提到“东部(都)水”，既有“东部(都)水”，则亦当有“西都水”，此为按方位划分的主水区域。仔细分析简文，经由悬泉置发往各处的“书八封、板檄四、杨檄三”应是由敦煌郡府发出的，因为有“太守章”、“敦煌长印”的封泥。由此可知，“水长”的驻所应位于郡府，而“东都水官”则为具体负责东部区域水利的职官，其驻所当位于东部的某县级官府。
(9)出东书四封，敦煌太守章：一诣劝农掾、一诣劝农史、一诣广至、一诣冥安、一诣渊泉。合檄一，鲍彭印，诣东道平水史杜卿。府记四，鲍彭印，一诣广至、一诣渊泉、一诣冥安、一诣宜禾都尉。元始五年四月丁未日失中时，县(悬)泉置佐忠受广至廏佐车成辅。 ●即时遣车成辅持东。
(《悬简》Ⅱ0114：294)
该简采自敦煌悬泉置遗址，为一枚邮书简，其中有一“合檄”，是鲍彭发给“东道平水史”杜卿的。“合檄”，《中国简牍集成》第十集：“合是封拢、封口之意。合檄是把文书写在大小相等的两片木板上，把有字的一面相向重合，再缠上绳子，印上封泥。上面的一片木板上必然要写上收件人的地址、姓名，起到封简的作用。合檄只能由收件人拆封，不同于内容公开的板檄。”[11]简文中出现了“平水史”的官吏名称，高荣先生认为：“寄给‘东道平水史’的文书是由敦煌郡名为鲍彭的属吏发出的，故该‘平水史’应是郡府‘主平水’事务的属吏。”[6]笔者并不认同“平水史”为郡府“主平水”事务属吏的观点。与上简相同，这枚邮书简所记之文书当自敦煌郡经悬泉置发往各处，时间为元始五年(5)四月。既由敦煌郡府发出，则鲍彭当为郡府的一名属吏，那么“平水史”就当为郡府以下县级管理水利的官吏，负责一县的水利事务，而非郡府“主平水”事务的属吏。
(10)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乐官(涫)令充敢言之：诏书以骑马助传马，送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军吏远者至敦煌郡，军吏晨夜行，吏御逐马前后不相及，马罢亟，或道弃，逐索未得，谨遣骑士张世等以物色逐各如牒，唯府告部、县、官、旁郡，有得此马者以与世等。敢言之。
(《悬简》Ⅴ1311：82)
该简采自敦煌悬泉置遗址，记载了甘露二年(前52)四月送乌孙使者冯嫽回乌孙的史实。简文中提到了“穿渠校尉”，“校尉”为将军之属官，位次于将军，由此简可知，“穿渠校尉”当为“破羌将军”属下校尉。上引《汉书》卷96《西域传》就记载乌孙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汉朝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时就欲穿卑鞮侯井，以“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上简记载的就是乌孙此次内乱后，冯嫽应宣帝征“自问状”后，送其回乌孙的情况。冯嫽回乌孙后，圆满解决了内乱，“破羌将军不出塞，还”[12]。《汉书·西域传》与上简相证，则简文中破羌将军为辛武贤，其“穿渠校尉”为属下负责水利的将官。
(11)甘露二年十一月丙戌，富平侯臣延寿、光禄勋臣显，承制诏侍御史□，闻治渠军猥侯丞承万年汉光王充诣校属作所，为驾二封轺传，载从者各一人，轺传二乘，传八百卅四。御史大夫定国下扶风廏、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A)□□□尉史□□书一封，十一月壬子人定时受遮要……(B)
(《悬简》Ⅱ0214：73)
(12)□三千四百八十五人敦煌郡
发治渠卒郡国收欲取□
(《新简》E.P.T65：450)
简(11)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简文中提到了“治渠军”。汉朝军卒除了军事任务外，治水、穿渠等的水利任务也多由军卒为之，如《汉书》卷29《沟洫志》记载：汉文帝时“河决酸枣，东溃金隄，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汉武帝时，“发卒万人穿渠”[12]1681，成龙首渠，亦曾“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12]1682。则上简中的“治渠军”为当地穿渠、治渠的军卒，这也与简(10)中所记“穿渠校尉”相对应，那么可以推断“穿渠校尉”当为“治渠军”之总官，领导“治渠军”穿渠、治渠等水利活动。简(12)出土于酒泉郡破城子遗址，据简文中记载，发三千四百八十五名治渠卒于敦煌郡，此处“治渠卒”与“治渠军”相同，皆为兴建水利的军卒。
13)永平七年正月甲申朔十八日辛丑
春秋治渠各一通，出块粪三百桼
麦十石文华出块粪少一□以上(一)
亩以上折胡麦十石。文华田六□□
平人功为一石若文华□□□□
沽酒旁二斗。(二)
(《敦简2418》)
该简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简牍，是简虽残损严重，但仍能辨出这是一件当地百姓自发组织的管理水渠的处罚文书，其组织应类似于“渠社”。汉代禁止民间自发组织私社，为什么西北地区会存在这样的组织呢?笔者以为原因有二：一，汉代虽禁止私社，但各地仍有私社存在，《汉书》卷27《五行志》就记载：“建昭五年(前34)，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张宴注曰：‘民间三月、九月立社，号曰私社’，臣瓉曰：‘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私社’。师古曰：‘瓉，说是。’”既禁立私社，则必然存在。上简中类似于“渠社”的民间组织被记载下来，说明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可，甚或属于半官半民性质的组织。当然，这种组织在水渠的管理方面或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才被当地政府所认可。二，敦煌地区气候干旱，水资源匮乏，对水的有效利用是保证屯田及民间耕地顺利垦殖的前提。有学者研究认为，敦煌地区渠社活动开始于唐末五代时期，上简的记载把敦煌的渠社出现时间提前到了西汉时期，至少出现了“渠社”的雏形。
就上述简文中记载的水利职官来看，负责一郡水利的主水官为“主水史”，即“都水官”，下辖有“东都水官”和“西都水官”，“水长”则或为“主水史”的副官，“平水史”则为一县负责水利的主官。另外，又有“穿渠校尉”统领“治渠军”、“治渠卒”，负责屯田水利。除此，民间亦有类似于“渠社”性质的自发组织，负责水利的分配、违禁用水的惩罚等。如此，敦煌地区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自上而下完整的水利管理系统，对保证水资源的有效利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对上述简文的分析研究，结合《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相关史料，对汉代敦煌地区的水利建设及管理有了更细致全面的认识。汉代敦煌地区不但有明渠的开凿，更有井渠的分布，不但有官渠，更有民渠，说明治渠分布之广。在水利管理方面，自上而下形成了一整套管理系统，说明汉代敦煌地区的水利建设组织之有序性，保证了屯田及民自耕田的垦殖。
作者：孟艳霞 来源：敦煌研究 2016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