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24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了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在该书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并宣布了到2050年英国能源发展的总体目标：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着力于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新的商机和就业机会；同时在支持世界各国经济朝着有益环境、可持续的、可靠的和有竞争性的能源市场发展方面英国将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先导。此后，国内外学术界即开始这一方面问题的研究，但究竟何为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提出的背景何在，怎样走低碳经济之路，学术界众说纷纭。这里主要就国内文献做一综述，希冀能够引起各方面高度重视，并推动实践的发展。
一、低碳经济提出的历史背景
张鹏飞(2009)认为，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能源问题日益受到关注。除了可再生资源，地球上的能源终究是有限的。同时，能源使用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也不断为人们所认识，这不仅包括酸雨、烟雾、光化学烟雾等，还包括全球气温变暖。早在1896年，瑞典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伦尼·乌斯就发表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对地球温度影响》的一文，他预测大气中的
浓度增高将会带来全球气候变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提供的证据显示，从1906年到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了0.74℃，到21世纪末仍会上升1.1℃～6.4℃(IPCC，2007a)[1]。
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战略报告课题组(2009)认为，2006年，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GDP总量大约占世界GDP总量的5.5％，但是，能源消耗却达到了24.6亿t标准煤，大约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水泥消耗12.4亿t占54％，与2005年相比分别增长了9.61％和18.1％。2006年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高达50％。2007年太湖、巢湖和玄武湖等内湖出现大面积蓝藻聚集，严重威胁到当地城市用水；沿海滩涂、湿地生态破坏加剧，海域和流域污染未见好转。资源的超常利用、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重地威胁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
刘美平(2010)认为，地球生态系统自净的能力每年只有30亿吨，全世界每年剩下200多亿吨残留在大气层中，早已使生态系统不堪重负。有资料显示，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人类燃烧化石燃料释放的总量中发达国家占95％；而从1950—2000年的50年间，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仍占总排放量的77％。这说明，发达国家对过去高碳经济引起的气候变化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也应当承担更多的减少当前温室气体总量的义务[3]。
邢继俊、赵刚(2007)认为，我国的能源系统效率为33.4％，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4]。
金乐琴、刘瑞(2009)认为，2004年中国国内出口商品生产蕴涵的与能源有关的排放量为16亿吨，占中国排放总量的34％。参考情景下，中国在2006—2030年间需要在能源部门累计投资3.7万亿美元，其中74％用于电力投资，约为2.8万亿美元。能源基础设施所采用的技术、设备一旦投入使用，将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长期影响[5]。
周宏春(2009)认为，低碳经济概念的形成和提出背景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应对气候变化是低碳经济提出的最直接和最根本原因。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署(UNEP)共同成立的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发布第4次评估报告。报告指出：20世纪后半叶北半球平均气温是过去1300年中最暖的；在过去100年中世界平均气温上升了0.74％，平均海面上升了17厘米。如果不能扭转这种趋势，21世纪末气温将上升4℃，海面将上升60厘米。于是，降低生产和生活活动中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提高碳的生产率，成为一种新的世界发展潮流和人类的努力方向。其二，发达国家迈过了以使用高碳能源为主要动力的发展阶段，因此，他们想拿低碳经济作为“指挥棒”，控制发展中国家。其三，煤炭、石油等能源危机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内在要求[6]。
鲍健强等(2008)认为，随着化石能源开发和利用的规模不断扩大，碳排放量的大幅度增加使得地球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开始影响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研究表明：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温室气体()浓度一直稳定在280PPN，自1850—1860年英国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温室气体()浓度一直处于快速上升的趋势(IPCC，2000)。有研究表明，预计到2050年，温室气体()浓度将达到550PPM，它将扰乱自然生态系统各种因素(如海水温度、洋流以及太阳辐射)间的微妙平衡。事实上，推动未来社会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动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对环境容量有限性的认识。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传统工业经济体系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不可能持续增长，地球大气层环境容量是有限的。科学家认为，当温室气体()浓度超过550PPM，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病毒增加、物种减少、灾害气候频繁等。二是对化石能源有限性的认识。20世纪末开始的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上升，带动了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价格的整体走高。全球化石能源价格上涨是市场对资源稀缺性的反应，尽管对全球经济增长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对化石能源的高效使用、清洁开发、节约利用起到积极的推动，也给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潮汐能等的开发注入了活力。因此，发展基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和开发可再生能源基础之上的低碳经济是未来社会的基本走向[7]。
郑永红、梁星(2009)认为，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2倍左右，比美国、欧盟、日本和印度分别高2.4倍、4.6倍、8倍和0.3倍。水泥综合能耗高出国际先进水平23.6％，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15.1％，火电供电煤耗高20.5％，机动车百公里油耗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比美国高10％。众所周知，在我国能源探明储量中，煤炭占94％，石油占5.4％，天然气占0.6％，这种“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结构在短期内将难以改变[8]。
任力(2009)认为，从低碳经济提出的背景来看，主要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全球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向空气中排放了大量废气、烟雾、二氧化碳
()，从而使得全球气候发生剧烈变化；二是过多过滥、粗放式地使用资源，单位能耗与单位资源耗量过高，资源枯竭进一步加深；三是企业生产排放出的未经过处理的废水、废气、废渣等高污染物威胁人类健康，动植物生命，破坏生物多样性，这些对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造成严重破坏[9]。
谢军安等(2008)认为，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美国以世界6％的人口消耗了世界30％的能源。而中国的单位GDP能耗是日本的8倍，人口是美国的好几倍，按照这种发展模式，中国缺乏持久的可持续发展创新能力，环境恶化和能源短缺将是今后50年中国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瓶颈[10]。
二、低碳经济的内涵及外延
众所周知，“低碳经济”概念首先由英国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提出。《能源白皮书》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对此，国内学界并未提出多少异议。问题是究竟应当怎样表述低碳经济，国内学界各执一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应对气候变化课题组(2009)认为，低碳经济应有以下三个特征：首先是经济性。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低碳经济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和机制来发展，二是低碳经济的发展不应导致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福利水平明显下降。其次是技术性。也就是通过技术进步，在提高能源效率的同时，降低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前者要求在消耗同样能源的条件下人们享受到的能源服务(如照明、家用电器消耗等)不降低；后者要求在排放同等温室气体情况下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福利水平不降低，这两个“不降低”需要通过能效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来实现。最后是目标性。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应该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不至于带来全球气温上升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如海平面上升导致小岛屿国家的淹没等)，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11]。
庄贵阳(2005)认为，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即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减缓气候变化[12]。
游雪晴等(2007)认为，“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13]。
付允等(2008)认为，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不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清洁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所谓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经济发展模式。
贾凤兰(2009)认为，虽然低碳经济最早见诸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但系统地谈论低碳经济，则应追溯至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在此背景下，碳足迹、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所谓低碳经济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开发清洁能源、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16]。
张坤民等(2008)认为，就低碳经济而言，包含三方面的内容：(1)它是相对于基于无约束的碳密集能源生产方式和能源消费方式的高碳经济而言的。因此，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降低单位能源消费量的碳排放量(即碳强度)，通过碳捕捉、碳封存、碳蓄积降低能源消费的碳强度，控制 排放量的增长速度。(2)低碳经济是相对于新能源而言的，是相对于基于化石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言的。因此，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促进经济增长与由能源消费引发的碳排放“脱钩”，实现经济与碳排放错位增长(低增长、零增长或负增长)，通过能源替代、发展低碳能源和无碳能源控制经济体的碳排放弹性，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的碳脱钩。(3)低碳经济是相对于人为碳通量而言的，是一种为解决人为碳通量增加引发的地球生态圈碳失衡而实施的人类自救行为。因此，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改变人们的高碳消费倾向和碳偏好，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减少碳足迹，实现低碳生存[17]。朱四海(2009)也持此观点[18]。
金乐琴(2009)认为，“低碳经济”是指通过提高资源的生产率——以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产出——从而创造高水平、高质量的生活[19]。
金乐琴、刘瑞(2009)认为，理解低碳经济需要把握其三个重要特性：一是综合性。低碳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综合性问题。从第一个层面理解，低碳经济意味着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关系的“脱钩”，即GDP的增长率高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率(相对脱钩)，或经济稳定增长而温室气体排放量零增长甚至减少(绝对脱钩
)；从第二个层面看，低碳经济所确立的是一种在促进发展的前提下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基本思路，与单纯的节能减排思路不同，它强调发展与减排的结合，重点在低碳，目的在发展，通过改善经济发展方式和消费方式来减少能源需求和排放，而不是以降低生活质量和经济增长为代价实现低碳目的；从第三个层面看，低碳经济还关系到人类的发展权和社会公平问题。因为几乎人类所有的生产和消费活动都一定程度地依赖于能源，产生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不同的国家由于发展水平不同，面临的发展潜力和减排空间不同，要设计合理的、能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的碳排放方案，必须从社会公平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考虑。二是战略性。低碳经济要求对能源消费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进行一次全新变革，它是人类调整自身活动、适应地球生态系统的长期的战略性选择，而非一时的权宜之计。三是全球性。低碳发展需要全球合作[5]。
张鹏飞(2009)认为，“碳”狭义上是指引起气候变暖的气体，特别是指由于化石能源燃烧所产生的，广义上包括《京都议定书》所提出的6种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
、氧化亚氮(
)、六氟化硫(
)、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物(PFCS)六种。低碳经济的本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创新和制度创新。低碳经济要求提高能效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产业结构和低碳技术体系，转变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其向高效能、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变[1]。
谢军安等(2008)认为，低碳，英文为low car-bon，意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为主)排放。因此，为维持生物圈的碳平衡、抑制全球气候变暖，需要降低生态系统碳循环中的人为碳通量，通过减排、减少碳源、增加碳汇，改善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低碳经济本质上属于碳中性经济，它要求经济活动低碳化。低碳经济中“低”的要义在于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维持生物圈的碳平衡，其根本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碳中性，即经济发展中人为排放的与通过人为措施吸收的实现动态均衡。由于低碳经济系统的特征尺度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碳中性是全球碳中性。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是目前最可行的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10]。
郑永红、梁星(2009)认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经济，在发展中排放最少的温室气体，同时获得整个社会最大的产出。低碳能源是低碳经济的基本保证，清洁生产是低碳经济的关键环节，循环利用是低碳经济的有效方式，可持续发展是低碳经济的根本方向。新能源、清洁能源、生物质能源、可再生能源等等都是低碳经济格局中的一部分。它的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8]。
梁平、韩丽(2009)认为，所谓低碳经济是指以低消耗、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 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和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即是低碳产业、低碳能源、低碳技术和低碳消费，它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世界经济形态新出现的革命浪潮，即低碳革命。低碳经济已成为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主要特征。就低碳化而言，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比重不断下降，即能源结构清洁化；二是单位产出需要的能源消耗不断下降，即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低碳化进程也是碳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20]。
王克群(2009)认为，所谓低碳经济，就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形态的总称[21]。
任力(2009)认为，世界各国尽管对低碳经济模式的特点认识不一，但归结起来有这样几个特点：(1)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物排放，即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实现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2)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含碳气体(主要指)排放脱钩，不能保持同步增长，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废气排放；(3)低碳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直接手段；(4)开发与利用新型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为其重要举措；(5)围绕低碳技术创新与发展新型清洁能源进行相关制度创新与法律体系建设。因此，所谓的低碳经济，是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的高碳经济相对应，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或是含碳燃料所排放的显著降低的经济。低碳经济的实质是在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实现能源低碳或无碳开发[22]。
周宏春(2009)认为，循环经济的核心是资源的循环利用和高效利用，理念是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化害为利，目的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统计指标是资源生产率。简单说，循环经济是从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评价经济发展的资源成本。低碳经济的核心是节能，提高能源效率、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口号为地球是我们的唯一家园，保护全球环境是人类的共同责任；统计指标是碳生产率(排放1吨二氧化碳产出的GDP)。因此，低碳经济是从保护全球环境的角度评价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由此可见，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发展循环经济的结果不仅可以提高资源(包括能源)效率，也可以减少废物(包括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并行不悖，均是我国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内容[6]。
郑志国(2009)认为，给经济形态命名有多种方法：一是根据主导产业命名，如称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现在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也指部门经济)；二是根据资源配置方式命名，如称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三是根据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某种生产要素或生产工具命名，如称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四是根据资源利用方式命名，如称生态经济、循环经济。这些命名所形成的概念能够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低碳经济概念是根据经济活动中碳基能源消耗和排放的数量变化给经济命名，构造方法存在明显缺陷。同传统经济相比，未来经济应当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是遵循包括生态规律在内的客观规律，全面实行资源循
环利用和综合利用，达到高效率、低消耗、低污染乃至零污染。这些特征是“低碳”二字难以概括的。也就是说，低碳经济所界定的内涵过于狭窄，如果不做宽泛解释，则不能反映未来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也不能全面反映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方向[23]。
郑爽(2006)认为，当前国际上低碳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包括与碳减排有关的能源消费结构的转换和低碳排放能源系统的建立；(2)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主要探讨不同经济发展模式、阶段、速度与碳排放的关系；(3)农业生产与碳排放：包括土地利用变化、农业土地整治、农业生产水平与结构的变化等；(4)碳减排的经济风险分析与减排对策研究[24]。
三、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应对气候变化课题组(2009)认为，加快传统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一是应将低碳经济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进行总体安排部署；二是将低碳技术研发纳入国家科技规划和相关科技计划；三是制定专项规划，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目标、重点和保障措施等，提出低碳经济的统计和考核指标，并作为国民经济规划中的引导指标；四是制定重点行业和部门的低碳发展规划，向低碳转型。同时，应大力推进生态农业和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大幅度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对农林剩余物可综合利用作为饲料、肥料、菌类基料、工业原料和发电原料，以减轻焚烧对城市和机场周边的环境污染[11]。
梁平、韩丽(2009)认为，政府主导是最基本前提，它包括制定长远战略，出台鼓励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以及减免税收、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绿色信贷等措施，来引领和助推低碳经济发展，进而达到产业结构合理升级。同时，政府应引导和培育创新型企业，开发新低碳技术和产品，使其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并消耗较小的能源[20]。
章升东等(2007)认为，当前，中国应当设立碳基金。我国碳基金模式应以政府投资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按企业模式运作。碳基金公司通过多种方式找出碳中和技术，评估其减排潜力和技术成熟度，鼓励技术创新，开拓和培育低碳技术市场，以促进长期减排。碳基金的目标除了应关注碳汇的增加外，还需要更加关注通过帮助商业和公共部门减少的排放，并从中寻求低碳技术的商业机会，从而帮助我国实现低碳经济社会。其用于投资方面主要有三个目标：一是促进低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二是加快技术商业化；三是投资孵化器[25]。张志军也持此观点[26]。
付允等(2008)认为，在我国的不同功能区，一些区域是生态屏障区，一些地区是生态受益区，依照国际通用的“碳源—碳汇”平衡规则。生态受益区应当在享受生态效益的同时，拿出享用“外部效益”溢出的合理份额，对于生态保护区实施补偿。补偿原则是碳源大于碳汇的省份按照一定的价格(双方协商或国家定价)向碳源小于碳汇的省份购买碳排放额，以此保证各省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总和的相对平衡[14]。
任力(2009)认为，当前，要抓紧区域性低碳性社会试点工作。在全国建立一批低碳社会实践区、低碳产业实践区、低碳经济区、低碳城市实践区。积极争取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扩大中国低碳城市试点。各省市可以建设起若干低碳社区、低碳商业区和低碳产业园区等低碳发展综合实践区，以促进低碳技术的应用，带动低碳经济的发展，为在全国建设低碳社会、低碳城市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低碳产业可以在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能耗高、污染重行业先行试点，选择作为中国探索低碳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同时，应积极构建“低碳经济发展区”，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国家重点能源基地，选定典型城市进行试验试点，寻求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22]。当前我国迫切需要研发的低碳技术包括：节能和清洁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集和封存、清洁汽车技术、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技术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要赢得未来的竞争，企业应该考虑以下几点：对低碳技术进行战略投资，发展低碳技术；紧密研究和跟踪国际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情势，制定低碳产业与产品的技术标准，超前作出低碳战略部署；在企业中推行低碳标识，规模化应用低碳技术，将企业社会低碳责任与产品质量、信誉结合起来；抓住国际碳金融的新机遇，发展低碳融资；利用好国际低碳技术转让，加快实现跨越式技术发展。同时，政府应通过低碳产业规划与财政、税收的扶持、金融政策的支持，引导企业发展低碳产业和低碳产品[27]。总之，中国应以此为契机，调整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加快建立以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服务业为核心的新型经济体系。并加强金融对低碳经济的支持，积极发展碳金融市场[22]。王克群也持此观点[21]。
金乐琴、刘瑞(2009)认为，可以考虑按照不同地区和部门的特点，构建“低碳经济试点区”。比如，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各选择低碳经济试点区，采取相关政策吸引研发及高端制造业投资，改造或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示范区[5]。
石丰、郭成斌(2007)认为，概括起来，要实现经济的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和手段。节能就是在尽可能地减少能源消耗量的前提下，获得与原来等效的经济产出；或者是以原来同样数量的能源消耗量，获得比原来更有效的经济产出[28]。
谢军安等(2008)认为，在近期，我国应把节能和煤炭的清洁利用作为重点，不断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快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低碳和固碳技术的研发；在中期要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推进氢燃料电池等新能源技术以及碳收集与埋存技术的应用；从更长远看，建立以可再生能源、洁净煤、先进核能等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除了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外，还必须加快开发清洁的替代能源，尤其是战略性地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向“低碳富氢”的方向发展。更要减少地下含碳能源的开采，大力开发太阳能、水能、风能、核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发展替代能源要按照以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以优势能源替代稀缺能源、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思路，逐步提高替代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今后优质能源发展空间包括将核电作为主要的发展能源，把天然气作为能源调整的重要部分
，在分析技术、经济和可行性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发展其他可再生能源[10]。
鲍健强等(2008)认为，一方面我们要用高新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低碳技术去改造和优化已有的工业基础设施和设备，实现高效利用和节约使用化石能源，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发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等低碳能源或无碳能源，从关注碳氢化合物的开发技术转向关注碳水化合物的开发技术。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我们应该提前采取行动，构建利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潮汐能、核能等低碳能源或无碳能源的基础设施，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具体讲，一是要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产业，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属于低碳行业，如信息产业的能耗和物耗是十分有限的，对环境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IT产业是低碳经济中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具有能耗低、污染小的特点。又如现代服务业也是一个能耗低、污染小、就业容量大的低碳产业，它包括金融、保险、物流、咨询、广告、旅游、新闻、出版、医疗、家政、教育、文化、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二是走有机、生态、高效农业的新路子。发展低碳农业的路径主要有：第一，大幅度地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如用粪肥和堆肥作为化肥的替代品，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通过秸秆还田，增加土壤养分，减少径流，增加入渗，通过作物残茬及覆盖在地表的秸秆可防止风蚀和水蚀，提高土壤生产力。采用深耕作物与中耕作物轮作，引入蚯蚓、微生物共同熟化探层土壤，扩大作物根系营养能力。第二，充分利用农业的剩余能量。如农作物收割后的秸秆是农业中的剩余能量，其中70％以上的纤维素、木质素等得不到利用，而且燃烧释放出的有害气体严重污染大气。为了充分合理利用作物秸秆资源，防止环境污染，亟须探索出综合利用作物秸秆资源的新途径。第三，推广太阳能和沼气技术。如在规模化畜牧业养殖中，可利用畜牧粪便开发沼气，获得生物质能。三是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排放。众所周知，传统的能源结构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很难有颠覆性的改变，所以在注重开发新能源的同时，应该把能源结构的调整与提高能源效率的方法相结合，采用低碳技术、节能技术和减排技术，逐步减少传统工业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努力提高现有能源体系的整体效率，遏制化石能源总消耗的增加，限制和淘汰高碳产业和产品，发展低碳产业和产品。同时，政府要制定高碳能源、高碳工业、高碳产品的税收政策，制定鼓励发展低碳工业的优惠政策，使低碳工业成为企业家有利可图的新兴工业领域。四是开发低碳居住空间，提供低碳化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建议在建筑设计上引入低碳理念，如充分利用太阳能、选用隔热保温的建筑材料、合理设计通风和采光系统、选用节能型取暖和制冷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倡导居住空间的低碳装饰、选用低碳装饰材料，避免过度装修，在家庭推广使用节能灯和节能家用电器，鼓励使用高效节能厨房系统。城市交通工具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因此，第一，应大力发展以步行和自行车为主的慢速交通系统；第二，应鼓励大中城市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和快速轨道交通系统；第三，应限制城市私家汽车作为城市交通工具；第四，城市交通应该倡导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氢气动力车、生物乙醇燃料汽车、太阳能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以实现城市运行的低碳化目标。第五是植树造林，生物固碳，扩大碳汇[7]。
徐瑞娥(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重点：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二是调整能源结构；三是调整技术结构；四是大力提高能效。具体讲，应当从生产环节降低对碳资源的消耗，流通环节降低碳资源的污染，消费环节降低对碳资源的依赖，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把低碳文化变为全社会的主流意识，把低碳消费作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头等大事抓紧抓实。同时，政府应制定支持企业参与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健全奖罚财税政策，强化财税政策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即对于从事低碳技术开发的企业可享受一定的所得税减免；对企业用于购置环境保护型设备的投资，可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从而鼓励企业对先进环保设备的购置与使用，并对环保设备实行加速折旧；通过实行低碳投资退税等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资金，鼓励低碳产业投资；采取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等财政补贴措施，支持低碳企业发展；加大对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的信贷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节能方面的企业债券；扩大财政创业风险投资，对风险高、具有重大意义的低碳新技术，采取风险投资的方式予以支持[29]。
朱四海(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改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经济发展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依赖，促进经济体摆脱碳依赖，摆脱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高碳能源依赖，使经济发展转入既满足减排要求、又不妨碍经济增长的低碳轨道。为此，应开展碳预算。这又涉及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碳预算，预算全球许可的人为排放总量和时序碳通量。二是预算分配。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碳排放权本质上属于发展权。由于世界各国综合国力、人口规模、发展阶段、发展水平、能源结构的差异，预算分配工作很容易被政治化，使得碳排放问题错综复杂。三是预算平衡。这需要综合考虑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由“赤字排放”形成的碳债务、不同国家的碳足迹差异以及国际间“碳头寸”形成的碳汇交易机制与市场工具(碳信用、碳基金等)，保障碳预算的真实目的——实现大气碳平衡。由于碳预算只是为人类实现碳平衡设定了碳排放限额，它本身并没有提供达到目标的具体方案，因此，平衡碳预算需要技术支持，其要点有三：一是发展低碳能源，在优化低碳能源的技术性和经济性的前提下用低碳能源去置换、替代传统的高碳化石能源；二是发展碳吸收技术，通过碳捕捉和碳封存增加碳蓄积、减少地球生态圈的碳循环通量，促进碳平衡；三是增加碳汇，通过植树造林、草原修复、湿地保护、农田改造和海洋管理等措施保护自然碳库，利用植物和土壤吸纳大气中的，清除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就能源服务而言，碳减排的关键在于降低经济发展的化石能源依赖，使经济发展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轨，以不排放实现减排，这是解决排放问题的根本办法
。问题是，经济发展由高碳能源经济向低碳能源经济转轨是一个过程，转轨的程度和规模不仅取决于主观愿望，还取决于能源赋存、人口规模、现代化水平等客观条件。关于电力，应实施煤电替代战略，促进电力发展由绿色煤电向绿色电力演进。具体途径有三：(1)建设水电基地。从现有的资源禀赋和开发条件看，发展水力发电是实现煤电替代的主力。(2)建设核电基地。利用核裂变与核聚变产生的能量生产电能是未来煤电替代的主要方向。(3)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是实现煤电替代的有益补充，包括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海洋能发电、地热能发电以及生物质发电(含农林废弃物直接燃烧和气化发电、垃圾焚烧和垃圾填埋气发电、沼气发电)[18]。
陈晓春、张喜辉(2009)认为，随着低碳经济的提出，我国的产业发展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发展传统产业；加快企业改革、改组、改造步伐；淘汰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劣势企业；大大降低高耗能产业的比重，在保持产业持续较快发展的同时，降低对能源消费的依赖，进而形成低碳产业群。同时，低碳经济要求改善消费环境，引导家庭要转变消费模式和习惯，拒绝“一次性”消费(如“一次性”碗筷等)、“便捷”消费(如塑料袋等白色污染)以及“高能耗”消费(如大排量汽车等)，养成家庭消费的低碳化、低能耗的消费模式和习惯。同时要鼓励学习型消费，提升消费的质量和层次，追求文明消费。学习型消费即可以是为了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以谋求职业的进步而进行的学习充电，也可以是为了提升自我境界，满足人的享受需要与自我实现的需要而进行的学习消费。学习型消费以满足人们的求知欲望与实现人的精神满足为主要目的，因而相比以前的纯物质消费而言能够节约资源，切合低碳经济发展的目的[30]。
四、余论
综上所述，尽管学界对于低碳经济的内涵和外延表述，以及迈向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各有侧重，但其基本思想则是一致的。概括来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共识：一是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和化石能源的稀缺性，迫使人类社会必须由传统经济迈向低碳经济；二是实行低碳经济是有条件的，即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应该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处于不断提高的状态，经济和社会必须处于全面的进步状态；三是低碳经济既是一种目标，也是一个过程，需要全社会的行动；四是全社会的CO[，2]排放必须处于下降状态。
纵观已有文献，尚有许多亟待深化的地方：
(1)中“碳”的外延何在；
(2)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如何搭配才更有效率；
(3)目前学界更多的是浮在面上来介绍或探讨低碳经济，这只能深化人们的认识。今后的学术探讨应该更多地去探讨低碳经济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区分不同区域(如北方和南方的区别，东部和西部的区别)、不同工业化阶段和城市化阶段——甚至不同城市性质和功能、不同产业制定迈向低碳经济的进程表；
(4)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绿色经济的区别与联系何在；
(5)技术上，一方面如何降低传统能源在其使用过程中的排放，另一方面，怎样将新能源——比如风能、太阳能等应用于经济与社会活动中，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6)如果说低碳城市是实施低碳经济的平台，那么，切入点又将如何选择——包括低碳产业体系的建立、商业的重新布局、节能建筑的设计和已有建筑的重新改造、城市居民低碳价值观和理念的培养、公共交通体系的布局等等，均需要一场彻底的革命，然而，革命的过程可能就是一个二氧化碳大量排放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