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对于许多人来说，全球金融危机代表着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它意味着重大的环境和经济挑战能够同时得以解决。在这场危机得到正式确认之后的几个月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等公众人物争相出来试图说服各国政府：任何一个旨在复苏经济的计划都必须是“绿色的”。他们的努力产生了 定程度的效果，至少在修辞层面，特别是在20国集团成员国内部。各国的反应本来可能是极为不同的。在危机之初，许多评论家都担忧环境议题会被政治议程所忽视，仅被认为是一种“奢侈的”、只能在经济繁荣时期处理的问题。
虽然上述对立的观点在公众讨论中仍然没有消失，但自2008年以来，环境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也越来越被政治家、活动家以及媒体塑造为一种“经济机遇”。有些学者认为，“经济机遇论”有潜力让政府从气候变化的信徒和怀疑论者之间的循环争论中摆脱出来，在环境问题上采取大规模的政策行动。
对于“经济机遇论”框架转变关于气候变化(或其他环境问题)的流行争论的潜在能力，本文不作争论。然而，本文认为，即使该框架将要成为主导，关于应该采取何种政策行动的共识也不太可能达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人们可能支持同一个政策框架，但是各自的政策偏好却可能大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在这个框架内的决策者和其他行为体都接受了气候变化的科学并拒绝将“一切照常”作为政策选项，但“人们很快会发现这种受欢迎的共同立场内部其实充斥着断层线”①。
通过考察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产生的大量经济和环境政策建议，本文描绘了这样一些断层线。这些建议可以分为三个类别：“绿色新政”、“绿色刺激”、“绿色经济”。②这里讨论的建议类型曾被批评为“山寨版的全球化”③，“自相矛盾”④，“披着羊皮的狼”⑤，以及被批评为是主要为了拯救资本主义而非拯救环境⑥。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些批评是否有价值，而是它们是否同样适用于这些我认为其实并不相同的三类建议。
本文首先分别概述了三个类别的建议，其中特别关注了每个类别的代表性文件。其次，基于几个标准对这三个类别进行了比较分析：国家、市场和金融部门的作用；技术的作用；经济增长在所建议的资本主义模式中的作用。这些标准也可以反过来，与更广泛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生态现代化的政治辩论相联系。结论部分指出，对于绿色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和批评者而言，这些区别同样都是重要和值得考虑的。
二、绿色资本主义倡导者的各种建议
首先，必须承认事实上绿色资本主义存在着成百、甚至可能上千个变体，由个人和各种组织所倡导，而且相互重合。本文并不致力于对这些倡议进行一个全面的概览，而只是要关注其中一小部分有代表性的样本，主要是2008年到2012年期间由智库、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用英文发布的有影响力的报告所提出的概念。
(一)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
从一种环保的视角处理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一份综合的英文报告，是由“绿色新政小组”(GNDG)在2008年7月发布的。该报告是由设在伦敦的一家智库“新经济学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发起，由经济学家、媒体从业者以及环保人士合作完成。虽然该报告的影响力还存在争议，但是毫无疑问，正是这份报告使得“绿色新政”一词流行开来。而且，虽然这份报告针对的是英国的读者，但其中的许多政策建议却可以适用于所有发达国家。
该报告发现了金融危机与环境危机各自根源之间的联系，并且强调不可持续的高额债务不仅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也助长了能源及其他资源的不可持续消费：“金融崩溃、气候变化以及石油峰值这三重危机的深刻根源都在于当前的全球化模式。金融去监管化推动了几乎无限制的信贷创造。不负责任的信贷膨胀以及经常是欺骗性的借贷类型的发展，产生了房产等资产泡沫，并且为环境的不可持续消费提供了动力。”⑦
因此，该报告建议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推动金融监管体系的结构性转变，进行税务体系的重大改革，并且提出了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方面的具体建议。
在短期的金融部门改革方面，该报告认为英国政府应该严控借贷和信用的产生，强制分拆大型银行和金融集团(将零售部分从企业融资和证券交易业务中分离出来)，并要求对所有的金融衍生品和其他创新的金融工具进行正式核查。这些政策的最终目标是“金融部门的有序裁员”。从长远来看，报告也提议要重新引入资本控制，关闭避税天堂，并开展全球性的免除债务行动。
绿色新政方案中更具针对性的“绿色”元素，主要包括在节能(主要在建筑业)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投资计划，同时通过碳税和较高的碳交易价格创建的价格信号予以支持。报告认为，这些措施也将帮助英国政府为绿色新政筹集基金。其中提出的另一个融资来源是对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征收暴利税。
2008年和2009年，各种绿色新政倡议盛行。但是，多数都明显与上述绿色新政报告存在偏离。其中，欧洲绿党的绿色新政平台似乎是一个例外，其担忧和建议与绿色新政小组的报告非常相似。⑧因为大多数后续报告都只是关注绿色新政支柱之中的经济复苏(而非改革)，本文将它们都归类到一个单独的、被称为“绿色刺激”的方案中。
(二)绿色刺激(Green Stimulus)
财政刺激是经济学中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它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政府采取的某些措施，通常包括增加公共开支和降低税收，旨在为经济活动提供积极的动力”。这种认为财政刺激可以用于非经济目标的理念(即“一举两得”)其实并不是全新的。第一个也是后来最为流行的新政项目——“平民保育团”(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最初就是为了应对美国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大萧条带来的失业以及严重退化的自然环境——而设立的。1933年到1942年期间，该项目雇佣了超过300万名年轻人，他们至少种植了大约20亿棵树，并开发了800个新的国家公园
。
虽然当下绿色刺激计划的环境焦点是应对气候变化而不是土地退化，然而在所谓的“双赢”等式另一边的经济方面，与1933年时一样，也是就业——按当下的术语来说，就是创造“绿(领)就业”。绿色刺激的支持者们认为，可再生能源等行业比传统化石燃料更加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⑨“太阳能电池板不会自动安装。风力涡轮机也不会自己生产出来。建筑物不会适应气候条件和自我改造。城市的树木、绿色屋顶和社区花园都不会自己长出来。所有这些都需要人类的劳动。”⑩
绿色刺激的其他建议还包括：在某些绿色领域的投资，例如建筑改造、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等，可能通过降低燃料价格和降低空气污染进而减少医疗费用等，为个人和企业带来相当大的经济利益；向低碳经济转型将有助于防止未来可能由于能源价格攀升而发生的经济衰退。
因此，从本质上说，绿色刺激建议是相当直截了当的。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根本解决金融危机或者环境危机；它只是建议在解决金融危机时，我们也可以同时有效地减缓环境危机。
大多数绿色刺激方案都包含了政府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投资的大篇幅的部门清单。然而，对于刺激措施必须具有何种特定属性才符合“绿色”标签，却几乎没有什么讨论。许多建议都从绿色新政报告仅关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投资转移开注意力，把“绿色”刺激措施定义得非常广泛，包括从海洋保护区的扩展到为碳捕 获和储存技术的研究提供资金。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绿色刺激“变成了某种不甚精确的口头禅，泛指各种被认为同时有利于环境和经济增长效应活动的经济刺激方案”(11)。
然而，在确定目前何种措施已被广泛接受为“绿色”的问题上，汇丰银行的研究人员发布的一份关于政府实际支出的报告(12)已相当有影响力。该报告基于银行的“气候变化指数”(Climate Change Index)评估了11个国家以及欧盟的经济刺激方案。该指数将投资划分为以下几类：低碳能源生产；节能；水、废弃物以及污染的控制。从本质上讲，其中使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甚至粗糙的)方法，在“绿色刺激”和“棕色刺激”之间画出了一个界线。如果某项刺激措施涵盖了属于上述类别之一的某个行业，它就被认为是“绿色的”，而不论投资的特定情况。可是投资的具体情况可能对其环境后果的评估具有重大影响。(13)
虽然汇丰银行的报告在基本的分析方面具有一些价值，但是在其他地方在使用其提供的数据时却没有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例如，这份报告是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最环保的救助？》(“The Greenest Bail-out?”)的主要数据来源，也是德国著名智库伍珀塔尔研究所(Wuppertal Institute)为欧洲绿党所做的绿色刺激主题报告所依据的数据(14)，同时也被著名环境经济学家爱德华·巴比尔(Edward Barbier)在工作中大量使用(15)。结果造成韩国一直被描绘成全球金融危机之后20国集团中最为“绿色”的成员国。但是有一些事实却被忽视了。在韩国，环保人士一直强烈反对将大量的刺激资金用于一个有争议的、可能使许多濒危物种面临具有严重风险的大坝和四大河流的疏浚项目。基于这一案例以及其他的例子，绿色经济刺激措施被指责为已经退化为“漂绿”行动。
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反对绿色刺激措施的声音也渐渐出现了，尤其是在美国的第一轮政府开支结束以后。他们认为，绿色行业没有竞争力，通过刺激创造的许多绿色就业岗位可能只是暂时的，而且这些岗位的数量也与更传统的污染和资源密集型行业的就业损失数量相当。对于那些需要与绿色刺激项目竞争资金的人来说，失败的绿色刺激项目则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论据。最好的例子是加利福尼亚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公司索林德拉(Solyndra)。该公司曾获得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资金支持，但是却在2011年破产了。
(三)绿色经济
最近一波的政策建议集中于创建一种绿色经济。尽管当前关于绿色经济的讨论内容覆盖了一个很宽的范围：其中最狭隘的情况仅仅关注气候变化问题，而最宽泛的情况则涉及在环境可持续性方面对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过，相关对话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和塑造的。这在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也被称为“里约+20大会”)的准备过程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2008年下半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了一个绿色经济倡议。虽然该倡议在最早一批报告中曾提出“全球绿色新政”的建议，但是该组织很快抛弃了“新政”的标签，转而提倡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因为它可以处理更大范围的环境问题，而且也可以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倡议给予更大的关注。尽管该倡议的主要成果，即2011年的《迈向绿色经济》报告，仍然设有篇幅简要讨论了全球金融危机，但是其余部分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却脱离了这一背景。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定义的“绿色经济”，是指一种能够“改善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大大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的经济”。(16)这个定义非常容易让人想起最常见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的发展。”事实上，许多人质疑“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之间是否还存在任何区别。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种散漫的转变代表了贬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支柱，而更为注重环境和经济支柱。(17)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拒绝这种批评，认为可持续发展仍然应该作为各国政府的终极目标，对绿色经济新的关注仅仅反映了人们“日益认识到实现可持续发展几乎完全依赖于把经济调整到适当的轨道”。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政策建议范围广泛。(18)其中一些响应了绿色新政和绿色刺激的建议，比如要求对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的投资等。然而，最为突出的提议涉及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价，而这目前已成为绿色经济的一个焦点。从本质上说，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个别物种和基因所产生的人类福利(比如旅游娱乐、水资源、碳储存、授粉、药品等)。维护生物多样性保证了这些服务的持
续生产，因此可以认为在经济方面是“有价值的”。
“绿色经济”因为“里约+20”会议的筹备过程而上升到突出的位置。它是会议的两大主题之一。然而，尽管深受企业的欢迎，而企业总是积极地将自己定位成绿色经济转型中负责任的行为体，但是环保人士方面却有相当多的反对。在会议的倒数第二天，与会代表们都收到了一份“里约+20”的报纸，其中的头条大标题就是：“绿色经济，新的仇敌”(“Green Economy，the New Enemy”)。
发展中国家也担心，此次里约会议上对绿色经济的讨论是否代表着一种新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者一种新版本的结构调整计划，或者从更广阔的含义上看，是否是一种为了环境问题而向发展中国家施加更多责任要求的手段(一旦生物多样性被“定价”，那么发展中国家将因此承受更多压力)。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的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以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一致的方式定义了绿色经济(即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工具)。然而，因为各国之间缺乏共识，导致最终的文本大打折扣。国际绿色和平组织认为，该文件中关于绿色经济的部分“没有意义”，并且指出“各国可以自由地定义什么是绿色的，而什么不是，也可以自由到根本就什么也不做”。(19)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也发布了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金融倡议机构(UNEP Finance Initiative)牵头发布的《自然资本宣言》("The Natural Capital Declaration")。(20)它向各种金融机构开放签署，“呼吁民间和公共部门共同努力，创造必要的条件，以维护和推动自然资本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的资产”。一个叫做“银行监察”(Bank Track)的公民社会组织强烈批评了该声明，认为它除了“措辞含糊的自愿行动，对于日常投资决策并没有立即和明显的影响”，它是“基于对生态危机根源的一个具有致命缺陷的理解(即‘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估值不完全)，而且提出的解决方案(即合适的定价)同样有严重缺陷”(21)。
最后，在里约同时召开的“人民峰会”(People's Summit)也发布了一份意见书——《另一种未来是可能的》，其中拒绝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绿色经济愿景以及其中对生态系统服务商品化的强调。(22)有趣的是，这份意见书中的许多建议(比如银行分业经营、打击避税天堂、金融行业的再监管、建立气候友好型就业等等)与绿色新政小组报告中的那些建议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三、区分绿色资本主义的各种变体
本文讨论的三类建议具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它们都明显依赖于以下观点，即投资绿色部门可以促进就业。
这些建议的支持者都共同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但是，虽然这些建议无一能被认为是革命性的，它们却存在巨大的差异，体现出各自对于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理解。当今世界有各种不同模式的资本主义在运行，比如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以及社会民主资本主义。(23)从这个意义上说，三类建议之所以存在差异，体现了国家干预市场的不同程度，以及是否应该为了追求可持续性利用或者限制金融部门。
也可以基于生态现代化的环境政策范式是否被明确接受来进行区分。虽然关于生态现代化的范式具有不同形式的阐述，但其中的核心要素在于通过技术进步可以实现消费与资源使用及环境破坏方面“脱钩”的信仰，以及经济持续增长的承诺。(24)
这些区别将在下文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并可以总结为表1。
(一)国家、市场和金融部门的角色
如前所述，绿色新政的明显特征在于其所识别的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可持续的债务)与环境危机的根源(不可持续的消费)之间存在的联系。这一立场在绿色刺激与绿色经济建议中未曾被发现，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旨在限制金融资本主义的政策处方。绿色新政的支持者强调了这一区别的重要性：“那些只是将‘绿色增长’叠加到金融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模式中去的做法，将会像放生鲜活游动的鱼去阻挡洪水的冲击一样。绿色新政的倡议者之所以如此纠缠金融部门不放，就在于它就是一再阻碍可持续性的顽石。”(25)
N2Z152.jpg
在绿色刺激和绿色经济建议中缺乏对“无规制的金融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进而不可持续的消费”这一逻辑链条的讨论，也许并不奇怪。毕竟，开发和推动这些建议的人就来自金融部门：汇丰银行的一个团队提出了使绿色刺激措施最有影响的一份报告；在领衔撰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绿色经济倡议以及领导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团队之前，帕万·苏克德夫(Pavan Sukhdev)曾在德意志银行工作长达14年之久；《自然资本宣言》的作者和签署者都是来自民间金融机构以及国际金融公司。
事实上，绿色经济话语的支持者们并非要重新规制和改革金融体系，而是渴望使环境政策与金融投机融合。《另一种未来是可能的》为此提出批评称：“绿色经济是拓展金融资本主义疆域的一种尝试，它要将自然界仍然剩余的也纳入到市场中来交易。”虽然各种建议都接受了市场在为碳定价方面所起的作用，但绿色经济话语在推崇市场的作用方面无疑走得最远。
(二)技术的角色
三种建议全部都认可技术在引导更加可持续的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中的差别表现在具体层面：(1)认定是必要的和可接受的技术类型；(2)由技术产生的效率改善是否应该再加上能源和资源总体消费量的补充。
在技术类型方面，绿色新政仅侧重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绿色刺激将范围大为扩展，包括了一些有争议的技术，比如碳捕获与存储以及核能。绿色经济倡议处理的是更为广泛的议题，不仅限于气候变化，而且相应地提出了一大批从低端到高端的技术解决方案。
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依赖技术以减少环境损害的问题上，绿色刺激方案是最为乐观的。其支持者们接受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核心假设，即“脱钩论”。“脱钩论”认为：技术创新产生的效率改善，使得经济可以持续增长而物质投入同时不断降低。这一假设一直饱受诟病。比如，英国经济学家蒂姆·杰克逊(Tim Jackson)指出，非常重要的是必须区别“相对”脱钩和“绝
对”脱钩。在“相对”脱钩的情况下，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相对于GDP在下降。如果GDP增长，这些影响也增长，但是相对不那么快。绝对脱钩则要求环境影响在GDP增长的情况下仍然下降。(26)
有人提出，对相对脱钩的关注忽视了技术创新和效率改善不断被经济活动的范围扩大所超越的现实，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事实上，效率提高使得商品成本不断降低，技术进步确实可以起到扩大生产和消费活动的逆反效应，这有时也被称为“反弹效应”(Rebound Effect)。比如，即使汽车的生产效率随着时间大幅提升，同时增加的还有拥有汽车的人数以及他们的驾驶量。因此，总体上看，温室气体排放持续上升，而非下降。
绿色刺激的支持者们也承认反弹效应的存在，但是认为它们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来解决。不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各国政府采取的既定刺激措施的“绿度”(Greenness)都是值得质疑的。比如，美国的“旧车换现金”刺激计划尽管暂时挽救了濒临衰败的汽车产业，但是实际上却导致了温室气体排放的上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1年的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绿色经济要求实现绝对脱钩。但是，尽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承认缺乏在任何国家实现绝对脱钩的证据，更不要说在全球层面，但是他们依然乐观地认为在绿色经济中能够实现绝对脱钩。一些经济学家对此也表示同意，比如两位英国学者认为，为了减缓气候变化所需而向可再生能源进行的大规模技术转型，在人类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完全排除绝对脱钩言之尚早”(27)。
绿色新政的支持者们对绝对脱钩的前景较不乐观，因此认为除了技术进步以外，更广阔的社会变革是必要的。比如欧洲绿党提出：“经济增长与物质投入的部分‘脱钩’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效率，尽管这还是不够。可持续性的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技术就得到解决。首先，由于对目前成就的现实主义的评估，使我们不得不对准时实现目标的可能性抱有怀疑。其次，问题本身并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问题。”(28)
除了强调提高效率以外，绿色新政小组2008年的报告也非常强调降低消费的必要性。其中吸取了战时英国的经验以及最新研究的结论，认为一个消费更少的社会实际上将比一个消费更多的社会更为幸福和健康。
(三)增长的前景
与脱钩和消费问题紧密联系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持续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尽管相关话题的讨论至少可以回溯到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不过全球金融危机为这个辩论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可以说即使不是将其带入主流，至少也可谓是将其从模糊错乱的边缘拉了回来。比如，在2009年3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问道：“如果说2008年的危机代表的不仅仅是一场严重的衰退，而是一些更为基本的东西，那它会是什么？如果说它在告诉我们，过去50年里我们创建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经济和生态方面都是不可持续的，那么2008年就是我们头撞南墙的时刻，大自然母亲和市场同时都在说：‘不要更多了！’”
虽然弗里德曼未能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很快在随后的段落中转向讨论“绿色增长”，但是他作为一个温和政治倾向的评论员提出了这一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关注。
对于替代增长模式的兴趣不断增长，相关证据从过去4年里出版的大量畅销书籍中可以找到。其中一些书的名字是：《无增长的繁荣》(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经济的目的何在？》(What's the Economy For，Anyway?)、《增长的终结》(The End of Growth)。
绿色新政的话语正好处在这一脉络之中。比如，2008年英国绿色新政小组的报告曾这样认为：“经济增长与幸福感上升同时并存，在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决策者的思维定式。对它进行质疑的思考在经济学界仍然属于异端邪说，会被业内的同行们处以逐出界外的惩罚。但是时代变了，这个理论是错误的。”
然而，人们仍有可能会质疑绿色新政支持者终止增长的承诺；毕竟他们还建议采取刺激措施，而这(理论上)将有助于经济重返增长轨道。沿着这些思路，有学者认为，“绿色凯恩斯主义”(即绿色新政和绿色刺激)的支持者们要么投入生态现代化阵营，相信经济增长和环境可持续性是兼容的；要么相反，必须避免这个问题，希望向政府和社会争取对他们的建议的更大支持，增长应该放缓或结束。然而，绿色新政报告似乎并不属于这两种类别，作者明确接受结束增长的需要，反而却建议增加投资，而这将有助于(资本主义增长)经济复苏。(29)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存在着前面所没有考虑到的第三种可能性，那就是绿色新政可以被概念化，从而作为一种过渡性的项目。绿色新政小组正是看到了危机可以作为一种机会，引导一些急需的投资开展可再生能源和节能项目，并且承认严重衰退或萧条可能会产生可怕的社会影响，因此提出一种在短期内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同时也主张改革的建议，当然，更重要的是后者，它将使英国经济远离金融驱动的资本主义模式。
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发布的后续报告更详细地阐明了这样一种过渡得以推进的方式，并且强化了该组织的“去增长”议程。(30)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也承认绿色新政实现过渡的潜力，认为它最终可能走向一种稳态经济或生态社会主义经济模式。(31)甚至主张通过全面的“生态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等学者也承认，“短期和长期战略都是必要的”(32)。尽管他们对“绿色资本主义”展开了强烈的批评，但他们的一些短期建议(比如对绿色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与绿色新政并无显著不同。
至于绿色刺激和绿色经济的提议，都拒斥“增长极限”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目标是兼容的。这符合生态现代化理论，该理论还进一步认为，(“正确”的)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是解决环境危机的最佳选择。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绿色刺激方案的领衔作者爱德华·巴比尔反复重申，计划将有助于“持续的经济增长&r
dquo;。美国进步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也在其绿色复苏提议中坚定地支持增长，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在其讨论增长的立场性文件中也是如此，只不过是添加了“可持续的”或“低碳的”等修饰语。(33)
绿色经济的话语则走得更远，认为绿色经济比棕色经济的增长速度更高。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预测，绿色经济的提议将在6年期间产生更高的GDP增长率。(34)GDP是衡量经济表现的一种经典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GDP正是被环保人士越来越多地批评为未合理考虑到环境危害。(35)在《我们憧憬的未来》的文本中，“(持续)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一共曾被提到23次。
事实上，维持经济增长的议题在“里约+20”大会讨论中是极其重要的，以至于它直接进入了大会的会标。会标中含有一片绿叶，它代表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支柱；还有一个红色的人，代表社会支柱；把二者连接到一起的是一些蓝色的阶梯，它们代表的是经济增长，而非发展。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经济增长的持续强调，在理论上可以归因于该组织具有的全球视野(这与绿色新政小组仅关注英国形成对照)，以及其渴望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安抚，因为发展中国家担心绿色经济话语可能只是发达国家限制全球南方国家增长的另一种方式。其实，只要我们明确界定在这些不同的背景下需要不同的路径，正如大多数评论家在讨论“去增长化”议题时所做的那样(36)，就可以缓解这种担忧。
四、结论
本文打开了所谓“气候变化作为经济机遇”框架的“黑箱”，并且强调最近诸如“绿色新政”、“绿色刺激”以及“绿色经济”等建议之间存在重要的区别。本文的分析证明，存在着不止一种而是多种绿色资本主义的变体，而这是评论家们(特别是生态社会主义者们)经常忽视的。
这里所讨论的建议其实并无太多新意。绿色刺激措施在“平民保育团”最初的新政计划中就曾经提出，而关于经济“绿化”的讨论可追溯到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之中。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确实为我们讨论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注入了新活力，而关于绿色新政、绿色刺激和绿色经济的建议帮助我们把此前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学术界的思想变成了社会的主流。
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海因伯格(Richard Heinberg)所言(37)，关于替代经济模式的思想总是有用的，即使它们“在较大维度上很快被接受的可能性看起来微乎其微”。他预测，当下次危机来袭时，原有的经济增长范式将寿终正寝，政府将被迫尝试其他的路径，此时“拥有可以尽快掌握和付诸实施的概念工具就显得极端重要了”。与此同时，重要的是替代经济模式在学术界和决策层乃至社会公众层面都能得到持续讨论。
本文强调了进行这些讨论时做出更多区别的必要性。对于作者和评论家而言，非常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清楚哪些模型的哪些方面被拒斥或者被接受。基于对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识别以及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关键层面或明确或隐晦的接受程度，这里提供了一些对这些建议进行区分的方法。这些建议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方面存在差异的事实极其重要，因为生态社会主义者对于“绿色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批评就在于认为它未能接受增长的极限。(38)基于本文的讨论，上述批评显然只适用于绿色刺激和绿色经济的建议。
意识到绿色资本主义存在各种变体，这本身将会促进对各个模式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批评，引入新的研究问题，阐明意识形态对手之间的共同基础，并且为发达国家创建可持续经济的政策选项的建设性辩论开辟空间。
本文原载《环境政治学》(Environmental Politics)2014年第2期，译文有删节。
注释：
①Barbara Unmüβig, Wolfgang Sachs, and Thomas Fatheur, Critique of the Green Economy, Brussels: Heinrich Boell Foundation, 2012, p. 25.
②“绿色增长”本来也可以作为一类纳入其中，世界银行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发表的大量文件都是以此作为主题。但是，这类内容与绿色经济存在大量重叠，也因为篇幅所限，本文对此不做讨论。
③Ariel Salleh, "Green New Deal-or Globalisation Lite?", Arena, 2010, Vol. 105, pp. 15-19.
④Ulrich Brand, "Green economy-The Next Oxymoron?", GAIA-Ec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2012, Vol. 21, No. 1, pp. 2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