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者在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时主要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一是定性的角度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环境问题的原因及相应的解决对策；另一个是从实证的角度对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在定量分析中，Grossman & Krueger(1991，1995)最早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Panayotou(1993)在Grossman & Krueger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学者大多采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理论对国家或区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比较来看，经典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方法仅能够识别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对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两难境地所处的具体阶段难以有效识别。本文拟对现有的脱钩理论进行改进并对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所处的具体阶段进行有效识别。
一、脱钩理论及应用简述
脱钩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指具有相互关系的两个或多个物理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小或不再存在，由此形成的理论称为脱钩理论。脱钩理论近些年来被广泛用于很多领域，尤其是在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时更是得到了很多学者的重视。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存在一定的关系，当人类处于经济发展初期时，环保意识较弱，经济的发展往往以环境污染为代价，而当人们认识到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恶性后果之后，开始重视环境的保护。当某个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再以环境恶化为代价，即经济的发展不再以大量耗费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恶化为代价时，就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脱钩。脱钩有相对脱钩和绝对脱钩两种状态。OECD(2002)提出了描述减缓或阻断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关系的脱钩理论，并对相对脱钩与绝对脱钩的内涵差异进行了阐释。绝对脱钩指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环境的压力减轻，即资源环境保护的正指标保持稳定不变或者有增长趋势；相对脱钩指经济发展指标与环境破坏指标都有所变化，只不过经济的增长率大于环境破坏的变化率，也即是OECD所描述的环境压力增长率低于经济驱动力增长率的情形。绝对脱钩又称为强脱钩，相对脱钩又称为弱脱钩。Velmas(2003)等将脱钩与复钩概念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强脱钩、弱脱钩、衰退性脱钩、强复钩、弱复钩、扩张性复钩等概念。国内学者赵一平等(2006)也证明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具有复杂的关系，脱钩理论能够在这一复杂关系中对环境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有效识别，并能够为识别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提供实时的动态指标。
在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脱钩关系时，需要采用合适的方法来描述二者之间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可根据二者的时间序列数据绘制成直观图形，通过对直观图形的绘制可以观察二者之间的变化过程。当然还可以用脱钩比率(decoupling ratio)来描述，即考虑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变量指标之间的比值。目前，脱钩的评价模式主要有总量评价和IU曲线评价两种形式。总量评价模式主要考察经济总量增长导致的环境压力总量的变化情况；IU曲线主要从单位GDP与资源环境压力的相关性角度考察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IU曲线能够反映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压力的内在机理，而总量评价在研究脱钩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影响效果方面更具有优势(Ayres & Simonis，1994；W. Leontief，1970)。也有学者(诸大建、朱远，2005)以绝对脱钩为标准，认为采用总量评价来研究经济增长同物质消耗脱钩的关系较为合适，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相应的物质消耗不变或有所下降才被认为存在脱钩现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时也运用了脱钩理论，并把该理论分为资源脱钩与影响脱钩两种模式。前者指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在不降低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减少资源、能源的消耗；后者是指在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减少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一般构建脱钩指数(Decoupling Index，简写为DI)来描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关系所处的状态。资源环境压力一般来源于对能源及其他资源的消耗及其污染物的排放超过了资源与环境的可承载能力。因此，脱钩指数可以用一定时期内某种资源或能源消耗量变化的速度与经济发展变化的速度之间的比值，或用某种污染物排放量变化的速度与经济发展变化的速度之间的比值来表示。脱钩指数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OECD构建的脱钩指数法、Tapio弹性指数法、IPAT模型法等，其中OECD脱钩指数与Tapio弹性分析法对数据要求较少，因此得到了广泛应用。
OECD构建的脱钩指数为：
DI=EI/GI (1)
其中DI表示脱钩指数，EI表示环境压力指数，GI表示经济增长指数，一般用GDP增长率表示。
国内许多学者运用上述指标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关系进行了分析，如王崇梅(2010)利用脱钩指标：DI=EI/GI，其中DI表示脱钩指数，EI表示环境压力的变化速度，GI表示经济发展的变化速度，并把DI分为三种情景：DI＞1时，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关系为复钩关系，DI=1为复钩与相对脱钩的转折点；当0＜DI＜1时，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关系为相对脱钩关系，DI=0为相对脱钩与绝对脱钩的转折点，即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压力不变；当DI＜0时，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关系为绝对脱钩关系。国内学者(王崇梅(2012)、李斌(2012))进一步利用该指数分别对某个区域(如胶东半岛)或国家范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传统的Tapio脱钩指数公式为：
N2YB81.jpg
式(2)中DI表示脱钩指数，EP表示环境压力指标，DF表示驱动力指标，t和0分别表示第t期和基期。该指标自公布之后得到了广泛应用，但由于存在以下两个问题需要对其加以改进：一是该指标一般以GDP作为驱动力，实际上衡量的是单位GDP环境负荷的下降率，并不能准确判断脱钩的程度及所处的状态；二是该指标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基期的选择对其影响较大。钟太洋等(2010)指出，Tapio脱钩指数虽然能够有效区分脱钩与非脱钩，但不能够有效区分绝对脱钩与相对脱钩，对未脱钩没能进一步的划分，所以存在应用层面的缺陷，并且在经济衰退期，脱钩指数也有可能在0到1之间，无法把衰退性脱钩从中分离出来。
我国学者在研究国内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对Tapio脱钩指数进行了改进。刘年康等(2012)也考虑到了Tapio脱钩指数法的不足，采用Nordic Counci
l of Ministers(2006)提出的差分回归系数法进行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脱钩分析。该方法构建环境压力与相关驱动因素的简单线性回归模型，对线性回归模型求出一阶差分，通过计量分析得到一阶差分模型的回归系数β，然后定义脱钩指数为DI=1-β。对应的判别准则为：DI＜0时环境压力与其驱动因素关系未脱钩；0＜DI＜1时，环境压力与其驱动因素关系为相对脱钩；DI＞1时，环境压力与其驱动因素的关系为绝对脱钩。利用差分回归系数法得到的脱钩指数虽然具有较高的分析精度，但所需要的样本数据相对较多，并且只能分析一段时期内(至少2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之间的脱钩关系，不能分年度进行脱钩分析，并且该研究虽然对Tapio脱钩指数进行了一定的改进，但仍然未能对未脱钩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分析。
Tapio(2005)在研究欧洲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量的关系时进一步提出了脱钩弹性系数方法。Tapio在研究中引入了交通运输量作为中间变量，将脱钩指数分解为交通运输量与GDP之间的脱钩弹性和碳排放量与交通运输量之间的脱钩弹性，公式表示为：
N2YB82.jpg
式(3)中V为交通运输量，ΔV为交通运输量的变化量，N2YB41.jpg为碳排放量，ΔN2YB41.jpg为碳排放的变化量。Tapio把脱钩弹性值以0、0.8、1.2为临界值，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的关系分为三种情况：连接、脱钩和负脱钩，并把连接分为扩张性连接(弹性值在0.8—1之间，且指标中GDP和碳排放量两个变量的增长均为正)和衰退性连接(弹性值在0.8—1之间，且两个变量的增长均为负)；把脱钩进一步划分为弱脱钩(弹性在0—0.8之间，且两个变量的增长均为正)、强脱钩(弹性为负，且GDP增长，碳排放减少)和衰退性脱钩(弹性值大于1.2，GDP下降并且碳排放减少)；把负脱钩分为扩张性负脱钩(弹性值大于1.2，且GDP和碳排放均增长)、强负脱钩(弹性小于0，GDP下降但碳排放增长)和弱负脱钩(弹性值在0—0.8之间，且GDP和碳排放均减少)。Tapio的脱钩指标更加细化了脱钩所处的状态，并且对脱钩指标进行了分解，能够进一步了解脱钩的内在机理，深化了脱钩理论。李从欣等(2012)在Tapio脱钩指数公式3的基础上把脱钩指数进行了因果链分解，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分解为环境污染与工业增加值之间的弹性和工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弹性的乘积，并把前者称为技术脱钩指标，后者称为结构脱钩指标，寻找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脱钩机理。但该研究没有考虑到规模效应对脱钩指标所带来的影响。本文拟在上述脱钩弹性指标的基础上考虑规模效应的影响，构建新的脱钩指标，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影响的作用机理。
二、脱钩指标模型的构建
本文根据Tapio脱钩弹性指数，在李从欣(2012)研究的基础上，对脱钩指数的分解进行再创新，进一步把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等三种效应在脱钩指数的分解式中反映出来。考虑到工业生产增加会加大对能源的消耗，而能源消耗的增加势必会对环境造成更大的影响，因此，引入工业增加值与能源消耗强度指标，可以对脱钩弹性指数进一步深化分解，即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弹性分解为三组弹性乘积的形式：
N2YB83.jpg
式(4)中N2YB87.jpg表示脱钩弹性指数，EP表示环境污染量，IAV表示工业增加值，φ表示能源消耗强度，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三种弹性所代表的意义各不相同。
N2YB84.jpg
式(5)中N2YB85.jpg表示环境污染与工业增加值之间的弹性系数。该指标衡量了工业增加值的变化所引致的环境污染的变化。该指标能反映工业结构的变换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工业结构的变换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某个经济体产业结构的变换。因此，可以将该弹性定义为技术脱钩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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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6)中N2YB88.jpg表示工业增加值与能源消耗强度之间的弹性系数。工业是第二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能源消耗的主要部门。一般情况下，第二产业对能源的消耗强度要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业的能源消耗强度又大于建筑业等其他行业。技术的革新能改进生产工艺，减少工业对能源的消耗，所以能源消耗强度能够反映出工业技术的改进，因此，可以将该弹性定义为技术脱钩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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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7)中N2YB90.jpg表示能源消耗强度与GDP之间的弹性系数。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它的变化能够反映整个经济规模的变化情况。一般认为，GDP的增加意味着经济体规模的扩大，从而消耗更多的能源，造成更大的污染；GDP减少意味着经济衰退，直接带来的后果可能是企业的大量倒闭，能源消耗的降低，进而会导致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因此，可以将该弹性定义为规模脱钩弹性。
所以，公式4中，脱钩弹性指标即可表示为技术脱钩弹性、结构脱钩弹性和规模脱钩弹性的乘积，利用该分解公式可以详细地分析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对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脱钩弹性系数影响的作用机理。
三、指标数据选取与实证分析
1.指标的选取及描述统计
(1)指标的选取。我国目前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仍来自工业经济的增长。以2011年为例，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46.6%，其中工业生产总值占39.9%，虽然比2003年的46%下降了6.1个百分点，但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据重要地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但工业产值的增加势必会带来对资源环境的消耗，随之而生的负产品如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而公式5中是关于环境污染与工业增加值的弹性系数，因此，环境污染指标选取应以与工业生产有关的“工业三废”为代表。如果对不同的污染物进行分别研究，则针对不同的污染物得出的结论会有很大差距。为了从整体的角度考察污染物的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关系，本文采用综合污染指数来衡量环境污染的程度，即对工业废气(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物建立环境污染综合指标。具体的过程如下：
第一，对“三废”指标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并转换至(60，100)之间的数据。具体转换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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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8)中N2YB92.jpg表示第j种污染物第i个标准化数据，N2YB129.jpg表示第j种污染物第i个原始数据，min、max分别表示原始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第二，对三种污染物进行赋权。这里利用专家打分法并采用层
次分析法(AHP)对污染物进行赋权，并根据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检验P值为0.000)得到三种污染物的具体权重，分别为工业废水0.2857、工业废气0.5714、工业固体废物0.1429。
其他指标如能耗强度指标以单位GDP能源消耗量表示，工业总产值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工业产值指标表示。
(2)数据来源与指标的描述统计。本文拟对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脱钩关系进行时序上的分析。全国层面上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每年定期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1990-2011年的数据，其中GDP和工业总产值以1990年为基期进行不变价计算得到实际值。
表1给出了1990-2011年我国GDP、工业生产总值、能耗强度和三废综合指标值。表中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污染指标包括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气取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之和。2011年环境保护部对统计制度中的指标体系、调查方法及相关技术规定等进行了修订，废水的统计范围扩展为工业源、农业源、城镇生活源。因此2012年统计年鉴对2011年工业废水排放量没有单独列出，列出的是废水排放总量及废水中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废气排放总量中仅列出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没有把工业排放的三种废气单独列出；固体废物处理利用情况中列出的是一般固体废物。由于统计范围的扩大，若2011年采用上述数据势必会使指标出现异常值。因此对2011年的三废指标用最近5年的平均增长率计算得到的数值来替代。具体数据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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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实际GDP增加值与工业增加值变化趋势(199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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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三废与综合环境污染指数变化趋势(1990-2011)
由表1各变量增量可以看出，1990-2011年间，实际GDP和实际工业总产值一直在持续增长，实际GDP的年平均增量为6634.9亿元，实际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量为3524.1亿元，并且二者的增长趋势基本一致(如图1所示)。能耗强度平均值为-0.15，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说明能源消耗与经济发展有脱钩的趋势。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变换幅度较大，且有增有减。1990-2011年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增加值的平均值为-0.48，说明这一期间环境污染强度也趋于减小。图2刻画了1990-2011年三废标准化值与综合环境污染指数的变化趋势。
由图2可以看出，工业废水排放、废气排放在1998年有一个突变，这是由于1997年统计范围扩大的缘故。工业固体废物一直呈上升趋势，工业废水排放和工业废气排放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然后再下降的过程。工业废气和工业废水分别在2005年和2007年开始呈下降趋势。综合环境污染指数经历了先下降(1990-1997年)后上升(1997-2005年)再下降(2005-2011年)的一个过程。统计口径的变化对这一趋势影响较为有限。从宏观角度来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形势逐渐趋于好转，国家又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和增加投资的宏观经济政策，大批的高能耗、高污染项目被引进。中国在成为世界加工厂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99-2006年间，环境污染排放大幅增加，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政府为了实现对WTO所作的关于节能减排的承诺，“十一五”规划提出了节能减排目标，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扭转了环境污染持续上升的趋势，以致2007年之后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的排放增量开始下降，综合环境污染指数也在2006年开始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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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证分析
根据式(4)构建的脱钩弹性系数及技术脱钩指标、结构脱钩指标和规模脱钩指标，分别计算相应的数值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到，规模脱钩弹性描述的是能耗强度与GDP之间的弹性系数。若该指标为负值，则说明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能耗强度会有所降低，这种情况称之为规模效应的强脱钩(绝对脱钩)。若为正值，则表示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能耗强度也会增加；若弹性值大于0小于1，称为规模效应的弱脱钩(相对脱钩)；若弹性值大于1，称为规模效应的复钩；若弹性值等于1，则为规模效应弱脱钩与复钩的转折点；若弹性值等于0，则规模效应不变。以1991年为例，规模脱钩弹性为-0.402，表示GDP增长1%，相应的能耗强度会降低0.42%，即规模的扩张并未带来能源消耗强度的增加，此时的状态为规模效应的强脱钩。1991-2011年间，仅有2003年和2004年的规模脱钩弹性为正，且弹性值分别为0.476和0.545，均小于1，可以认为此时的状态为规模效应的弱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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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脱钩弹性描述的是工业产值与能源消耗强度之间的弹性系数。该指标为负，说明技术进步引起工业产值增加的同时会降低能源的消耗强度，绝对值越大，技术进步越明显，这种情况称为技术效应的强脱钩。若该指标为正，则技术进步不明显，甚至出现技术倒退现象；若此时的弹性值大于1，则称为技术效应的弱脱钩；若弹性值大于0小于1，则称为技术效应的复钩；若弹性值为1，则为技术效应的弱脱钩与复钩的连接点；若弹性值等于0，则技术效应不变。如某地区为单纯地追求工业产值的增加而引进被国外淘汰的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工业产值虽有所增加，但也付出了高耗能、高污染的代价。如1991年的技术脱钩弹性为-3.897，表示技术进步使得能耗强度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相应的工业产值会增加3.897个百分点，此时的状态为技术效应的强脱钩。2003年和2004年的技术脱钩弹性分别为2.67和2.093，表示能耗强度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工业产值会分别降低2.67和2.093个百分点，技术效应带来的影响并不太明显，此时的状态为技术效应的弱脱钩。除2003和2004年之外，1991-2011年其他年份的技术脱钩弹性均为负值，说明我国的技术进步带来的能耗强度的下降效果较为明显。
结构脱钩弹性描述的是环境污染和工业产值之间的弹性系数。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较为重要的行业，工业产值的大小能够反映经济体大致的经济结构。若该指标为负，说明工业产值增加的同时环境污染程度降低，这种情况称为技术效应的强脱钩。若该指标值为正，表示工业产值的增加会带来环境污染程度的增加；若此时弹性值大于0小于1，称为结构效应的弱脱钩；若弹性值大于1，则称为结构效应的复钩；若弹性值等于0，则结构效应不变。如1991年的结构脱钩弹性为-2.231，表示工业产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环境污染强度会下降2.231个百分点，此时的状态为结构效应的强脱钩状态。1992年、1995年、2000年、2003年、2
004年、2010年的结构脱钩弹性分别为0.249、0.486、0.084、0.856、0.309、0.029，均在0到1之间，因此，这6年均为结构效应的弱脱钩状态。而1998年和2005年的结构性脱钩弹性分别为5.391和1.027，这两年均为结构效应的复钩状态。1998年的结构脱钩弹性较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年的“三废”扩大的原因有关。
脱钩弹性系数是规模脱钩弹性、技术脱钩弹性和结构脱钩弹性的乘积，实际上就是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弹性系数。若脱钩弹性系数小于0，则说明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程度下降，这就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双赢，此时的状态称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强脱钩。若脱钩弹性系数为正，表明经济的发展会相应地带来环境污染程度的增加；若弹性系数N2YB95.jpg，即经济增长率大于环境污染的增长率，称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弱脱钩；若弹性系数大于1，即经济增长的速度小于环境污染的增长速度，此时称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复钩；若弹性系数等于1，则称为弱脱钩与复钩的连接。我国1991-2011年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脱钩系数可以由图3直观描述出来。由图3可以直观地看出，1997年、2003年和2005年的脱钩弹性系数均大于1，这3年的状态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复钩状态，其中1997年的脱钩弹性系数较大，这也是统计口径发生变化造成的。1992年、1995年、2000年、2004年和2010年的脱钩弹性系数在0到1之间，这5年的状态为弱脱钩状态。其他12年的脱钩弹性系数均小于0，所处的状态为强脱钩状态，此时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达到了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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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脱钩弹性系数(1991-2011)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规模脱钩弹性系数、技术脱钩弹性系数和结构脱钩弹性系数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但也是只能解释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所处的状态，并不能解释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有多大，或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有多大。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三者对环境污染治理行为的影响。工业三废中废气的流动性较强，较之液态的废水和固态的固体废物治理难度要大得多，最近两年我国北方地区大范围的雾霾天气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工业废气的治理难度。因此，本文选取工业废气的治理投资作为环境污染治理行为的代表，并分别以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增加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规模脱钩弹性、技术脱钩弹性和结构脱钩弹性作为解释变量，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三种效应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程度。另外，考虑到脱钩弹性可能具有滞后性，即上期的脱钩弹性会对本期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故构建的回归模型如下：
N2YB96.jpg
式(9)中N2YB97.jpg表示第t年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增加率；N2YB98.jpg分别表示第t年的规模脱钩弹性、技术脱钩弹性和结构脱钩弹性；N2YB99.jpg分别表示第t-1年的规模脱钩弹性、技术脱钩弹性和结构脱钩弹性。N2YB100.jpg分别为截距项和随机误差项，N2YB101.jpg分别表示第t年和第t-1年的规模脱钩弹性、技术脱钩弹性和结构脱钩弹性对t年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的边际贡献率。根据表2的数据及1990-2011年的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投资额数据并运用Eviews7.2进行回归分析。首先需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及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变量N2YB102.jpg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N2YB103.jpg分别通过了5%和1%的显著性检验，即N2YB104.jpg均不存在单位根。由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至少有2对变量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所以上述5个变量至少有3对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对回归模型的检验，最后得到N2YB105.jpg的滞后1期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行为的回归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N2YB106.jpg的系数分别通过了1%、5%和10%的显著性检验。其中，变量N2YB107.jpg的系数为0.2694，与其他系数相比最大，说明规模脱钩弹性系数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行为的边际影响最大，即规模脱钩弹性每变动1个百分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会变动0.2694个百分点。经济规模的扩大常常是由工业投资项目的增加所引起的，工业项目的增加是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要想保持或提高环境质量，在经济规模扩大的同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势必得有所增加。变量N2YB108.jpg的系数为-0.0090，说明技术脱钩弹性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行为的影响为负，也即是技术脱钩弹性的增加会带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减少，其边际贡献率为0.0090。这也符合技术进步的特征，即技术的增加会带来污染处理能力的提高，从而使得污染排放降低，污染物的减少就会使污染治理投资减少。结构弹性系数N2YB109.jpg的系数为0.0392，对污染治理投资行为的边际贡献率为正，即结构弹性每增加1个百分点，污染治理投资就会增加0.0392个百分点。结构弹性描述的是环境污染与工业产业结构的弹性系数，工业比重大，对资源的消耗就会越大，造成的污染程度就会增加，对污染治理的投资就会加大。规模脱钩弹性滞后1期对污染治理投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模型中去掉了规模脱钩弹性的滞后1期。技术脱钩弹性1期为正值，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行为产生了正向影响。技术脱钩弹性描述的是工业产值和能耗强度的弹性系数，若在保持工业产值增长率不变的情况下，上期的能耗强度增长率加大会消耗更多的能源，由此形成的工业副产品会加大对环境的破坏。因此，上期的技术脱钩弹性会正向影响本期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行为。结构脱钩弹性的滞后1期也为正值，即上期产业结构的变化对本期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行为有正向影响。上期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的增加会带来污染的加剧，为提高环境质量治理，上期造成的环境污染势必会增加本期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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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研究了我国1990-2011年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弹性关系，并把脱钩弹性系数分解为规模脱钩弹性、技术脱钩弹性和结构脱钩弹性。由三种弹性分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作用机理，发现规模脱钩弹性和技术脱钩弹性在1990-2011年间基本都处于强脱钩状态，结构脱钩弹性和总的脱钩弹性系数变化幅度较大，但大致都经历了弱脱钩—复钩—强脱钩的过程，并且所处的状态与脱钩程度的大小与我国的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政策高度相关。进一步地对三种脱钩弹性
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行为关系的研究发现，规模脱钩、技术脱钩和结构脱钩弹性均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有显著影响，并且技术脱钩弹性和结构脱钩弹性滞后1期对污染治理投资行为影响较为显著。这给我们以下启示：
结构脱钩是脱钩弹性系数的关键决定因素。这是因为规模脱钩和技术脱钩弹性的符号均一致，结构脱钩弹性的符号与大小决定了脱钩弹性系数的脱钩状态是强脱钩、弱脱钩还是复钩。结构脱钩弹性描述的是环境污染与工业产值之间的弹性系数，单位工业产值的增加引起污染排放增长率的下降是实现脱钩的决定因素。但在 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如产业结构不变、技术水平不变等)，污染排放程度下降的空间有限，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强脱钩趋势将难以为继。因此，要想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强脱钩关系持续下去，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工业内部结构优化。(2)重视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脱钩的重要因素。节能减排技术对资源消耗的降低与环境污染程度的减小起着关键作用。政府应加大节能减排技术研发的投资力度，以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强脱钩。(3)根据脱钩弹性制定合理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政策。本期的脱钩弹性和上期的脱钩弹性对污染治理投资都有显著影响，因此，可以根据各种弹性贡献率的大小科学合理地制定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政策，以优化政府的投资结构，促进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4)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规模。政府应完善政绩考核机制，不能以单纯GDP的多少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标志。经济规模的扩张必然会带来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增大环境污染治理的难度，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模应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兼顾社会的公平与代际间的公平，要考虑环境对污染的容纳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