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和增长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客观上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跨越提供了有利条件，许多学者甚至将之称为‘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加速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更快。不过，许多学者认为这种‘后发优势”只是潜在的。例如Abramovitz(1986)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具备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等‘社会能力”才能获取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纷纷强调技术的局限性：例如萨克斯（2000)认为非洲南撒哈拉一些国家之所以落后，原因是处于温带的欧洲地区的医药技术不可能在处于热带的非洲取得成效，而非洲国家又没有自己的研发能力。目前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发展中国家要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正如斯蒂格利茨（2000)曾经提出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全球搜寻、本地再开发”。
我国作为一个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技术发展战略正在从‘以市场换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变。在这种背景下，客观评价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技术扩散和自主创新对国内产业发展的作用，系统分析其各自特点，并探讨其对于自主创新的影响，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
因此笔者主要是比较分析技术引进、FDI和自主创新这三个因素对我国内资部门技术进步的影响。
笔者试图在以下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拓展：(1)以往研究很少考虑技术引进对内资部门的影响，笔者将对技术引进和FDI技术外溢这两种技术扩散方式进行比较;(2)考察了在控制技术扩散的条件下，自主创新对内资部门的影响；(3)引进技术是否为适宜技术？笔者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
二、文献综述
技术引进和技术外溢是国际技术扩散的两个主要渠道，以FDI为载体的技术外溢又是技术外溢的主要渠道。不过，通过FDI的技术外溢与其他方式的技术扩散不同，可能会导致技术的逆向扩散：外资企业通过优厚的薪资待遇和工作环境吸引了大量的本土人才，导致本土企业技术水平的下降。此外，技术溢出效应只是FDI的间接效应之一，外资企业可能凭借在技术、原材料来源、规模经济、销售渠道和产品开发更新能力等方面的优势，抢占了市场份额，在短期内对内资部门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也可能因此促使内资部门在压力下迅速成长。
理论界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间接效应（早期文献称之为技术外溢或溢出效应，并未对FDI的间接效应进行区分）问题进行了持续和广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早期文献（秦晓钟，1998;沈坤荣，2000;潘文卿，2003;张建华、欧阳轶雯，2003;王志鹏、李子奈，2004;赖明勇等，2005)集中考察了FDI对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间接效应，发现由于受人力资本以及其他扩展吸收能力的影响，区域间和行业间的技术外溢效应存在着差异。近年来，开始对FDI的间接效应进行区分，并对有形技术的间接效应加以细化，关注FDI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张海洋（2005)将技术扩散效应从FDI间接效应中分离出来，分别考察了1999-2002年期间FDI(以全要素生产率、前沿技术变化和相对前沿技术效率为因变量）的技术扩散效应和其他间接效应（文献称之为竞争效应），结果表明如果剔除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因素，FDI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间接效应不显着，且技术扩散效应不明显；陈柳、刘志彪（2006)的研究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他们使用1987-2003年期间我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FDI外溢效应和本土创新能力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在控制了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后，FDI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不显着；王红领等（2006)的研究可能对上述结论是一个补充：FDI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间接效应是正面的，其主要渠道是促进了内资企业的自主研发。他们使用1998-2003年期间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与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关系，结果表明FDI对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有着正面的间接效应；冼国明和严兵（2005)的研究结论也表明FDI对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有着正面的间接效应，但主要体现在小型的技术创新项目上，如外观专利，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外溢效果并不显着。
目前研究技术引进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文献颇少。朱平芳、李磊（2006)对上海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其他内资企业（除国有企业外）引进的技术并未对其生产效率的提高发挥出显着作用，不过他们的研究并未将FDI与技术引进对本土企业的影响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
概括来讲，目前的研究很少区分FDI间接效应和以FDI为载体的技术外溢，且并未将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难以准确分析技术引进、FDI和自主创新对我国内资部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就导致了笔者的研究动机。
三、实证分析
1. 数据
由于个别行业的数据前后不连贯，笔者剔除了木材及竹材采运业、工艺品制造、废弃资源和旧材料回收加工业这三个行业。另外，考虑到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米选业、有色金属矿米选业、非金属矿米选业、烟草矿采选业、煤气生产和供应业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9个行业外资所占比重过小，因此将这9个行业也剔除掉，选取了剩下的28个工业行业作为分析对象。此外，我国自2000年才提供外资部门主要经济指标的连续数据，2004年外资工业增加值又缺漏，所以笔者选取数据为29个工业行业1999-2003，2005共6年的数据。统计年鉴只提供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有关科技数据，不过考虑到大中型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力度远远强于小型企业，可以使用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数据替代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科技数据。
内资工业部门的变量数据可由已知的全部国有以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相应变量数据减去三资企业相应变量数据得到。固定资产净值用历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工业增加值根据工业品出产价格平减。所有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净值都使用1999年不变价。
2. 技术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自主创新对我国内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1)模型设定
从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出发，并假定技术进步满足希克斯中性的条件，假定单个内资工业行业的生产函数形式为：
其中，Yt是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工业增加值，Kt是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固定资产净值，U则是从业人员数量，Ait代表技术水平，1和t分别表示行业和时间。
（1)式同时除以U得到：
其中，y1t为劳动生产率（dypl)，kit为人均固定资产额（dkpl)。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技术进步有三个来源：技术引进、技术模仿和自主创新。技术模仿主要源于FDI技术外溢，受企业自身科技人力资本的制约。在（2)式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TTit是企业的技术引进效果，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使用技术引进经费（dtt)作为其代理变量；Tt是企业的技术能力，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使用科技活动开发人员数（dsl)作为其代理变量；NIt是企业的技术创新效果，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使用专利申请量（dpatent)作为其代理变量；FDIrt是外资活动对内资部门的影响，使用外资企业从业人员数（fl)作为其代理变量；另外使用dsl与dtt的交叉项考察技术引进与企业技术人力资本是否存在互补；使用fl与dsl的交叉项考察外资对内资部门的有形技术的影响（即一般文献所说的技术外溢），使用fl与dpatent的交叉项考察外资对内资部门自主创新的影响。最终，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2)实证结果与分析根据计量模型（4)对劳动生产率和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列在表1的模型（1)-模型（5)中。由于所有回归都通过显着水平为1%的Hausman检验，因此给出的都是固定效应的结果。模型（1)和模型（2)给出了在不考虑FDI对内资部门的影响的情况下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对内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dpatent系数显着为正，表明内资部门的自主创新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显着的促进作用；dsl项和dtt项的系数都不显着，表示内资科技人力资本和技术引进对于内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加入dsl与dtt的交叉项，dsl和dtt的系数还是不显着，dsl和dtt交叉项的系数也不显着，这表示技术引进可能侧重于对适宜技术”的引进：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较少使用劳动集约型技术，因此对于劳动生产率没有显着的影响。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外资活动项，fl系数显着为正，表明FDI对于内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显着的促进作用。但dpatent系数不再显着，可能是因为FDI对内资部门的自主创新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fl和dpatent的交叉项，模型(5)的回归结果发现fl和dpatent的交叉项系数显着为负，这表明FDI对于内资部门的自主创新有着显着的抑制效应。在控制了FDI对内资部门自主创新的影响之后，dpatent系数变得显着为正，可见模型（3)中dpatent系数不显着的原因是由于FDI对于内资部门自主创新的抑制。与模型（3)相比，模型（4)和模型（5)区分了FDI的技术扩散效应和其他间接效应。加入fl和dsl的交叉项以及fl和dpatent的交叉项后，fl项的系数还是显着为正，但fl和dsl的交叉项以及fl和dpatent的交叉项的系数都显着为负，这对我国内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表明引进FDI导致了显着的逆向技术扩散。可见，FDI对于劳动生产率的促进是通过市场竞争等其他FDI效应产生的。
3.技术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自主创新对我国内资工业部门经济增长的影响
技术进步的最终结果和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如下以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的计量模型：
根据计量模型（5)对劳动生产率和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列在表2的模型
(6)-模型（9)中。技术引进、FDI和自主创新对内资部门的经济增长都有着显着的促进效应。
通过对比表1中模型（1)-模型（5)和表2中模型（6)-模型（9)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自主创新和FDI对内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对内资部门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致的：自主创新对内资部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都有着显着的促进作用；FDI对内资部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也都有着显着的促进作用，虽然FDI对内资部门存在着逆向技术扩散效应。但技术引进对内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对内资部门经济增长的影响却有着很大差异。技术引进对内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对内资部门经济增长有着显着的正面效应。
四、引进技术的特征一是否为适宜技术
前文的比较分析显示，技术引进对于我国内资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显着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没有显着的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笔者认为可能是因为引进技术侧重于对适宜技术的引进的结果。适宜技术最早由Atkin-son&Stiglitz(1969)提出，他们将之具体表述为本地在实践中积累知识（local?izedlearningbydoing)，要受到当地特定的投入
要素组合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存在着要素禀赋结构（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的比例）差异，发达国家的技术变迁主要考虑的是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而这些高新技术偏离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如果发展中国家引进和模仿这些技术将会因为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本地化，因此是不适宜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模仿和引进时不应盲目追求高技术和新技术，而应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与自身要素禀赋相符的技术，即适宜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从要素禀赋的角度看，适宜技术应该是较多使用劳动力的技术，难以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着影响。因此，不能因为技术引进对我国内资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没有产生显着的正面影响而对技术引进的效果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这是由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现状所决定的。
五、结论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国际技术扩散和自
主创新对我国内资工业部门技术进步的影响有着各自的特点，并得到如下结论：
(1) 自主创新对于我国内资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都有着显着的正面效应。
(2) 技术引进符合我国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对我国内资工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有着显着的促进作用。由于侧重于对适宜技术的引进，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未有着显着的正面效应，但这恰恰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3) FDI是双刃剑。引进FDI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技术溢出，但同时也存在着技术逆向扩散现象，削弱了内资部门的技术能力，对于内资部门的自主创新有着显着的抑制效应。不过，引进FDI总体上对于我国内资工业部门的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显着的正面效应。
上述结论可以给出一定的政策含义。首先，国际技术扩散促进了内资工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我国应该鼓励引进技术和吸引外资；其次，虽然外资的正面效应是显着的，但技术逆向扩散现象必须得到重视。最后，自主创新应该得到重视。科技人力资本是关键，只有改变科技人力资本稀缺的现状，才能削弱技术逆向扩散效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