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想要撰写西方经济学论文，必定也是非常伤脑筋的，其实写作论文并不难，但是想要写作优秀的论文却难上加难了，所以借鉴他人的观点也无可厚非，本文分类为经济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西方经济学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经济学论文4200字(一)：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践研究论文
摘要：西方经济学被称为“社会科学之王”，是我国高等院校管理类专业必开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将思政教育贯穿于西方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中，把立德树人这一宗旨贯穿于教育教学中，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西方经济学是管理学院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经过近一年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建设与实施，不仅将思想政治教育很好的融入教学活动中，而且实现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和教学手段的技术化，课程建设的成效显著。
1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推进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吉林省教育厅《关于贯彻落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的意见》的重要举措。为此，西方经济学课程组在原有课程建设的基础上，逐步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优化课程设置，合理嵌入育人要素，以润物无声的形式将正确的价值观传导给学生，使实施教学的过程成为引导学生学习知识、锤炼心志、涵养品行的过程，实现立德树人。
2教学改革的实践
通过西方经济学课程组一年来的努力与实践，不仅重新修订了教学大纲、教案、教学课件等教学资料，而且实现了四融合，即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相融合、教学手段与信息技术相融合、教学方法与培养目标相融合、教学改革与金课标准相融合。
2.1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相融合
从教学内容方面，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西方经济学课程中，使学生更好的掌握经济学理论，而且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有机统一。
2.1.1导论：通过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简史，强调共产主义的伟大。由资源的稀缺性引申到需要的层次论，由此引导学生要树立远大的理想，追求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实现最高层次的需要。
2.1.2需求、供给与均衡价格理论：在讲解均衡价格的运用时，向学生阐述政府对农业实行支持价格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对生活必需品实行限制价格才能体现以人为本。通过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使学生深刻领会到中国政府在这四十年的努力以及生活的巨大变化，加强学生的爱国教育。
2.1.3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效用最大化，但是应量力而行，对晒奢侈品、晒名牌等现象要加以抵制，不能盲目消费，肆意攀比。通过对高铁霸座、广场舞扰民等现象的剖析引导学生时刻遵守公共秩序和道德规范，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的大学生。
2.1.4生产者行为理论：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当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时切不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生产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对假冒伪劣产品坑害消费者要予以坚决抵制，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水电煤气等行业实行差别定价，体现政府维护普通民众的利益的决心，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2.1.5分配理论：市场调配的目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生活水平提高了，中国政府强调均衡发展，采取各种福利制度来缩小贫富差距，可见政府把人民的富裕作为根本。
2.1.6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的GDP在世界排在前列，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强，因此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要盲目崇拜西方社会，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商品就是中国制造的。
2.1.7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中国政府始终把就业作为重要工作，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采取各种方式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就业水平，使人民有收入，提高幸福感。因此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理解政府所做出的努力，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
2.1.8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中国建国刚好七十年，经济发展从初期的大起大落到如今的持续稳定增长，阐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引导学生树立爱国主义精神。
2.2教学手段与信息技术的融合
在教学手段中，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教学中，借助“互联网+”，从单一的教室及课堂教学延伸到教学APP的运用以及课前+课上+课后的精准教学，以现代教育技术支撑实现课堂的优化。
2.2.1突破传统课堂教学的单调性，线上线下互相配合，线上教学活动通常以出勤考核、学生自主学习、提交作业、测验或讨论成果为主，而线下教学活动主要以重点剖析、难点解答、小组讨论、汇报展示为主。
2.2.2转变以往“口授+板书”教学方式，采用信息技术，使显示的内容更丰富，信息量增多，涉及面更广阔，既节省了板书和擦拭的时间，提高了课堂效率，又使学生拓展了知识面，便于因材施教。教学中常常有讨论或者小测试，学生将成果提交后，软件平台可以自动统计出数据，有利于快速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和理解程度，据此相应调整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
2.2.3刺激学生更快更好地把握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信息技术具有生动形象的直观效果，精彩纷呈的画面及色彩鲜明的图片为学生展示教学情境、提供丰富感知提供便利，使学生闻其声、见其形、入其境，从而使抽象或陌生的知识变得形象直观，便于学生快速理解，学校效率大大提高。
2.2.4推动课程改革逐步深入。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是必然趋势，作为经济学课程的主讲人，为了将信息技术引入教学，利用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功能制作PPT和教学视频等，通过情景再现，让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新事物、新问题，激发他们强烈的探索欲望，充分调动学生渴望新知的积极性，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从而把原来枯燥严谨的教学变得生动而有趣，大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
2.3教学方法与培养目标的融合
通过情景教学、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对比教学、讨论教学、互动教学以及探究教学等各种教学方法的运用，强化以学生为中心，实现从“知识核心”向“学生素养核心”转变。
2.3.1情景模拟教学，由于学生主动参与其中，使学生学习效率大大提高，极大的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如在需求价格弹性的讲解中，由6名学生情景展示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门票价格调整前后销售量和总收益的变化，提出薄利多销这一观点，由此作为一个切入点，展开需求价格弹性的教学，并且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2.3.2案例教学法：比如先期导入关于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门票如何调整的案例，屏幕上显示暑假扫码门票优惠，由学生情景演示积极购票进馆参观，表明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进而总收益增加，引出薄利多销一词，为后面薄利多销的理论分析及应用做铺垫。案例教学不仅能考察学生了解知识的程度，而且能考察学生理解、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综合、分析、评价等能力。
2.3.3启发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将教师的引导作用与学生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学生的潜能被发现和培养，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学生由被动学习慢慢过渡到主动钻研，增强独立探索的能力。运用启发式教学，启发学生从四部门收入和支出的角度分别去核算国内生产总值，这样学生就能很好的理解这个经济模型，并且能主动去思考收入法和支出法的核算方法。
2.3.4对比教学法：比如讲解市场结构理论时，将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完全垄断四种市场类型的特点对比讲解，一目了然，学生易于理解。如讲解需求价格弹性的影响因素时，通过由学生来对比分析五组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小来解释说明五个影响因素。
2.3.5互动教学法：互动教学必须始终贯穿于教学全过程，没有师与生的互动，教师犹如表演独角戏，不了解学生的学习心态和理解程度，无法完成教学任务，与此同时学生无法投入学习中，无法调动学习的主动能动性和学习意愿，学习效果大打折扣。不论是情景教学、案例教学、对比教学还是启发教学、探究教学，都需要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最终实现课堂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2.3.6探究教学法：讲解薄利多销和谷贱伤农时，除了解释其形成的经济学原理，还与学生一起探究薄利多销要在公平的环境下，不要恶意竞争，引导学生要遵守市场规律，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做遵纪守法之人。同时也要探究谷贱伤农缘何没有发生，是由于政府采用支持价格来保护农民的利益，引导学生要爱惜粮食、尊重农民，支持政府，将思政教育融入到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2.4教学改革与金课标准的融合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是教育的微观问题，西方经济学示范课的建设与改革融入金课标准，以期达到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高质量的学习效果。
2.4.1创新性，从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方面，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西方经济学课程中，不仅拓展了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而且体现了立德树人，使学生坚持正确政治导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的有机统一。
2.4.2高阶性，将现代教育技术融入教学中，借助“互联网+”，打破单一教室及课堂教学模式，线上线下相互配合，教学方式实现立体化，以现代教育技术支撑实现课堂的优化，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真正实现以学生为学生。
2.4.3多样性，在教学方法中，采用情景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启发教学法、对比教学法、互动教学法以及探究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学生能够保持很高的兴趣度和很好的学习积极性，学习效果明显，能更好的掌握本门课程。
2.4.4挑战性，在教学活动和教学组织中，课内课外形成完整的学习链条，教师不仅要钻研教学方法和内容，更要引导学生接受教学创新与改革，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不仅使本门课程成为精品课，更要实现金课。
2.4.5探究性，在教学内容中除了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中，还要深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引导学生努力学习，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另外要探究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及时分析学生的反馈信息，更好的促进教学。
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施，不仅使学生更好的理解各种经济学名词和理论，能够运用所学分析和解决经济现象和问题，而且使学生坚持正确政治导向，提升思想道德素质，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的有机统一。
作者简介：孙淼（1972-），女，吉林人，长春建筑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工商管理；王帅洲（1999-），男，吉林人，在读大三学生，南京大学，研究方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西方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的价值、风险与扬弃论文
摘要：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在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亦存在诸多风险，会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学界应本着“自觉扬弃”和“自主创新”的原则，在吸收西方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自觉对其隐含的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防控，进而打造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这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工程的任务，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学界谋求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诉求。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价值；风险；意识形态；扬弃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强势传播，逐渐占据中国经济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称为“主流经济学”。人们更多关注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价值和作用，却很少注意它潜在的甚至显在的理论风险。意识形态安全是现代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因此，分析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和作用，揭示其内隐风险，提出扬弃和创新的思路，对于推进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打造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的价值与作用
本文所指的“西方经济学”是一个范式而非地域概念，是产生并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其形成的标志为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两百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大致经历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等发展阶段，有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制度主义、产权理论等众多学派，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弗里德曼、塞缪尔森等大师曾为其著书立说。西方经济学主要运用线性非对称的思维范式，以私有制为研究背景，以资源配置理论、价格基础理论为基础，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以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推崇并擅长实证研究和计量分析，故有逻辑性、实证性和抽象性等学理特征。
中国引入西方经济学始自清末民初，标志为1902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原富》(《国富论》)。随着西方列强武力打开中国古老大门，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接触并学习西方经济理论，最初是系统地翻译、介绍与研究西方古典经济学及近代经济学，成立学术团体，并立足高等学府建立经济学科，进行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在20世纪上半期逐步形成了现代英美经济学派和中国农村学派这两大理论体系，涌现了马寅初、陈伤苏、潘光旦、章乃器、陈翰签、徐雪寒等中国最早的一批经济学家。这些早期经济学家用西方经济学思考中国社会的问题，重点关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西学东渐”作为西方向东方进行文化输出的客观历史进程，将西方近代经济学研究成果传入中国并深刻影响其学术体系，促使中国学者吸收西方经济学而不断构建原本不成体系的经济学门类。中国具有近现代意义的经济学体系架构正是在这一时期大致成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在政治上打击和孤立、经济上封锁禁运，军事上封锁包围，企图扼杀中国。受国际政治格局影响，中国断绝与西方的学术交流，而以苏联为师，全盘引入苏联政治经济学，直到改革开放才恢复了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与西方学者的交流。1978年以后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推动中国经济学界进入全面引入、传播、研究和应用西方经济学的大发展阶段，建立了各种学术团体和学会，如1979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就是许涤新、陈岱孙等老一辈知名经济学家建立的研究外国经济学说的全国一级经济学会。该学会出版了很多编译著作和教材，还通过向海外派遣学者留学的方式掌握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动态。
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的价值就在于其科学性和规范性。它将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等视为确定的前提，立足人和物的关系，从人类物质需要和物质生产的角度考察经济活动，研究资源配置方式和生产技术的选择，不仅对物质生产活动本身的研究做出指导性贡献，而且为深入研究社会与经济活动的联系提供了理论前提。它进而从人与物的关系切入，分析有关需求、供给、价格、增长等现象，探索其背后物质生产条件与物质需要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在具体运用上坚持实证与规范的清晰划分，强调个体的理性行为对集体行动的影响，结合现代数学方法和统计学，构建数学模型进行精密的定量分析，形成一套科学的研究规范，在解决现代经济社会的现实问题上有很强的针对性，同时也助推了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对于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在面临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转型的历史抉择时，中国经济学家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积极内容，将其中的科学实证方法、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微观研究与结构分析、立足资源配置和人的需求的理论假设等运用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引导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从初创走向成熟。
西方经济学对中国建立独立的、现代的、科学的经济学学科体系有着重要的影响。西方经济学从研究对象、方法和分析框架上都对中国传统经济理论产生了影响，它凭借标志性的实证性方法体系逐步引导中国经济学界走上精确解释现实经济生活、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道路，在提升中国传统经济学的科学性上逐步推进经济学学科的独立性和系统性。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学科范畴体系也起到了显著的拓展作用，将以经济理论研究、经济政策研究和经济应用研究为组成部分的经济学体系，逐渐融入到传统的以生产关系研究为主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改革经验的积累，中国经济学研究也走向成熟、自主和原创，并从多个角度探索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从而重新构成新的理论框架，形成中国特色经济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学基本形成三大板块并确定了学科范畴定位，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已步入现代化发展阶段。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并逐步通过学科定位影响到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也推动了经济学人才的国际间交流，在协作共同分析研判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培养出了一批既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思维和分析框架，又熟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国情的经济学家，使中国现代经济学人才因有与世界经济学界共同的话语体系而获得快速成长。改革开放初期奋战在经济体制改革一线的中青年经济学者，眼界开阔，思维活跃，成为对话国外经济学家、译介国外经济学著作、参与国外经济学研究的主体，也都得益于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学习和借鉴。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蕴含的风险
西方经济学理论隐含的风险是深层次的，因为经济学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研究的是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最终目标是要通过影响人的经济观念来变革经济制度，而经济制度的变革自然会撼动上层建筑的稳定。从这个意义来讲，任何经济学的传播都潜藏着意识形态风险。而反映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和经济观念的西方经济学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意识形态的冲击。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伦理性风险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亚当·斯密最著名的理论之一，按照该理论，在“看不见的手”的机制引导下，理性经济人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而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主观为己，客观为他”，这在客观上能够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繁荣。但在该理论的影响下，也会出现个体不顾一切地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以次充好、制假贩假、坑蒙拐骗的恶劣倾向，在伦理上和实践上给社会带来严重的隐患。
1.被扭曲的“利己”观对集体主义精神的侵蚀
斯密的后继者夸大了斯密语境中“自私自利”基于效用主义的合理性，而忽视了斯密“经济人假设”中固有的伦理因素和辩证法智慧，因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引起了诸多误解。随着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并影响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出现了扭曲经济伦理的趋势，这表现为用西方国家普遍的经济繁荣来赋予“利己”以合理性来诟病集体主义，并以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落后作为实证性证据。“经济人假设”在本土化过程中一度被推上巅峰，而将集体主义在传统社会下的积极作用一概抹杀，进而将个体逐利的不择手段的“原罪”视为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观念一度被标榜为价值正确。同时，“经济人假设”还导致人的“物化”、“单向度”倾向。由于将“个体利益最大化”绝对化，获利成为个体价值的唯一尺度，因而个体的一切追求都被打上金钱的烙印，而导向货币拜物教。“经济人”的理性设计决定其只关注物质利益，因而形成了“物的依赖”，导致“人的失落”，成为物的奴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伦理观是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利益对组织、集团、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服从，体现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和道德原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定时期是极具社会适应性和凝聚力的。即便计划经济时期存在比较明显的生产效率不高、经济活力不足等问题，但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不能完全归罪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并非漠视个人利益，而是高度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和个人能力的发挥。因而有意将“经济人假设”引入伦理层面进行夸大，故意渲染集体主义对个人利益的压制，在学理层面是站不住脚的，是对集体主义粗暴的攻击。而且集体主义的哲学根基是强调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强调合作在人类社会和谐进步中的作用。而从“经济人假设”曲解出来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完全将人物化为单向度的“逐利工具”，从而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是与集体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的，更是玷污了集体主义高尚的理想和信念。
2.自由主义对国家认同的冲击
斯密指出，正是个体的“利己”本性催生了自由市场，而后者可自发调节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因此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对国家始终持怀疑态度，往往将国家、政府、公权力视为“必要的恶”，认为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因而国家权力应有明确的边界，其职能仅限于提供公共安全、财产保护和基本公共服务，作为对“自由”的纳税人的回报。哈耶克就坚决反对国家干预，他认为：“政府的权力应该仅限于使得每个人能够看到他们知道的并且在他们的决策中能够加以考虑的原则。”[注]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抑制显然是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的特殊发展路径相适应的，而对于后发国家尤其是中国不具有普适性。而在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中，这种不适性往往被忽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生产力的解放、经济崛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加上改革开放后有些人对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主导一切”持有抵触情绪，自由主义逐步渗入中国社会思潮中，对国家认同形成消解作用。自由主义思潮宣扬“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绝对对立，将国家的一切经济制度、政策行为都无差别地归纳为“国家自主性”驱动下的逐利行为，从而引导民众在心理上先入为主地将国家、国家政策、国家行为乃至国有企业视为“与民争利”的越界与垄断，甚至与权力寻租、官员贪腐、侵吞国家资产等丑恶现象混为一谈。这种思潮有意无视后发国家的现实需求，如实现现代化、国家权威诉求等，用“自由”传达出的模糊好感取悦民众，继而消解国家应有的权威和主导作用，排除民众对国家应有的认同，以“自由”的名义弱化国家的权威，极易导致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
(二)“产权理论”的制度性风险
产权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由科斯创立，后经阿尔钦、布坎南等人从不同维度加以补充而构成的理论体系。该理论认为，外部性是市场机制所有缺陷的表现形式，根源即产权模糊，它导致市场交易的障碍和纠纷，继而直接影响企业行为乃至整个资源配置的效能；故在市场运行中，产权不明晰就无法交易；而产权一旦明晰，市场力量足够强大，就能够使外部影响“内部化”，从而仍然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变革产权结构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西方产权理论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本土化的，而涉及国家基本经济制度认同性和稳定性的风险也相伴而生。
1.以“效率”“效益”的名义鼓动全面私有化
按照西方产权理论，因私有产权所有者做任何决策都会尽力确保其私有产权的预期价值最大化，成本只能由产权所有者个人承担，因而私有产权制是最有效利用资源的制度。国内一些学者按此推演，有意忽视市场机制下诸如交易费用等约束条件，一味鼓吹私有化，认为只要明确界定私有，无论权利归谁，市场都能应运而起，而双方通过缔约能使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并产生最大化效益[注]，他们基于改革开放前后生产力、经济效益与活力的巨大差异，将以产权结构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归功于“私有化”。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公有制及公有制下签订的契约缺乏具体、可落实责任的约束，也缺乏融入市场、高效利用资源的内在动力。还有学者针对国企改革，以各种不顾条件、不计后果的私有化作为国有企业的最佳出路，“卖掉了企业，政府甩掉了包袱，今后不再有补贴性支出，不再有人天天找上门来要钱、要物、要安置，不再天天发愁去解决国企内一大堆头痛的问题”，“通过产权交易和股份制改造使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逐步变为私有企业……这就是一条绕不开的私有化之路”[注]。也有学者借现代企业制度中“产权清晰”的概念，有意将“政企不分”归结为公有制产权不清，认为“政府直接管企业，行政干预过多”导致低效；继而将改革的重点——“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性”解释为“非公有化”和“民营化”。[注]所有制问题是关乎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的根本问题，而经济学界存在的以效率吸引眼球、将国有等同于低效、将产权清晰曲解为私有化的种种倾向，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构成深层次的冲击。产权理论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因而对私有制进行辩护、论证其“永恒性”与“合理性”是其内在目的，而产权理论的诸多科学性也主要体现在法权、公司治理等微观层次，因此有些学者通过有意展示产权理论的具体的合理性来鼓吹私有化，并利用经济效益的吸引力，在现实层面凸显私有制对于公有制的比较优势，诱导经济界、民众做出选择，这是以“微观”穿越“宏观”的“越位”来挑衅公有制，其意识形态攻击性不言而喻。有的地方政府官员乘机利用产权理论来为其寻租腐败打开方便之门，如在云南省委副书记任上落马的仇和，在担任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期间就进行“一卖到底”的改革，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按仇和的思路，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注]如此改制的官员远不止仇和一个，他们的做法不仅打乱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既定格局，而且影响了当地公共产品的正常供给。
2.以视阈的变换歪曲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
西方产权理论语境下的产权是工具，效率是目的；而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中，产权才是目的。可以看出这两种理论有着不同的视阈：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更多的是宏观的、针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用于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般范式。而西方产权理论是从市场经济的具体机制出发，研究对象多为交易行为、成本收益、契约关系等内容，是一种微观研究范式。因此，基于宏观的、整体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所探讨的产权问题自然体现一种以公平正义为目标的规范性，而基于微观的、操作性的市场机制具体形态所探讨的产权当然就倾向于实现经济效益的工具性。很多学者就此认定马克思只有所有制理论而没有产权理论，因而努力以西方产权理论来填补“空白”，进而在该领域将马克思产权理论加以边缘化。还有学者则以现实的、具体的经济改革案例中获得的实效来佐证微观层面的“执行合理性”，来替代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本身宏观分析框架的“历史合理性”，力图通过切换视阈来曲解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阻断其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企业改革的解释力和指导力，营造出一种“与当下经济体制脱节”的氛围，将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中诸如财产权分离统一学说的积极指导作用曲解为西方产权理论的启示和贡献，以期否定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有关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科学合理性，继而侵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
(三)“自由市场经济”的政治性风险
1.以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
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崇拜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倾向之一，体现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它认为市场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市场经济在一系列理想化假定条件下，可以使整个经济达到一般均衡，导致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注]；因而须取消政府干预和各种管制，并提高国内和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程度，激发企业家精神。20世纪80年代后期正值以苏东剧变等系列事件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陷入低潮，再加上中国立足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举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旗帜并取得瞩目成就，国内有学者据此认定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与市场理性上的“生产的合理化机制”，具有历史合理性与天然永恒性；资本主义能够通过市场化的生产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交换，为人类社会创造出更为丰富充裕的物质财富，而且能够通过市场经济本身提供人类思想深处关于自由与平等的社会发展理念，因而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常革命的反封建取向的社会历史意义，同时也赋予了资本主义永恒的魅力。[注]还有学者鼓吹“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公有制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注]，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和实践框架内暗示要使“市场经济”获大发展而使社会主义边缘化。这种立足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想倾向究其意图，其危害性在于生造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绝对化的因果关系，进而隐含对资本主义的崇拜和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否定，再通过夸大市场机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内在原生的“相生”关系和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外在伴生的“相克”关系之间的反差，来诱导民众认同资本主义私有制，怀疑社会主义公有制。
2.以“货币主义”理论反对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
西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流派、理论观点都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影响，如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它本来挑战的是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应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并由国家宣布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以解决通胀和物价上涨等问题，但在引入中国后却被曲解，如断章取义地宣扬“一切通胀问题都是货币问题”，继而攻击国家货币政策是滥用货币发行权来变相增加税收，是一种行政强制经济、权力削弱经济的行为。还有新旧奥地利学派、新福利经济学等，这些流派和理论观点虽然内容各异，但总体上都是立足西方国家的具体经济问题而形成的，基本上都是力图复兴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主张由市场自由调节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这些理论传入中国并融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取得一定的成效后，便被用来宣扬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绝对性以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天然联系”，有意把对市场经济的解读超出“资源配置方式”这个视阈，力图使市场经济摆脱国家宏观调控，进而摆脱社会主义制度。
三、西方经济学本土化中的自觉扬弃
面对西方经济学本土化带来的影响，学界应有冷静而客观的态度，既要看到西方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启示作用，吸收其精华；又要警惕深隐在其中的容易误导经济改革、消解和侵蚀社会主义的风险，剔除其糟粕。
(一)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理性经济人假设”
针对学界对经济制度的“利己”功能的争议，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理性经济人假设”，从而肯定其历史合理性与现实适用性。西方经济学最关心的是国民财富增长、国民收入合理分配等宏观问题，而“经济人假设”是用以解释、处理这些问题的一般性分析框架。把“经济人假设”用来研究国家宏观经济这个“公”的问题，是排除任何将“理性经济人假设”引向伦理层“利己主义”的前提条件。中国经济学家周其仁指出，“经济人假设”旨在阐述人在一定的条件约束下尽可能追求个人利益这一事实，而并非强调人性为私，“经济人假设”是具有范畴一般性的理论假说，是在整体意义上把握和解释人类行为和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但它在应用上必须受现实条件和经验基础的约束和限制。[注]可见，将“理性经济人假设”解释成“利己主义”，在学术上是不严谨的。因此，任何“无视抽象分析与现实适用区分”“逻辑意义误导向伦理意义”的东西，都可视为“糟粕”而加以扬弃。当然，还是应肯定“理性经济人假设”带来的启示，正如经济学家秦晖所言，“这种预设只是相信没有什么能保证人人无私，也没有什么能保证某人事事无私，因此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只能是：你如果无私、利他、行慈善，当然再好不过，假使你出于利己之心，这种安排也可以使你的行为实际上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社会总福利。”[注]因此，在对“经济人假设”进行评判时，要仔细甄别其针对性，抽离出其中具有广泛适用性的认知模式和论证方法，从而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观和利益观，以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兼顾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
(二)打破“产权崇拜”的迷思
西方私有化思潮对中国意识形态冲击是巨大的和深层次的，其中产权理论便是攻击公有制的重要依据和突破口，因此要防范“产权崇拜”的影响。首先要从学理上抓要害，认清西方产权理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是否具有着普适性。科斯定理称，“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条件下，只要明确产权，市场机制便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解决一切经济问题”，而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没有交易费用”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不顾约束条件就运用西方产权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其次，要明察其经济基础。西方产权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语境下展开的，因此才会确信越是接近私有产权，市场机制就越有效；而且它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经济法权上的具体体现，后者决定前者。因此在看待西方产权理论时必须把握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现行的产权制度，借鉴西方产权制度要严格限定在微观经济层面，而不是要放任基本经济制度的演变。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注]，这就明确了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性、支配性和权威性。中国经济学界要明确以产权变革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是“产权清晰”，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前提下对企业的具体操作层面上的细化和优化，最终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增长，公有制和其他所有制都需要也都可以“产权明晰”。党的十九大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愿景中明确规定：“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注]这些规定表明，中央重视并逐步推进产权改革的制度化。至于产权明晰与效率的关系，结合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的实践来看，产权私有化并不会必然带来企业效率的提升。作为《西方经济学》教材主编的高鸿业教授就曾指出：“私有化能提高企业效率是没有根据的”，“应该摆脱过去一段时期在产权问题上的纠缠，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注]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都有理由消除对西方产权理论的崇拜。产权理论的运用应该限定于微观经济学范围内，即法权层次的产权与利润激励、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重视人力资本的“天然私人属性”，并由此构建现代产权制度，这是新时期中国主流经济学用以支撑社会主义产权改革的理论要点。
(三)理性约束“市场万能论”
“市场万能论”本身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如无视外部性等一切非市场因素对市场机制的影响等，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对这一理论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有的学者对市场万能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市场常常惩罚无辜的局外人，但却奖赏不从事生产的投机者，市场往往排斥社会价值。”[注]为防止“市场失灵”，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来进行干预。十九大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地位的前提下“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目标中指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旗帜鲜明地重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国家主导。因此，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明确一个前提，即国家是代表全社会的唯一决策机构，具有强制性的力量，能够整合所有的资源和个人利益，弥补市场的缺陷，匡正社会福利分配的偏差，从而实现社会总利益最大化。要在历史地总结“市场万能论”的弊端的基础上，从构建国家与市场的良性关系模式出发，把握市场在社会环境中面临的复杂性，将市场经济牢牢置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督、调控框架内，从而严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滑向“市场社会主义”的泥沼。
(四)努力开拓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的新境界
习近平指出，“中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注]。他强调：“要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注]为贯彻落实总书记的指示，开拓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的新境界，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立足国情，破除教条。被引进到中国来的西方经济学诸多理论，大多未能很好地进行本土化改造，多为照搬西学教条，尤其是一些学者将西方经济学某个具体的理论生吞活剥地用来解读和比照中国经济问题，基本无视该理论生成、发展和运用的约束条件和现实针对性，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对此，要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根本的条件，既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总结、概括和提炼宝贵经验，及时上升到理论高度并与以往理论成果相综合；又要善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探索和把握，从根本上认识和把握经济理论的关键和精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开创的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显著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学界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特殊规律如经济计划手段、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的分配规律、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等为主要的探索课题。只有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学才能获得独立自主的完善和发展，才不会被轻易歪曲、攻击和边缘化，才能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指导性。二是要开放包容，合理借鉴。经济理论的创新需要开放包容的意识和姿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的继承。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在竞争中互相借鉴、谋求合作。因此中国的经济研究应当合理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研究成果。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角度研究市场经济的，但也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对市场经济的发生原理和一般规律进行了探索，也有其值得借鉴和参考的理论成果。如新古典经济学以个体需要与资源配置的对应关系为立足点所展开的分析性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凯恩斯主义揭示了预期、信息等因素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这些理论都对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和完善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需要审视世界经济环境和发展趋势，充分研判西方经济学的缘起与历史轨迹、现实适用性及约束条件，历史、辩证地提取出能为我所用的合理成分，如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和注重个人行为选择的研究范式，以创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推进诸如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等代表性理论的现代化，从而强化中国经济学的实证方法论、分析性和学理性，构建起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增强理论自信，才是对西方经济学的最好扬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