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各自不同的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要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联系与区别，必须认真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各自主要的研究方法。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只有掌握了《资本论》中的方法论，才能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
（一）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认为，唯物辩证法是《资本论》最根本的方法。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马克思的《资本论》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其中，使唯物辩证法发展成为贯穿《资本论》全书的基本方法，研究《资本论》的方法论，首先要从研究《资本论》中的唯物辩证法入手，这样才能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马克思在早期的著作中，通过研究、批判、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出了马克思自己的方法——唯物辩证法。“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是实现事物的创造主，而实现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由此可见，马克思唯物辩证法表现为克服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方面的内容而保存和发展了其积极的方面，把黑格尔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发现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2]列宁明确的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运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哪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3]对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在《资本论》中的意义评价，可以看出恩格斯和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评价有多高，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运用辩证的方法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方法，正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的一般运动规律，明确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地位，并论证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在引述考夫曼对《资本论》方法的评论时也明确指出：“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的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是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4]
（二）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了很多具体的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矛盾分析法、“普照的光”的方法和系统分析法。
马克思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映了矛盾在客观社会中的运动、发展和变化，正如马克思所断言的，资本是“活生生的矛盾”，[5]因为用资本的特征不仅可以论证生产的特殊局限，还可以论证超越每一局限的相反趋势。[6]《资本论》逻辑的起点就是商品，从分析商品的二因性（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展开，上升到劳动二重性——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对立统一，这种矛盾引起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随着商品交换的扩大，出现了货币，货币把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转化为外在的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对立，当劳动力也成为商品的时候，货币就转化为资本。资本的运动发展也是以矛盾的方式开展，马克思在通过矛盾分析法，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基本的范畴，建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论》方法论的精髓和核心是矛盾分析方法。
“普照的光”的方法是矛盾分析方法的一種具体化，是矛盾分析法中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研究方法。“普照的光”的方法是指当社会经济形式存在多种多样并且纷繁复杂时，进行经济分析要抓住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牢牢抓住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一种生产方式，并以这种生产方式解释其他经济形式和经济范畴，从而准确把握该社会形态的性质和主要经济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与非资本的经济形式并存，并且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受其他非资本主要经济形式的影响。要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经济结构，就要坚持“普照的光”的方法，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来理解其他非资本的生产形式的性质，从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
以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为出发点，还必须把事物以及它的各个部分、各个过程理解为一个有机的系统。《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是要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从而把握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各个发展因素就其基本特征之间的联系用有机系统论的方法，进行了论述，这个论述的是完善的有机系统的整体。因此，马克有理由把他的《资本论》称作为“艺术的整体”。[7]马克思用自己的批评者考夫曼的批评来说明自己的有机系统论方法：“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马克思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8]
（三）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17世纪政治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往往从人口、民族、国家等具体范畴开始，最后再分析一些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简单范畴。马克思总结了前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及方法论经验教训之后，建立了从抽象到具体的经济学研究道路。科学抽象就其对事物的认识和把握的过程来看，是由两个相反的过程构成的，即透过对客观事物的现象的分析来认识事物的内部联系及本质，这就是研究方法，然后再把具体从理论的高度再现出来，这就是叙述方法。
马克思撰写《资本论》前运用的是研究方法，所谓研究方法，就是从实际出发，这是一个对客观世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其思维行程就是：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讲道：“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9]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要通抽象力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是因为经济学理论的任务在于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内在经济规律，而经济学理论又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经过试验而得出结论。它只能用人类特有的抽象能力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才能把握本质，把握规律。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方法是叙述的方法。所谓叙述的方法，就是根据研究结果，将研究的客观事物从理论上表述出来，是一个从本质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论证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明：“当然，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他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0]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是客观事物的运动自身，而是人们正确认识事物的认识过程。叙述的方法的特点在于，前面的简单的抽象范畴一定要排除后面较复杂的具体范畴的进一步规定性，而后面较复杂的具体范畴则会包括前面较简单的抽象范畴的主要规定性。
（四）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比较
逻辑的方法是与历史的方法相对而言的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所谓历史的方法是按照历史的实际演变过程进行写作，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说，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因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者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11]历史的发展有多种情况，一是历史的反复与曲折，如资本主义制度是经过多次复辟和反复辟的过程最后才确立起来的；二是历史的交替与交错，在历史发展的新旧交替过程中，往往多种经济形式交错在一起，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实行不同的经济制度，甚至同一国家也会并存着多种经济关系；三是历史还会出现跳跃式的发展，跳过某一阶段或历史时期。如果按照历史的写法写作经济学理论，就会按照历史的上述演变而反复交错的甚至跳跃式地展开，内容重复杂乱，思路也经常中断，忽进忽退，忽左忽右，打乱了逻辑体系。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但不是互相对立的两种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说，逻辑的方法也就是摆脱历史发展中对思维进程起干扰作用的历史的方法。恩格斯曾经指出：“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2]
当然，马克思除了主要利用上述研究方法，还运用了“人体解剖”的方法、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实证方法等。马克思认为，要坚持人体解剖的方法可以认识古老的、已经覆灭的社会经济形式。“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13]因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经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14]。这种思路同样适用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另外，不能忽略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实证方法等，尤其是实证方法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其实，实证方法与其他方法一样，也贯穿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比如大量的官方统计数据、历史资料、创建数学模型，利用事实以阐述和论证自己的理论观点等。
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随着西方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了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差异的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逐渐经历了从逻辑实证主义到证伪主义，从证伪主义到范式再到研究纲领，从研究纲领到社会学方法与修辞方法再到后修辞发展历程。
（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到证伪主义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底，逻辑实证主义盛行于科学哲学中，它在经济学中的影响持续时间则比较长。逻辑实证主义确立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它将演绎推理和实证主义结合起来，试图通过描述科学家实际遵循的方法，来使科学家的方法形式化。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家发现一种演绎结构，就产生了在经验上可以检验的命题。只有当一种演绎理论在经验上被检验与核实之后，它才能被认同是正确的，而科学家的作用就是发展这些逻辑理论，然后检验它们。尽管在逻辑实证主义者之间，就什么是真理存在着争议，但是他们都赞同，通过经验观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也正是逻辑实证主义使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形式化，并将经济学描述为一门实证科学，其目标是设计出能够在经验上得出验证的理论。
逻辑实证主义是科学的目的是确立“真理”的观点达到顶峰，从此以后，科学方法越来越多地远离这一看法。波普尔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证伪主义，他认为，经驗检验并不能确定一种理论的真相，只能确定假象。科学的目的应当是运用经验上可检验的假设来发展理论，然后对理论进行证伪，放弃那些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证伪主义认为，盛行的理论是那些对经验观察的最宽范围做出的解释，并且这些解释是没有被证伪，而科学进展依赖于对理论的持续证伪。根据波普尔的观点，根本没有可能性来“证实”一种理论，原因是人们不可能完成理论的所有可能检验。例如，假设一种理论预言当货币供给增加时，价格将按照相同的百分比提高。其后在一次适当的试验中，该理论所预言的结果的确发生了。而根据波普尔的观点，这只表明理论尚未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下一次实验可能会产生与理论预言不一致的结果。
（二）从证伪主义到范式再到研究纲领
证伪主义方法存在严重问题主要有：一是某些理论并不能得到检验，原因是尚不存在对它们进行检验的方法。二是难以决定理论被证伪或者没有被证伪。比如，一项否定性的经验检验经常不会使理论无效，因为如果某一经验检验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研究者可能会并且通常会将失败归因于检验程序的缺陷或者一些其他外在因素，而不会认为理论本身存在问题。三是由于研究者的心态，他们未能检验已确立理论的含意，便假定理论的含意是正确的，这一心态会妨碍对新理论的认同。
面对证伪主义的这些问题，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作了部分回应，将范式这一概念引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中。范式是一种既定的方法以及构成研究者分析组成部分的知识体，它遵循着任何既定时期所公认的对主流科学思想的教科书陈述。库恩认为，大多数科学研究是规范科学，研究者试图解决在现有范式的框架内所提出的难题。这种研究经常使得范式未能说明的不规则现象频繁出现，但是，这种不规则的存在还不足以颠覆占统治地位的范式。一旦一种出众的范式得到发展，一场科学革命就成为可能。
拉卡托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期间提出研究纲领的方法论，他认为现有理论可能并不包含真理。他观察到科学家们从事发展竞争性研究纲领时，每个研究纲领不仅包括对一系列的数据进行分析和证伪，而且包括无可非议的接受一系列的硬核逻辑假设。每项研究都从硬核中得出一组周边假设，然后试图对它们进行证伪。对某一个周边假设的证伪并不要求放弃理论，但是将会引起对逻辑结构的重新考虑，或者引起特别的调整。只有当“足够多”的周边假设被证伪时，硬核假设才会被重新考虑，如果对周边假设进行证伪的过程继续进行，拉卡托斯就将研究纲领称作是进步的，否则就称为退化的。
（三）从研究纲领到社会学方法与修辞方法再到后修辞方法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修辞方法强调语言的说服力，该方法主张一种理论之所以被接受，不是因为它本来就是正确的，而是因为理论的提倡者借助他们出众的修辞，成功地使其他人相信理论的价值。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社会方法则是考察社会与制度约束影响着对一种理论的认同。社会方法认为，与理论是否能够发表相比较，大多数研究者较少关注他们所提出的理论是否正确；就理论能否被认同而言，资金、职业以及对出版物的控制，可能与理论准确解释现象的能力具有同样大的影响力。
这两种方法最明显的共同点是对人们发现真理的能力表示怀疑，怀疑真理究竟是否存在。按照两种方法，一种理论不一定因为离真理最近而得到发展；它可能由于多种理由而获得发展，而真理仅仅是在这些理由的其中之一。
具有后修辞学方法的经济学家比较怀疑他们的知识，他们重视每一种理论，在对一种经济理论经过严密考虑之前，很少将其视为错误而不予理睬。后修辞经济学家会仔细研究特定理论的动机，以怀疑论来看待与研究者自身利益或预想观点相符的研究结果。与逻辑实证主义或者证伪主义者相比，后修辞经济学家遵循贝叶斯统计而不是古典统计，而贝叶斯主义者认为人们能够发现语句中更高级或者更低级的真理，但不是终极真理。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上的比较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具体理论和主张上有明显差别，造成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两者方法论上的差异。因此，比较两者方法论的异同，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两者的理论内容和正确把握马克思主義经济学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不同点
首先，哲学基础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它在承认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强调客观世界及其演进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可以在实践中逐步认识经济规律，但是不能改变经济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就是认识和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则往往是以唯心主义、功利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其哲学基础。在这种哲学观的指导下，西方经济学在“经济人”的假说下，主要研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以及它对市场交易、资源配置的影响。其次，研究的出发点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制度分析的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它把生产关系的变化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注重对经济制度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而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视为自然和永恒的范畴，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护的学说，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是从静止而非历史发展的角度，它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力否认资本主义剥削，力图掩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否认资本主义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过程。最后，具体研究方法不同。一是对人的假设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人不是超阶级超社会的个人，前提是“社会人”的假设；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人则是超阶段、超历史的个人，前提是“理性人”的假设。二是具体工具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是以透过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范畴的本质为己任，因而采用的主要分析工具是矛盾分析、阶级分析等工具；而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是描述经济现象，即萨缪尔森宣称的“描述主义”，它主要采用心理分析、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数理分析等方法，主要侧重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上的联系
一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注重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的结合。实证分析回答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研究经济体系如何运行，分析经济活动的过程、后果及朝什么方向发展，而不考虑运行的结果是否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规范分析法回答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来探讨达到这种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的现实步骤。从经济发展史来看，“除少数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实证分析以外，基本一致认为经济学既是实证的科学，又是规范的科学，因为提出什么问题来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突出强调哪些因素，实际上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判断问题”。[15]二是某些具体研究方法的共同适用性。两种经济学体系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如果撇开哲学层次上的差异，在具体方法层次上就有许多共同适用的分析方法。比如，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实证分析、规范分析、数量分析等等。
四、结束语
为了认识世界，经济学家必须去解释和分析世界，不同的解释和分析形成了不同的方法，如果这些方法上升为一定的理论就形成了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对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个不同的研究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特殊的历史形式，它绝非从来就有，也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的、理想的形式。因而马克思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物的关系背后所隐藏的人的关系——尤其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上。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成是一种天然的、永恒的制度，因而从不研究这种关系本身，忽视商品交换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基于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前提，主要研究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拥有者之间的市场交换关系。
我们要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进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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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2、43、23.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47.
[15]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23.
（责任编辑：辉龙）
来源：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17年3期
作者：仲德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