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金融危机的幽灵，还在世界游荡”。肇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依然阴魂不散，全球经济走势至今仍不明朗。危机爆发以来，关于经济学研究生的培养和教育方式也自然成为部分学者的反思对象。作为一名有着7年经济学专业学习经历的研究生，在此与各位朋友分享自己的一些思考。
一、危机对经济学教育及其培养方式的冲击
危机的爆发对经济学的传统教育及其培养方式带来了冲击。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视察伦敦经济学院时，向麾下汇聚一流经济学家的学院发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预见到金融危机的到来？”经过九个多月的斟酌，英国一批顶尖的经济学家致信女王，指责经济学教育培养中存在着严重问题和缺陷：许多前沿的经济学家已经把经济学变成了与现实世界相脱节的学科，过于强调技术而忽视人文教育是经济学失败的根源。“对经济学家狭隘的培养——即只关注数学技术工具和构建无约束的实证模型——成为了我们这个职业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缺陷在许多前沿经济学学术期刊和部门的为寻找数学工具而寻找数学工具中进一步加剧”。他们进一步认为，有些判断只能在文学或
历史的濡染下才能获得，而正规数学模型是无法将其准确表达出的，这应是正规经济学教育的本质部分，但却被世界上大部分前沿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所遗漏。他们承认模型和技术的重要性，但却坚持认为，由于全球经济的错综复杂，需要更广泛意义上的模型和技术的训练，应当更注重事实，关注历史、制度、心理学和其他高度相关的因素。
另一起引人注目的有关经济学培养方式反思的事件是，2009年9月2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学家为什么错得这样离谱？》的专栏文章，炮轰经济学同行。他认为，经济学家之所以错得这样离谱主要是因为“误以美为真”，即经济学家们总体来说“错误地用漂亮的数学模型所装饰的美代替了对真的追求”。经济学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学家们苦苦追求一种包罗万象、思维优雅，并能给经济学家炫耀数学才能机会的研究路径。这种错误的经济学教育导向方式导致了“宁愿精确的错误，也不愿模糊的正确”的貌似优美但却实际完全错误的理想愿景。在他看来，只有经济学家们重新认识到其理论基础可能并不那么明确无误之后，新的图景才会出现。而那样的图景肯定不会很简单很优美，但我们却至 少能够期待它可以做到部分的正确。
二、危机前的“后自闭运动”
事实上，早在危机前，主流经济学培养和教育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就已经一再暴露。尤其是本世纪初一场由法国学生首先发起，之后扩散到全世界的所谓“后自闭运动”（post—autisticeconomicsmovement，又称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对西方国家经济学教育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展开了无情的抗议和批评，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经济学教学和及其相关的科研体制改革建议。
2000年6月，一群法国经济学学生在网站上发表了一封请愿书，指责当前经济学教学存在缺陷：第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经济学教学中具有压倒性且不公平的支配地位；第二，数学本身已经不再是工具，而变成了经济学研究的追求目标；第三，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缺乏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思考。其结果是一种“自我封闭”(autistic)的科学：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沉迷于数学幻想，有限的和专门化的词汇所致的语言损伤，过度迷恋模型，这种智力缺陷已使它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中许多重要的问题。请愿书呼吁多元化的方法，强调更多地关注具体的经济现实。
紧接着，法国的一些教授也发起了他们的请愿，明确支持改革，并呼吁进行公开的争论。之后由请愿书所引发的法国国内争论引起了世界性的反响，并在其他国家引发以学生和教授为主体的类似的请愿和倡议：剑桥大学“开放经济学”请愿书、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宣言”、哈佛大学“人道的和负责的经济学学生组织宣言”等等。为了进一步推动该运动并在国际范围内更好地提供指导，还创立了专门的网站(www.paecon.net)和网刊（《后自闭经济学通讯》，金融危机之后改名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到2012年3月第59期时，已经有来自150多个国家超过17500名读者订阅该刊。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也不断开设专题就这场危机对经济学改革的影响进行讨论。事实上，上面所提到的上书英国女王的顶尖经济学家基本上就是参与该运动的主将，并且正是从本次运动的角度就经济学的培养方式解疑“女王难题”的。
三、当下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危机爆发之前的这场新世纪以来经济学界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主流经济学在预测和应对这场危机中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说明了西方国家经济学教育及其培养方式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而据笔者了解，我国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教育）大体上是积极向西方学习，包括流行教材的大量国外引进，国内期刊与国外的不断接轨，教师队伍的日益“海龟化”等，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学教育和培养中的缺陷和不足。下面笔者尝试就这些缺陷以及如何改进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同国外类似，当前国内经济学教育内容日趋单一化，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生教育当中占据支配性地位。据了解，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博士阶段教育的基础课程就是所谓的“三高”——即“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这些课程内容正是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内容。大体而言，目前经济学主要分为三种竞争性的理论体系：西方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而在当前，不仅过去推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育日渐式微，而且学生们根本就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各种非主流的经济学说。同经济学所宣扬的“完全竞争市场”不同，经济学本身，或经济学思想市场完全不是一个“竞争市场”，而更多的是一个“垄断市场”或“寡头垄断市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极力排挤其他和其相竞争的替代性经济学范式。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百岁老人科斯在2011年《财经》年会上就强调，“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历史已经表明，压抑思想市场会招致更坏的结果，而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因此，淡化这一学科内部知识框架的多样性不仅不能让经济学家更好地分析真实世界，而且还可能导致错误的经济政策。为此，未来应该保护、鼓励和促成经济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多元化国内格局，形成经济思想“完全竞争”市场。注意引进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说，提供更多学习非主流经济学说的机会，如开设这方面的必修或选修课，或者多举办与其相关的论坛和研讨会等。事实上，的确有一些学者预见到了这次危机，但据研究，这些预见者绝大部分是非主流学说的支持者，因而危机之后非主流经济学说也愈加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和兴趣。
第二，与经济学所教授的理论主流化高度相关，经济学传授的研究方法也日益“锁定”于某种固定的研究范式 基于个体最优化的均衡分析研究范式。这样一种研究范式导致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发生明显变化，即由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工具变为经济学本身的追求目标，这种沉迷于单一的技术工具导致对现实熟视无睹。1988年，美国经济协会就美国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状况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在1991年经济文献期刊发表的一篇控告书中，他们就表达了“研究生教育可能会培养出一代太多精通技术工具却对真实经济事件一无所知的白痴学者”的担忧。而事实上，本次金融危机就曾引发了有关数学和经济学之间关系的争论，一派认为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过度，另一派则认为数学应用还不足。但问题的本质在于数学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工具，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地理解和解决经济问题。而在当前，无论是反对数学滥用者还是支持数学继续使用者都承认，至少目前数学这种工具无法全面有效地捕捉和理解现实经济中的问题，或是由于数学形式主义，或是由于数学工具发展滞后。因此未来的研究生教育不仅仅应当“排他性”地宣扬和鼓吹数学这种研究手段，更应积极地欢迎和鼓励运用其他诸如历史的、制度的和比较的等更为广泛的技术工具，它们能够在数学工具处理有限的情况下增进对复杂经济现象的理解，并提供一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简言之，无论是数学工具还是非数学的技术手段都应在经济学教学中获得市场，并应当同样受到尊重。
第三，经济学发展和经济学教育中的过度专业化，既表现在经济学科内部的过度专业化，也体现在经济学科本身的过度专业化。就经济学科内部而言，当前这次金融危机明显反映了经济学从业者要么只深谙宏观经济学而不太了解金融学，要么就专攻金融领域而对宏观经济领域缺乏理解，这种状况导致我们虽然对宏观经济学、银行、金融等领域涉猎已久，但却无法将它们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理解现实世界的完整图景，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即导致对危机的降临和应对认识不足。而就经济学科本身而言就更严重了，出于“自然科学”导向的过度专业化导致经济学正在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等）逐渐脱节割裂，不仅不断消弭着自身的影响力，而且也导致了经济学的日益贫困化。事实上，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早就指出了过度专业化的弊端，“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那么他就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 这样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我们目前缺乏的正是由一套丰富的知识体系形成的一种专业智慧，该知识体系需要对心理学、体制结构和历史先例谙熟于心。在笔者看来，经济学更应当看做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相应地，经济学的研究生教育应当具有更广泛的基础，它们可以把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箴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经济学家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并且“他不会把人的本性和习惯的某些方面排除在考虑之外。”因此经济学专业不仅应该包括一些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标准课程，而且还应该开设经济史和政治史、经济思想史、道德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经济学本身并非是一个“有效市场”，并不具有保留所有有效有用思想而抛弃无效无用思想的完美选择机制，因而更需要从经济思想史中挖掘宝藏。
第四，经济学教育方式的教条化，缺乏批判和反思性思考。在当前我们的研究生教育中，一方面我们所接受的是经济学皇冠上尚未失去光泽的宝石——市场有效性、看不见的手、比较优势等，而与此同时，我们忽略了真实世界的复杂和微妙之处。正如克拉克奖（号称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默斯所言，“问题在于，在博士教育第一年的课程当中充斥着太多错误引导、迷惑性以及否认问题存在的倾向。结果是，即便经济学知道的很多，却忘记了许多与之相关的问题，同时又被许多东西错误引导了。”而另一方面更糟糕的是，通常而言，对授课内容的质疑是不被许可的，在研究现有经济问题的所有方法中，一般只有一种方法提供给我们。这种方法借助于纯粹的公理化程式，宣称能解释任何事物，似乎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学真理。但是由于现实是复杂的，对付经济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如失业、不平等、金融市场的定位、自由贸易的优劣、全球化、经济发展等等）所涉及的不确定性，我们不仅需要一种多元化的方法，更需要广泛的讨论和大胆的质疑。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经济学是“讨论班”式的，而不是“经验法则”式的，这是一种明白自身局限并承认正确做法取决于具体环境的经济学教学。就实践而言，我们应该举办更多的研讨会，鼓励使用多元化的方法进行思考，鼓励创新和批判性思考，而不是依然如大学本科那样更多的是“黑板经济学”的填鸭式教育。
第五，现行宏观经济学教育的滞后，表现为课程的欠缺和内容的落后。如一些学者所声称的，这次危机暴露了宏观经济学教育的严重滞后，“宏观经济学并未能跟上这场革命，结果是对当今宏观经济学造成极大损害，他的经济学同僚们不知道资产价格、狂热、恐慌以及资产流动性在笔者看来，经济危机将更多地重塑宏观经济学教育。据《经济学人》报道，危机背后凸显了现行宏观经济学教材内容的陈旧，对于当代经济类重大事件，学生希望通过书本解惑，现行教科书不仅满足不了这种合理需求，甚至连勉强的答疑都做不到，因而到了改革的时候了。许多教科书作者正在着力修订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教材，例如非常畅销的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和米什金的《货币金融学》等，在修订过程中增加与现实更为接近的金融一类的知识，以更好地让学生理解现实。而同时，许多一流大学的课程已做出了相应的改变，很多教师在授课时将不再采用滞后于经济现实的标准教材，而是更多地导向对经济危机解释和政策走向的讲授，以满足经济学学子的学习需求。很明显，只有改写大学和研究生教育所广泛采用的教科书，学生才能在将来的课程中接触到有助于理解经济危机的相关知识。相应地，国内的宏观经济学教育也应该“与时俱进”，不仅需要抓紧翻译这些修订的教科书、更新国内的教科书，而且更应当调整宏观经济学的课程安排，以现实为导向，更加凸显非常规时期（即危机时期）机理的讲授和讨论。
第六，不可忽视的是，当前经济学教育方式的弊端离不开背后的不正常的激励结构。类比凯恩斯有关学术型经济学家思想的影响力的箴言，我们其实会发现，“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成功的思想是在当时的制度结构中发展出来的，那些自以为不受任何实践影响的学术型经济学家，实际上受到某些已故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所创立的激励结构的影响。”当前的经济学教育方式至少受到两方面的不正常的激励。一方面在于各种经济学资助机构（如国家基金、部委基金和高校基金等）强力支持主流研究范式的研究课题。为了获得资助，许多研究者（包括本文考察的研究生）不得不“投其所好”，“被迫”从事这种主流化的研究。而另一方面，和研究生更加息息相关的是对发表文章的要求。据了解，研究生阶段一般至少要求在CSSCI刊物（甚至其中的子集）上发表2篇学术论文才能毕业。而查看经济类的73种CSSCI学术期刊我们发现，绝大部分期刊（尤其是排名靠前的）发表的论文都属于主流范式的具有理论模型的计量研究类型，而那些没有模型且采取其他替代性研究方法的论文则只能在其他竞争相当激烈的学报类期刊上发表。如此一来，研究生出于理性的考虑，必定会追求主流研究范式的研究，以降低风险和提高论文“生产效率”。因此，为了推动经济学教育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当前的制度性激励结构进行相应变革。就与我们研究生教育密切相关的激励制度而言，一方面学校应该更多地资助其他替代性的研究课题，鼓励学生进行方法创新，具体可以考虑将评审人员的多样化作为资助课题考查的明确目标；另一面可以适当降低发表文章数量的要求，强调文章的研究质量，或者各高校可以考虑出版内部刊物，为不同于主流范式研究的研究生提供论文发表渠道，并认可其有效性。
作者：李黎力（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