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对世界各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9》指出的，世界上鲜有平衡的经济增长，提前着手平衡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均衡分配经济活动的意图只会阻挠发展。然而让远离经济机会的人口受益，和谐性增长则是必须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平衡增长，和谐性发展”的建议[1]。
在此，以世界银行的建议为启迪，结合我国当前的形势，提出后发区域跃迁中的“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模式。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后发区域的主要原因在于，与发达地区相比，后发区域跃迁及发展更具紧迫性，更容易出现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后期又不具备解决失衡问题的充足资本。
一、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提出背景及研究态势
国外非均衡理论的研究相对较早，除区域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外，物理学、系统科学也针对非均衡展开研究，根据研究需要在此主要探究区域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区域发展非均衡理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凯南的人力资本论、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林德的动态优势理论、列昂剔夫的反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在区域间传递扩散理论、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克鲁格曼将空间要素引入经济学研究，形成了新经济地理学，开创了非均衡理论新的研究工具和研究视角。然而，笔者认为，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并不必然矛盾，从区域开发、区域发展、区域跃迁的起点看，非均衡突破是必然的，不可能全面开花；从区域发展的结果看，收入差距、区域水平的扩大则是应该予以避免的。
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经历了单纯强调增长，到1990年世界银行提出的“广泛基础的增长”，以及之后的2007年首次由亚洲开发银行《新亚洲、新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提出的“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演进，认为包容性增长的背景、内涵及实施主要有国际、国内两大层面。国际层面旨在表明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交往中求同存异、扶贫济弱、共同发展、成果共建共享等方略，目标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强调的是大国“责任”；国内层面的内涵及实施则更加全面具体，涉及经济增长模式、社会发展进步、民主民生民权、政府治理模式、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经济层面要求抛弃单一的GDP增长决定论，追求综合福利，实现经济、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社会层面要求全社会成员间的机会均等、外生环境的平等、成果共享，实现公平正义，强调“参与”与“共享”；民主民生民权层面要求人民群众有行使民主权利的广阔空间，实现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体现人本，同时关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重点问题；政府治理模式层面要求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调整和转变。总体上，国内学者对包容性增长现实意义、科学内涵阐述较多，对其具体测度及在我国实施路径的研究相对较少，而结合区域发展的非均衡突破、非均衡现状的研究则更少。
二、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学源探究
(一)包容性增长的学源探究
包容性增长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思想贯穿于整个经济学发展历程。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中已体现包容和公平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总体目标是使人民和国家都富起来，为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活资料，为国家供应足够维持公共服务的收入。”。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新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政策、制度、社会公正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代表性著作有阿罗的社会选择和社会福利研究，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科斯、诺斯的新制
度经济学理论，阿马蒂亚·森福利经济学及社会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研究，表明经济学已越来越关注社会公正及价值取向的研究。由此可见，包容性增长对社会公正、对公平效率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学术渊源，源于人们对市场机制缺陷、政府功能发挥、政策制度形成与作用、市场外因素影响机理等认识与深化的过程，源于长期以来对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这一核心问题的关注与深入，是经济理论从特殊到一般不断扩散、提升、完善的结果。
包容性增长对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要素的研究始终是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其后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等对增长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探讨。二战后，经济增长成为西方经济学一个新的理论分支，被视为“第一等优先的经济论题”。1948年哈罗德和多玛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开启了当代经济增长理论这一研究领域。1956年索罗修订了哈罗德—多玛模型的假定，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结合起来，与斯旺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用于解析现实的经济增长。规范分析层面，卡斯(1965)和库普曼斯(1965)在拉姆齐(1928)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最优增长理论，论证了竞争市场中最优增长路径的实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卢卡斯、罗默、普雷斯科特、巴罗等经济学家开始探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形成了新增长理论(也称内生增长理论)，使增长研究再次成为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将政府生产性的公共支出作为促进内生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探索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此后，20世纪90年代，新政治经济学更加关注政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了民主、公平以及政治不稳定、收入不平等、腐败、寻租等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与消极作用。以诺斯、托马斯、阿西莫格鲁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将制度视为经济增长本身或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将制度内生化。由此可见，包容性增长对增长模式、增长要素等问题的研究也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存在于增长理论发展过程中。
(二)非均衡突破的学理分析
非均衡突破是区域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区域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区位理论。如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克里斯托勒的城市区位论以及廖什的中心地理论等。20世纪中期后，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其早期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希曼、缪尔达尔、威廉逊。基于产业间“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概念，赫希曼认为应该优先发展前后向关联效应大的产业，主张发展中国家选择重点产业部门优先发展，通过联系效应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基于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自由贸易过程的分析，缪尔达尔认为发达区域会形成上升的正反馈机制，而欠发达地区则形成负反馈，这种循环累积因果作用形成发达区域—欠发达区域、核心区—边缘区间的扩散效应与回波效应。通过对24个国家22年数据的检验，威廉逊提出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假说，即中等收入水平阶段的区域不平等程度较高，而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区域差异持续稳定降低。基于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形成了区域发展梯度转移论，与之类似的是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的雁行模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迈克尔·波特、保罗·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将空间要素引入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形成了新的研究体系，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及产业集群理论，以及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是包含非均衡和自组织的经济学，以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为基础，着重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其核心要义是对非均衡性的认可。
非均衡突破是物理学、系统科学领域的重要规律，是系统进化与衰退的起点，是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学研究的关键问题。经济学中引入的非均衡观念有着自然科学渊源。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一切孤立系统都不可逆的出现熵增，最终趋于平衡态。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均衡状态时熵值最大，系统无序程度最大，不可能实现发展和飞跃。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指出，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由涨落产生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变为有序状态。非平衡态，即远离平衡态，是系统无序到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哈肯创立的《协同学》也指出，系统处于均衡态时，熵值最大，无序性最高，自组织最差。由此可见，经济系统的演化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非均衡态，在非均衡经济系统中，信息量最大，市场的自组织程度最强，自发地或受扰动地引起经济结构、经济状态的变动。
三、区域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逻辑因应
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既非相悖也非完全统一，在后发区域跃迁中的不同维度发挥作用，有效嵌套。包容性增长应作为我国及各区域发展的理论基础及宏观指导，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而非均衡突破则应成为区域跃迁的现实特征和逻辑起点。
(一)包容性增长、非均衡突破逻辑关系
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指出，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归因于两个方面，生产活动的集中化和促进社会平等化的政策[21]。经济集中化意味着非均衡，社会平等化则体现了包容性政策。因此，非均衡与包容性具有逻辑关系和内在的一致性，应成为区域跃迁的新模式。
非均衡突破与包容性增长处于不同的截面，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时间继起关系，也非空间并列，而是空间性、多维度的逻辑关系。两者具有差异性和侧重性，首先，在研究主体上，非均衡突破主要用于分析区域单元等空间主体，包容性增长则具有特定的指向性，指对被边缘化的不同群体、社会阶层、欠发达区域的包容。其次，在发展进程上，非均衡突破通常作为区域经济跃升、系统演化的逻辑起点，指在某些领域、某一产业链条或某一功能环节率先进行；包容性增长则更侧重对结果的衡量，要求增长的成果具有包容性、共享性。最后，在功能上，针对我国当前出现的区域差异、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包容性增长的提出具有战略性，应是宏观层面我国发展的战略指导和理论导向，非均衡突破则针对实践主体，应成为中观或微观层面实践的突破点。
两者的统一性、互补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增长追求的一致性。“增长”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要义
；非均衡不是目的，是增长的手段，是向更高水平跃迁的必要阶段。第二，两者对区域整体发展具有互补性。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表明，平衡的经济增长难以实现，各国学者的研究也验证了不应期望各地区经济平稳平衡增长。相反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态非均衡结合国家用于平衡不同地区水平的政策最终将实现经济生产的集中，生活水平的趋同，这个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则是非均衡突破，平衡各地区生活、收入水平的经济政策则正是包容性增长，两者是区域整体发展的关键。
(二)包容性增长：我国区域跃迁的理论基础及战略指导
立足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域，包容性增长作为区域发展的理论指导，核心要义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增长是根本，经济增长是增长的核心。包容性增长必然要求经济增长，但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应是我国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离开了增长则谈不上增长成果的包容与共享。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应着重考虑打破城乡分割的结构，转变粗放型增长模式，注重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就业问题。
第二，公平、公正是要义。机会均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强调对增长过程的参与及参与权利的公平性，目的在于使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平等、参与、共享发展成果，破除由于机会缺失、权利不平等导致的贫困。同时，包容性增长要求摒除环境等外生不平等(诸如家庭出身、父母受教育的程度、地理位置)导致的社会非公平、非正义，接受个人内生努力程度差别造成的不平等。区域发展过程中，应重视培育贫困人口或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及获取收入的能力，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在尊重个体差异性的同时追求协调增长。
第三，政府是实现的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及导向作用不容忽视。践行包容性增长，在形成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创新、实现社会转型及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区域发展战略的推进中，权衡公平与效率，注重社会公正等方面，离不开政府的选择、决策及职能的完善。
(三)非均衡突破：区域发展的现实特征及跃迁的起点
在国家层次上，经济增长呈现出相似的非均衡特征。我国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用不及全国五分之一的面积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巴西中南部州区米纳斯吉拉斯，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以不及全国15%的土地面积完成了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52%以上。大开罗区以0.5%的土地面积，贡献了埃及共和国地区生产总值的一半。
区域开发历程上，原苏联、美国、日本等都经历了依靠老工业基地积累资本、逐步向新基地扩张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形成了非均衡发展思想，绝对平衡观被取代。1978年底，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六五”计划明确指出，要积极利用沿海地区的现有基础，带动内地经济进一步发展。“七五”计划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实施；2005年中部崛起战略提出；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我国划分为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经济地带。此后，区域发展规划密集出台，仅2009年国家批准了11个区域发展规划，2010年至今，成渝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先后上升为国家战略。经过统筹谋划，2011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正式发布，将全国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经济格局上进一步明确了“两横三纵”的特大城市群和区域性城市群战略。主体功能区划既是出于区域协调统筹的目标，同时也是全国范围内针对不同区域的非均衡突破。
从区域产业发展层面，1988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开始实施，明确了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重要内容，截至2010年，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数量达到69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是智力密集、科技密集、创业环境良好的区域，是产业层面的非均衡突破。当前，各地正积极筹备的具有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的产业集聚区，以及积极承接转移产业的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也是不同区域经济非均衡突破的表现。
四、区域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实践路径
怎样才能实现非均衡突破和包容性增长的统一呢？答案应该是经济一体化的同时，面向全社会成员和各区域提供公平、全覆盖、均等化、可持续、可获得的普遍服务。
(一)推进集聚业态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一体化包括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欠发达省区与先进省区、相对孤立偏远地区与外部联系密切地区的一体化，意味着区域之间资本、劳动力要素流动加剧、密度的增加、相对距离的缩短和经济边界的衰减，集聚业态下的区域一体化为非均衡突破和经济跃迁提供了必要条件。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开发战略，第一，围绕主体功能区划对四类功能区的界定，发挥环渤海、长江角、珠三角3个优化开发区域和冀中南、太原城市群、哈长地区等18个重点开发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功能，制定适应经济地理一体化政策，在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建立统一性的制度，诸如良好的土地政策，为可能推进的城市化和经济一体化建立制度基础。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地区，着力建立并保证连接性的基础设施，发挥集聚态下高密度辐射到的受惠区域和群体。在城市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则需要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避免发达地区被边缘化的群体或区域角落。第二，在有条件的农村、城乡结合部或城市郊区尝试集聚业态下创业、就业、安居、培训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将人口集中示范创业、产业集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土地集约利用相结合，以集聚态的示范区率先取得突破。第三，将区域发展及产业支撑置于全球产业升级、转移，国内产业再转移的大背景下，以产业集聚区、产业转移示范区为实践载体，实施非均衡突破。
(二)完善包容政策下的普遍服务体系
普遍服务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电信行业，这里的普遍服务概念是基于包容性增长“包容、共享、兼顾”的要求提出的。普遍服务体系的构建要求遵守均等化、公平、可获得、全覆盖、可持续五个方面的规定性，涵盖人文、信息知识、产业等不同领域。人文层面的普遍服务通过人的生存保障和发展提高旨在保障包容性增长的机会均等、权利公平，应建立一套多层次社会保障、社会保险体系，保障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其进行社会救济
和救助，建立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住房保障制度、基础教育保障制度、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面向全社会逐步提供完备、全面的保险服务，以规避市场风险和各种人身风险；通过制度的改革，改变城乡分割的现状，保证社会成员有均等的机会获得基本资源、教育、医疗保健、食品、住房、就业机会，自由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公平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信息知识层面的普遍服务通过信息化建设、信息公开和知识扩散机制旨在保障包容性增长中全社会成员的知情、参与、共享，要求建设覆盖城乡的通讯网络，实现互联网的推广与普及，保证公民自如畅快、无误差地获取自己所关心的环境、经济、行政等信息，扩大社会弱势群体、环境恶劣地区、欠发达地区知识信息获得渠道，缩小地区、群体间信息获取及知识积累的差距，避免信息知识传播与获取过程中的非包容性。产业普遍服务保障包容性增长的动力，通过涉及通讯、邮电、电力、天然气、能源、生活用水供应、供热供暖等基础产业普遍服务和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区域主导产业的持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推广、传统产业的改造、产业的生态化转型等内容的产业创新平台服务为包容性增长提供不竭动力。
总之，置于学术研究的长河中不难发现，包容性增长涉及公平与效率、增长要素和增长机制、社会公正、不平等非政治要素及政治要素的回归，正是当下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非均衡突破源于又异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正是区域发展的现实特征和后发区域跃迁的突破点和逻辑起点。非均衡突破与包容性增长模式的嵌套既能获得区域跃迁的动力，又能有效缓解区域发展中的失衡现象，成为后发区域经济社会跃迁的新模式、新路径。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后发区域跃迁中的非均衡突破与包容性增长耦合模式——之学源探究、逻辑因应及实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