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对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如Goldsmith，1966，1969；Gurly&Shaw，1955，
1960；Patrick，1966；Porter，1966；Khatkhate，1972；Mckinnon，1973），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Goldsmith，1966；King，Robert.G. & Levine，Ross，1993，2003；周立、胡鞍钢，2002；李雪琴，方先明，2010；邓向荣，杨彩丽，2011）。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这一点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是什么因素引起金融体系本身的发展，理论界尚无统一的定论。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理论界分别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不同方面探讨了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异的原因，试图用多种理论来阐明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和Vishny（LLSV，1997，1998，2000）认为不同的法律框架会影响到外部融资以及资源在不同类型的资产之间的配置情况，只有当金融体系处于健全的制度框架之下时，金融发展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影响。Rajan和Zingales（2002，2003）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他们认为既得利益集团会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目的而采取一些阻扰金融发展的措施，而这些措施会使得各国的金融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差异。Coffee（2001）指出一国金融发展是由社会规范而不是由法律规则来塑造和决定的，社会凝聚和同质会使更多的人遵守社会规范，从而形成良好的公司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会使得金融体系得到良好的发展。而Putnam（1993），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1）则认为社会资本才是促进金融发展的内在原因，社会资本可以增进信任水平，有助于形成道德观念，从而使得融资更加有效，这样社会资本的高低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金融发展水平。Stulz和Williamson（2003）的研究认为，文化和宗教差异是导致各国金融发展水平产生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和宗教会影响各国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金融发展。Allen（2000，2005）等人对中国的研究认为，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非正式融资渠道和治理机制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上述学者的工作虽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的背后原因，但是他们的研究仅仅提出了一种理论假说，结论的信服力有限，对于我国金融发展的真正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吴敬琏（2004）和何小星（2005）等的研究表明，政府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Leuz and Oberholzer-Gee（2006）、Fan（2009，2011）以及Jiang（2010）等人的研究都表明地方政府质量会对企业的投入和产出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地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因此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考察政府质量对于金融发展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有文献对政府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质量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如李稻葵，2002；周黎安，2004，2005，2007），关于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影响的研究较少。
政府质量究竟是不是金融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依然值得深入的探讨。在上述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考察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政府质量对于金融发展的作用，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归纳探讨，试图寻求理论依据；然后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分析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LLSV等认为一国对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力度会影响该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投资者受到的赋予其收回资金的权利的法律保护力度越大，则该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LLSV（1998）对不同法律渊源的国家投资者保护进行研究之后提供的证据表明，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力度越大，则资本市场发展越完善、企业公开上市的速度越快、所有权结构会更加分散，从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在LLSV（1998）之后，许多经济学家（Demirguc-Kunt和Levine，2001；Friedman，Johnson和Mitton，2003；La Porta等2000，2002）的经验证据进一步支持了金融发展的法律渊源理论所持的法律渊源与投资者保护、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相关性的观点。尽管LLSV等的研究只是揭示了法律渊源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对于处于法律体系中心的政府来说，政府质量无疑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法律执行，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作用。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等认为高质量的政府可以增进信任水平，不遵守规范的人受到惩罚的概率比较大，因而人们更愿意遵守规范，从而使得人们彼此更加信任。另外，高质量的政府有助于道德观念的形成，政府质量越高，对公民的教育和引导越多，越容易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信任的增加又会促进地区金融往来的增加，从而促进金融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预期高质量的地方政府能够促进投资，吸引外部融资，从而促进金融发展。
由此提出假设1：地方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高质量的政府能够促进金融发展。
Rajan和Zingales（2002，2003）等提出的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会通过一些非生产的经济活动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阻挠金融发展。Olson（1965）和Becker（1983）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分析了利益集团的游说对政府决策的选择所产生的影响。为了换取利益集团手中的选票和捐款，追求私利的政府官员会给这些利益集团一些有利的资源再分配的方式。Pagano、Marco和PaoloVolpin（2001）的研究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金融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因而政府干预力度越大，则金融发展水平越低，即政府干预力度与金融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Rajan和Zingales（2002，2003）指出，尽管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会影响政府决策，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但全方位的贸易市场开放会带来国内和国外的竞争，既得利益者由于竞争导致的利润下降和新投资需求，需要外部融资，同时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限制了当地政府向既得利益集团提供信贷补贴的可能，政府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信贷扩张得到限制，从而使既得利益者有激励推动金融发展。由此我们预期，贸易开放和资本流动会削弱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政治压力，政府的信贷补贴和干预能力受到限
制。因此，在贸易市场开放的情况下，高质量的政府越不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干扰，从而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的作用会增强。
由此提出假设2：贸易开放会增强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三、实证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1999—2007年我国省际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来源。考虑到西藏自治区统计数据存在缺失，所以本文剔除了西藏自治区的数据，只选择了其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包括政府质量数据、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数据、贸易开放数据和其他一些控制变量的数据。其中政府质量数据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数据来自樊纲、王小鲁、朱恒鹏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该报告中的“金融市场化程度”是本文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贸易开放的数据是根据2000—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教育程度以及法律，其中人均GDP和教育水平的数据也是根据2000—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法律的数据来自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以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中的“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作为法律的替代变量。
2、研究变量的定义
本文主要研究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发展，解释变量为政府质量、贸易开放，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均GDP、教育水平和法律。
对政府质量的评价是本文研究的前提，参照La Porta等（1999）对政府质量的界定，高质量的政府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提供良好的产权保护，保持较低的税负，即政府是非干预者；廉洁和办事高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La Porta等选取了产权保护指数、腐败指数、官僚延误等指标来评价政府质量。陈德球、李思飞和王丛（2011）根据世界银行（2006）的调研数据，选取了产权保护水平、当地企业对法庭的信心、企业娱乐开支和企业跟政府打交道的时间维度来测度地方政府质量。根据上述对政府质量的界定和相关研究，本文以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中的“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Int）、“减少企业对外税费负担”（Tax）以及“缩小政府规模”（Scale）来度量政府质量。
以往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往往采用金融相关率、M2/GDP以及银行金融资产/GDP等来测度，张军和金煜（2005）等的研究表明，这些指标会高估金融发展水平。因此，本文没有采用上述指标来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而是利用樊纲等（201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中的数据，以该报告中的“金融市场化程度”作为本文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该指数值越大代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解维敏等，2011；Wang等，2008；朱红军等，2006；李涛等，2005）。
借鉴Rajan和Zingales（2003b）的研究，我们以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例来衡量贸易开发水平，即贸易开发（Trade）=进出口总额/GDP。
为了消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教育水平差异以及法律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将人均GDP、教育水平和法律作为控制变量。人均GDP（Lngdp）采用的是名义量，并对其取对数处理。教育水平借鉴陈晖（2008）的方法，其计算针对6岁及6岁以上的人口，计算方法为：教育水平（Edu）=未上过学的人口比例×0+小学人口比例×6+初中人口比例×9+高中或者中专人口比例×12+大专以上人口比例×16。前文已经详细讨论过已有文献对法律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以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中的“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Law）作为法律的替代变量。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出现，需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应用Eviews6.0对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发现作为评价政府质量的三个指标的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Int）、减少企业对外税费负担（Tax）和缩小政府规模（Scale），金融发展（Findex），贸易开发（Trade），教育水平（Edu）以及法律（Law）这些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都不存在单位根。同时对变量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发现，Pedroni检验的Panel v统计量、Panel rho统计量以及Group rho统计量的p值都趋于或者等于1，说明金融发展（Findex）与政府质量的三个衡量指标（Int，Tax，Scale）、贸易开放（Trade）和各控制变量（Lngdp，Edu，Law）之间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
表1给出了静态面板的回归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前和之后大部分回归结果都显示出衡量政府质量的三个指标的系数值为正，而且系数普遍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因而可以认为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回归系数都至少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从模型的拟合程度看，各回归模型调整的R2都达到了57%以上，这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另外，各回归模型的F统计量都比较大，且在1%水平下都是显著的。因此，三个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能够真实地反映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政府质量的提高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即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质量越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
加入贸易开放后，（III）中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与之前没有引入贸易开放的（II）中的回归结果相比，三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明显增大，这充分说明了贸易开放使得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正相关关系增强，验证了假设2的正确性。
由于静态面板模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而静态面板模型没法消除解释变量的这种潜在内生性。为了得到更加稳健有效的估计结果，本文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进行动态面板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动态面板与静态面板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政府质量与金融发
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质量越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而且贸易开放使得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正相关关系增强。从Arellano-Bond检验结果来看，扰动项的差分存在显著的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Sargan检验结果则说明所有模型均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问题，因此工具变量的构造总体上是合理有效的。
综合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变量的情况下，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质量越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而且贸易开放会增强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正相关关系。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1999—2007年间我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地方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质量越高，则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贸易开放会增强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贸易开放程度越大的地方，政府质量对于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大。
本文通过考察地方政府质量对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为研究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地区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借鉴，也为探索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地区金融发展需要地方政府提高服务质量，为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只有地方政府的质量提高了，才能促进金融体系更好的发展；同时地方政府应该加大贸易开放程度，增加资本的流动性，这样地方政府质量的提高才能够促进地区金融体系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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