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推进期，然而期间的城市化质量却令人担忧。很多地方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这种形势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综合实力提高和综合竞争力增强的巨大障碍。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城乡二元的管理体制导致城中村这种中国特有现象的产生。城中村失地农民是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参与者，解决他们在失地后的可持续生计问题，对于解决城中村问题、提升城市化质量意义重大。
一、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一）城中村概况
近年来邯郸市城市化进程较快，2011年城镇化水平已经高达52%，高于全国城镇化水平。在这个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村庄被纳入城市建成区的规划，由于处理方式不当成为了城中村。邯郸市城中村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城中村的数量多、规模大；第二，分布范围广，几乎每一个区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城中村的影子；第三，建筑密度高，尤其是位于市中心区的十几个城中村落建筑密度普遍在7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80%，人口密度也大；第四，违章建筑数量大，村中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第五，城中村房屋租赁市场火热，外来人口多，选择在城中村居住的外来人口一般为本地人口的2～3倍；第六，城中村人口众多，计划生育执行力度不够，子女的教育质量低下。
（二）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2年4月份对邯郸市百家村、王朗村、东柳林村、南堡村等十几个城中村失地农民家庭的随机抽样入户调查。问卷的设计遵循DFID（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DFID）模型的五个考量因素，包含47个问题，变量共分为三类：第一类，个人基本状况，主要是影响失地农民生计问题的个人信息，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个人收入等；第二类，家庭状况，主要是影响失地农民转型的家庭条件，包括家庭年收入、收入来源等；第三类，对城中村的体制特征变化的满意度，主要是影响失地农民的外部环境，包括社会保障供给状况、对征地补偿的满意度、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等。问卷共发放300份，收回296份，有效问卷291份，具体调研数据见表1。
二、DFID模型分析
DFID模型是由英国国际发展机构建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该框架以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为中心，将维持其生计的资本分为五大类，即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资金资本。
（一）人力资本
1.年龄。调查样本年龄在20～40岁的占46.7%，44～60岁的占40.5%，青壮年年龄段的失地农民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承受着家庭的主要压力；年龄在60岁以上的占10.3%，这个数据虽然比例不大，但依然显示出来我国老龄化加快的趋势，因此在对城中村失地农民的医保和低保上应该加以重视。
2.文化程度。调查样本中具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失地农民的比例高达46.7%，其中有一部分是文盲；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别仅为22.0%和11%。数据表明城中村失地农民的知识水平较低，以此推断他们的技能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比较差，这将严重影响他们今后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增长。
3.健康状况。样本中94.2%的人都具有比较良好的身体素质，有较强的劳动能力，这得益于他们长期的乡村生活，这是失地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一个优势，可以让他们在参与城市中低端劳动力市场时更加具有竞争力并从中获取比较持续的收入。
4.市民化意识。这主要是指城中村失地农民对市民化后的生活适应程度。样本中49.1%的城中村失地农民认为自己已经适应了城市的日常生活；有50.9%的失地农民认为他们并没有完全地适应城市的生活，对城市生活依然具有排斥心理，市民化意识比较弱。
（二）自然资本
在征地前，自然资本可以说是城中村农民最有利的生存资本，包括土地、土地附着物、树木和林产品、植物产出、家养牲畜、田园风景、洁净空气和地下水等。由于这些指标难以量化，所以我们并没有大量问题涉及，但总体上城中村失地农民的自然资本是被削弱了，尤其是作为农民可持续生计来源的土地资本被严重地削弱了。在调查样本中失地农民目前被占用的耕地占全部土地的68.68%，征地后大多数人的生活收入主要依靠非农经济活动，如出租房屋、打临工、个体经营等。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和资本的逐利性，城中村的土地被征用是必然的。面对这一残酷的事实，如何提高土地被征用的补偿标准、完善征地补偿社会保障的机制、让失地农民能切实从城市化进程中获益是维持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定义为“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城中村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不同于城市，他们的生活基于农业生产，长久的同地域生活使其在血缘的关系上更加亲密，多数人有共同的信仰，村中有共同的节庆日，这些细微的东西共同构成了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在这些社会资本中，村集体是独特的资本，它为村民提供了相对强大的“保护伞”，在改革中对农民进行管理甚至培训，是难能可贵的社会资本，但是现在看来这种保护机制的作用也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被消磨。此外，市民对城中村失地农民不理解甚至是歧视，加大了失地农民的心理压力，同时也给共同体参与城市生活带来了巨大障碍。问卷显示城中村失地农民受歧视现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他们原有的社会资本也被破坏，61.9%的被调查者认为生活习惯被改变，35.7%的人认为他们的邻里关系被改变，这些数据都表明城中村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发生了变化，总体趋势是被削弱的。
（四）物质资本
对于拥有土地的农民来说，物质资本一般包括各种农用基础设施、生产工具和技术，如道路交通、卫生设施、通讯设备、生产设备、种子、肥料及耕作技术等。但是，由于城中村的农民失去了土地，生产技能和生活方式必须向城市转型，这时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很多物质资本已经失去了原先存在的必要性和产生利益的可能性。不过，住房、交通、卫生设施等仍然属于城中村失地农民的物质资本，通过改善对其可持续生计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调查结果显示，城中村失地农民的现有物质资本主要有两种。一是房屋资产。城中村失地农民拥有相对充裕的房屋资产，这些资产是其可持续生计资产积累的重要源泉。城中村的村民在宅基地被征用后，获得
了相应的房屋补偿。在邯郸市的城中村中，占用宅基地补偿商品用房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而由于城中村的地理位置及城市不断扩张的形势，城中村的房屋租赁经济也非常繁荣，很多失地农民在宅基地上扩建出租屋或将赔偿的商品房出租。二是村中的基础设施。与城市相比，城中村的基础设施还是相对落后的，如在邯郸市王朗村，村内街道年久失修，狭窄崎岖，道路不畅通，无法满足停车及消防的要求；管线规划不合理，违规拉线现象严重，电力、煤气、自来水等供应不畅，没有达到全市集中供应的水平；垃圾处理和排污能力低下，环境脏乱差并蕴含潜在的致病因素。显而易见，城中村的基础公用设施对失地农民生计资产积累构成了一定的障碍。在这个方面，政策和政府是缺位的，公共设施的水平较差也间接影响了村民的生活，直接削弱了村中租赁经济发展的后劲，降低了城中村村民的物质资本累积速度。
（五）资金资本
城中村失地农民的主要资金资本包括征地补偿款、工资收入、个体经营收入和保障收入。其中，征地补偿款占了很大的比例，通常是一次性支付。据邯郸市的现实情况，征地补偿款的数额比较大，但由于补偿内容不尽合理、被征地农民的投资水平差，所以单纯依靠征地补偿款很难实现失地农民生计的可持续。一般来说，工资收入主要是指在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征地企业的劳动报酬。城中村失地农民在失地后的工资收入并不乐观，调查显示工资收入在失地农民的收入构成比例中不占主流，却是其可持续生计的重要保障，虽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失地农民向城市化转型，但工资收入使失地农民的心理得到宽慰，经济压力减轻。非工资报酬在邯郸市城中村的表现主要包括失地农民的房屋租赁收入、个体经营收入，这构成了失地农民资金资本的重要来源，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调查显示，有69.1%的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解决了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比例较高，这显示出邯郸市城中村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较好；有30.9%的失地农民从事临时工作或自谋职业，这客观上说明了失地农民的劳动收入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征地后较征地前收入无较大变化，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较，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了。另外，大约有64.9%的失地农民参与了商业保险，64.6%享受到了医疗保险待遇，这表明邯郸市城中村的社会保障比较乐观。
三、Logistic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各个因素对城中村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本文利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了二元Logistic分析，选出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资金资本的代表变量作为X，以可持续生计的信心作为因变量Y，变量说明见表2。根据检验结果和对数据的调整，保留了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结果的变量，即所有自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的检验，保持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结果见表3。
从表3来看，在人力资本中，年龄和文化程度在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数据表明，越是年龄小的失地农民对可持续生计的信心越强，原因可能在于年龄会直接影响农民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而且年轻人的体力充沛，适合从事劳动负荷强的工作，他们可以以外出打工或个体经营的方式来弥补土地收入。文化程度与信心正相关，文化程度越高，学习能力越强，掌握的生存技能较多，对生活的信心越高。在社会资本中，是否融入城市生活和解决就业及医疗保险方式问题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是否融入城市生活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尤为重要，这说明失地农民需要在城市中的心理归属感，这样他们才能对日后的生活更加有信心；就业问题和医保问题也直接影响了可持续生计的信心，这完全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心理观念。在资金资本中，对征地补偿的满意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通过数据我们可知，邯郸市城中村的农民对其征地补偿的数额比较满意，此项资金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其对可持续生计的信心。在物质资本中，我们采取了对征地后生活的满意度为指标，这个指标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数据显示，失地农民对征地后生活的满意度越高，对可持续生计的信心越强。
四、结论
DFID模型定性分析和Logistic回归定量分析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邯郸市城中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现状是良好的。在资金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方面的现状是比较乐观的，征地补偿款数额较大，生活总体水平没有下降，失地农民对可持续生计的信心较大。但是，通过调研我们也发现，在人力资本中，城中村失地农民明显缺乏就业技能，相关机构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就业培训，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在人力资本的积累上还需要多方的努力。首先，失地农民要改造自身就业观。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就业意愿不强，对征地补偿款过度依赖。其次，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制订合理的培训方案，积极宣传培训内容，号召广大城中村失地农民加入就业培训，早日就业。最后，征地者要不断完善征地补偿中的就业安置，为城中村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更科学的方式。
参考文献：
敬东.“城市里的乡村”研究报告——经济发达地区城市中心区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对策.城市规划，1999（09）.
陈颐.论“以土地换保障”.中国农业经济，2005（10）.
钱红丽.对“城中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完善的探讨.湖北社会科学，2005（05）.
杨雪.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研究.理论学刊，2006（01）.
魏书华.城乡结合部城市化与农村集体资产处置.城市问题，2002（04）.
陈映芳.征地与郊区农村的城市化——上海市的调查.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魏立华，闫小培.“城中村”：存续前提下的转型——兼论“城中村”改造的可行性模式.城市规划，200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