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利用林芝市2005～2014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分析以及OLS回归，得出，农村收入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收入结构对农村经济增长起着正向效应，其中第一产业收入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促进效应为0.5105个百分点)，其次是第三产业收入(促进效应为0.363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收入的促进作用最小(促进效应为0.0832个百分点)，农村收入结构的变动将会引起农村经济增长的变动，调整农村收入结构，将能够有效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最后结合林芝市实际情况，提出政策建议。
1 引言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发展是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前提和基础，实践证明，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王继昌，2000)。面对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挑战，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收入结构调整成为了扶贫攻坚、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农村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伴随着改革进程进一步向纵深推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在此过程中，农村产业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动的同时，农村经济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刘乔，2011)。经济的发展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变化(李良，2009)，“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和制约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提升的瓶颈，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朱伟民，2004)。针对这一问题，我国许多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刘秀兰和胡文君、付勇(2010)以1991～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和我国产业结构构成数据以及我国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劳动力结构构成数据为样本，建立多元回归方程，采用SPSS16进行回归分析，用逐步回归法求得的多元回归方程式验证了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产业结构越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越快，农村居民收入越高，反之，农村居民收入就越低。西部民族地区相对来说，产业结构还不够优化，农村居民收入还处于全国最低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影响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杨烨军和宋马林(2008)在阐述农村产业结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从农村产业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角度研究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吴愿(2014)运用DEA模型分析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民收入具有积极作用，并建议通过加快发展农村特色产业、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转型、扩大二、三产业在农村的发展等方法，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以便于更大程度地提高农民收入。更多学者对各省、市进行了研究，何长辉和乔继红(2010)以湖北省荆州市为研究对象，对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相关性作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以验证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影响。聂雷和何如海(2012)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了安徽省农业产业结构变动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并提出了如何通过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金晶(2012)为揭示我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湖南省为例，运用动态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对湖南省1985～2008年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 Granger因果关系，即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互相促进。
林芝，藏语意为“太阳宝座”，是西藏自治区下辖的一个地级市，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下游，平均海拔3100m，总面积11.7万km2，截至2014年，林芝市的总人口20.3万人，其中藏族12.2万人，门巴族7800人，珞巴族2800人，僜人1500人，其它少数民族人口约650人，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汉族、门巴族、珞巴族等11个民族和僜人和睦相处的多民族聚居区，素有“西藏江南”、“雪域明珠”、“东方瑞士”等美誉。近年来，林芝生态旅游产业、农牧特色产业、水电能源产业、藏医药产业、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生态旅游产业迅猛发展，农牧业特色产业健康发展，水电能源产业加快发展，藏医药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到2014年，林芝市生产总值市生产总值已达92.86亿元，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6.67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9582元，为西藏自治区地级市(区)农民收入最高城市，比第二名拉萨市多324元，比昌都市多2966元。虽然林芝市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且一直位列西藏自治区前列，但是仍存在较多问题和困境，县域经济和产业收入严重制约着林芝市农民人均收入的提升，以及影响林芝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多倾向于产业结构、农业产业结构与农民收入、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而对更具针对性的农村收入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鲜有研究，同时林芝市在西藏自治区极具代表性，因此本文针对性的对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农村收入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进行深入的探讨，为后发展欠发达地区发展农村经济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提供理论支撑，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2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2.1 计量模型
农村收入结构涉及第一产业(种植业收入、林业收入、牧业收入、渔业收入)、第二产业(工业收入、建筑业收入)和第三产业收入(交通运输业收入、商业、饮食业收入、服务业收入和其它收入)，与农村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本文利用三次产业收入表示农村收入结构，以农村经济总收入表示农村经济。为了考察农村收入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本文构建计量方程将四个要素纳入框架中进行分析，其方程如下：
(1)
式中，表示农村经济，、、分别表示第一产业收入、第二产业收入和第三产业收入，、、为农民收入结构的回归系数，为残差向量。
2.2 数据说明
选取林芝市1995～2014年农村经济总收入、第一产业收入、第二产业收入和第三产业收入作为研究样本，并且对数据取自然对数。
3 实证分析
3.1 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回归产生谬回归，回归前需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这里我们采用ADF方法来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结果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四个变量在一阶差分情况下是平稳序列，且通过5%显著水平，即该组变量为I(1)序列，满足协整检验条件。
3.2 协整检验
运用EViews6.0计量软件，根据(1)式计算结果见表1。从结果可以看出，农民收入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高度拟合，其回归方程为：
(2)
从式(2)中可以看出，农村收入结构对农村经济增长起着正向促进效应，其中第一产业(农业)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第一产业收入、第二产业收入和第三产业收入每提高1%，将促进农村经济分别增长0.5104个百分点、0.0832个百分点、0.3632个百分点。
从表3可以看出，残差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平稳，因此，LnIre、LnAgr、LnInd、LnSer存在协整关系，即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收入结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
3.3 Granger因果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农村收入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进一步检验农村收入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检验结果见表4。
从表4的因果检验结果得知，在10%的显著水平下，农村经济增长与第一产业收入是相互因果关系，即第一产业(农业)的增长，收入增加，会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反之农村经济增长也会促进第一产业收入的增加;第二产业(工业)收入不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是第二产业收入的Granger原因，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工业发展缓慢、弱小，根本无法对农村经济起到促进作用，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工业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收入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不是第三产业收入的Granger原因，这可能是因为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生态旅游业、农家乐等，对农村经济增长起着较好的促进作用，而农村经济增长尚未形成良好的反馈机制，未能促进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可知，农村收入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收入结构对农村经济增长起着正向效应，其中第一产业(农业)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第三产业(服务业)，并且农村经济增长与第一产业收入是相互因果关系，第三产业(服务业)收入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即农村收入结构的变动将会引起农村经济增长的变动，调整农村收入结构，将能够有效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结合林芝市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调整及优化农村收入结构，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加快建立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围绕农林牧渔业调整种养结构，提高单产效益，引导农牧民，种植单产效益高的农作物，养殖市场效益好的水产和牲畜，增加农牧民收入。积极推进生态旅游和现代农业观光旅游、农家乐等，扩大农民多样化的生产收入。
二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增加农牧民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加快农村产业结构格局，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措施，也是农牧民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要加大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农牧民素质水平;依托农业龙头企业，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以及依托农业生态观光旅游、餐饮等行业的发展来提高农牧民的收入水平。
三是加大惠农支农、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切实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市的惠农、强旅政策，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旅游业快速发展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加大政策、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逐年加大财政投入，改善农村水利、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扶持发展特色产业基地。
作者：顿珠罗布 曾维莲 来源：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6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