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技术进步、制度变迁所引致的国际分工深化，已对国际贸易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迁。历史地看，国际分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以及产品内分工，而这三种国际分工模式又分别对应着三种类型的国际贸易模式：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
产品内贸易的前提是产品内分工，而产品内分工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生产过程或服务流程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割或分离（卢锋，2004）；而产品内贸易的一个重要模式则是基于工序分工的“工序贸易”。在“工序贸易”模式下，贸易品不再是完整的最终产品或整套服务流程，而是生产过程中的某一生产工序或服务供给流程中的某一可分离的独立环节。“工序贸易”实际上已成为目前产品内贸易的最突出现象，而这一新的贸易现象及隐含其中的经济学含义尚未得到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至今为止，关于产品内贸易的研究，大多数文献主要关注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过程细分及其对应的中间品、半成品或投入品的贸易。
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工序贸易”这种国际贸易模式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效应，并结合目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特征及其发展变化趋势、中国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环节和位置、中国自身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等因素，探讨基于产品内分工比较优势的中国对外贸易战略和政策。
一、关于“工序贸易”的文献述评
“工序贸易”是产品内贸易模式下的一个突出现象，“工序贸易”本身也成为产品内贸易模式下的一个最主要的子模式。至今为止，直接探讨“工序贸易”现象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但是，到目前为止对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割和“中间品”（又称“半成品”或“投入品”）贸易的探讨，却为“工序贸易”的研究构筑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Jones和Kierzkowski（1990，2001）等人比较早地关注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割现象。他们的研究表明，技术的进步和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使得企业的生产过程不但可以在时间上分离，而且也可以在空间上跨国界分割。而生产过程国际分割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产品内贸易模式的诞生。随后，Deardorff（2001a，2001b）、Egger和Falkinger（2003）以及Kohler（2004a，2004b）等人也对生产国际分割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伴随着一个被广为传播的术语——外包（Offshoring）。由于被转移出来的生产工序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因此，大多数外包模型通常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前提：发达国家作为最终产品的研发者和生产组织者，是“外包工序”的“发包”者；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资本以及高素质（或高技能）劳动力等要素的欠缺，因而只能是.“外包工序”的承接方。客观地看，这样的假设与目前的国际贸易现实是符合的。但在Kohler（2004b）等人的研究模型中，生产分割只发生在同一产业层次，且基于生产分割的贸易成本在同一产业内是统一的。显然，这样的假设与现实世界有着明显的距离。
另一类与“工序贸易”相关的研究文献就是探讨“中间品”、“半成品”或“投入品”的贸易。一直以来，传统的贸易模型将国际贸易刻画成基于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之间进行最终产品或完整劳务的交换，而贸易双方都能获得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所得。而产品内分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催生了“半成品”、“中间品”或作为生产过程“投入品”的生产资料的国际贸易。换言之，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贸易品（即贸易的标的物）不再是最终产品，而是“半成品”、“中间品”或“投入品”。Feenstra和Hanson（1996）以及Yi（2003）等人对“半成品”、“中间品”或“投入品”（下文以“中间品”泛称之）的贸易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认为，企业生产的国际分割以及垂直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催生了“中间品”贸易现象。从学术研究层面看，对“中间品”贸易现象的关注稍早于“工序贸易”现象，所以，研究“中间品”贸易的文献在时间上也更早些。实际上，“中间品”贸易往往伴随着“工序贸易”，或者说，“工序贸易”在某些情形下内含于“中间品”贸易之中。例如，大量零部件的国际贸易就属于此种情形。从需求角度看，需求方所需要的实际上就是“按一定规格或要求生产”出来的零部件，而“按一定规格或要求生产零部件”就构成整个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其中一个工序环节。换言之，需求方实际上是在购买某一“工序”，由于这一工序“物化”在某一中间品——零部件中，于是，“工序”的买卖便以中间品贸易的形式进行。值得关注的是，在Feenstra和Hanson（1996）以及Yi（2003）等人研究中，除了垂直专业化理论外，价值链理论、市场内部化以及交易成本理论也贯穿其中。这说明，方法论上的多元化已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直接研究“纯工序贸易”的学者当中，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6，2008，2010）等人走在前面。尽管大多数“工序”贸易往往伴随着或内含于“中间品”贸易，但Grossman和Rossi-Hansberg仍将自己的研究从“中间品”贸易的研究中分离出来，而专攻“工序”贸易的内涵、外延及其相关效应。Grossman和Rossi-Hansberg等对企业生产过程的国际化分割进行了基于理论模型的严格描述，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工序贸易”的相关效应。
概而言之，迄今为止关于“工序贸易”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工序贸易”是产品内贸易模式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工序贸易”是生产垂直专业化的产物；“工序贸易”的发展和深化，是一种“帕累托优化”。关于“工序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效应，研究者的结论并不一致。一种研究结论认为，“工序”的外包导致发达国家工作机会的流失，从而
加重业已存在的失业危机。这种结论在国际金融风暴导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成为西方的主流观点，引起发达国家贸易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反映在其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上。而Grossman和Rossi-Hansberg等人的研究结论则认为，“工序”的外包不一定导致作为“工序”发包方的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福利的降低，在某种情形下，工序贸易有可能导致贸易双方的双赢结局。但是，这样的结论仍有待进一步实证研究的验证。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大多数西方学者关注的是“工序贸易”对作为“工序输出方”的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及其它福利效应，但“工序贸易”对作为“工序承接方”的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效应，现有文献则较少关注。技术进步对“工序贸易”形成机制的影响，现有文献给予大量的剖析，但制度变迁在“工序贸易”乃至“产品内贸易”形成机制的作用，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另外，“工序贸易”已在很大程度上对世界贸易格局形成冲击或影响，世界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或政策是建立在劳动力资源或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上。但在产品内分工催生“工序贸易”不断发展和深化的今天，基于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的对外贸易战略或政策显然需要重新评估。
二、一个基于工序分工的贸易模型
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模式的影响，本文的模型构建就从企业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割开始。
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直接作用下，国际分工模式逐渐从原先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逐渐演变为产品内分工。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由一系列生产环节或生产工序组成，在产品内分工模式下，企业的生产并不涵盖最终产品生产的所有环节，而是专注于生产过程中的某个环节或工序。这里隐含的逻辑前提是：在某类最终产品生产的完整过程中，不同的生产环节或生产工序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由于各国间存在着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作为生产过程组织者和协调者，企业为了自身的成本最小化或利益最大化，必然会将不同的生产工序放到与该工序的要素密集度相匹配的国家或地区，这样便产生了生产过程国际分割的动机。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角度看，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割实际上是一种“帕累托优化”。
“利益驱动说”充分解释了生产过程国际分割的基本动机，但生产的国际分割能否实现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还取决于制度和技术这两个制约因素。例如，如果某种制度出于某种动机或原因而限制生产过程的跨时间和跨空间分割，那么生产过程的分割尤其是跨国分割就很难实现；还有，如果生产的国际分割产生过高的组织协调成本，则这种情形下的生产国际分割也很难实现。
（一）变量定义与基本模型
Grossman.Gene M.and Esteban Rossi-Hansberg（2008）对生产过程中的连续工序依据要素密集度的不同而进行了细分。本文借鉴Grossman模型中的工序细分原则，将生产过程中的某些工序定义为“L工序”（即这样的工序消耗技术密集度较低的劳动），而将另一些工序定义为“H工序”（意味着这样的工序将消耗技术密集度较高的劳动）。当然，生产过程中除了劳动力要素外，也必然涉及其它要素的投入，如资本、土地等要素的投入。为了便利性和不失一般性，只将劳工作低技能劳工和高技能劳工的区分，前者为L工序所雇用，而后者则为H工序所雇用。换言之，所有的“低技能劳工”都是“同质的”，同时所有的“高技能劳工”也是“同质的”。①这样的假设意味着，某个L工序在A国所需的低技能劳工消耗与在B国所需的低技能劳工消耗是一样的；同样，某个H工序在A国所需的高技能劳动与在B国所需的高技能劳动也是一样的。为反映不同国家间在要素禀赋结构方面的差异，模型允许各国的不同产业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这样的特征。这就意味着，某个L工序在A国将投入更多低技能劳动（可能因为A国有着相当丰富的低技能劳动力资源），而同样的工序在B国却只投入较少或有限的低技能劳动（可能因为低技能劳动力在B国是一个稀缺资源）。注意这样的假设与前文的劳动力同质假设并不矛盾，它反映了不同国家的同一产业在要素密集度上的区别。这一假设实际上也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工工资的差别。
假设A国是技术密集型国家，而B国则是劳动密集型国家。当生产的组织协调总部（也可理解为企业的总部）位于A国时，A国的企业就存在一个将何种工序从整个生产流程中“外包”出去的问题。为使模型尽可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的“外包”情形，本文假设A国企业只考虑在“L工序”系列中挑选“外包”工序。这样，“外包工序”的流向就基本上确定为由发达国家发出（即发达国家作为“工序发包方”），同时由发展中国家承接（亦即发展中国家作为“工序接包方”）。下面再对L工序进行进一步定义：设i为L工序系列中任一工序，且i∈[0，1]，即i被标上从0到1的指数，指数越高意味着该工序的技术密集度越高，而技术密集度的高低又与外包成本的高低成正比。换言之，要外包一个指数较高的i工序，就会同时产生较高的组织协调或生产管理成本。这样，一个工序能否成为“贸易工序”，就与它的指数高低密切相关。根据i的定义，t（i）是一个连续增函数。
W=βt（I）W*（1）
在（1）式中，I被定义为“边际工序”，这意味着在i∈[0，1]中，I处于某个具有边际意义的位置：工序指数低于I的任何工序，都可以考虑外包到B国；而工序指数高于I的任何工序，则只能留在A国完成。这样，企业生产j产品的单位成本就可表示如下：
（二）工序外包的影响效应
1.对工序输出国劳动力市场及其产业结构的影响。
对于A国（即工序输出国）的劳动力市场而言，随着原本由A国低技能劳工完成的L工序逐渐转移到B国，A国的低技能劳工将失去部分工作，在短期中，A国低技能劳工市场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这将直接导致A国低技能劳工工资的下降。这在逻辑上与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③是一致的。在供过于求的A国
低技能劳工市场中，部分低技能劳工将转向H工序的劳动——这意味着进入高技能劳工的系列。低技能劳工转向高技能劳工，通常伴随着较高转换成本，这些成本将花费在信息的收集、新技能的培训以及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上。这显然又会对高技能劳工市场的原有均衡带来连锁冲击。其结果是：在长期中，A国高技能劳工的工资也被稀释了。如果一些行业存在着较高的门槛（例如，需要较高的学历或复杂成熟的技能），这就意味着低技能劳工面临难于跨越的转换成本，这些行业的就业者及其工资就不会明显受到低技能劳工的稀释或影响。另外，L工序不断向B国转移的趋势，也向A国的新劳动力（即将要投入劳动力市场的新就业者）发出清晰的信息：低技能劳工市场正在不断收缩。这样的信息将促使新劳动力在一开始就做好迈向高技能行列的准备，因为低技能劳动市场面临不断降低的工资和失业的威胁。于是，在长期中，这意味着A国的就业结构得到优化。随着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L工序将转移到B国，A国的产业结构也逐渐朝着技术密集型迈进；或者，A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将不断扩大。
关于工序外包对A国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在逻辑上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随着部分L工序转移到B国，在短期，A国的低技能劳工的收入将降低，部分低技能劳动力失去工作④；但另一方面，随着β越来越小，I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L工序转移到B国，就越来越小，这也意味着作为生产组织、管理和协调者的A国企业可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形下节约越来越多的生产成本，这将促使A国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使短期中受到冲击而失去均衡的A国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在更大生产规模的基础上进入新的均衡。因为始终存在着一些不能转移的L工序，生产规模扩张通常意味着对各种劳动力要素（包括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扩大。在新的均衡中，由于低技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发生了变化，对低技能劳动力更大的需求导致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得到提高。同时，产业规模的扩大，也能给A国的高技能劳动力带来好处，其收入也会相应提高。⑤但是，A国劳工工资提高的幅度（或者能否提高）显然又取决于产业规模扩张时要素密集度比例的变化。如果产业规模在原有要素密集度的基础上进行扩张，那就会对A国的低技能劳工和高技能劳工的收入同时产生积极的效应；如果产业规模的扩张伴随着要素密集度的改变，那其结果就会变得稍为复杂一些：如果扩张伴随着技术密集度的增加⑥，这将导致A国高技能劳动者获益；如果扩张伴随着劳动密集度的增加（这种趋势并不明显），获益的则是A国的低技能劳工。
2.对工序承接国劳动力市场及其产业结构的影响。
对于B国（即“工序的承接方”）而言，随着β越来越小，I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L工序转移到B国，B国原有的低技能劳动力的均衡也将受到冲击。越来越多的L工序转移到B国意味着对低技能劳工的需求不断扩大，这种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在短期必然会对B国低技能劳工工资的提高产生正面的影响。如果B国存在着大量闲余的低能劳动力，那么，工序的跨国转移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B国的就业问题。在长期中，B国低技能劳工工资的变化取决于所承接的外包工序量与本国劳动力供给L*的相对关系。不断转移进B国的L工序，也促使B国从农村地区释放出来的低技能劳工不断奔向L工序的劳动市场。如果B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没有明显变化，这种工序的跨国转移对B国将产生另一个长期效应：B国将被锁定在“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陷阱中。
一旦被锁定在这种“比较优势陷阱”中，就意味B国处于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底端，从而在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中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换言之，A国占领着微笑曲线的两端（两段位置是研发和销售），而B国处于下面的位置（在产业链中的加工和装配环节），如图1所示。处于产业链上游和下游环节，就能通过国际贸易实现更高的市场价值、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而能否占据上游和下游位置，又直接取决于是否掌握核心技术与目标市场。
显然，β的不断降低（意味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制度的不断变迁导致工序跨国转移成本的不断下降），将使上述产业链分工均衡（即A国控制研发和销售、B国专门从事加工和装配）进一步稳定。下面专门讨论技术和制度的变化对处于这种分工均衡中的B国的冲击和影响。
一般而言，技术在长期中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那么β的不断降低也意味着B国技术的提高或优化。如果B国在生产领域出现了“中性技术进步”⑦，则B国的生产成本将进一步下降，B国在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将进一步扩大，而B国工人的工资相对于资本收益而言，没有变化。因此，B国在生产领域出现的中性技术进步非但没有帮助B国摆脱“比较优势陷阱”，反而进一步稳定了原有的国际分工均衡格局。如果B国出现的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这时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技术对劳动的替代，B国工人相对工资会减少，B国在劳动密集型领域的比较优势相对减弱，A国与B国之间的工序贸易量会减少；如果B国出现的是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这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劳动对资本的替代，那就会加大A国与B国间的工序贸易，B国的工人工资也会相应提高。概而言之，出现在B国的各种类型的技术进步在一般情形下并不能将B国拉出“比较优势陷阱”，只是强化或弱化了原来的国际分工格局。相对而言，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原有的国际分工均衡，可以为建立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创造机会，但其代价是B国低技能劳动就业率的下降。如果B国存在着大量闲余的低技能劳动力，B国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就面临艰难选择。
（三）企业生产总部转移的影响效应
假如A国企业将总部转移到B国，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并充分利用B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其它要素，A国企业有足够的动机将企业总部（或至少是产品生产的组织、协调和管理总部）转移到B国。企业生产总部的主要职能是对生产过程的各个流程或工序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管理，以确保整个生产流程符合企业的标准和要求。显然，企业总部的主要活动属于“高知识密集度工序”。这样，A国企业总部向B国转移这种现象从要素密集度的角度看似乎是一个“悖论”——因为这意味着“高知识密集
度工序”向“低知识密集度”国家或地区的转移，但这种转移往往伴随着A国一定量的特定人力资本的转移。换言之，虽然A国企业的生产总部转移到了B国，但在总部从事“高知识密集度工序”的主要人员可能来自A国。当然，另外一种情况也是存在的：虽然企业总部的活动相对于生产过程的L工序而言具有更高的“知识密集度”或“技术密集度”，但A国企业仍然能以低于本国的成本在B国找到胜任企业总部工作的管理人员。⑧这种情形意味着企业总部的转移不但节约了信息传递成本，同时还降低了总部管理人员的总体薪酬。概而言之，企业生产总部的这种转移导致了管理成本的下降。于是，总部转移这一“悖论”得到解释。这里仍然假设生产j产品过程所需的生产要素包括L工序要素投入、H工序要素投入及其它要素投入，所不同的是：原先以β为工序转移成本系数从A国转移到B国的部分L工序，现在就直接放在B国直接生产了；而现在实际要转移的工序，反而是原先留在A国的t（1-I）工序以及H工序：这两个工序系列现在由B国转移到A国去。假设工序转移成本系数仍然是β，企业在B国生产所需的其它要素的投入量和价格不变，那么生产总部转移到B国之后的A国企业生产j产品的单位成本就可表示如下：
（四）模型的扩展
为了进一步贴近真实世界，下文通过允许一些给定变量的变动来对模型进行扩展。上文提到β=f（Y，T），其中Y代表制度，T代表技术，即β为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一个函数。由于广义的技术进步也意味着运输成本的减少，因而交通运输成本这一变量被隐含在广义的T中。为了准确反映边际工序I的变化趋势，这里将运输距离D作为单独变量提出，因为在企业生产总部转移的决策中，生产地与各种所需生产要素所在地的距离以及生产地与目标市场的距离被当作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转移决策中加以考虑。除了β外，再假设D也是影响I的另一个独立变量，这样便有：I=f（Y，T，D），即边际工序指数I是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以及运输距离的一个函数。显然，给定Y和T，D越小，I就越高。假设总部转移到B国后I变为，即可将（3）式改写成：
由于＞I，这意味着随着总部的转移，更多的L工序落脚于B国。根据i∈[0，1]的定义，伴随着总部转移入B国的是-I部分的L工序，而1-I部分的工序在总部转移前已落脚B国。因此，总部转移的明显效应是：更多的L工序转移到B国，B国在L生产环节的技术密集度相应得到提高，这在长期中会对B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结构性影响：B国的就业结构在长期中将得到优化；同时，工序贸易的总量变为，由于＞I，因此，总部的转移使A、B两国间的工序贸易量减少了。如果B国就是最终产品j的主要目标市场，那么A、B两国间最终产品的贸易量也会大幅减少（因为最终产品j的生产地同时也是该产品的主要消费地）。
特别地，存在一组特定的Y、T、D值（可以理解为非常合理的制度安排、相当先进的技术条件、非常短的运输距离），使得I=1。当I=1时，这意味着所有的L工序都会随着生产总部的转移而落脚B国。这时，（4）式又可改写为：
上式表明，企业生产总部转移到B国后，企业生产j产品的所有L工序都被同时转移到了B国，这时两国间的工序贸易量是，即只存在H工序的跨国贸易。由于全部的L工序相对于原先部分转移的L工序具有更高的技术密集度，因此这又意味着B国在生产环节上的技术密集度得到提高。
至此，生产分割与工序贸易的大体轮廓及其基本效应已基本清楚。然而，仍然存在一个问题：随着β的不断降低（作为技术不断进步与制度不断优化的结果），H工序是否也可进行跨时间和空间的分割，从而在H工序环节产生工序贸易？这种可能性显然也是存在的。这种可能性可以通过改写（5）式来展示：
在上式中，新变量代表B国的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i代表生产j产品的任何一个H工序，i∈[0，1]且在H工序中同样存在一个边际工序。根据i的定义，h（i）同样是一个连续增函数。
随着β的不断降低，边际工序的指数也会发生上文所述的类似变化。总的趋势是，β的不断降低将促使更多具有较高技术密集度的工序转移到B国。如果最终产品的目标市场主要位于B国，那么传统的最终产品贸易或完整流程的服务贸易将会大幅度减少，工序贸易也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工序落脚于转移后的生产总部而下降。如果最终产品的市场呈现出多元化态势，那么传统的完整产品贸易或完整流程的服务贸易就不会大幅度减少。在n个国家（假设这些国家具有明显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m种产品的复杂世界中，某一时点的贸易均衡仍旧是产品贸易、服务贸易和工序贸易各自以一定的比例并存。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构建的工序贸易模型揭示了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作用下，工序贸易模式的形成机制、发展趋势及其影响效应。
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催生工序贸易模式的两股强大的驱动力量。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生产技术或手段被应用到生产过程当中，使得在原有技术约束条件下不能分割或不能细化分割的生产过程或服务流程变得可以跨时间和空间分割或细化分割，在相关的制度安排下（如多边贸易体制的改进、双边互惠贸易协定的实施配以倾向性产业政策等），工序贸易模式得以形成和发展。
在很多情况下，工序必须“物化”在一些零部件的生产或加工中，这样，工序贸易往往以中间品的贸易形式加以实现；而在另一情况下，工序也可不依附零部件而独立存在，即也存在“纯工序”的贸易，而服务贸易就是这种贸易的典型表现形式。在本质上，工序贸易属于无形贸易这一范畴。根据这一定义，“纯工序”贸易一般不涉及“贸易品”的实际运输问题，但在“贸易品”的生产过程及贸易过程中会涉及一些信息或资料的发送或传输问题。
目前，作为“工序输出方”的发达国家仍占据着产业链条的两个高端——研发和销售，而大多数作为“工序承接方”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产业链条的底端——加工和装配，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使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随着高新科技成果不断应用到实际生产当中，生产的跨境组织协调和跨时间、空间管理成本越来越低，生产的可分割程度越来越
细化，越来越多的生产工序转移到有着丰裕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这使得发达国家的产业不断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收敛，同时，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享受到就业结构优化、劳动工资提高的好处；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会随着工序贸易的扩大而陷入“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陷阱”当中难于自拔。
生产要素可以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强调的是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这样的比较优势在产业发展相对粗糙的时候起过重要作用。然而，以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为核心的高级生产要素，则具有创新的功能。创新不仅可以降低成本，发展出可以替代日益短缺的初级生产要素的材料和能力，还可以提升品牌等无形资产，提高附加值和竞争力（李义平，2006）。当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静态比较优势来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和对外贸易战略时，就会陷入或者陶醉于自己自然资源、成本或既有能力的比较优势而不能自拔。衡量一国是否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一个颇具可操作性的判断方法是，明确一个国家在当时特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下，采用比较优势战略和采用其他发展战略相比较，是否取得了更好的福利水平（周燕、沉默，2003）。而陈昊（2010）通过基于综合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证明了中国对外贸易领域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比较优势陷阱”。
一国之所以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是因为其要素禀赋结构和其产品的要素密集度在“一定时间区间内”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⑨。而一旦被锁定在“比较优势陷阱”中，一国的经济就会对原来的比较优势产业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就算将来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竞争优势逐渐减弱，也不会轻易迈出原来的“陷阱”。换言之，陷入得越深，将来的转换成本越高。
在现有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在生产领域的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会加大或强化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从而激发越来越多的“工序”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样，不断扩大的工序贸易在给发展中国家的闲余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固化目前的“比较优势陷阱”；而发生在生产领域的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则会弱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这样必然伴随着劳动密集型就业率的下降，但会引领发展中国家优化其产业结构，提高其产业技术密集度，改善其国际分工位置，从而获取更多的国际贸易利益。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生产总部转移到发展中同家，工序贸易的流向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工序，现在则出现了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高技术密集度工序这一现象。简而言之，企业总部的转移导致了工序贸易流向的逆转。在长期中，总部的转移往往伴随着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优化技术吸收环境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从而优化原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同时，工序贸易会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工序贸易的发展对广大的发展国家而言仍然具有明显的正面就业效应。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又要应付伴随着总部转移而进入的低技术密集度、高污染、高耗能的“生产工序”。显然，这给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增加了难度。国际企业生产总部向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的确会减少低技术密集度工序的贸易，但同时却会增加“高技术密集度工序”的贸易。另外，由于最终产品消费市场的多元化态势，最终产品的贸易不会随着工序贸易的增加而明显减少。
国际贸易发展的现实表明：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对外贸易战略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面貌，也无法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不公平现象。但从长期看，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不会永远被“锁定”。换言之，在长期中，发展中国家原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总会受到贸易所得积累、FDI技术溢出效应、要素跨国流动、“干中学”以及本国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冲击和影响而不断得到优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应建立在动态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驱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将现有的比较优势通过逐步积累和有序释放而转化为未来的竞争优势，确立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态比较优势产业或领域，这样便可充分地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同时又可避免自陷“比较优势陷阱”。利用新的技术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并开拓新的目标市场，应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贸易战略选择。换言之，掌握产品和市场仍旧是获得更高贸易利益分配的关键。因此，我国一些掌握了关键技术并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产业，也可以根据生产工序要素密集度的不同而选择性地向某些国家或地区“输出”一些“工序”，从而实现生产成本的最小化，并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争取有利位置。东亚“雁阵模式”的成功实际上也为这种分层次的工序贸易模式的推进提供了经验支持。
从贸易政策角度考虑，以最终产品为调整对象的贸易政策显然已不适应目前“工序贸易”大行其道的国际贸易格局。在某些贸易领域，将贸易政策调整的对象由最终产品转为“生产工序”，根据作为贸易品的“生产工序”的要素密集度的不同来设置相应的制度安排，这样更能体现贸易政策的意图——比如，在不违反WTO基本原则以及相关的区域协议或双边贸易协议的前提下，对低技术密集度、高污染、高耗能工序的输入课以较高的关税或实施严格的非关税措施，而对高技术密集度、低污染、低耗能、同时又具有明显技术溢出效应的生产工序的引进，则可实施一系列的鼓励措施。
注释：
①当然，“低技能劳工”与“高技能劳工”是不同质的。
②准确地说，运输距离也构成外包成本的变量之一。但广义的技术进步，显然也可明显减低运输成本，尤其是无形产品的传送成本。因此，广义的技术进步因素在这里涵盖了运输成本这一因素。这样，运输成本这一变量就可以不作为独立变量单列。
③在开放经济中，国际间因生产要素自然禀赋不同而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将通过两条途径而逐步缩小，即要素价格将趋于
均等：第一条途径是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它导致要素价格的直接均等化；第二条途径是商品的国际移动（亦即国际贸易），它导致要素价格的间接均等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强调的是第二种情况。
④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强烈反对“工序外包”，因为这样会给本来就面临失业之痛的本国就业问题雪上加霜。某些西方国家甚至出现了“制造业回归本土”的呼吁。
⑤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论证了这种可能性，并给出了一些初步的经验数据。但这种被他们称为“双赢”结局仍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⑥可以观察的事实表明，这种趋势十分明显。
⑦根据中性技术进步的定义，出现中性技术进步后，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同比例增加，因而生产过程中不会发生劳动替代资本（或相反）的情况。
⑧从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华投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国籍构成的变化考察，改革开放初期的在华外资企业的高管基本来自外企母国，但随着时间的转移，外企高管人员本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⑨当然，在“长期”中，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及其产品的要素密集度总会受一些变量的冲击而逐渐发生变化，并由此改变原有的比较优势，进而产生新的比较优势。而新的比较优势又会决定新的经济战略，这样的战略同样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但这个“长期”到底有多长？这是一个无法确定的问题。在“长期”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去（凯恩斯，1936）。因此，避免比较优势战略的僵化仍然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某些南美和非洲国家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