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意义似乎是主流西方经济学早已解决的问题。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是参与国的比较优势理论，只要一国具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就能改善该国福利水平，具体的论证方法是用消费者的消费组合点落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之外，或者用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增加（供求曲线与国际价格线所围面积增大）来表示。但是，这套基于李嘉图理论的分析范式几乎不关注贸易不平衡问题，而贸易失衡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常态。由贸易失衡引致的国际收支调节问题，历来都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其中，汇率调节理论、利率调节理论、出口产品升级理论与资本流动理论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平衡国际收支的办法。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其金融发展水平与中心国家存在显著差距，上述理论难以转化为国际收支调节的现实手段。
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所持观点不同的重商主义，强调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目的在于追求贸易入超与黄金流入，因为黄金流入对于贸易顺差国而言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增加。但是，黄金的自由流动会改变贸易国之间商品的相对价格，使贸易失衡得到自动调整。因此，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年代，如果不依靠掠夺等非经济手段，贸易失衡难以持续。由此可见，用重商主义来解释当今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也是站不住脚的。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追求贸易顺差，根据“两缺口”模型，是因为贸易顺差带来的国际财富转移正好能够弥补国内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但是，东亚国家在采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实现了若干年的贸易顺差与高速经济增长之后，都没能摆脱经济增长动力枯竭的宿命。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贸易顺差虽然可以改善经济内部均衡、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却无法减轻一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如果贸易顺差的实现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一国的经济结构，那么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初衷如何体现？另外，贸易顺差国通常是全球经济失衡调整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如果贸易顺差在改善国内经济结构上没有明显作用，那么贸易顺差对一国福利水平的提高有何意义？从贸易顺差的实现到一国经济总体实力的提升，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贸易顺差的扩大能否带来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常是一个外生变量。考虑到贸易规模的扩大会使一国具有影响国际市场价格的能力，小国经济假设不再适用。Obstfeld & Rogoff（1995）基于两国经济模型（以下简称“OR模型”），运用经常项目跨期分析法，推导出贸易条件与财富转移的关系式，并得出财富从外国向本国转移能够改善本国贸易条件的结论。然而，中国经济发展与贸易增长的现实经验似乎并不符合该结论。
近十几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从贸易总量来看，1998年我国贸易总额与出口额分别为3241亿美元和1837亿美元，除了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下滑以外，几乎一路攀升至2011年（前11个月）的33078亿美元和1724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9.6%和18.8%。从进出口差额的规模来看，1998年至2011年前11个月，贸易顺差从434亿美元扩大至1413亿美元，年均增长9.5%。在贸易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我国贸易结构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据海关数据显示，我国一般贸易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8年1月的33.4%上升至2011年11月的53.2%。此外，我国服务贸易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最近公布的《中国对外贸易白皮书》显示，2001年至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从719亿美元增加到3624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比重从2.4%提高到4.6%，服务贸易进口比重从2.6%提高到5.5%，分列世界第4位和第3位。
表面上看，外贸发展形势喜人，但贸易条件却划出了一条倒“U”型曲线，尤其是近年来跌落趋势更为明显。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从1981年至1998年，贸易条件指数经历了一个下滑反弹的过程，1998年达到峰值后持续恶化。以2000年为基期（=100），贸易条件指数从1998年的110.6下滑至2010年的75.7，总体恶化了31.6%。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相比，我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出现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贸易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之下，因此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与诱因。
我国对外贸易现实与OR模型结论的差异，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选题，理由如下：（1）通过对这一悖论的解释，可以看清贸易条件改善是贸易顺差使一国福利水平提升的关键环节。贸易顺差与贸易条件恶化的组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模式增长动力衰退的原因，这丰富了传统主流经济学对国际贸易利益的阐述。（2）东亚经济能否通过贸易顺差与国际财富转移来改善贸易条件，实际上是在回答具有东亚模式的国家能否从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问题。（3）贸易大国可以通过改变进出口贸易规模来影响国际商品价格，这又涉及内外贸之间的替代与协调问题。
一、两国经济模型的构建及其含义
国际财富转移主要通过以下两种作用机制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1）产品需求渠道：如果消费者对本国出口品具有强烈偏好，那么净国外资产增加（财富向本国转移）使消费者对本国出口品的需求显著增加，贸易条件随之改善；反之，如果消费者对进口品具有强烈偏好，那么财富向本国转移会使贸易条件趋于恶化。（2）劳动供给渠道：净国外资产增加引起的财富效应会使本国居民更多地享受闲暇并减少工作，出口品供给下降会使贸易条件趋于改善。
（一）基于跨期分析法构建一般均衡模型
在两国经济假设下，本国专业化生产商品，外国专业化生产商品，两国同时消费商品和商品。假设两国经济特征完全相同，外国相应变量加*号表示。
1.从商品需求层面看，假设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具有相同的等弹性即期效用函数，且效用水平取决于包含商品消费与闲暇享受的广义消费指数：
其中，C为本国商品消费指数，与分别为本国对进口品与出口品的消费量，ξ表示商品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份额（可把闲暇看成是一种支出，则总消费支出由商品消费支出与闲暇支出两部分构成），0＜ξ＜1；α表示进口品消费占商品消费支出的份额，0＜α＜1。H为本国居民拥有的时间禀赋，L为本国居
民的劳动供给时间。
为简化分析，假设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为1，则CES形式的即期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2)
本国的国外净资产用A表示，外国的国外净资产为-A，则本国消费者的跨期最优决策可描述为：
令p为以进口品表示的出口品价格，即贸易条件；ρ为出口品对进口品的替代弹性，假设ρ=1；P代表本国物价水平。给定一单位商品消费指数，求支出最小化，则本国居民的商品消费结构为：
3.世界商品市场的一般均衡条件为：
进一步分析当国外净资产A变化时，贸易条件p会如何反馈？当一国持有的国外净资产增加时，一种可能是p上升导致∏上升，那么无论T上升还是下降，（7）式均能重新恢复平衡。另一种可能是p下降导致Ⅱ下降以及Γ更大幅度下降，这也能使世界商品市场恢复均衡。因此，当财富从外国向本国转移时，本国贸易条件既可能改善，也可能恶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经济特征，特别是消费者对于进出口商品及闲暇的偏好。具体来说，α与ξ取值越大，财富转移对贸易条件的逆效应越容易出现。α取值大表明进口品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大，居民十分偏爱进口品，财富效应会导致进口品需求显著上升；ξ取值大表明居民不太在意闲暇的享受，因此，财富增加并不会导致劳动供给的大幅度减少，也不会对出口产量造成明显的影响。
（二）两国模型对中国的适用性
模型是对现实的抽象与简化，不可能契合现实经济的全部特征。相对于将贸易条件视为外生变量的小国模型，两国模型最主要的特点是假设本国与外国对进出口商品均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与定价权，贸易条件是内生变量，本国的消费、收入、产出等变量均会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2010年，中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占世界货物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提高至10.4%和9.1%，连续两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由此可以推断，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与厂商的生产行为至少会对进出口商品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贸易条件变动不再是纯粹的外生冲击。
综上所述，两国一般均衡模型对研究我国贸易条件问题有良好的适用性。在下节中，我们将以此模型蕴含的经济意义与变量关系为理论基础，运用我国历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探究财富转移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并给予合理解释。
二、国际财富转移对我国贸易条件逆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
现实中，贸易条件的变动是很复杂的过程，影响因素众多，我们只能根据具体问题的分析需要选取有代表性的解释变量。参照上节的数理模型，本文最关键的解释变量是净国外资产的变化，除此之外，解释变量还考虑了净国外资产变化的波动性以及出口贸易结构。由于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基于谨慎性动机，在净国外资产剧烈波动、不确定性大的时候，进口品需求不会因为净国外资产的积累而大幅增加，因此，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贸易结构是影响贸易条件的重要因素，本文使用一般贸易出口额与加工贸易出口额的比值来反映我国贸易结构的动态变化。许多学者采用“工业制成品出口额/货物出口额”、“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初级产品出口额”、“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等指标来刻画贸易结构，但是工业制成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的增加并不能代表我国贸易结构的实质性优化，因为即使是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我国通常也只负责加工、包装等低附加值环节，劳动资源密集型的分工定位未发生本质改变。因此，我们认为“一般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出口额”能从贸易方式的角度更为客观地反映我国贸易结构的变化。
综上所述，本文拟构造的计量模型表示如下：
（二）样本来源与数据说明
整体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将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上年同月=100）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上年同月=100）转换为以1998年为基期的定基出口价格指数与定基进口价格指数，两者相除乘以100得到整体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纺织服装类贸易条件指数的编制方法是：先对17类（包括纺织用合成纤维、合成短纤与棉混纺机织物、合成纤维长丝机织物、人造纤维短纤、针织或钩编织物、棉纱线、山羊绒、生丝、裘皮服装、帽类、皮革服装、皮革手套、皮面鞋、橡胶或塑料制的鞋、鞋靴零件、织物制手套、织物制袜子等）进出口商品的出口单位价格和进口单位价格分别按其出口额占这些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与其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加权平均得到纺织服装类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两者相除乘以100得到纺织服装类贸易条件指数。信息与机械设备类贸易条件指数与矿产能源类贸易条件指数的编制方法类似。
从一国净国外资产变动的来源看，除了贸易收支的盈余或赤字会带来净国外资产的增加或减少以外，已有对外投资的净收益规模也会影响一国净国外资产存量的变动。根据我国历年国际收支平衡表进行测算可以发现，我国净国外资产的积累主要来自于贸易盈余，相比较而言，投资净收益对净国外资产变动的贡献相当小。2004年至2010年，净投资收益与贸易差额的比值一直处于7%以内，除了2009年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贸易顺差急剧下降而导致该比值短暂上升至14.4%。鉴于我国对外净投资收益相较于贸易余额来说规模很小，因此，贸易余额的变动占据了净国外资产变动的绝大部分，贸易余额的变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刻画了净国外资产的变化趋势。由于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与国际投资头寸表中仅能获得年度数据，且样本点非常有限，在实证分析中，本文运用1998年1月至2011年9月的贸易余额数据来反映我国净国外资产的变动。
由于仅能获得GDP的季度数据，将季度GDP除以3粗略计算出月度值。名义进出口差额与名义GDP经过价格调整得到实际值，结合图形可以看出实际进出口差额与实际GDP数据呈现出较强的季节性周期特征，本文采用Census X12对其进行季节调整。至于净国外资产变动波动性的测算，本文先对实际进出口差额与实际GDP比值进行Hodrick-Prescott滤波处理，然后将原始值与滤波后比值的差额的平方作为衡量波动性的指标。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由“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出口总值”、“进料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出料加工贸易总值”与“补偿贸易出口总值”加总而来，再用一般贸易出口总值除以加工贸易出口总值乘以100
得到出口结构指数。为了统一数量级以得到较平稳的数据，也为了使参数解释更具有经济学意义，模型中的变量均取对数形式。原始数据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三）计量方法选择
在选择模型估计方法时，需考虑以下三个因素：（1）贸易条件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价格，具有一定粘性，因此模型的解释变量应该直接或间接地包含滞后项；（2）解释变量之一的进出口差额具有内生性，与贸易条件可能互为因果；（3）如果计量模型遗漏了对贸易条件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则参数估计会产生偏误与不一致。
为了解决上述计量问题，本文采用了一种稳健的估计方法——广义矩方法（GMM）。与最大似然法不同，GMM不需要事先对干扰项分布施加严苛的约束条件，因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与包容性。为了克服误差项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序列自相关问题，本文采用Hansen（1982）提出的最优权重估计法，运用滞后4期的Newey-West方法计算协方差矩阵，并且将滞后4期的贸易条件变化、进出口差额、进出口差额的平方作为工具变量。模型参数的估计值是否具有一致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否合适，本文将两种方法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一是用来判断过度识别约束是否有效的Hansen检验，零假设是在一阶水平上工具变量与残差项不相关，如果零假设无法被拒绝，则说明参数估计具有一致性与稳健性；二是对误差项是否存在序列自相关进行常规检验。
为了表述简便，可将回归方程（8）写成：
（四）计量结果及其解释
在分析计量结果之前，我们可以对回归方程中参数的符号有一个大致预期。如果α＞0，则符合开放宏观经济学描述的一般情况，即当一国净国外资产增加时，由于消费本地化倾向与劳动供给减少，贸易条件获得改善。相反，如果财富转移对贸易条件的逆效应存在，则α＜0。净国外资产变化的波动性越大，财富效应越不明显，进口品需求的滞涨能缓解贸易条件的恶化，因此β＞0。大多数学者认为，出口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产品附加值提高有利于改善一国贸易条件，因此γ＞0。
基于方程（9），本文进行了6组计量回归。前3组被解释变量均为整体价格贸易条件指数tt，其中第1组为全样本数据（1998M1-2011M09），第2组（1998M1-2004M12）与第3组（2005M1-2011M9）分前后两个时期考察财富转移效应的时变特征。考虑到净国外资产变化对不同种类商品进出口比价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后3组分别针对纺织服装类ta、信息与机械设备类tb和矿产能源类tc商品的贸易条件指数进行回归分析。
计量结果显示，从整体贸易条件指数来看，α=-1.36＜0说明净国外资产的增加对贸易条件造成了负面影响，进而证实了财富转移逆效应的存在。2004年之前，α=0.67＞0说明国际财富向我国转移促进了贸易条件的改善，财富转移逆效应尚未显现；但近些年来，这种逆效应表现得越来越明显（2004年之后，α=-1.986），β=0.753＞0更加充分地证实了财富效应向进口品消费的倾斜，因为净国外资产波动的不确定性减弱了消费者对进口品的旺盛需求，这对贸易条件是一个正向刺激。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γ均不显著，因此未列示于表1。
从分类贸易条件指数来看，虽然α均为负，支持财富转移逆效应的存在，但是仅在“信息与机械设备类”贸易条件的回归方程中显著。信息与机械设备类商品主要由中间产品与工业投入品等组成，该类商品进口价格的坚挺反映了国内企业对先进技术设备、资本密集型产品、中间产品等生产性需求十分强劲。纺织服装类贸易条件逆效应不明显可能是与指数编制方法有关，由于缺乏细分数据，进口产品的编制未包括品牌价值较高的高档品与奢侈品，而出口产品则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同质化严重、同行竞争激烈的低附加值类服装。近十几年来，我国对原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与能源产品的需求大量增加，但是这些产品的进口价格主要还是受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以及国际金融期货市场的影响，因此，财富效应并未体现在能源矿产类商品贸易条件的变动上。
财富转移的逆效应会发生在中国并且近些年来表现得更为明显的主要原因是，净国外资产增加引起的财富效应刺激了我国居民对进口品的强劲需求，使进口价格维持高位甚至推动其上升；此外，由于我国居民对闲暇的偏好不明显，财富效应并未导致劳动供给减少，出口商品需求缺乏弹性加之供给持续过剩使出口价格的下滑成为必然。具体来说，我国居民与企业对进口品需求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性需求，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国内企业对先进技术设备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国外原料、中间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特别是重化工业生产与投资的增长，导致对原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2009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为6亿吨，占全球铁矿石贸易总量9.55亿吨的62.8%；2008年我国原油进口量为4.44亿吨，占全球原油贸易总量19.69亿吨的22.5%。二是消费性需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国外高档品与奢侈品的消费能力日趋强劲，消费档次不断提高。消费者转入情感和精神消费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我国的品牌消费时代已经到来，对国外名牌与奢侈品的消费额已跻身世界前列。因此，财富向我国转移的同时伴随着贸易条件恶化这一反常现象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三、简要结论
第一，贸易顺差所产生国际财富的转移要转化为长期的福利提升，贸易条件改善是一个关键条件。
第二，国际财富转移可以通过需求和供给两种渠道使贸易条件获得改善，需求渠道主要取决于一国消费者对国内商品与对国外商品的相对需求偏好，供给渠道主要取决于一国消费者在闲暇和工作之间的选择偏好。这些偏好特征与一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同时受一国文化、制度、习俗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具有某种内生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经济模式在改善国际贸易条件方面仍然具有潜力。
第三，当前我国面对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与外部需求冲击，用内需替代外需是一种必然选择，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提高消费者对国产商品的消费偏好。我国在这方面的调整潜力还是很大的，国内厂商应该积极开发精细化、新型化、品质化的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中高端需求，使生产层次与消费层次相匹配。此外，在诚信经营与维护商誉方面，国内厂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职能部门应该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适时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加大对违法违规厂商的惩罚力度。
第四，尽管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国民的休闲—工作比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是以制造业工人为代表的广大劳动者对休闲—工作的选择偏好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我国社保体系的覆盖面还不够广泛，因此，健全与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会对我国贸易条件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