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专业化分工日益细化，作为国际分工的产物—国际外包应运而生，并且不断发展壮大。跨国公司已将国际外包作为国际化的重要战略选择。中国外包规模也大幅度发展，加工贸易是中国承接国际外包的重要实现形式，中国的加工贸易额由1997年的1698.54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13439.5亿美元，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工贸易增长相对乏力，占进出口值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2012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仍占进出口总值的35%①。因此，国际外包成为中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主要方式，并且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际外包现象的发展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对国际外包生产率效应的研究不断增多。本文从国际外包对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同的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外包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三个方面入手，对国际外包生产率的溢出效应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二、国际外包对总体生产率存在正效应
学者分别从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方面分析国际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大部分的实证结果都说明了外包促进了总体生产率。外包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溢出的研究。国外学者从发包国的角度分析了外包对本国企业劳动生产率溢出。理论和实证结果均表明外包对于本国的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提升熟练工人、高技能型劳动者的就业和工资 [10][14] [18]。国内学者从承包国的角度分析了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溢出。结果表明，在中国工业行业中，外包有利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4][12]。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影响的研究方面。国际外包促进了本土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3][17]。国内学者从承包国的角度，证明外包和 FDI 显著促进了中国工业部门的TFP 与工资水平的提高[3]也有学者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外包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正的和显著的 [21]。
三、国际外包的生产率溢出存在负效应
在现有的文献中，大多数学者研究表明外包对生产率的溢出效应为正，但也有学者对其持反对态度，认为外包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可能为负（Amiti & Wei，2006） 研究了承接国际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他们认为，至今为止中国主要制造业产业承接外包的行为并没有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以简单加工制造为主的承接外包行为甚至对TFP存在着显著的负影响。
四、异质性国际外包的生产率溢出效应不同
学者们将外包分为实物外包和服务外包，分别研究它们对生产率的影响。实物外包是原材料投入品的进口比例，服务外包则是服务投入品的进口比例。对于此类研究，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些学者研究表明，服务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大于实物外包的生产率效应 [10] [11] 。对于上述观点，部分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实物外包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大于服务外包（Gorzig and Stephan（2002）[20]
五、国际外包对异质性行业的生产率效应不同
关于外包生产率溢出效应的早期实证研究大多采用的是整个行业的数据进行。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学者对行业进行分类，从要素密集度和外向度两个方面，考察外包对不同性质的行业生产率的溢出效应。
（一）国际外包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生产率效应
学者们发现外包企业的要素密集程度会影响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大部分研究认为，外包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大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 [1] [5] [17] [19]。但也有些学者持反对态度，认为国际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不依赖于行业（企业）的要素密集度，如Hijzen et al（2006）[21]通过研究指出，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并不取决于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外包在低技术和高技术行业的生产率效应不存在差异。
（二）国际外包对不同外向度行业生产率的效应
学者们从外包行业的外向度来研究其对外包生产率效应的作用，大部分学者认为行业外向度越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就容易掌握有利的中间投入渠道，有效地降低成本，获得规模效应，因此国际外包对其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也越大 [12][16][19][26]，但是Criscuolo & Leave(2005)[13]却持不同意见，认为外包对跨国企业或出口方的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不一定大于对国内企业或是出口集中度低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六、文献评述
国内外学者对于国际外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从国际外包生产率溢出效应的角度进行了综述。从研究的结果看：一是理论研究方面。国外文献较为丰富，国内理论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理论，需要进一步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系统理论。二是实证研究方面。大多数学者研究表明：国际外包的总体生产率溢出效应为正，服务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强于实物外包，国际外包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促进作用大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国际外包对于外向度高的行业的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但是也有少数的研究得出了与以上相反的结论。研究结果的不同可能源于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的不同等原因。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下：第一，对于中国来说，随着中国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如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地价上升，是否影响中国的比较优势，影响中国承接国际外包的价值链环节，需要进一步深入；第二，国际外包对中国不同外向度行业的生产率溢出效应的研究，国内文献非常缺乏，此类的研究可以结合生产率悖论的研究，以解释中国的经济制度背景下参与国际竞争对国内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第三，资源的消耗，污染加重，单纯通过生产率指标衡量外包的溢出效应的缺陷凸显，如何防止中国成为国外污染转移地需要更多的新指标；第四，随着以能源与互联网的联合应用为基础、以智能化制造为构想、以扁平合作式为生产方式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对于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会产生什么影响，过去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有可能内包回发达国家本国公司生
产。因此，新兴科技革命将会对中国贸易模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进而影响本国企业的生产率，是值得探讨的新问题。
注释：
①经中国海关网站数据计算而得http://www.customs.gov.cn
参考文献：
[1]胡昭玲.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7（6）：34—40
[2]林冰，李宏.垂直专业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经贸研究，2013（2）：119—129
[3]刘海云，唐玲.国际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及行业差异——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9（8）：78—87
[4]吕延方，王冬.承接外包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1998—2007年面板数据的经验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研究，2010（11）
[5]王中华，代中强.外包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物品外包与服务外包的比较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9（04）
[6]汪丽，贺书锋.中国制造业国际外包与生产率增长——基于服务外包和实物外包的双重度量[J].上海经济研究，2010（03）
[7]肖芍芳，王俊杰.外包与生产率和就业:基于中国的实证[J].国际经贸探索，2012（2）：54—66
[8]徐毅，张二震.外包与生产率：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08 （1）：103—112
[9]姚博，魏玮.异质性外包的生产率效应[J].工业经济研究，2013（1）：79—88
，IMF Working Paper（4）:186.
[11]Amiti，M.，Wei，S.2006.Service Offshoring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NBER Working Paper（11926）.
[12]Bernard， A.B.， and J.B. Jensen(1999)， “Exceptional exporter performance：Cause， effect， or both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momics，Vol.47，1—25
[13]Criscuolo C. and M. Leaver （2005）， “Offshore Outsourcing and Productivity”， mimeo
.Applied Economics（3）：487—502.
[15]Daveri， F. and Jona—Lasinio， C.， 2008， “Off—shoring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Ital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CES ifo Economic Studies，54（3）：414—450.
.Geography and Ownership as bases for Economic Accounting：235—255
，Economic Inquiry，44（1）：98 —108.
.117（l）：85—121.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2）：817 —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