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21日，纽约证券市场股票价格暴跌，以此为标志，一场空前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拉开帷幕。危机从美国开始，迅速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此次经济危机是历史上最深刻、最猛烈、破坏性最大的一次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这次危机，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各国国家政局动荡，政府频繁更迭，为解决这些经济、政治危机，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各种挽救措施，导致了世界局势自一战以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继而导致了二战的爆发。
在亚洲，由于各国应对危机的政策不同，导致了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1929年经济危机，给经济基础脆弱的日本以沉重打击，1931年，危机在日本达到顶峰。据统计，这一年，日本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32.5%，对外贸易额减少40%，失业人口达300万。[1](P190)深刻的危机导致了日本国内外矛盾尖锐，为了摆脱困境，趁着西方各国应对本国经济危机的时机，决心侵略中国东北。东北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各种矿物资源储藏量大，因此日本将目光瞄准这里，力图使东北成为它的独占市场，以缓和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经过精心策划与准备，日本于1931年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于1932年发动了“一二八事变”，矛头对准了淞沪地区。国联在接到中国的申诉后，派出李顿调查团，日本以李顿调查团的决议与其意见有别，退出国联。亚洲战争策源地形成。战争策源地的形成，标志着一战以来确立的国际关系格局被打破，德意日等国，逐渐向一起靠拢，他们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扩张。随着几个主要法西斯国家的政策明确，苏英美法各国都感受到了法西斯扩张行为的威胁。混乱中的中国形势使各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以及对待日本侵华问题上的态度及其转变。
二、国民政府借款政策的背景
前文已经提及，深受经济危机之困的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南的柳条湖铁路，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以此为借口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将沈阳全城占领。此后，日军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随后，于1932年1月28日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将目光对准淞沪地区。占领东三省后，日本侵略者得陇望蜀，又觊觎关内。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依赖国联的外交方针，数十次拒绝了日本方面直接与中国交涉的要求。为使中国就范，日本施加了强大的军事压力。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二月中旬进犯热河。中国军队虽奋力抵抗，但由于南京政府未作充分准备，以至节节后退。在此情况下，南京政府连忙谋求列强“调停”，但未成功。而中国兵力、财力又不足于继续战争，这迫使南京政府放弃了不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的立场。而此时国联已经通过决议谴责日本，南京政府反又自愿与日本直接交涉，这在国联中造成极坏影响。5月31日，中日签订《中日塘沽协定》，中国默认了日本对我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以及以长城一线为“满洲国”的“国界”，使中国丧失了对于冀东二十二县的完全统治权。从此，华北门户洞开。
三、棉麦借款的经过与内容
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国民政府内以宋子文(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为代表的一部分亲英、美人士迫切希望依靠英、美力量遏制日本。之所以如此考虑，因为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收入减少、支出增加，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30年代初国民政府财政紧缺到“每月收支相抵不敷之数常达一千五六百万元”， 1932年下半年和1933年上半年“实为两会计年度内最困难之时代”，财政极为窘迫。[2]与此同时，深受世界经济危机困扰的各国纷纷向中国倾销商品，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了中国。危机引起了国民政府内部一部分人的强烈不满，他们主张停止对日妥协，积极向英美寻求帮助，以制衡日本的侵略势头。而宋子文就是其中杰出代表。
1933年4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开始了他长达四个月之久的欧美之行。5月初，宋子文抵达美国。他拟向美国商借两笔数目各为500 万美元的信贷，以便购买小麦和棉花。宋子文欲借棉麦借款首先建立与美国的经济联系，在此基础之上拉拢更多的政治力量，建立一个反对日本的“世界同盟”，在国际上为中国创造更多有利的空间。
罗斯福经过与宋子文的会谈，最终同意了借款。5月26日，宋子文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华盛顿签定了《棉麦借款合同》。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向美国财政善后公司借款5000万美元。其中4/5用于购买美棉，1/5用于购买美麦;麦款中至少应有40%用于购买面粉;年息5%;限还本总期五年;棉麦的海运业务应有半数以上由美国有关公司承办等。”[3](P411)7月14日，国民政府立法院批准了该合同。
但中国当年棉麦丰收，用量自给相差甚少，而大批美国棉麦输入，使国产棉麦的供销受到冲击，农民损失惨重。可见，此项借款确实沉重打击了中国经济。但是，如果我们从对日外交的角度观察，便可以发现，这项借款合同的签定，是美国对中国抵御日本侵略作出的一种援助姿态。它应该是南京政府外交上一项成功的举措。
四、棉麦借款的意义：一座经济桥梁的建立
棉麦借款在中美之间建立了一座经济联系的桥梁。就棉麦借款本身来讲，它是一笔具有开创意义的借款。首先，就中美两国而言，从1927 至1933年，美国一直不愿以政府贷款形式援助中国。此次中国政府的借款，为美国稳定国内市场行了方便。通过此次借款，两国政府的互信，为中美两国政府之间持续的经济往来打下基础。第二，棉麦借款采用了实物借款的形式，这是与以往借款的模式不同的，中国使用借款在美国购买棉麦，然后运至国内销售，以此种方式获取资金来购买各种物资。这是一种新型借款模式。这种以货易款的模式成了此后中美借款的范例，数年后的中美桐油借款、滇锡借款和钨砂借款等无不遵从了这样一个模式，尤其是桐油借款，更是在续借棉麦借款的基础上达成。中美两国政府之间通过一种新的模式建立经济上的联系，使美国更广泛的利益伸向远东，并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逐渐走向政治、军事联合抗击日本的行动路线，棉麦借款就标志了这样一个开端。
1933年的中国政府，内外交困，急于阻止日军进攻，争取外援，中国棉麦借款是国民政府中亲英美派在联合欧美的方针之下，为挽救民族危亡，抵御日本侵略而采取的一个步骤。它的提出虽是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实施的着眼点却是在联美抗日这一层面。实质上是以经济上的联系来建立政治上的共同利害关系，从而将美国力量引入远东，使它成为中国潜在的朋友，从而达到制约日本侵略的目的。美国政府也正欲遏制日本，双方一拍即合，签定了《棉麦借款合同》。它应该是中美经济取得联系的桥梁，也是两国逐渐走向政治、军事联合抗击日本的行动的开端。
五、罗斯福政府的考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30年代，美国外交的实行基本方针是孤立主义与非军事干涉。即使在中国抗战的前两年，美国对华援助仍然是消极冷淡的。
1933年罗斯福上台后，全力以赴推行“新政”，以实现国内的经济复兴、社会救济和政治稳定。对于中日争端，罗斯福和赫尔总的说来基本上推行了一种任随事态发展的消极的不介入、不干预的政策。他们力求避免与日本的冲突，甚至还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美日关系，在对华关系方面，美国处处小心，事事谨慎。直到罗斯福发表“检疫隔离”演说，对日态度才开始强硬。他把战争比作瘟疫，把人民反对站在争取和平比作检疫隔离方式。指出：世界战争瘟疫正在蔓延，“当肉体传染病开始蔓延的时候，社会人民同意并协力把瘟疫患者进行隔离，以保护社会的健康”。[4](P154)次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承认日本的行动破坏了九国公约，但这也只是“大声的警告，如此而已”。[5](P214)
那为什么美国同意了中国提出的棉麦借款呢?这首先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
从当时美国的远东战略来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排斥他国经济势力，而东北在经济上是美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市场。1929年美国对东北贸易总额为3581万4千海关两，占美国对华贸易总额的10.3%。[6](P320)而且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军事侵略，是对美国牵头签署的《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严重侵犯，直接涉及美国的国际威望。因此美日矛盾再次激化。当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曾表示：“我们可能将不得不对日本采取断然的积极立场。”[6](P321)
因此，当宋子文提出了棉麦借款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此进行了通盘考虑，基本出发点有两个：一是从经济角度，销售多年积压的剩余棉麦，以挽救农业危机;二是出于远东地区政治上的考虑，即对潜在的日本对中国华北的侵略做出美国的反应和准备。他与宋子文抵美后的首次谈话中，询问了中国华北战事的情况，这表明罗斯福虽然大部分精力关注于国内危机的处理，但仍然不失时机了解国际尤其是远东局势，希望以对华棉麦借款的方式给中国以政治上的支持，给日本以警告。棉麦借款的考虑被包含在远东大局的长远把握之中。罗斯福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首先，美国政府积极促成这笔借款是为解决国内农业危机。一向保守的赫尔也曾直言，这笔借款，即使中国不主动要求，美国也会这样做，目的是帮助美国稳定国内价格。[7](P508)由此可知，美国的首要考虑是为了应对国内危机。
其次，此次棉麦借款采用了实物借款的形式，即中国使用借款在美国购买棉麦，然后运至国内销售，以此种方式获取资金来购买各种物资。这就既帮助美国销售了国内剩余的产品，又帮助中国快速商定了借款，互通互利，相对于纯资金往来的抵押借款，它更容易使借贷双方都感到满意。棉麦借款使中美两国政府之间通过一种新的模式建立经济上的联系，使美国更广泛的利益伸向远东。但由于当时美国穷于应付经济危机，也无力对日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才选择了这样一个比较隐晦的方法。这样，美国不惜触怒当时最大的美棉主顾日本而向中国贷款，其政治目的显而易见。
由此可见，抗战前期，美国对中国的棉麦借款，是一种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不公开的变相经济援助，它是中美经济取得联系的桥梁，也是两国逐渐走向政治、军事联合抗击日本的行动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