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企业环境风险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通过环境介质传播，对人类社会及其生存、发展的基础环境产生破坏、损失乃至毁灭性作用等不利后果事件的发生概率。当前我国政府对环境保护问题日趋重视，环境规制的力度亦逐步加强，先后推行了绿色证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淘汰落后产能等政策，旨在从经济和行政手段遏制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在此背景下，发生环境违规事项的上市公司表现出较高的环境风险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风险，进而影响到公司的投融资行为、财务业绩和可持续性发展，同时给投资者和债权人带来了较大的投资风险。2010年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则进一步推动了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环境风险的重视。那么，为提高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主要为投资者和债权人）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信赖程度的独立审计，是否重视被审单位的环境违规带来的审计风险，从而增加相应的审计程序？基于此类问题的考虑，实施审计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因此对有较高环境风险的上市公司提高审计定价？本文即从上市公司环境违规事项这一视角，研究企业环境风险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定价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其在不同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地区所存在的差异。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审计准则对环境违规事项的审计要求及其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我国2007年开始实施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63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环境事项的考虑》明确要求注册会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应当考虑可能导致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环境事项。其中环境事项包括因违反环境法律法规可能导致的后果、环境的破坏对他人或自然资源造成的后果以及由原使用者（或所有者）造成的环境破坏引起的责任等事项。显然，上市公司环境违规事项即属于审计准则第1631号所规定的环境事项。
上市公司的环境违规事项，根据性质和后果的轻重，可能在如下方面影响到公司的财务报表：（1）因落后或未满足法律法规要求的生产设备而产生的环境违规事项，企业应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因未遵循环境法律法规要求的环境违规事项，企业需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计提预计负债或披露或有负债，用于补救、赔偿、支付诉讼费用或罚款等；（3）在特殊情况下，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环境违规事项可能对被审计单位的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并由此影响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针对被审计单位的环境违规事项，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环境违规事项可能导致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为控制审计风险，注册会计师应在实施风险评估程序、实质性审计程序和出具审计报告等阶段增加审计程序，以确保被审单位的环境风险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公允地得以表述。而因环境违规事项导致审计风险和审计程序的增加，将为会计师事务所在与被审计单位就提高审计定价的谈判中，谋求补偿其审计业务成本和潜在的审计失败损失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二）环境风险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Simunic（1980）的审计定价模型认为，审计定价除了受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中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与时间等审计资源成本影响外，还与被审计单位生产经营等风险而引发的风险补偿紧密联系。张继勋等（2005）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定价与被审单位对外担保情况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公司风险对审计定价有着正向影响。张天舒和黄俊（2013）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研究窗口，发现在危机下公司的经营风险提高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定价亦有所增加。
企业环境违规事项的发生，表明企业在与生产经营业务中涉及的生产设备、生产流程、内部控制、管理模式等一方或多方，未能达到现有环境法律法规的要求，因而存在着较高的环境风险。另一方面，企业环境违规事项表现出的较高环境风险，直接导致环境监管机构、资本市场和社会公众对其监管和监督的强度加大。而根据现有环境规制的要求，环境违规的企业可能面临着罚款、赔偿损失、停业整改、技术升级、淘汰落后产能、限制融资和投资立项等诸多处罚及要求，由此引发较高的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因此，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的企业管理层有可能隐瞒或低估环境违规事项所带来的风险影响，从而产生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为了弥补因较高环境风险带来的审计失败风险，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定价中需考虑此部分风险补偿的要求。
（三）研究假设的提出
根据上文就环境违规事项在审计准则中的要求，以及环境风险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随着上市公司环境风险的增加，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定价亦越高。
由于我国各地区地方政府对环境政策支持与环境治理的力度存在着差异（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等，2012），因而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环境违规事项被公开查处的概率亦有所不同。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高的地区，已被公开查处的环境违规事项公司，其隐藏的未被查处环境违规事项可能性较小，相应的环境风险公开化程度较高；而对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低的地区，由于政府查处的力度不足，已被公开查处的环境违规事项公司可能还隐藏了更多未被查处的环境违规事项和更大的环境风险，这直接导致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应增加更多的审计程序，以满足完整性具体审计目标要求，并就隐藏的环境风险索取额外的风险补偿。为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低的地区，会计师事务所对较高环境风险的公司索取的审计溢价显著性地高于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高的地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因《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63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环境事项的考虑》于2007年开始实施，故本文以2007年到2012年国内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样本的筛选遵循如下原则：（1）考虑到同时发行了B股、H股和海外上市的公司，因外部治理环境与仅在国内A股上市的公司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对审计定价产生不同的影响，故将上述样本予以删除；（2）为避免当年IPO公司在财务数据上的波动，删除当年上市的公司—年样本；（3）因缺乏西藏地区政府环境治理力度的数据，删除西藏地区的上市公司；（4）删除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样本数为8 538个公司—年。
本文研究数据使用了样本年度数据，其中审计定价、审计意见和公司财务等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上市公司环境违规数据来自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并手工整理而成；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数据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西南财经大学绿色经济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2012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
（二）检验模型及变量
因变量Lnfee为会计师事务所对被审单位的审计定价，以审计定价的自然对数表示；Violation为公司环境风险，以上市公司当年被公开查处的环境违规事项次数表示，当年发生环境违规事项的次数越多，表明公司的环境风险越高。本文将发生了环境违规事项的公司定义为较高环境风险公司；Genvgov为公司所在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哑变量，取值为1表示公司所在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高，0为公司所在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低。本文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等（2012）对我国30个省直辖市政府环境治理力度排名，将排名前15位的省直辖市划分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高的地区，排名后15位则划分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低的地区；Violation×Genvgov为环境风险与公司所在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哑变量的交互项。本文重点考察Violation和Violation×Genvgov的系数α1和α3是否显著不为0。如果α1显著大于0，表示会计师事务所注意到上市公司的高环境风险问题而提高审计定价；如果α3显著小于0，则表示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低的地区，会计师事务所对有较高环境风险的公司索取的审计溢价显著性地高于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高的地区。
借鉴Simunic（1980）、Behn（2009）、张天舒和黄俊（2013）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同时加入影响审计定价的控制变量（Controlvariable）：公司规模Size（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Acr、存货占总资产比例Invr、资产负债率Lev、流动比例Currentr、总资产报酬率Roa、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占总资产比例Roc、净利润是否为负Loss（1为亏损，0为其他）、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Stateowner（1为国有控股，0为其他）、是否为国际四大所审计Big4（1表示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所之一，0为其他）、是否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Opinion（1为标准无保留意见，0为其他）。另外本文亦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哑变量（行业按中国证监会行业代码分类，其中制造业按二级代码进行划分，其他行业按一级代码进行划分）。
四、研究结果
图1为各年度环境违规上市公司与未违规公司在支付审计费用金额均值上的差异比较。总体而言环境违规公司的审计费用远高于未违规公司。有趣的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从2007年到2009年逐步缩小，而从2010年开始又迅速扩大，到2012年环境违规公司的审计费用平均值为154.12万元，超过未违规公司平均值70.84万元，高出比例为85.06%。究其原因，本文认为主要受到2010年紫金矿业事件的影响。紫金矿业事件为近年来上市公司中最为严重的环境事件，推动了会计师事务所对被审单位环境风险问题的高度重视，从而加大了相关的环境问题审计程序，整体上大幅度提高了具有较高环境风险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而对于2007年到2009年两者审计费用差距的缩小，可能的原因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对企业盈利能力的拖累，使会计师事务所更多地关注被审单位的盈利情况与盈余质量，未对环境风险问题予以高度重视。
表1为环境风险对审计定价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1的第（1）列未加入公司所在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哑变量，从第（1）列可知，公司环境风险变量Violation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性为正，表明对于环境风险越高的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审计定价亦越高，本文的假设1得以验证。第（2）列为加入公司所在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哑变量Genvgov、环境风险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哑变量交互项Violation×Genvgov，Genvgov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较高的地区，会计师事务所对所有类型公司的整体审计定价较高，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高的地区通常经济亦较为发达，审计定价存在着地区差异。本文重点关注的环境风险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哑变量交互项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低的地区，会计师事务所对较高环境风险公司的审计溢价显著性地高于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高的地区，假设2得以验证。为进一步考察会计师事务所对环境风险公司在审计定价上的地区差异，本文将总样本划分为两大子样本：公司所在地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高地区的样本与较低地区的样本。第（3）列为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高地区的样本回归结果，公司环境风险变量的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对所在地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高地区的环境风险公司，虽增加了审计定价但并不明显；而在第（4）列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低地区的样本中，公司环境风险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会计师事务所高度重视此类地区具有环境风险公司的环境审计问题，并为弥补审计业务成本和进行风险补偿而提高审计定价，进一步验证了假设2。
在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为国际4大所（Big4）的系数显著为正，流动比率（Currentr）、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占总资产比率（Roc）、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Stateowner）的系数显著为负，上述结果均与国内外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是否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Opinion）的系数显著为负，亦与王兵等（2010）的结论相同。但是，本文未发现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Acr）、存货占总资产比例（Invr）、总资产报酬率（Roa）、净利润是否为负（Loss）等与审计定价之间存在显著性关系。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从公司环境违规事项这一视角，采用2007年到2012年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被审单位环境风险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会计师事务所整体上考虑到因被审单位环境风险带来的审计风险，为了弥补增加审计程序引起的业务成本以及风险补偿的要求，对具有较高环境风险的上市公司制定了较高的审计定价，且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低的地区，会计师事务所索取的审计溢价尤为显著。
因此，上市公司管理层应充分重视环境风险问题，严格遵守环境法律法规，降低企业环境违规事项发生的概率。否则企业不仅面临着日趋严格的环境监管、处罚、赔偿、停业整改、淘汰落后产能、投融资受限等政策与经营损失，还会在财务报表审计方面付出额外支出。另外，投资者亦可结合影响审计定价的其他因素，通过审计定价的高低异常判断企业的环境风险，以提高投资决策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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