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比较优势不断变化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国原有比较优势减弱，新的比较优势形成与强化。这就决定了产业政策的重心不应是恪守现有的比较优势，而必须着眼于未来，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否则很容易导致分工锁定和国际分工地位低下。过去一段时期，我国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也呈现出较强的固化既有比较优势的特点，导致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企业效益差、工人收入增长缓慢，而贸易摩擦增加、能源资源环境压力加剧，使得一方面当前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转变发展方式难以取得成效。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由中低收入国家向中上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比较优势因素和比较优势行业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如何避免陷入分工锁定和“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培育新的动态比较优势，努力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关注和着力解决的战略问题。
一、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的概念与内涵
(一)概念与内涵。
比较优势理论是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根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贸易的产生是基于各国之间生产技术的绝对差别，进而造成在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上的绝对差异。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即使一国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绝对劣势，但它可以选择劣势较轻的产品(即比较优势部门)进行专门化生产并出口，处于优势的国家则在优势较大的产品实行专门化生产，同样可以因贸易而获益。①也就是所谓的“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
至今对比较优势尚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说法，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梳理关于比较优势的争论和发展，我们发现其中涉及比较优势原理、比较优势因素条件、比较优势产业、静态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多种概念。综合来看，比较优势是指分工中拥有的相对有利条件(比较优势因素)及因此而形成的分工结果(比较优势产业或部门)。比较优势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概念就是指要素禀赋差异及因此而形成的分工。广义的概念还包括把要素组合成生产的能力和实现价值的能力，如技术、管理能力、营销网络优势、生产网络优势、制度优势及基础设施条件等。②比较优势原理是指即使是没有绝对优势，也可以通过“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寻找机会成本比较低的部门进行分工，由于分工促进生产效率提高，进而产生分工利益。而一般人们表述比较优势时，通常是指比较优势部门或比较优势因素(比较优势条件)。梳理目前关于动态比较优势的阐述，可以区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侧重于比较优势部门的变化，比如分工部门从纺织服装行业演变到电子行业；另一种是侧重于要素密集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变化，比如分工从劳动密集型部门向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变化。动态比较优势是指由于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而引起比较优势因素和比较优势部门的动态变化，导致要素质量提高和新的更高级要素的产生，由此使得比较优势部门升级或比较优势分工环节提升，实现分工地位提高。③
竞争优势是指企业(或地区)相对于竞争对手能够为其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竞争优势源自于企业或地区相较于竞争对手拥有的可持续性优势(如优势资源、先进的运作模式、更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形成优于对手的核心竞争力。④迈克尔·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中，认为他的竞争优势理论是对固化在外生要素禀赋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扬弃；不同于关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关注生产率差异和形成生产率差异的原因。⑤实际上，比较优势理论最初也是认为生产率差异决定的成本价格差异，只是假定生产率的技术差异是给定的，随后对成本价格差异的形成原因由开始的生产率差异转移到要素禀赋。根据波特提出的三大竞争战略(成本领先、差异化和细分市场)⑥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并不矛盾，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是形成竞争优势、实现分工的基础或必要条件，而竞争优势是保证分工实现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实现了分工，就必然拥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但有比较优势并不一定就有竞争优势。
(二)比较优势的测度与比较优势的福利效应分析。
1.关于比较优势的测度。目前关于比较优势的测度并没有统一的方法。有从分工产业角度的分析，其中既有生产率标准，也有价格标准，还有出口标准。其逻辑是专门化部门之所以具有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是因为与国外相比，其国内相对生产率较高而生产成本或价格较低，出口可以获益。也就是说，相对生产率较高、价格较低或者具有出口能力的部门就是比较优势部门。也有从要素禀赋的角度，主要是对要素富裕程度的测度，如自然资源、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优势要素密集程度。格鲁克曼用机会成本来说明比较优势，即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他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⑦
上述概念似乎比较明了，但在现实经济中并没有这么简单。比如中美纺织品之间比较，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我们只是具有比较优势，但在生产成本方面我们具有绝对优势。即使是这样，但我国纺织品价格很低，获利能力同样很低。由此判断我国纺织业竞争力是强还是弱，意见并不一致。现实中的复杂性也增加了对比较优势认识和研究的难度。理论分析往往假定一国内部要素供给是均质的，要求的回报也是相同的，因而，可以实现专门化分工而“双赢”。而企业竞争只从赢利能力考虑，并不要求两个部门之间的均质性，因而有可能出现“赢者通吃”。现实经济中，也不会主动实现“双赢”的分工，存在着“赢者通吃”的危险。比如全球化中，一些非洲国家并未参与按照比较优势的分工而被边缘化了。⑧
2.比较优势的福利效应分析。经典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当一个国家能够借助比较优势而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时，就会产生三个方面的效应，即贸易效应、分工效应和收入效应：⑨
一是贸易效应。通过出口本国具有竞争力的商品、进口本国不具有竞争力的商品而获益，使得本国出口商品的生
产成本要低于外国，但是却可以按照外国较高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同时，本国进口商品的国内市场成本要高于外国，可以从国外以较低的价格购买。这使得本国可以在不增加要素投入，只需对进出口商品的生产结构加以调整的条件下即可实现收入的增加。
二是分工效应。当一国集中于某一部门的生产时，通过干中学、强化研究开发等，会促进该部门的技术能力、研发能力较快提高，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三是收入效应。发挥比较优势就是用本国存量最为丰裕，从而成本最低、也是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要素去生产该种要素密集的产品。其结果不仅可以获得上面所说的贸易利益，它可以增加本国丰裕要素的收入。当这种丰裕要素是劳动力时，那么工资就会上升，劳动者的收入就会趋于增加。
比较优势利益还有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之分，两者并不一定一致。按照静态比较优势分工，通过干中学等，能够有效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国际经验和理论分析表明，恪守和强化比较优势，会使得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福利的提高；而一些行业虽然近期尚不具备足够的比较优势，但由于其顺应了当前的要素积累特征，技术进步较快，未来将会形成一定的竞争力，将会使得进口产品价格下降，由此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进而提高未来的贸易效应和收入效应。下面将通过三部门模型来加以说明。
二、固化比较优势与提升比较优势的差异：一个三部门模型
(一)三部门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从现有的理论研究来看，比较普遍的结论是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分工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分工锁定和贸易条件恶化，而要在发挥比较优势前提下实现真正起飞则需要非常苛刻的条件。如克鲁格曼、卢卡斯等人的研究表明，技术扩散、边干边学虽然会提高生产率，但仍然会使得比较优势得到强化和分工锁定。克鲁格曼、雷丁、斯蒂格利茨等人的研究表明，扶持幼稚产业能够提升国民福利水平，关键是幼稚产业能否最终摆脱扶持依赖、最终形成国际竞争能力。但更多的结论是对产业扶持的否定。但现实中，既有分工锁定、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也有起飞成功的国家。究其原因，主要是绝大部分学者采用的是两部门模型，两部门模型自身的局限决定了发展中国家要么分工锁定、要么与发达国家分工反转，这与现实情况有很大的差距。为此，我们建立了三部门模型，使得中间道路成为可能。即将一国产业分成具有静态比较优势的出口部门、进口部门(幼稚产业部门)和处于两者之间的边际部门，⑩该模型能够将出口导向战略(扶持比较优势部门)、进口替代战略(扶持幼稚产业)和支持边际部门三种观点纳入到一个模型中加以讨论。按照比较优势论的观点是重点发展具有静态比较优势的出口部门，扶持幼稚部门论的观点是重点发展第二类部门即进口部门，而边际部门论则是重点发展具有成为未来比较优势部门潜力的“边际部门”。三个观点或产业结构战略所强调的重点不同，在市场需求弹性、引起国际贸易冲突、面临的风险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等方面表现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见表1)。
不同的发展模式和政策主张，有着不同的理论依据。
一是基于比较优势、以贸易自由化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战略。该战略的主要依据是：(1)发挥比较优势能够增进世界福利，也能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2)面向出口能促进竞争，国际竞争能力能够经得起市场的检验；(3)以出口为导向，对商品的需求不受该国收入的限制；(4)通过干中学和技术外溢实现技术进步。
二是进口替代理论与扶持幼稚产业论。该战略的主要依据是：(1)不同的行业其市场前景是不同的，进口替代产业(幼稚产业)需求弹性比较大。并且，任何行业不可能一蹴而就，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处于发展初期的部门是无法与国外处于成熟阶段的部门进行同等竞争的，如果对它进行一定程度、一定时期的扶持之后能够与国外产品形成竞争能力，那么对该部门的扶持就是合理的。(11)(2)发展进口替代产业(幼稚产业)可以帮助一国发展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广泛的技能，提高技术实力。(3)发展进口替代产业(幼稚产业)可以发展需求弹性高、物耗低而效益高的部门，实现延长产业链条、提高生产迂回化程度，改善国际贸易条件。
三是边际部门论。认为发展的重点既不是现有的密集比较优势的部门，也不是需求弹性较高、技术水平很高的进口部门，而是处于两者中间的边际部门。其主要依据是：(1)一国的贸易条件取决于边际部门；(2)进口替代部门或幼稚产业虽然具有更高需求弹性、更高技术水平，但与本国落差比较大，对政策的依赖程度大，最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难度很大；而边际部门密集的是中间技术，既代表了该国技术升级和比较优势升级的趋势，又反映了该国的实际技术能力。
出口导向和扶持幼稚产业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内涵和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合理性，但又都存在一定的不足。
从出口导向战略来看，它以自由贸易理论为基础，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加世界福利，也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增长。这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但也有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它假定任何国家对世界市场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不致影响该产品的国际价格。二是它假定技术为既定和外生，世界分工格局取决于资源禀赋或生产要素禀赋等比较优势。三是没有考虑行业的长期盈利能力和相对竞争地位。由于发展中国家现有分工产品的生产供给弹性大、易于进入，而需求弹性小，因此在国内外市场上都面临着贸易条件恶化的挑战。
进口替代与扶持幼稚产业战略强调动态规模经济和动态学习效应，其前提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护以后，新兴部门能够成长起来，其边际成本的下降速度要快于优势国家、最终超过优势国家。(12)这样尽管存在开始时期静态资源配置损失，从动态的观点来看，保护幼稚部门仍然是值得的。但这一战略存在几个方面的风险：一是技术落后的制约。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开发跟不上国际技术进步的速度，新开发、新引进的进口替代产品很快又被淘汰。二是为保护国内厂商而设立的贸易壁垒可能最终保护了那些缺乏效率的生产者，而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贸易壁垒可能对创新和提高效率起副作用，同时，还容易滋生“寻租”现象，造成腐败。三是贸易壁垒造成不平等竞争，并且一经设置就难以消除，而且也违背WTO规则，容易导致他国的报复和贸易制裁。上述缺点所造成的
影响主要是在被保护国，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反对此种政策，主要是由于第三条，即保护导致不平等竞争。因而，目前以实行促进进口替代战略的政策难度很大。
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2006)研究发现，通过贸易限制发展幼稚产业的动态收益也许要大于静态收益。克鲁格曼(1987)也认为，通过一步一步的幼稚产业保护，一个国家能够不断扩大、提升比较优势的产业基础。(13)考虑到上述对出口导向战略与扶持幼稚产业战略各自的利弊，能否有一种战略，既能发挥比较优势，又能够尽快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时，提出了一种“边际部门论”的观点。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投资国处于衰退、而东道国又具有一定接受能力的部门。这种观点结合了处于两端的比较优势论和扶持幼小部门论这两种观点的合理内核，也顺应了产业发展过程要求，可以拓展到整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战略中来。
边际部门实际上是具有出口或进口替代的潜力部门，代表了综合要素提升的方向，比现在的比较优势部门具有略高一些层级(既可能是在现有比较优势部门基础上的功能提升，也可能是新的行业，但能够利用不断提升的人力资本、产业技术基础、配套条件、金融支持、社会组织网络等要素积累)。边际部门具有了形成比较优势的潜力，通过适当的支持，通过加快学习，便可以与进口部门进行竞争。当然，在全球化和分工深化条件下，边际部门并不表示就一定是与原来有显著差异的部门，也包括原有比较优势部门中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边际环节。
虽然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很多，但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类：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部门、处于比较劣势的进口部门和处于中间的边际部门。不同部门的供求关系和竞争格局不同，因而不同的产业发展战略具有不同的前景。三部门模型思想来自于阿瑟·刘易斯和伊藤元重。刘易斯在分析开放条件下贸易条件与产业结构模式时，建立了两类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三种产品模型，(14)伊藤元重等人根据刘易斯的思想，建立了进口产品—出口产品—边际产品三部门模型(后面简称伊藤模型)，得出结论：决定一个国家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的，是该国能够具有出口或进口替代潜力的边际部门。如果发展中国家对边际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予以扶持，该国的这一部门会扩大，使得国内资源从传统的出口产品转移至边际部门，从而减少国际市场上传统产品的供给，提高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同时，在给定发达国家需求函数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边际产品的出口，增大了国际市场上这一产品的供给，从而压低了该产品的价格。一般均衡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的生产资源从该部门流出，进入发达国家的出口部门，从而增大发达国家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供给量，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价格会下降。最后的结果是贸易条件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变动，从而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
首先，从供给角度来看，假定存在多种产品，以n表示，n∈(0，N)；为分析简单起见，只考虑劳动一种生产要素；贸易主体只有本国和某外国两个国家，由每个国家所拥有的生产各种产品的技术所决定，生产n种产品所需生产要素投入系数（这里为单位产品所需劳动投入量）分别为。以本国货币表示的本国和外国工资水平，分别用来表示。
这种产业结构战略的实施对该国相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该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如果该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于1，那么因该国出口商品生产成本的降低和价格的下降，外国对该商品的需求的增加将超过其价格下降的幅度，外国对该商品的支出比率即平均进口倾向将提高，从而本国的相对国民收入将会得到提高。由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初期具有的比较优势产品都是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有相当一部分这些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小于1。这时，该国出口商品生产成本的降低和价格下降，不但不能提高外国对该商品的平均进口倾向，反而会降低外国对该商品的进口倾向，其结果将是该国相对国民收入的下降，从而陷入出口的“贫困增长”。
在发展新兴行业、提升比较优势时，本国扩大出口产业的范围并缩小技术差距的部门发展，使平衡点沿着工资需求曲线移动(图1中由)。这种调整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从供给方面提高技术水平、缩小技术差距，二是在需求方面向收入需求弹性高的方向，这两方面的含义正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通过这种调整带来本国相对工资的上升，不仅可以享受到廉价消费发展了的部门的利益，而且还可以享受到比以前出口更多产品的利益。反之，当外国发展缩小技术差距的部门时，对本国来说会受到两种相反的效应：一种是正的效应，即由于外国工业的发展，本国进口产品下降；另一个是负的效应，即本国的消费价格会随着外国相对收入的上升而上升。
如果对边际部门的支出比重大，那里的工资需求曲线的倾斜度就更大。如果支出比重大的边际部门的发展是集中发生的，其结果是，本国的相对收入将急剧上升。该模型中，从出口部门→边际部门→进口部门，本质上反映的是技术升级，即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3.进口替代部门战略的利益与风险。进口替代部门往往是具有高技术特征的部门，体现出幼稚产业的特点。相对于现有比较优势部门和边际部门，进口替代部门具有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技术进步也较快，并有比较强的产业关联度和技术扩散外溢能力。同时，许多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往往是垄断或垄断竞争，而非完全竞争。战略性贸易理论论证了在垄断性的行业通过产业政策扶持国内企业的进入，可以给本国经济带来福利。但是，在此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定这些产业政策需要足够的信息，而政府难以准确获得和把握这些信息；二是本国通过政策扶持以后，该产业由于受到保护而有机会成长壮大，并能够摆脱长期政策支持依赖，最终可以与国外企业竞争；三是容易招致对手国的报复。其中，第二点最为重要。很多国家对幼稚产业或战略性产业的支持，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始终不能形成国际竞争能力，而最终未能摆脱对政策支持的依赖。因此，即使是战略性贸易理论的提出者克鲁格曼在具体提出政策方面是十分谨慎的。(17)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并不需要政府拥有关于市场特征的任何信息，它取决于竞
争类型(Giovanni，1996)。(18)一国对战略性行业的支持，也不能用静态的福利观点和方法来说明，而必须用动态的福利效果来解释。这种动态的福利效果集中体现在一国政府对未来国际地位的预期、对该行业市场控制力的预期和对未来谈判能力的预期等。但是，从三部门模型分析结果来看，由于进口替代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低而难以获得国际竞争能力。
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当某个国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以扩大工业范围的形式发展时，一方面会向世界提供廉价产品，同时，另一方面将通过贸易，将各国之间的收入分配向对该国有利的方向引导。但是，一般说来，存在从部门1→部门2→部门3的阶梯推进，具有比较强现实可能性，而如果由部门1直接到部门3，虽然具有较强的福利效应，但成功的可能性很低。这如同人生学习的进步，通常从小学生向中学生、再由中学生向大学生进步，而如果直接要求小学生一下子迈向大学生就显得极为困难。但这种动态升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必须追求的，就像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个穷人会承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笨蛋”。
通过对上述三部门模型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边际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本国贸易条件的改善。
从上述两个一阶条件可以看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们专门化部门(出口部门)的边际效益取决于边际部门。
二是强化出口部门，增加出口部门的生产会使本国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产品的价格取决于需求(与收入水平相关)和供给。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增加产品的供给，将会导致产品价格的下降。即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初级产品，增加初级产品的出口，导致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供给增加，在需求既定的情况下，必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下降。即使世界市场需求是变化的，只要世界市场对初级产品需求跟不上初级产品供给的增加，初级产品价格仍然下降，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因此，发展中国家国民福利提高的重要条件是该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使出口部门从比较优势部门向边际部门转移。
考虑到全球化条件下，国别之间的分工由过去的产业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分工，向行业内、产品内分工演变，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升级的次序将会遵循“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线索，呈现贴牌生产→自主设计制造→自主品牌制造的转换。上述三部门模型可以拓展为发展中国家国民福利提高的重要条件是该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使出口部门或出口环节从比较优势部门或环节向边际部门或环节转移。
(三)国际上的分工锁定与分工升级。
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有助于扩大市场和提高效率，是推动世界经济和国别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扩大贸易、融入全球分工，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就业矛盾和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出口结构也有了较大的改变。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现象与理论不相符合。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贸易理论，通过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可以实现在海外市场获取更高的价格和利益。但我国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反而是出口价格和出口企业效益越来越低，工人收入长期增长缓慢，能源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
从国际上来看，国别差异也很大。既有很多欠发达国家长期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也有少数国家实现了“蛙跳”和成功起飞。如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是固化比较优势还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绩效差异。1975-2005年期间，在低收入国家中，有20个国家实现了经济较快增长，人均GDP年均增长1.9%，但也有20个国家经济增长基本停滞；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有29个国家保持了人均GDP年均1.5%以上的增长，但也有31个国家人均GDP年均增长仅为0.3%。上述经济增长绩效差异很大的原因，主要是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地位是否得到改善所导致(见图2)，对于慢速增长组别，基本上坚守单一的比较优势部门和固化在技术的低端，而无论是低收入组别还是中等收入组别的快速增长国家，都实现了以贸易结构的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复杂化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比较优势部门和技术水平都得到了提升(Unido，2009)。
日本、韩国作为成功的后发国家，正是根据比较优势变化和培育动态比较优势而成功地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虽然发挥比较优势成为日本、韩国促进出口的重要依据，但是，日本、韩国产业政策支持重点并不是当前比较优势部门，而是能够提升国际地位的主导部门。如日本1955年机械工业占总出口比重只有12.4%，1975年上升为53.8%，出口竞争力不断加强，成为具有显著优势的行业。其实，日本机械工业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了比较优势，作为产业政策也不是在比较优势形成以后再加以重点支持，而是在优势形成之前加以培育。1956年日本出台了的“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20世纪60年代又出台了第二次、第三次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1971年制定了《振兴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大力扶持国产电子信息业的制造企业。这一时期，日本的数控机床、柔性加工中心、机器人等机械电子复合产业得到了巨大发展，在石油危机之后顺利地实现了由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结构转换，制造业进入了深加工和高附加值化的阶段。韩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也经历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不断减少，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不断增加的过程，其产业政策的重心也是着力培育新的主导产业，而不是强化现有比较优势行业。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韩国的比较优势部门集中在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但在70年代，韩国着手对石油化工、钢铁、金属制品、造船、机械和汽车等重化工行业进行支持，通过设立国家投资基金、投资税信贷、加速折旧，以及相关设备、技术进口支持等方面政策，到80年代形成了国际竞争能力，成为新的比较优势部门。1977-1981年间，韩国出口行业中5个增长最快的产品是钢筋、集装箱、家用电器、钢材和汽车。(19)
图2 发展中国家增长绩效与结构特征
上述分析表明，在全球分工中，既存在分工锁定的情况，也存在摆脱原有比较优势、提升国际分工的可能。在理论上，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效率。虽然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雷丁等人从战略性贸易角度
分析了保护幼稚产业的福利效应，(20)但总体而言，贸易理论中对于贸易的福利理论分析很少，实证分析则更少。不少人认为，既然参与了分工和贸易，必定是有利益，否则交易不会发生。但是，现实中存在着发挥了比较优势，生产率(分工效率)也得到了提高，但并不一定能够分享到足够的分工利益(贸易效益)的情况，甚至出现分工锁定，进而影响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的提高。而成功实现起飞、由欠发达国家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韩国，并不是固守既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分工，而是着力培育未来具有竞争力的潜在比较优势部门。这是与恪守静态比较优势，还是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密切相关的，两者各自有其发生发展的条件和内在机制。下面对恪守静态比较优势之下的分工锁定机制和培育动态比较优势的原理进行展开分析。
三、静态比较优势之下的分工锁定机制
目前理论界对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效率的研究非常多，对于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分工能够提高效率，基本上不存在争议，有争议的是静态比较优势分工是否具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以及分工提高效率以后带来的利益分配，是否能够双方公平享有。因此，本报告重点分析分工利益分配与分工效率的不对称，有可能带来的分工锁定。
从现实来看，既有多数欠发达国家分工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发展差距始终难以缩小甚至不断扩大的现象；也有个别国家如日本、韩国实现了“蛙跳”和成功起飞。(21)现实世界并不能满足新古典经济学和传统贸易理论的苛刻假设，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社会并不那么完美，而是非常复杂，比如产业结构转移的高成本、技术进步的方向性、不平等竞争、供需结构的不对称等。Cramer(1999)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分工锁定前景：由于局限于自身的比较优势，落后国家被迫处于全球价值链GVC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但这些活动全部由跨国公司的行为、结构和制度所决定，而发展中国家被长期锁定在发展的“低端道路”上，并在收益分配方面受到残酷的剥削。(22)我们认为，分工利益的分配涉及贸易产品价格的决定。尽管价格由供求确定成为共识。但实际上，贸易商品价格并不是完全由供求关系确定或者说并不完全是公平交易，还受市场势力影响，(23)有可能出现分工利益的分割与分工效率的不对称。之所以出现分工锁定，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固化比较优势所造成的对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并被锁定在工艺升级和依靠引进技术的产品升级；以低成本和价格竞争导致的政策诉求路径依赖；产业结构转移高成本；市场竞争地位不平等及供求弹性差异等。
(一)全球分工模式导致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路径依赖。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发达国家拥有技术、品牌和营销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具有廉价劳动力优势，两者各自发挥比较优势或把两者优势结合，能够推进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也确实体现了这一特征，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此过程中较快地提高了生产能力，实现了经济较快增长。但是，在以出口额计算的收入贸易指数提高的同时，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则显著下降。究其原因，是技术进步的路径和方向问题。在发达国家技术主导或技术控制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降低成本的工艺创新。根据技术创新理论研究，技术创新一般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过程创新)。产品创新一般在发达国家实现，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相关产品的生产技术，然后通过干中学，推进工艺创新，从而提高生产率。根据Gereffi的研究，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升级的次序将会遵循“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线索，呈现OEM→ODM→OBM的转换。同时，全球价值链(GVC)有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两种类型，GVC中本地企业的升级，与GVC的形式和这种形式下的治理模式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无论是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或是技术驱动价值链，全球性大买家或技术主导厂商出于竞争和自身利益的考虑，会鼓励下游各个层次的供应商和分包商加快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24)而阻碍功能升级，始终把发展中国家置于其技术、市场控制之下。由此决定了纳入全球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在分工行业中有可能实现工艺和产品加快升级，生产率提高，专门化部门进一步强化。但与此同时，产品的原始创新、产品标准、品牌和营销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牢牢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GVC中本土代工企业要想实现功能升级则面临很大的障碍：主要是受到市场势力的制约。GVC中市场势力的来源，主要表现为对日益增长的非生产活动(即品牌、营销、产品开发、设计和对从属企业关系的协调)的掌控能力。领导性企业聚焦和投资于这些活动，并把其作为核心能力对待。这些企业为自身市场考虑不但不会与其供应商分享这些能力，还会阻止这些供应商获得这种新的能力。当本土企业试图开发自己的品牌，或者试图在美国和欧洲市场建立自己的营销渠道时，往往面临跨国公司的恶意收购或恶意竞争。(25)从宏观来看，则是分工固化在加工制造环节，而技术来源、关键设备、营销渠道、供应链管理和品牌等高度依赖外资(进口或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佐证。中国本土企业经历了快速的工艺和产品升级。一方面，处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国际大买家(采购者)的规范性流程和近乎于苛刻的要求，为不熟悉国际市场运作的中国本土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促进了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另一方面，GVC中低端企业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与拥有设计、品牌和营销等核心能力的企业的利益没有冲突，相反，鼓励、督促、帮助和支持低端企业进行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还有利于高端买家或者OEM的发包者强化市场竞争能力。而当中国企业决定进军高端环节时，却遭到跨国公司的“围追堵截”，对其进行设计封锁、技术封锁，甚至市场封锁。中国过去的一些国内品牌企业、行业排头兵企业越来越多地被收购，被收购后的品牌又被搁置，最终消失。这就使得处于GVC低端的企业，只是紧紧地追随发达国家新出现的政府规制和企业推出的各种标准，为了通过工艺和产品的升级增强出口竞争力，被迫不断引进技术，设备更新频繁。(26)巴西面临的情况也是如此。Schmitz(2000)的研究表明，美国大买主
鼓励和提倡巴西厂商深化其在生产方面的专业化分工。但是如果这些制造商开发其设计能力并销售它们自己生产的鞋，美国买主就会奋力反对，因为这些美国买主把设计和营销能力看成是在价值链中自己竞争优势和获取租金的来源。
(二)以低成本和价格竞争导致的政策诉求路径依赖。
立足于比较优势，包括我国企业在内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都以成本价格竞争为主，由此也决定了按照比较优势的政策依赖和技术进步路径依赖。要提高竞争力，就必须降低总成本率。总成本率由下面公式决定：
由此可以看出要降低总成本率，可以有三个可能的途径：一是提高产品销售价格；二是降低中间投入率(提高增加值率)；三是降低工资率。
我国企业多通过低成本价格竞争的战略，提价显然是不在其列的，重点是对降低要素投入成本的政策路径依赖和技术路径依赖。在政策路径依赖方面，以低成本、低价格竞争为主，为提高竞争力就要求更低的要素投入价格，比如降低土地、资源、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甚至是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在技术进步路径方面，为提高竞争力就要求或者减低中间投入，或者提高装备水平，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首先，企业普遍实施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的战略，出口产品价格不断下降，这表现在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其次，在降低成本方面，随着我国进入高成本时代，以成本价格为主的竞争战略具有不可持续性。考虑到可比性，我国用经济增长波峰时期进行比较。根据投入产出表计算表明，即使是2007年与1992年相比，我国企业总成本率是上升的。这表明实施低成本和价格竞争战略与成本上升压力是不相符的。从中间投入率来看，投入产出表表明，我国经济的中间投入使用率虽然经过了一个阶段的下降，但总体来看有所提高，整个经济的中间投入使用率从1997年的0.6212，提高到2007年的0.675；制造业从0.7239提高到0.786。因此，要降低成本率就只可能是通过降低单位产量的工资率来实现。当然，降低单位产量的工资率，并不等于降低工人工资，可以通过提高装备水平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呈现出明显的资本深化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特点。如按现价计算，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人均固定资产净值从1997年的5.6万元提高到2007年的15.8万元；劳动生产率从1997年的2.27万元/人提高到2007年的6.1万元/人。但与此同时，总产出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全部经济从1997年的0.2079下降到2007年的0.1344，制造业从1997年的0.1155下降到2007年的0.0692。上述趋势表明：在总体成本率上升的情况下，实施低成本和价格竞争的战略，必然导致企业力图降低工资率，从而制约工资水平的提高。相反，如果提高工资水平，马上就会对我国以低成本和价格竞争为主的出口企业形成极大的挑战。这就使得我国工人收入增加陷入两难境地。
(三)产业结构转换的高成本与分工锁定。
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贸易理论往往忽视产业结构转移成本，假定生产要素流动是充分的、无须付出额外成本。以至于一些人提出了，既然是“优势”并形成了分工，必定是有效益的，否则交换就不会进行。实际上，由于资产的专用性、劳动技能培育的时间要求和专业性，以及市场渠道建立的长期性等形成了产业结构转移的高成本。这就使得我国不少企业，即使是低效益、甚至是短暂的亏损，也要接单生产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否则要进入新的行业，还会要付出更多的沉没成本；要打开新的市场，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如果这时出口偏好的政策再对这些企业进行扶持而不是加快促进转型升级，(27)则更加容易强化分工锁定。
调查表明，尽管当前我国东部地区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但是由于设备的专用性、营销渠道的稳定性、员工技能转岗需要培训等，一旦进入分工并不能轻易退出，使得企业只要能够生存，便尽量想法维持，即使是短暂的亏损也在所不惜，也就出现了企业处在微利、甚至是略亏，也要生产，也要交易。
(四)市场竞争地位不平等与供求弹性差异导致市场势力的弱势。
现实经济中市场竞争并不完全平等。发展中国家承担的一般加工环节或产品由于进入门槛小，通常具有无限供给的性质，也容易出现过度竞争。而发达国家承担的高端环节，通常是具有垄断地位。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出口尽管实现了由过去的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仍然没有能够改变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状况。只不过价格贸易条件由过去的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演变为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而已。一般来说，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可以使得本国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要低于外国，却可以按照外国较高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从而获得分工利益。但是，我国很多商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国内，而不是相反。虽然其中有出口退税、国内企业资金回笼周期长等因素。但国际商品价格形成机制或者说我国出口企业以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成本价格竞争战略以及市场势力很弱更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企业成本价格竞争力很强而利润水平很低，(28)是因为我国出口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议价能力很弱。这种不利的市场结构和国内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比汇率变化造成的损失更大。这使得无论是遇到有利或不利因素，我国绝大多数出口企业都只能在微利的生存边缘，剩余价值几乎都被跨国公司等居于产业链两端的企业所攫取。
当然，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国民福利的损失，还可以通过薄利多销增加国民收入，这取决于生产率提高的幅度是否能够有效弥补价格下降的幅度。如果成本下降得更快，则国民福利是增强的。但遗憾的是，本研究表明，我国生产率的提高并不能有效抵消出口产品价格的下降，只好通过降低工资增长速度来弥补。出口额实现增长，也完全是依靠出口数量和较高的机会成本来实现的，真正国民所得的增值部门并没有得到多大程度的改善。出口企业利润率很低、机会成本较高，之所以还大规模出口，主要是由于有就业的目标，以及各级政府对外资、对出口的要素供给优惠政策(能源、资源、土地)，对劳动力缺乏足够保障，以及出口退税政策的支持。
四、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与提升分工地位的机理分析
要想摆脱静态比较优势的分工锁定，实现成功起飞，关键是要摆脱先天资源禀赋边际成本上升的约束，培育和提升新的比较优势，加快技术进步，促
进出口的多样化、生产技术复杂化，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
(一)边际成本变化差异：先天资源禀赋边际成本上升与后天获得优势边际成本下降。
比较优势可以细分为先天的资源禀赋和后天获得性比较优势。前者包括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和人口数量，后者包括技术能力、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和网络关系、制度因素等。两者最大的差别是先天资源禀赋具有易耗减性和边际成本上升的特点，而后天获得优势有正向的动态累积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边际成本下降或规模报酬上升的特点。前者，如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具有鲜明的耗竭性，矿产开采后不能再生、甚至逐步耗竭，而且，随着埋藏条件好的矿产率先得到开采，以后的开采成本不断上升；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供给也呈现数量下降、成本上升的特点。相反，技术能力、经营和投资管理能力、组织能力，以及基础设施和制度因素等后天形成的因素，则随着不断地学习和积累，基础设施的网络化、立体化，具有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
(二)技术进步的方向性差异：功能升级与工艺升级的不同效应。
如前所述，全球大买家或技术主导厂商鼓励下游各个层次的供应商和分包商加快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而阻碍功能升级，并始终把发展中国家置于其技术、市场控制之下。究其原因，是技术进步的方向性差异，决定了功能升级与工艺升级之间有着巨大的效应差异。侧重于工艺升级的技术进步，使得发展中国家生产厂商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既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厂商、也有助于跨国公司提高竞争力，两者有着一定的利益一致性。而侧重于功能升级的技术进步，虽然能够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但与跨国公司则是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伊藤元重研究也表明，在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技术开发和设备投资的情况下，比较优势结构和相对收入比率不发生变化；而当扩大出口产业范围并选择缩小技术差距型的边际产业发展时，比较优势结构和相对收入比率就会发生较大变化。
(三)分工效率：产品和技术生命周期与相对技术进步速率差异。
决定比较优势的是先天的要素禀赋，后天形成的技术水平、社会基础设施及制度的适应性、灵活性等因素综合作用所形成的生产率差异。而要打破现有分工格局，形成动态比较优势，归根到底应把未来比较优势部门从具有较低的相对生产率，培育成为具有较高的相对生产率，关键是基于技术创新和相对比较高级要素的积累，由此形成更高分工层级。这是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增加国民福利的基石。而决定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动因来自于产品和技术的生命周期。
根据弗农的理论，产品周期可以分为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产品阶段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所依赖的比较优势和竞争条件各不相同。在新产品阶段，美国等创新国利用其拥有的垄断技术优势，开发新产品，由于产品尚未完全成型，竞争者少，市场竞争不激烈，替代产品少，产品附加值高。在成熟产品阶段，由于产品定型，需求和生产扩大，出现模仿者，创新国技术垄断和市场寡占地位被打破，市场竞争激烈，产品的附加值不断走低。其他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因为较低的成本开始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地位，创新国等发达国家企业逐步放弃国内生产向次发达国家转移。在标准化产品阶段，产品的生产技术完全成熟，成本、价格因素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时发展中国家已经具备明显的成本因素优势，得以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由此不断重复，形成一国产业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和国际上的产业阶梯转移特征。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发展过程一般要经历进口—进口替代—国内大规模生产—出口—产业转移等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产业结构也相应呈现出阶段性的演替。在全球化条件下，既有可能遵循上述过程，但也有可能有所差别，主要是从行业之间的分工转向产品内分工：劳动密集型部件或环节—资本密集型部件—技术密集型。但是，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每一个阶段是为后一个阶段进行更高级要素积累的过程，产业结构升级就是要缩短而不是延长这一过程。
从技术创新来看，无论是行业之间分工，还是产品内分工，产品创新一般是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一般集中在过程创新(工艺创新)。根据厄特巴克—艾伯纳西和杜西等人的研究，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有着不同的生命周期特征。在不同的阶段，技术创新特征和创新速率是不一样的。(29)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承担产品标准化阶段至多是成熟阶段的生产，技术创新以过程创新为主。如图3所示，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大规模化生产阶段，通过在前期干中学基础上，是实现创新速率最快的时期。因此，产品和技术生命周期的特点决定了我国产业发展的重点，既不是以创新阶段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也不是标准化阶段的已经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而是发达国家处于成熟阶段技术基本定型、比较优势逐步下降，而发展中国家通过积极培育有可能形成新的比较优势的行业。
(四)改善分工效益：提升市场势力与改善贸易条件。
寻求动态比较优势，并获得相应的国民福利，除了上述生产率上升率因素外，还要考虑到效益的实现，要努力寻求提高商品的内在价值和实现价格。其中主要受到市场势力、供给水平和供求弹性差异的影响。市场结构的影响决定了分工提高效率以后带来的利益分配，是否能够双方公平享有。如前所述，现实中贸易商品价格并不是完全由供求关系确定或者说并不完全是公平交易，还由市场势力所影响。因此，分工利益的分割与分工效率是不对称的。居于市场垄断地位的企业或国家，市场势力比较强，能够拥有分工的超额收益；处于过度竞争的企业或国家，市场势力较弱，实际收益通常会偏低。比如，沃尔玛等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采购，采购量越多，给价越低；而我国在海外大宗资源采购，采购量越多，价格越高。如果出现分工被锁定，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势力更加微弱。
图3 产品周期中的创新变化
市场势力的形成既包括产业集中度决定的市场结构，也包括从产业链和价值链来看，对技术、营销网络和供应链等关键环节的控制能力。从产业集中度来看，劳动密集型行业通常是高度分散型行业，而集中度比较高的行业则是具有显著规模经济的行业和技术密集程度比较高的行业。从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关键环节控制来看，由于我国在全球分工
中过度集中于加工制造环节、过度依赖加工贸易，研发、设计、营销、供应链管理和品牌等高端环节滞后，实际上是我国制造企业之间存在过度竞争，而高端环节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最明显的佐证是，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对出口企业提高出口退税时，出口退税到什么程度，国际采购商就压价到什么程度。而培育动态比较优势，既是要素条件比较优势从比较低的层级向比较高的层级提升，也是市场竞争过度竞争的减弱而市场势力增加、议价能力和“寻租”能力增强的过程。以我国纺织服装行业为例，据轻工协会调查，2006-2010年，由于提高产品档次，重点企业纺织品服装出口单价提高34%，其中服装及附件出口单价提高43.1%。(待续)
注释：
①余永定等：《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3～481页。
②我们认为，以往的比较优势理论是针对价格竞争和机会成本的比较，因此，比较优势关注的是先天的要素禀赋，后天的要素积累。但是，在当今企业的竞争从成本价格竞争，更多地转向产品差异化、服务、品牌、响应速度等非价格竞争以后，以往的对比较优势的理解就必须进行拓展，不仅包括了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的因素，还应包括提高价值的因素和能力。否则，如果把比较优势局限于成本价格的竞争，那么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就更大。因此，本文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比较优势，或者说淡化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
③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1977)认为，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密集使用程度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中。由此导致在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阶梯演进。
④参阅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⑤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⑥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三联书店，1988年中译本。
⑦⑨克鲁格曼：《国际贸易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
⑧拉法尔·卡普林斯基：《夹缝中的全球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⑩边际部门包括两类：一类是具有潜在出口潜力的出口边际产业，另一类是具有潜在进口替代能力的进口替代边际产业。
(11)参见[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63～265页。
(12)关于国内动态比较优势部门干中学速度超过优势国家的条件分析，参阅耿伟：《内生比较优势演进的理论与实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13)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2006)研究发现，贸易限制的动态收益也许要大于静态收益。克鲁格曼(1987)认为，通过一步一步的幼稚产业保护，一个国家能够不断扩大、提升比较优势的产业基础。参阅宋泓：《国际贸易与幼稚产业成长：一个综述》，载于李向阳主编：《世界经济前沿问题(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9-70页。
(14)世界经济编辑部：《荣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2～343页。
(15)参阅伊藤元重等：《产业的扶持与贸易》，载于小宫隆太郎等编：《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
(16)更严格、更一般地说，对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技术开发和投资，导致供给曲线的移动，造成的影响有两种可能。一是如本模型中本国对世界产品价格有直接的影响，本国供给能力的提高，将导致价格的下降，本国的收入并不会相应得到增加，有时还会导致出口增加，收入并不增加，这取决于价格下降的幅度与供给能力增加幅度的比较。二是本国对世界产品价格没有影响，如完全竞争情况，本国供给能力的提高，将导致本国收入的相应增加。
(17)保罗·克鲁格曼主编：《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18)章元等：《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发展与局限》，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2期，第66～70页。
(19)《世界银行国别报告·南朝鲜工业的过渡性转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
(20)李向阳：《国际经济学理论前沿》，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1)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10》，1991-2008年，按现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经合组织高收入国家为4.44%，略低于世界平均4.57%；东亚和太平洋中低收入10.98%遥遥领先，其次是中等收入国家7.62%；而低收入国家3.79%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中低收入国家3.78%居末位。
(22)Cramer, Christopher. Can Africa industrialize by processing primary commodities? The case of Mozambican cashew nuts. World Development. 27(7), 1999: 1227-1466.
(23)市场势力是指企业或某国行业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对于相对封闭市场而言，个别企业形成市场势力可能导致市场无效率。但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企业或产业在全球竞争中，只有形成市场势力，才有可能获取更高利益。
(24)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升级往往是通过引进技术，其产品创新通常由发达国家来完成；工艺升级则既可能是引进技术，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工艺创新。
(25)拉法尔·卡普林斯基：《夹缝中的全球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中译本。
(26)刘志彪：《全球价值链中长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提升》，载于《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3期。
(27)事实上，我国一些政策就具有上述特征。总是担心影响就业，维持出口企业的低水平生存。这导致出现了所谓“温水煮青蛙”现象，也延缓了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28)我国面临世界上最多的反倾销、反补贴诉讼就是我国企业成本价格竞争力很强的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