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Baumol提出著名的滞后论以来，尽管有一些质疑，但很多学者还是认为其很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Julius等，1998)。进入21世纪后，国内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其对我国服务业发展乃至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笔者发现，其实滞后论并不适用于也无法分析/解释我国服务业及经济发展的现实。第一，按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高低进行三次产业排序，从高到低，在中国依次是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而在发达国家依次是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国不同于发达国家；①第二，在Baumol模型中，“进步部门”和“滞后部门”分别指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出于简化分析的需要，农业被纳入“进步部门”甚至被忽略掉。在分析我国情况时，服务业虽然可以归为相对“滞后部门”，但农业部门非常重要，不能被忽略掉，从而，相对滞后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可能并不像预言中对服务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那么大；第三，在研究1978年到2009年我国相关经济数据时，我国经济发展中表现出的与滞后论相悖之处令人困惑：伴随劳动力向滞后程度为中等的服务业部门转移的是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服务业长期停滞不前的怪现象。也即，在劳动力流动方面，我国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表现出违规律流动：我国服务业劳动力比重的提高几乎完全来自于技术进步最滞后的农业部门，而技术进步最快的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向服务业部门的转移相当困难；②在服务业本身的发展方面，与滞后论所断言的因为生产率增长滞后，所以服务业产出比重将持续上升不同的是：我国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的服务业长期低层次发展的局面并未改善；在服务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与滞后论所预言的资源不断向停滞部门转移会导致经济增长趋于停滞不同的是：伴随我国劳动力不断向相对滞后的服务业部门流动的是经济的高速增长。解答好以上问题是本文的重要任务，它对我国加速经济服务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将重新评估滞后论认为的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发展乃至经济结构变迁的重要作用。其新颖之处至少有以下三点：一是与已有研究角度不同，本文从技术约束效应和天花板效应所共同导致的要素替代弹性大小出发，解释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二是研究方法不同，本文构建二阶段非均衡增长模型，将农业统一纳入分析框架，试图分析劳动力在我国三次产业间违规律流动的深层原因，进而寻找阻碍我国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三是与已有研究结论不同，本文认为我国服务业比重较低是全球化背景下地区分工和竞争导致的必然结果，我国经济服务化的最大障碍在于生产者服务业劳动力供给短缺导致的服务业天花板效应而非技术进步相对滞后。要发展我国服务业，应该基于加入全球产品内分工的特征和扩大内需的国家战略来制定政策和措施，当务之急是培养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人才和加速服务业全球化。
二、替代弹性与我国劳动力流动
替代弹性度量的是要素比率相对于价格比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它的大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譬如制度、技术、要素供给数量等，主要受技术约束和数量约束，其中技术约束更为重要。笔者把要素间因质量差别较大，替代在技术上存在困难所导致的对要素间替代弹性大小的影响称为“技术约束效应”；而将在技术上可行，但缺乏相关要素供给所导致的对要素间替代弹性大小的影响称为“天花板效应”。
根据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产业升级顺序，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去农业化”和“去工业化”两个阶段。“去农业化”阶段主要表现为农业与非农部门间产值/就业之比的不断下降，“去工业化”阶段主要表现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产值/就业地位的提高。为了与后文分析保持一致，假设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只生产中间投入品，制造业部门生产最终产品。替代弹性影响我国劳动力流动的过程/结果，就可以通过分析技术约束效应和天花板效应在我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共同作用得到说明。
先从技术约束效应看，在经济发展的“去农业化”阶段，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是初级产品，作为非农部门劳动的劳动对象作用加入到非农部门的生产中去，如果农业部门从业人员的素质不高，技术不发达，那么农产品内含的劳动与非农部门劳动的质量差别就较大，当要素间相对价格比率发生变化时，作为非农部门物质资本的农业初级产品和非农部门劳动之间的替代就较难。随着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一方面，农业部门由于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小、农产品附加价值低和农业部门生产率提高的共同作用，使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非农部门产品需求大幅增加，其增长速度一旦超过非农部门技术进步速度，非农产品供给的缺口将需要更多要素的投入方可解决，但由于要素间替代受技术约束较大，通过农产品替代非农劳动力要素来增加非农产品的产量将十分有限，最终，这种缺口将不得不更多依赖部门劳动力的增加来解决。因此，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使农业产值/就业比重不断下降。在经济发展的“去工业化”阶段，服务业部门提供的是劳务服务产品(主要是知识、技术服务)，作为人力资本同制造业部门的劳动一道投入到制造业部门的生产中去。如果生产中间投入服务品内含的劳动与制造业产业工人劳动同质性较好，那么他们之间的替代受技术约束就较小，替代就较容易。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一方面，对服务业产品的需求将大幅提高，服务产品需求增长速度超过服务部门技术进步速度，服务产品供给的不足将不得不依赖服务部门劳动力要素的增加来解决。另一方面，由于本身的生产率增长较快和要素间替代受技术约束较小，制造业部门可以通过如下的两种途径释放出更多的产业工人来满足服务业部门对劳动力要素的大量需求：一种途径是通过较高的劳动力生产率节约劳动力；另一种途径是通过用服务产品替代制造业劳动力释放劳动力。因此，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将不断向服务业部门转移，服务产值/就业比重就将不断上升。
从天花板效应看，在经济发展的“去农业化”阶段，由于农业部门受地理、气候、技术等影响较大，特别是在中国，农业技术不发达，农产品可耕种面积不断减少，加上众多地区田地的梯田结构等
，使农产品产量的增长非常有限，导致尽管技术上可行但由于可能缺少农产品供给，造成随着收入的增加，无法有更多的相对便宜的农产品来替代非农部门较昂贵的劳动力，对非农部门产品供给缺口部分将不得不再次依靠农业部门释放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得到解决；在“去工业化”阶段，由于我国制造业嵌入的是GVC的低端，我国服务业市场未与制造业同步全球化，使得我国服务业要么长期局限于本地化的市场及其容量(刘志彪，2011)要么被跨国公司垄断，制造业对我国生产者服务业需求的严重不足和供给不信任，造成制造业生产中劳动要素价格相对上升后，找不到相对便宜的生 .产者服务业来替代劳动，要素间的替代较难。因此，我国生产者服务业替代制造业劳动所释放的劳动十分有限。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服务业需求的不断增加所需要的劳动力增加，并不能完全由制造业部门因技术进步的释放得到补充，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的劳动转移将变得十分缓慢，服务业产值比重的上升将变得十分困难。
综上所述，由于同时受技术约束效应和天花板效应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在“去农业化”阶段要素间替代弹性受技术约束更大，总替代弹性较小，农业部门劳动力将大量向非农部门转移。在“去工业化”阶段，要素间替代弹性虽然受技术约束较小，但受天花板效应约束较大，要素间总替代弹性较大，制造业劳动力向服务业部门转移较难。
三、模型构建
根据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产业升级顺序，本文构建二阶段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二阶段分别指“去农业化”和“去工业化”阶段。两部门是指在每个阶段里经济体都由两部门组成：在第一阶段，把滞后部门作为第一部门(即农业部门)，相对滞后部门和进步部门统一作为第二部门(即非农部门)；在第二阶段，把第一阶段中的非农部门进一步分为第1部门(相对滞后的服务部门)和第2部门(进步的制造业部门)。
Baumol非均衡增长模型假设两部门都生产最终产品，得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滞的结论。显然，这不符合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实际，与经济中大量生产中间产品的现实也不符。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本文提出：
假设1：第一，(1)部门仅使用劳动一种投入要素生产供第二部门(2)使用的中间产品。第二，(2)部门使用劳动和第一部门的中间产品两种投入要素生产社会总产品。
假设2：无论产品市场还是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④
假设3：各阶段内生产函数采用简化的不变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形式，⑤技术进步为希克斯中性(Hicks—neutral technical progress)。
假设4：两阶段间关键的差别可以体现为中间投入对劳动的替代弹性不同。
将(4)式代入(3)式，可得到第二部门使用中间投份额为：
第二部门使用的劳动投入份额就为ρ=1-α。由于部门产出的增长率等于影响产出增长的诸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平均，以投入的份额作权重，利用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假设和耗尽性定理，很容易通过分解产出增长率得到各部门用数量表示的技术进步速度(6)式和(7)式。对(3)式、(4)式全微分并利用(6)式可得各部门用价格表示的技术进步速度(8)式和(9)式，其中“∧”表示变化率。
因此，有命题2：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和要素替代弹性共同决定了部门间要素的流动方向和经济结构，如果技术进步速度大于0，要素替代弹性将成为唯一决定因素。其中，替代弹性小于1，要素将从滞后部门向进步部门流动，进步部门产值比重将提高；替代弹性等于1，部门间要素结构将固化，经济结构也将固化；替代弹性大于1，要素将从进步部门向滞后部门流动，滞后部门产值比重将提高。
四、基于中国数据的模型检验
基于中国数据对命题1的检验是浅显和直观的。例如在我国，近年来，作为生产者服务业代表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无论从就业规模还是产值规模上都有强劲上升的趋势(闫星宇、张月友，2010)，但我国经济增长并未下降，相反按可比价格衡量的GDP在1978年到2009年间年均以9.9%的速度高速增长。所以，基于中国数据的模型检验主要是检验命题2。这分两个步骤：首先估算中国经济发展各阶段劳动要素与中间投入要素间的替代弹性；然后基于中国数据验证相应替代弹性下的模型结论。
(一)各阶段要素替代弹性的估算
考虑时间要有较长跨度和数据限制，主要使用中国1992年和2007年两张投入产出表(中间使用部分)相关数据，直接利用变化后的替代弹性公式进行估算。各阶段中间投入的数据分别来源于相关年份投入产出表，并按1985年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折算。在估算第一阶段替代弹性时，第一部门产品价格用定基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1978年为基期)表示，其中1992年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因没有原始数据而经过换算得到。另外，由于第二部门包含服务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第二部门劳动力数据用服务业和制造业年底从业人数之和表示。在计算第二部门劳动力工资时，因为我国服务业数据不足，并考虑使用农产品作为中间投入较多的服务业是住宿和餐饮业，第二部门中的服务业劳动力工资就用住宿和餐饮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代替，所以第二部门总的职工工资用制造业职工年平均工资和服务业中住宿和餐饮业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平均数表示；在计算第二阶段替代弹性时，生产者服务业产品价格以相应年份定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代替。服务业产品作为中间产品投入到制造业的部分，用制造业中使用的中间产品总额逐个扣除掉其使用的来自农业、自身以及建筑业生产的中间产品数额后的余额表示。其他数据直接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具体数据、处理方式和替代弹性的估算见下表。
(二)相应替代弹性的结论验证
在表中，=0.47，表示在第一阶段，我国非农部门使用的劳动与农业初级产品间的替代弹性小于1。根据命题2可知，我国非农部门相对劳动力比重和产值比重都会上升。也即在第一阶段，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农业部门将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而非农部门产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但由于此时的要素间替代弹性小，需求大量增长的非农部门产品的生产将不得不更多依赖劳动力的增加来解决，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正好可以用来补充这个缺口。这样，正如所见，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不断向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农业产
值比重不断下降。
在上表中，=1.28，表示在第二阶段，我国制造业部门使用的劳动要素与生产者服务业产出间替代弹性略大于1。同样据命题2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制造业部门相对服务业部门劳动力比重将缓慢下降，服务业产值比重将艰难爬升。也即在第二阶段，一方面，因服务业产出的特性，其产品包含的劳动与制造业劳动同质性较高，要素间替代较容易；但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导致我国生产者服务业供给和对我国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受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高端技术人才缺乏和服务市场化程度不高、意识不强、服务市场的当地化等因素的制约较大(生产者服务业天花板效应)，制造业部门使用的生产者服务业产出与劳动力要素间的替代能力受天花板效应影响大打折扣。因此，我国生产者服务业投入替代制造业劳动所释放的劳动资源十分有限，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服务业需求不断增加所需要的劳动力增加，并不能完全由制造业部门因技术进步释放劳动进行补充，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的劳动转移将变得十分缓慢，服务业产值比重的上升变得十分困难。
以下图1和图2分别描述了1978-2009年间我国部门从业人数比重和产值比重的实际变化情况。
图1 我国1978-2009年间各部门从业人数比重变化图
从图1看，一方面，我国非农部门和农业部门从业人数比重在1996-1997年发生交叉，交叉前两部门比重缺口不断缩小(负差)，交叉后继续扩大(正差)，表明我国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一直没有停止；另一方面，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业比重稳步缓慢提高，其中服务业提高快于制造业，并于1993-1994年追上并超过制造业，但两者相互依存一直较为密切。重要的是，服务业从业比重与非农部门从业比重几乎成平行线增长，说明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相当困难，我国服务业劳动力比重的提高几乎完全来自农业部门(直接转移或间接通过制造业过渡转移)。
图2 我国1978-2009年间各部门产值比重变化图
图2基本与图1相互映照，一方面，农业产值比重不断下降，非农部门产值比重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制造业产值比重呈一条水平线，几十年来没有多大变化，服务业产值比重提高缓慢且从未超过制造业。结合我国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很明显，当前我国经济服务化的路径为“去农业化”而非“去工业化”，突破我国服务业低层次发展的任务相当艰巨。
五、简短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资源向相对停滞部门转移并不必然导致GDP下降和经济增长停滞，如果相对停滞部门生产的是中间产品，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和总产出提高。逻辑上，也能直观地观察到技术进步速度导致经济持续增长的多种途径。由于在两部门经济中，生产最终产品部门的产出即为总产出，笔者首先说明最终产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中间投入部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都能提高总产出。前者，显而易见，不再赘述；后者，因为中间投入部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即使低于最终产品部门TFP)，提高了投入到中间产品生产的相同劳动的产出水平，所以中间投入产品的产出提高后，只要要素的边际产出为正，总产出都会提高。进一步，即使中间投入部门全要素生产率(TFP)没有提高甚至有所下降，只要第二部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所释放的劳动力不断转移到中间产品的生产上，并且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中间产出的增加大于全要素生产率(TFP)下降所导致的中间产出的减少，也能使中间产出净增加，从而导致总产出提高。
第二，技术进步速度和要素间替代弹性的大小对经济体要素流动和经济结构有重要决定作用。在技术进步速度大于0的前提下，以1为界，替代弹性小于1，越小，资源从停滞部门向相对进步部门转移越容易，进步部门越容易获得较快发展。反之，替代弹性大于1，越大，资源从进步部门向相对停滞部门转移越容易，相对技术停滞部门越容易获得发展。
第三，我国经济服务化并未完成，由于存在“天花板效应”，促进我国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任务相当艰巨。此结论也佐证了刘志彪(2011)对中国服务业比重长期过低的解释。⑥如前，我国经济服务化的“去工业化”并未完成，甚至才刚刚开始，更重要的是我国服务业存在“天花板效应”，不仅如前所述生产者服务业存在“天花板效应”，而且，其他服务业其实也存在严重的“天花板效应”。譬如由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低下，收入水平较低，人们不敢也不能消费导致我国生活服务业需求不足；政府资源投入结构直接导致我国公共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再加上政府在这些公共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限制，又影响了民营资本和境外资本进入这些行业，由此带来的公共服务提供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江静、刘志彪，2009)。
第四，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要素供给不足是导致我国服务业比重长期过低的直接原因。从时间序列上看，我国服务业就业比重持续上升，从横截面上进行国别比较就会发现，我国服务业就业比重仍然较低。⑦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来源无非四个：自身高生产率的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制造业劳动力的转移和新增就业人口。而这四部分并不能有效弥补我国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要素供给不足的问题：首先，由于我国对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重视较晚，发展不足，而这部分又恰恰是服务业中技术进步最快的，加上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不会太快(这与前文利用统计资料计算的结论一致)；其次，如前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确实对我国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农业劳动力本身质量缺陷，大多只能转移到传统的消费者服务业中去；再次，我国生产者服务业同制造业劳动力质量同质性高，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由于受天花板效应约束非常困难，从而导致我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要素供给不足；最后，受计划生育政策和我国生产者服务业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大学生创业意识和能力的激励不足以及相应高端人才培养缺乏的共同影响，新增适合生产者服务业就业的人口也十分有限。
本文政策建议：要大力发展我国生产者服务业，着力点要放在突破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天花板效应”上，特别要突破生产者服务业存在的“天花板效应”。具体可以通过基于内需的国内价值链构造突破我国服务业发展
面临的外部环境约束；实施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解决生产者服务业内部发展能力不足约束；实施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解决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意愿不足约束等问题。
注释：
①譬如1989-1999年间，发达国家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年均为英国3.11%、美国4.28%、法国5.59%、德国7.65%，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英国为2.32%、美国为3.38%、法国为2.74%、德国为3.52%，而服务业中相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分销业的增长率也仅为英国1.30%、美国3.28%、法国0.73%、德国1.01%(Mahony等，2002)。而在我国，1978-2008年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三次产业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制造业(25%)、服务业(11.3%)和农业(8.5%)。
②这里的违规律流动指中国劳动力流动不仅有违滞后论所预言的进步部门劳动力向滞后部门流动的规律，也有违配第—克拉克定理有关经济发展中劳动力顺次由一次产业流向二次产业再流向三次产业的规律。
③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偶尔的技术停滞甚至可能出现倒退，但在长期，技术停滞甚或技术倒退是难以理解的。
④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严格假设只是出于方便分析的需要，放宽假设并不影响模型的结论。
⑤当替代弹性为1，不变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形式就会退化为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形式，而Chow和Lin(2002)、Wu(2003)认为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能够较好地模拟中国的经济增长。
⑥刘志彪(2011)认为，中国服务业比重长期过低的原因“主要与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特性有密切关系，也即其迅速成长的全球制造业市场支持了我国二产比重的持续上升，而没有与制造业同步全球化的服务业市场，则长期局限于本地化的市场及其容量，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服务业比重的提升”。
⑦据《国际经济年鉴2011》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数据显示，2007年同样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乌克兰是59.4%、土耳其是48%、伊朗是45.1%，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和英国更是高达78%和76%，而中国只有32.4%，直到2009年也不过3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