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工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通过对中部六省2017年的工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横向比较，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湖北省居中部六省第二位，其中发展质量居第二位、运行效率居第三位、创新能力居第二位。对湖北省2009—2017年的工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纵向评价，发现综合指数并非逐年上升，尤其是运行效率自2012年起下降明显。针对研究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政府相关部门应着力优化工业企业发展环境、工业企业要积极提升竞争力等具体建议。
关键词：中部地区；湖北；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促进实体经济稳健高效、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经济总量和规模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围绕着实现“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从“规模速度至上”全面转向“质量效益优先”、从传统的以劳动和资本要素驱动转向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的创新驱动。目前，我国工业经济正处于“扩能增效提质”的加速扩张期，提高发展质量是工业经济发展的“指挥棒”，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基础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创新力和竞争力，用三大变革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文献综述
许多学者已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评价体系的构建思路等方面做了深入研究。任保平和李禹墨（2018）提出与高速增长相比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内涵，包括五个方面的高质量，分别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城乡建设、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并提出新时代下我国经济从“突飞猛进”转向“稳中求进”的四大路径。[1](p105-113)钞小静和薛志欣（2018）认为发展动力、发展结构和发展效率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仍有约束，应通过三维创新驱动、结构再平衡支撑和发展效率提升三个维度不断形成新推力，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2](p105-113)金碚（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具有多维性，因此必须权衡各个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以创新引领供给侧改革，制定全面性的发展战略以达到多维目标合一的目的。[3](p12-22)徐瑞慧（2018）从增长基本面、社会维度和环境保护三个方面构建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标，并运用1980—2017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该指标呈上升趋势并表现出短期的波动性，在2015年后显著提升，从数量上支持了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论断。[4](p5-18)孟祥兰和邢茂源（2019）认为高质量发展具体表现为经济、创新、绿色、协调和民生发展五个方面，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湖北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加权因子分析法对湖北省16个市州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揭示了湖北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区域不平衡的问题。[5](p36-45)罗良文和赵凡（2019）选取2005—2016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数据，采用静态集聚系数、动态集聚系数和产业梯度系数等研究方法，对区域内34个工业行业的转移和集聚状况进行计算，比较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工业发展现状并分析其发展瓶颈，提出高质量发展目标下长江经济带工业布局优化的对策建议。[6](p27-36)由此可见，自“高质量发展”理念提出以来，学者们的研究已逐渐从理论层面发展到实证层面。
二、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基于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理解，并结合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具体内容，构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构建。
1.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本文在充分借鉴以往学者们关于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和工业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典型性与相关性、可行性与客观性的原则，构建“一个体系、三个方面”的评价结构。一个体系，即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三个方面，即发展质量、运行效率和创新能力，如图1所示。
2.具体指标的构建。
本文分别从发展质量、运行效率和创新能力三个方面，构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从而形成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补充的评价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和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
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即工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包括工业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协调性、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性、与人民群众需求的协调性等，客观上反映当前工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在选择具体指标时，“要从原来主要考核经济增长速度、规模等数量指标转向考核全要素生产率、税收贡献、就业、利润等经济发展质量指标”，避免增长率等随着资本积累逐渐趋于稳定的指标。
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即工业经济运行的有效性，指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在工业方面的配置能力，资源的投入产出水平，反映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在选择具体指标时考虑资产、资源等的投入产出效率、资产周转率等指标。
工业企业创新能力：即工业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情况，反映工业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情况。在选择具体指标时，考虑科研人员、科研经费、专利申请和新产品经济效益等因素。
然而，由于一些数据无法获取，一些预设的指标也无法实现，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还应包括工业拥有的全国著名品牌数占全国数量的比重以反映各地区工业在全国领先企业中的影响力、工业企业实际缴纳税金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以反映各地区工业的税收贡献等。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依据指标构建的原则及思路，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工业经济发展水平时选用的高频指标，初步构建的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指标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
1.指标筛选方法。
实践中，科研工作者要处理的数据维度通常都很高，因此就面临着如何降低数据维度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Kruskal发现高维数据具有聚类性并成功映射到低维空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此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开创性地提出或优化了许多处理方法。本文选择集对分析理论与广义回归神经网络相结合的平均影响值算法进行指标筛选，通过模仿大脑神经元的结构及思维处理方式等大脑功能，实现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之间的网络拟合，提高客观性。流程图如图2所示。
2.权重确定方法。
通常研究可采用主观、客观及两者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本文选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具备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融合的双重优点，因而系统性较强，适用范围相对较广。该方法符合人类决策的思维逻辑，即分解、判断和综合，将决策目标逐层分解、将每层目标的决策要素进行两两比较，然后按照相对重要性对各要素进行总排序。在实际操作中，层次分析法需要分五步进行，即：分解目标层次、构造两两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层次单排序、层次总排序。
利用各指标的标准差Sx来表示对评价结果的影响程度，各评价指标权重的判断矩阵pagenumber_ebook=59，pagenumber_book=58可以按照公式（1）求得：
pagenumber_ebook=60，pagenumber_book=59
其中Smax是各指标标准差Si的最大值、Smin是各指标标准差Si的最小值；相对重要性程度参数bm=min[9，int(Smax÷Smin+0.5)]，min为取函数，int为取整数。
由公式（1）构造的判断矩阵不一定满足需要，因此就有必要进行一致性检验，通常通过计算一致性比例即CR进行。当CR小于0.10时，表明判断矩阵的不一致性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否则就无法使用此判断矩阵确定指标权重，而是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修正。CR的计算公式如下：
若通过公式（1）构造的判断矩阵具有一致性，那么它的最大特征值λmax对应的特征向量为W=(w1，……，wn)T，则bij=wi/wj，wi即为各指标的权重。
3.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计算。
经指标筛选和权重确定步骤后，初步构建形成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把各指标的权重值wi与其正向化及归一化处理后的数值pagenumber_ebook=60，pagenumber_book=59相乘得到加权评价值，然后累加得到各子系统的评价值Yj，如公式（4）所示；再将各子系统的权重值wj与指标值Yj相乘并累加，可得到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Z，如公式（5）所示，其值越大，说明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
三、湖北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及中部六省比较分析
本文运用自2009年到2017年的统计数据对湖北省整体的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纵向评价，并运用2017年中部六省的统计数据对六个省份的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横向比较分析。
（一）湖北省2009—2017年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
本部分选择2009年以后的统计数据对湖北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纵向评价。为了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可比性和准确性，本文的基础数据均来自评价期内《中国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由于全部工业企业的官方数据较少，因此，选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作为替代。2009年至2017年湖北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始数据如表4所示。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包含一些反向指标，即这些指标与工业经济发展情况呈反向变化关系，为了使计算结果保持一致，本文对这些反向指标采取用该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和与自身相减的方式进行处理。
通过集对分析与人工神经网络相结合的平均影响值算法筛选指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得到湖北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
以归一化处理后的指标数值为基础，可计算出湖北省2009—2017年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如表4和图3所示。
对湖北省2009—2017年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由表4和图3可知，评价期内最大值为2016年的0.6668。其中2009—2013年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迅速提高，2014年略有下降，2015年进一步降低，2016年提升幅度较大，2017年又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运行效率水平波动较大。发展质量方面，评价期内整体呈现为上升状态，2014年和2015年虽有所降低但2016年上升幅度较大并超过以前年份最高点，评价期内最大值为2016年的0.8336。运行效率方面，评价期内自2012年起基本呈现为持续下降的状态，评价期内最大值为2012年的0.8102。创新能力方面，评价期内呈现为逐年提升的状态，最大值为2017年的0.9039，是2009年的23倍。
（二）中部六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比较分析。
本部分主要是比较分析中部六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发现湖北省与其他省份之间的差距。中部六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始数据均来自各个省份的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反向指标处理方法、数据归一化处理方法、指标筛选方法和权重确定方法均与上节湖北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保持一致。
以归一化处理后中部六省的指标数值为基础，计算出中部六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排名如表7所示。
对中部六省2017年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由表6和表7可知，中部六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排名依次是湖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河南省、江西省和山西省。湖北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比第一名湖南省低0.0722。发展质量方面，中部六省排名依次是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江西省和山西省，湖北省比第一名河南省低0.0800。运行效率方面，中部六省排名依次是湖南省、江西省、湖北省、安徽省、河南省和山西省，湖北省比第一名湖南省低0.0691，仅比第四名安徽省高0.0460。创新能力方面，中部六省排名依次是湖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河南省、山西省和江西省，比第一名湖南省低0.1535，差距明显。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部分利用湖北省2009—201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适合湖北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纵向评价的指标体系，利用中部六省2017年的截面数据构建了适合中部六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横向比较分析的指标体系。两次指标筛选后的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在工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回顾自身发展历程，总结发展经验与不足，与中部其他省份比较，需关注的重点问题如下。
1.发展质量。
从共性指标来看，湖北省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在评价期内逐年上升，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二位，比第一名河南省低3.19个百分点；工业产品省级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率在评价期内下降明显，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二位，比第一名山西省高2.23个百分点；万元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硫排放量在评价期内逐年降低，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一位；万元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在评价期内逐年降低，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三名，比第一名湖南省高0.4542吨/万元，比第二名河南省高0.2000吨/万元。
从非共性指标来看：湖北省与自身相比，评价期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均主营业务收入逐年提升；工业企业亏损面波动下降；就业弹性自2015年起即为负数且绝对值越来越大，表现为对就业的“挤出效应”；产品销售率稳定在97.00%左右，但2013年及以前年份高于97.00%，2014—2017年低于97.00%。湖北省与中部其他五个省份相比，资产负债率排名第四，比第一名河南省高5.57个百分点；出口比例排名第五，比第一名山西省低3.19个百分点；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排名第三，比第一名山西省低4.40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排名第三，比第一名江西省低1.26个百分点；万元工业增加值固体废物排放量排名第二，比第一名湖南省高0.2182吨/万元；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排名第四，不足60.00%，比第一名安徽省低28.86个百分点。
综上，发展质量方面，湖北省工业经济体量逐年增大，但与河南省的差距还比较大；产品质量不断优化，销售率稳定，但仍有提升空间；盈利能力逐年提升，亏损企业占比下降，但成本过高、利润率不占优势；就业弹性逐年下降，劳动生产率提升；绿色发展方面表现相对较好，万元工业增加值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排放量逐年降低，但废水排放量有待进一步减少，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水平与其他省份相比差距较大。
2.运行效率。
从共性指标来看，评价期内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自2013年起逐年下降，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四位，比第一名江西省低5.5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本保值增值率波动较大，自2012年起总体上呈现为逐年下降的状态，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五位，比第一名山西省低0.120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职工薪酬贡献率相对比较稳定，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一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源利用效率基本呈现为逐年上升的状态，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一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2009—2014年呈现为逐年上升的状态，2015—2017年有小幅波动，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五位，比第一名江西省低4.264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波动较大，自2013年起基本呈现为逐年下降状态，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五位，比第一名江西省低8.19%。
从非共性指标来看，湖北省与自身相比，流动资产周转率2009—2014年逐年提高，2015—2017年逐年下降；与中部其他五个省份相比，工业增加值率排名第二，比第一名山西省低2.16个百分点。
综上，湖北省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整体表现欠佳，无论是资产周转率还是资产收益率，均位于中部六省中下水平。
3.创新能力。
从共性指标来看，评价期内湖北省高新制造企业规模基本呈现为逐年上升状态，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二位，比第一名湖南省低26.45个百分点；R&D人员比重呈现为逐年上升状态，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二位，比第一名安徽省低0.62个百分点；R&D经费投入强度基本呈现为逐年上升状态，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二位，比第一名湖南省低0.10个百分点。
从非共性指标来看，湖北省与自身相比，有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例、新产品销售收入率、新产品开发经济效益均表现为逐年上升的状态；企业平均R&D经费支出2009—2012年逐年上升，2013—2017年逐年下降。湖北省与中部其他五个省份相比专利授权增长率排名第一，且领先第二名河南省3.10个百分点。
综上，湖北省高新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创新投入逐步提高，但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必须下足功夫才能不被标兵比下去、不被追兵赶上来。
（二）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工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在2020年世界新冠疫情后国家提出构建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的背景下，稳增长、快转型、高质量仍是新时代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因此，政府部门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优化工业企业发展环境，工业企业必须不断补齐短板提升自身发展能力，着力推动三大变革，才能加快湖北速度向湖北质量转变，促进湖北省工业经济发展实现新突破。
1.切实优化营商环境，着力降低企业成本。
招商引资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要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效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重要的前提条件。良好的营商环境能辐射到该区域内的所有经济体，被共同享有，最大程度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政府应充分发挥在要素转换、资源整合上的特长，重建要素比较优势，为结构升级创造条件。加快完善制度体系，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制定和落实企业减负政策，降低企业成本，吸引更多资本进入。一是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搭建各类政府公共服务平台；设立制度性交易成本专项基金，有效发挥交易制度调节作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设置补助条件，给予符合标准的企业以适当的补助；全面清理“红顶中介”，引进国内知名中介机构，增加同一地区同类型的中介数量。二是降低税费成本。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地方政府出台的减、免、退税政策，减轻企业的税务负担，释放企业经营活力。三是降低融资成本。深化金融体制机制改革，规范金融机构融资服务收费，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四是降低物流成本。完善城乡物流配送体系，加快建成水、陆、空无缝衔接的多式联运，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五是降低要素成本。规范电价、降低水价、降低用地成本，降低“人”的用工成本，依据国家降低社会保险缴纳基准及比例的政策，在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情况下合理降低人工成本。
2.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加快发展高端制造。
湖北省应依托现有的产业基础，加强科技创新，培育新的工业经济增长点。在国家战略的支持下加快培育和发展高端制造业，形成一批高附加值、高技术、低排放、低污染、竞争力强的高端制造业企业，推动湖北工业化进程进入高级阶段，突破制造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困境，抢占新一轮工业经济制高点。一是做好顶层设计。结合产业发展现状，参考国家产业发展时序和政策导向，找准湖北省高端制造业的主攻方向，制定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支持政策，形成对重点产业引导和激励的政策导向。二是落实核心要素。人才方面，重视人才落户及补贴问题，提供良好的就业和发展环境，通过人才计划为企业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加强宣传，提高企业和个人的产权保护意识，形成“创新者充分享受创新回报”的良好氛围；金融支持方面，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指导，搭建相关融资平台投放研发奖励和产业扶持资金。三是推进自主创新。充分发挥湖北省的科教优势，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落实万企万亿技术改造任务，攻克关键技术难题，掌握核心科技，加快成果转化，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为产业培育壮大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持续加大创新投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企业自主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提供资金支持，组织开展国内外技术创新先进企业交流合作的活动，通过“拿来主义”吸收提高，走特色创新之路。
3.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推进工业绿色发展。
现阶段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日益严峻，降低工业污染排放，推进工业绿色发展，是经济发展主流趋势，对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湖北省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推动工业经济低碳循环发展，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一是推动技术改造，降低单位产出的污染物排放量。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充分利用工业转型升级、绿色信贷等资金渠道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继续保持自身技术优势，始终高度重视工业绿色技术积累，革新工业绿色生产技术，提升核心驱动力；加强对用水大户的监督，落实节约用水和水处理等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减少废水排放量并加强水的循环利用。二是提升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根据园区内固体废物的特点，在工业园区引进具有相应处理能力的企业，争取做到一般固体废物不出园区。三是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做好生态保护的宣传工作，普及《环保法》等基本法律知识，强化企业的环保意识和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如实向社会公开污染物的产生和处理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四是加强工业绿色发展政策供给。出台相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和指导意见，明确发展重点任务，全方位、多角度给予政策支持，降低企业绿色发展的隐性成本和显性成本，拓展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盈利空间，提升工业企业降低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积极调整发展战略，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微利时代，制造企业面临着内部技术变革、外部竞争加剧的双重挑战，传统单一的发展战略和粗放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发展所需。工业企业应主动迎接挑战，适应变化并适时调整发展战略，高效配置资源，通过树立成本管理理念，控制隐形成本，实施精益管理，扩大销售市场降低库存，提高运行效率和效益，着力提升企业竞争力。一是主动化解过剩产能。转变观念，强化风险防控，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科学预测市场需求储备生产资料，依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适时组织生产，从源头避免过剩风险；实行“蓝海战略”，开辟差异化竞争市场，密切关注国际市场发展，探索输出效率高、技术好的产能。二是延伸扩展产业链。以提高附加值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品优化升级，从初级产品生产向精深加工转变，积极向毛利率高的领域延伸，改善经营效益。三是降低成本。强化供应商管理，降低采购成本；加强技术改造，提高生产技术和水平，扩大固定成本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出的成本消耗。四是扩大销售。大力实施营销创新战略，确定务实的经营理念和营销战略，健全客户数据处理系统，实现营销方案个性化定制，升级服务水平，以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培养顾客忠诚度，不断提高产品销售率、提升市场占有率，以量的扩张摊薄生产成本、提升利润水平，掌握市场竞争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