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中，国际投资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投资就其本质而言属于国际资本流动，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其地位与重要性显著增强。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明显快于国际贸易和生产的增长，国际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和总投资的比重不断提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报告，自1980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占世界GDP的比重已翻一番多。国际直接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重要，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国际直接投资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质”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应，同时也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度。改革开放后，中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力度在加大。特别是在2001年后，中国连续几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截止2004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5600多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为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国际直接投资效应的理论研究中，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溢出方面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关系研究很少，而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两者之间的挤出与挤入效应。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深入一步探讨经济发展中外资与内资的作用以及两者之间替代作用的可行性分析，并通过中国经济的发展数据进行相关的实证分析。
二、模型的借鉴和拓展分析
在经济增长模型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的“新增长理论”模型中，在分别强调了技术、资本、劳动力等因素作用的同时，有将不同资本纳入宏观生产函数进行解释的趋势，本文首先对Barro(1995)提出的生产函数进行分析，然后探讨内资与外资之间的替代性。
Barro的生产函数为：
式中A代表环境因素，L代表人力资本，K代表中间产品的集合，不同的中间产品用x(i)表示，当K代表资金投入时可解释为资本品。假设中间品共n种，其中n1为内资企业提供，n2为外资企业提供。同时假设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主要来源于外资企业的扩散，而发展中东道国必须提供基础设施等相关支持所付出的成本为F。设N为外资国中间品生产数量，F=F (n2/n， n/N)，则可知当外资比例越高时，吸收外资技术扩散所花费的成本越低;而东道国资本品占外资国资本品比例越小时，表明技术差距越大，则吸收与模仿先进技术的成本就越小，即:
1937年，Durand提出了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改进，允许要素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即生产函数可以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产出弹性取决于参数的估计结果，本文也是基于此考虑的。
三、实证的方法、结果与分析
1.实证分析的计量检验方法
实证分析研究中通常采用的方法是进行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的回归计算，这样的计算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在分析我国经济现象时，由于改革开放前数据统计的不规范与缺失，样本显得较少;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差异性大，单纯采用截面数据不能全面和动态地反映经济态势。由于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具有控制解释变量共线性问题等优点，且较好地解决了上述方法存在的问题，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选取1999年至2003年5年间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这些单位包括：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广西;中部地区：山西、内蒙、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西部地区：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所有的原始数据都是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内容计算所得，计量运算是采用Eviews5.0软件完成的。
本文的面板数据分析中由于考虑的主要是横截面单位，所以采用的是固定效应模型。在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时通常要进行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1：截距(C)与斜率(α，β，γ，δ)是固定的
LnYit=LnA+αLnLit+βLnK1it+γLnK2it+uit
i = 1，2，……，n;t = 1，2，……，T
假设2：斜率(α，β，γ，δ)是固定的，而截距(C)不同
LnYit=LnAit+αLnLit+βLnK1it+γLnK2it+uit
如果第一个假设不成立，则采纳第二个假设，对假设的检验是通过F 检验进行的，即检验统计量 [(S1 -S2)/(n-1)]/[S2/(nT-n-k+1)]~F(n-1，nT-n-k+1)
其中：S1、S2分别是对假设1、假设2回归后得出的残差平方和，k为斜率的个数减1。
首先进行上述回归分析检验，确定假设模型的最终形式。
2.计量结果
对模型分别进行检验、计量运算并整理后得到如下结果：
3. 结果分析
利用上述计算结果可以进行下述分析：
(1)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模型的拟合程度很好，能从整体上解释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而且，内资与外资的单个要素的解释能力也很强，这说明内资与外资均对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内资的产出弹性明显地小于外资，这说明内资的效率远远低于外资的效率。
(2)从东部、中部地区看，情况与全国范围内状况大体相似，但西部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产出弹性为负，尽管这负数很小，也说明在西部地区外资对工业产出有很弱的负面影响。
(3)依次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看，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其产出弹性均呈下降趋势。这说明东部、中部、西部利用内资和外资的效率有高、中、低之分。东部地区在使用资金方面有较明显的优势。
(4)对于西部地区的外资对工业产出弱的负面影响可作如下分析：Moschos(1989)在研究中提出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说明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出口扩张才对经济增长有正面促进作用;何洁(2000)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中国西部经济较落后地区，国际直接投资对内资工业产出有抑制作用，说明外资在西部有“挤出”效应。本文研究也表明在中国西部地区外资对内资有负影响，从而整体上导致外资对西部工业的弱负效应。
(5)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工业部门的内资产出弹性虽有高、中、低之分，但差距并不明显，这说明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效率和管理效能并无地域上的明显差异，这可能是国有工业整体效率的低下造成的。尽管我国东部地区民营经济近年来发展迅猛，但内资工业整体效率比起中西部地区并不具备明显优势。而外资产出弹性在各地区间的差距明显，这说明东部地区更早地采取了更加优惠灵活的吸引外资的政策，且在基础设施、地理位置、观念和政府管理水平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加上东部具有较高的人才积累和技术基础，国际直接投资的优势更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6)总体来说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中外资对内资并没有“拥挤性”，外资主要从事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产业，是外资产业转移的延伸。外资与内资均是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中的要素，外资与内资的投资仍是中国工业增长的主要原因，吸引外资中的高技术仍是引进外资的重要内容，而这弥补了内资技术水平上的不足。
四、结论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知道，从全国整体范围来看，外资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外资的效率高其主要原因是外资的许多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种情况在东部地区表现的更(下转第49页)(上接第21页)为明显，因此，全国尤其是东部地区要将引进国外特别是跨国企业的资本与技术作为引进外资的重中之重，利用引进外资不断缩小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利用外资不断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从外资进入中国的规模和速度来看，说明我们有许多有利政策和环境影响了外资的进入，劳动力成本低、市场巨大、包括优惠税收等政策在内的措施到位，政局稳定，基础设施较好均是吸引外资的原因。在继续制定全国性引进外资优惠政策的同时，我们也要形成外资的竞争市场，保证引进外资存量的同时，以吸引多方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间的投资竞争为目的，从而不断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含量。
在内资工业方面，我们应该采取措施继续坚决地让国有工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鼓励与扶持民营资本成为我国工业的发展主角，废除一些限制民营资本进入和成长的不利政策，全方位促成民营资本成为民族工业的生存、发展和强大的动力，让民营资本在与外资的竞争中壮大起来。
在中西部发展问题上，我们应该力促西部地区尽快跨越经济发展的“临界点”，为中西部地区制订更加优惠政策，培养良好发展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吸引外资与民营资本来共同开发西部地区，东部、中部地区在发展的同时可有意识地加快对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以实现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