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世界各国充分利用自身要素禀赋参与国际生产。中国企业利用自身的差异化优势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中国企业大量从事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低端产业的弊端在2012年后逐渐显现，中国企业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际产业分工重构的浪潮中应作出何种选择成为企业家、政治家、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在中国当前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拥有的要素禀赋条件下，从新—新贸易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选择，以探寻我国企业的创新型可持续发展路径。
企业生产组织形式不断丰富，企业出口和跨国生产的模式选择问题成为了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贸易理论也逐渐向微观化发展。许多国内学者尝试对中国的异质性企业出口选择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李春顶，2009、2010；戴觅等，2014；范剑勇，2013），以验证新—新贸易理论对中国问题的适用性，然而得到的结论颇具争议，“生产率悖论”、“生产率之谜”一时间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众学者将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与中国企业的实际状况比较后得出的结论给许多研究者造成了困惑，究竟新—新贸易理论适不适合于解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出口选择问题？什么条件下我国企业才能真正拥有“走出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围绕这些问题，本文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包含的企业实际选择和数据为研究对象，计算不同生产率的国营、外资、港澳台资、私营等类型企业的出口选择行为是否符合理论和市场需求，并针对中国各类企业提出适合发展的方向。
二、中国企业出口行为选择模型框架设置
中国实际面临的条件约束并不符合经典的新—新贸易理论模型，在放宽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后提出以下出口选择假说：
假说1：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深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完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减少，贸易成本降低，中国企业选择出口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越高，选择国内市场销售的可能性越低。
假说2：随着我国企业生产率的整体提升到一定程度时，我国企业可以向发达国家投资或者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并在当地生产后销售，由于劳动力成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低于发达国家，因此更倾向于在本国生产再出口国际市场，而非在发达国家生产再出口国际市场。
假说3：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升高，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升高到一定程度时，中国企业选择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生产再出口国际市场的可能性越大。
三、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行为选择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了与李春顶（2010）、Dan Lu（2010）、戴觅（2011）、Julan等（2012）范剑勇（2013）等学者在研究中国企业生产率及其市场选择模式方面所使用的相同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在数据处理方面，依据本文所选取企业工业增加值、工资、职工人数、固定资产投资、企业营业利润、净利润等指标，剔除掉数据库中缺失了以上指标的企业，对于企业人数过少的企业也予以删除。需要说明的是：
（1）在2004年时，我国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体系进行了调整，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对于调整后的产业与调整前视作一致。
（2）数据库中对于企业的登记注册类型是按照国有企业、集体和混合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进行的分类。本文对于数据库中的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等类型的企业，根据其资本金的构成进行了分类和调整，若其中国家资本占比最大，则被视作国有企业；若集体资本占比最大，则视为集体企业，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均被视为国有性质的企业；若个人资本的占比最大，则被视为私营企业；若外商资本占比最大，则被看作外商投资企业；若港澳台资本占比最大被视为港澳台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均被视为外资性质的企业。
OP、LP等半参数方法能够较好地解决传统计量方法中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问题。从实证估计的结果看，LP方法相对于OP方法的优势并不明显。由于本文主要研究企业市场选择问题，需要将企业出口决策引入模型，因而选择OP分析框架作为主要的工具。为此，我们按照OP方法的基本思路，并借鉴Loecker（2007）引入企业出口行为选择引入OP分析框架的做法，对以下模型进行估计：其中i代表企业，t代表年份，age是企业从建立至第t年的年龄，export代表企业出口情况，lnL为自由变量，状态变量（state）是lnK、age，控制变量（cvars）是state-control、export，lnI是代理变量（proxy），退出变量（exit）为exit由企业生存经营情况生成。借鉴范剑勇（2013）的处理方法，（1）分别对企业的工业增加值、资本投入使用省级层面第二产业GDP 平减指数进行平减；（2）对于每年的劳动投入采用各省份CPI指数进行平减。
基于OP 方法的基本估计结果如下：，使用OP方法估计所得系数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算，将结果以核密度分布的形式表示出来，横轴的单位是取自然对数的TFP值。
四、结论与启示
第一，建立健全对外资招商引资的制度性优惠安排。优惠政策的目标在于引导低生产率的外资投资到中西部地区，吸引高生产率的外资企业落户产业基础好、消费市场大的东部地区。优惠政策应包含进出口关税、地方税收、知识产权保护、投资保护、环境保护、技术合作与交易平台等多层次框架结构，在满足外资企业诉求的同时，以市场换取高生产率企业落户中国，此举目的在于吸引高技术含量、高管理水平的企业进入，在竞争中提升我国企业创新水平与核心竞争能力。
第二，国企应成为率先走出去的典范，民营企业还不适合过快选择国际化。从生产率水平看，国有企业中的出口国际市场的企业生产率在全国范围内的企业中是最高的，最符合新—新贸易理论中能够选择国际市场的生产率要求因而最具备国际竞争力。中国民营企业的生产率整体上最弱，只有很少部分的民营企业生产率与国内的外企生产率相近，相较于国有企业生产率相差太大，面对印度、东盟等发展中国家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我国民营企业不再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因此并不适合在当前环境下继续大量出口技术含量低、环境污染大、资源能耗多的低端制造的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而应转型到中高端制造业。
第三，适当提高港澳台资企业在大陆的投资标准。港澳台企业应充分发挥港澳台与发达国家良好的关系、技术封锁少的优势，加大高标准技术引入力度，提高企业生产率和持续盈利能力。另外，港澳台企业与国际市场交流更为广泛，除了最新技术的引入具有优势以外，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的创新能力也具有国内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应充分把握中国大陆经济结构升级调整的契机，在提高企业自身生产率和盈利的同时，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动力转变贡献更多的力量。
作者：阮文婧 边春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