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和国际产品内分工演进所带来的重要战略机遇，中国主要凭借人口红利、土地红利、政策红利以及较低环境规制成本等传统低成本优势，承接来自发达国家产业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并借助于发达经济体的巨大需求市场为依托，快速而深度地融人经济全球化分工体系，带动了工业的快速扩张，实现了令世界瞩目甚至“不可思议”的巨大成就。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要素禀赋等现实条件的约束，中国在产业国际竞争力十分低下的条件下只能采取弱势者的竞争方式，低端嵌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工业化扩张主要走的是一条“血拼”式竞争的道路。这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合理性和存在的理由。但是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是高代价的和不可持续的，尤其是面临着当前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其弊端日益凸显，转变发展方式已是迫在眉睫。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共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内容的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显然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针对如何推进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快技术改造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金碚，2011;郭晓丹、宋维佳，2011)、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技能型人才培育(孙文杰、沈坤荣，2009;叶振宇、叶素云，2010)、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樊纲等，2011;陈德球等，2012)以及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尤其是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中国对外经济关系论坛。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快速推进与发挥比较优势融人经济全球化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我国东南沿海等开放型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工业化发展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已经深度融人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因此，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可能脱离全球分工体系。一方面，从世界产业结构演进和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分工角度来看，以欧、美、日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逐渐向服务经济倾斜，而诸如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另一方面，工业化发展和服务经济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之间融合发展的趋势愈来愈强，融合的程度愈来愈深，正如日本学者并木信义所指出，虽然国际竞争的舞台中相互角逐的是制成品，但服务业却在背后间接地规定着制造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因为作为中间投人品的服务业把其内含的技术、信息以及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以飞轮的形式导人到了制成品生产过程。结合上述两个方面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推断：诸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在服务经济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通过进口技术复杂度较高的服务商品以弥补自身的比较劣势，从而可以起到推动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遗憾的是，针对上述推断，却是一个鲜见研究的重要命题，尤其是缺乏来自中国数据的实证支撑。
二、简要的文献回顾
针对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是否影响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来看，直接研究还比较缺乏。但是现有关于贸易开放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为我们对上述问题提供了间接认识。
Romer(1986)首次将国际贸易纳人到新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并指出对外贸易的技术扩散效应能够促进本国技术进步进而带动经济增长。而Gross-man和Helpman(1991)则用理论模型分析了外国研发资本通过中间产品贸易能够产生技术溢出进而促使经济增长。上述理论观点提出后，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撑。之后对进口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关注商品种类，尤其是中
间品进口效应。例如，Fernandes(2006)利用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对哥伦比亚制造业产业进行研究后发现，中间产品的进口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Dulleck(2007)利用55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间品进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Kasahara(2008)利用智利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的企业要比没有进口国外中间品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生产率提高能力。Halpern等(2011)基于匈牙利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发现，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能够通过质量和互补两种机制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具体到中国而言，许多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研究。朱春兰和严建苗(2006)的研究发现，初级产品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小，而进口工业制成品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许和连等(2006)认为贸易开放主要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包群(2008)认为，贸易开放通过产出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两条渠道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余淼杰(2010)通过使用1998~200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上的面板数据和高度细化的贸易数据，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高凌云和王洛林(2010)、Herreriasa和Orts(2011)等的实证分析均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赵文军和于津平(2012)则首次分析了贸易开放与FDI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并发现进口对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具有推动作用。
上述关于对外贸易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货物贸易的视角，对服务贸易的研究较少，或者说没有单独区分服务贸易的作用。而已有从服务贸易视角进行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服务贸易进口对制造业效率影响层面上，较少涉及服务贸易进口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分析。
现有研究无疑对我们深化对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影响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化，这突出表现在：(1)直接研究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与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的文献还十分缺乏。况且，从贸易视角研究的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以及经济增长等问题，也并非等同于发展方式转变。因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于津平、许小雨，2011)，如果技术进步的同时引致大规模投资扩张和环境污染等，发展方式可能与技术进步呈现反向变化。
(2)即便有少量文献从生产者服务贸易进口的角度研究了其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影响，但这一方面的研究文献仍然缺乏对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的区分和测度，亦没有直接分析其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分析。
(3)从生产者服务贸易进口角度研究其对制造业效率影响的文献，并未考虑服务进口在“质”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也没有从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的角度细分不同类型的服务贸易进口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
伴随国际生产分割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信息通信科技的突飞猛进和广泛应用，以及由此推动的国际产品内分工快速发展背景下，如同制造业的全球非一体化生产一样，服务业也是一个“碎片化”快速发展的行业，其不同服务环节和流程同样具有“高端”和“低端”之分，其所内含的知识、信息、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也会大相径庭，因而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也应该大不相同。然而，目前相对“宏观”的服务贸易分项统计数据，却很难准确反映某一类别服务贸易项下可能呈现的“亚结构”演进，也就说，相对“宏观”的统计数据难以准确反映“亚结构”演进对服务贸易进出口“质量”所产生的潜在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力图采用测度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的最新方法，并基于评价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指标，即采用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产出的贡献率作为发展方式的衡量指标，实证研究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以期在上述几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和拓展。
三、理论机制
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如何影响工业经济发展方式?显然，如果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度量指标的话，那么，上述问题就意味着，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是否对工业部门技术效率的提高产生了显著影响，从而决定了工业生产是否能够朝着集约化方向发展。结合现有研究文献，我们认为，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至少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可能渠道和作用机制。
第一，直接效应。现有研究文献已经揭示，服务作为中间投人品，对工业生产部门的效率水平乃至全要素增长率具有重要影响。伴随当前社会分工的细化，服务环节从制造业环节中分离出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而使得制造业环节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更多地依赖于作为中间投人品的服务，而其中重要的作用机制之一就在于，服务所内含的各种无形的隐性知识、技术和信息，能够有效降低工业生产的投人成本和促进技术进步。显然，如果这一逻辑成立的话，那么，越是高级的服务，或者说内含的知识、信息和技术越是高级的服务，其作为中间投人品，在降低工业生产部门的投人成本，尤其是促进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从而提高全要素增长率方面，或者说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工业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方面，就会产生更为显著的积极影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当代全球分工格局下，服务贸易进n，尤其是更为先进的、技术含量更高的服务进人中国市场，能够为中国工业发展提供更多种效率更高以及质量更优的服务，从而推动着工业化朝着更为集约化的方向发展。这是服务贸易进n技术含量影响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可能作用机制之一。
第二，要素重组效应。实际上，之所以越来越多的服务环节从工业生产过程中“脱胎”，正是因为工业部门在生产过程中，从外部市场购买作为中间投人品的专业化服务，不仅质量更优，而且成本更低。因此，当工业部门决定将服务投人外包给外部市场时，其实质就是舍弃了效率相对较低的“自给自足”式服务提供，从而可以将生产资源集中到更为有效的生产环节和过程中来，产生了所谓的要素重组效应。这种要素重组效应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无疑会促进效率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Am-iti和Wei(2005)以及Gorg和Hanley(2008)的研究就曾指出，与实物中间品的外包相比，作为中间投人品的服务外包(例如咨询、计算机服务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此，从当代全球分工格局来看，中国工业发展能够在全球范围中国对外经济关系论坛内“外包”其服务需求，由此带来的要素重组效应会推动工业化朝着更为集约的方向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要素重组效应不仅仅表现为生产部门可以将生产资源集中到更为有效的生产环节和过程中来，还表现为要素的“质量比配”上。正如华民教授(2006)的研究所指出，生产过程中如果发生要素质量不匹配，往往会导致投资效率低下甚至失败。因此，“质量比配”下的要素重组效应同时意味着，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越高，由于其内含的知识、技术和信息等要素就越高级，这必然要求工业部门投人更高级的要素或迫使其不断进行技术、管理等创新，从而推动工业更为集约化的发展。这是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影响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另一可能作用机制。
第三，技术溢出效应。作为中间投人品的服务，由于其内含较高的人力资本和技术，更容易通过产业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而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并通过竞争与示范效应，不断推动工业部门调整结构从而向先进的技术前沿靠近。Clemes等(2003)的一项实证研究曾发现，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品的进口，对进口国(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能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文章对此给出的可能解释认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品的进口缺乏技术含量，因而所能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不明显;相反，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品的进口，则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正面影响，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品内含更高的技术含量。Clemes等(2003)的研究发现可能说明了两个层面的重要效应，一是具有不同技术含量的服务贸易品进口本身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提升作用，二是具有不同技术含量的服务贸易品进口所可能产生的不同技术溢出效应。针对后者，唐保庆等(2011)的研究给予了证实：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进口通过国外R&D溢出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而劳动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进口则并未显示类似显著效应。在我们看来，劳动和资本密集型服务品进n，由于其本身技术含量水平低，因而其被模仿的空间极其有限，所能产生的技术溢出相应地也就十分有限;相反，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品进n，由于其本身技术含量高，因而被模仿的空间相对而言就会更大，所能产生的技术溢出相应地也就更显著。虽然上述两篇文献对服务贸易进n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仍然是基于传统分类法而不是直接测算服务贸易进n技术含量，但其背后的逻辑思想能让我们意识到：服务贸易进n技术含量由于其外溢效应的存在而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产生影响。这是服务贸易进n技术含量影响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又一可能作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