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工业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增速一度回落到多年以来的最低点。为应对危机冲击，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计划和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等一揽子的“扩内需、保增长”政策。从2009年4月开始，中国工业经济企稳回升，逐步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人“后危机时代”。然而，由于导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实体经济层面原因无法在短期之内得到真正解决，因此从世界经济来看，“后危机时代”并不会很快渡过，而是还将经历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工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都将得到继续提升，但在增长速度和机制上将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影响着下一阶段的工业经济运行。
1.工业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阶段
2003年到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前，中国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此期间，中国工业增速长期保持在15%以上，甚至在很多月份达到了20%以上。在这一阶段，无论是投资、消费，还是出口都为工业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动了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从而也带动了建材、钢铁、家电、纺织等产业的迅速扩张。2003—2007年，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平均拉动率为5.58个百分点;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拉动率逐年提高，平均为4.52个百分点;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率稳步提高，平均为1.56个百分点。
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工业增速开始进人下滑的轨道。当时造成中国工业增速下滑的原因除了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外需减少以外，更主要是因为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从而造成东南沿海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工业增速下滑的势头，增速在11月下滑到最低点5.4%。或者讲，中国工业增速下滑的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已经出现，国际金融危机仅仅是加剧了这种趋势，使其加速到来。其后政府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仅仅延缓了工业增速下滑的时间，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趋势。随着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中国工业增速的继续回落不可避免。从投资上看，随着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完成，以及货币政策由积极向稳健转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滑将不可避免。2009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月度增速长期达到60%甚至90%以上的情况在短期内不会重演。从消费上看，虽然中国的消费升级还会继续，但是居民收人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增长，而且房地产调控政策以及1.6升及以下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出不可避免地会对工业品消费产生不利影响。从出口上看，世界经济的彻底复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将阻碍中国出口增速的恢复。
2.产业升级将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动力
经济增长可以分为外延式增长和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也称斯密增长，是指主要依靠资本投人来实现经济增长;内涵式增长也称熊彼特增长，主是指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早期的发展经济学者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资本积累，尤其是赶超型国家必须依靠不断扩大的资本投人实现自身经济规模的扩张，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应当依靠扩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实现知识创新，从而实现经济的内涵式增长。事实上，外延式增长和内涵式增长之间应当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通过一种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的长期繁荣，而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不同的增长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当经济规模较小的时候，应当依靠扩大资本投人，提高产出以满足现有或潜在的需求;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以后，那么继续增加的产业规模无法找到新增的有效需求，因此应当通过技术进步更好地满足现有需求，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当一个新的产业出现以后，也将会继续重复这一过程，而从国家层面来看，也就会出现外延式增长和内涵式增长长期共存和交替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
中国工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这种成就被更多的打上了外延式增长的烙印。很多学者通过测算中国的TFP增长率指出，中国工业的增长主要是依靠要素投人，技术进步的贡献有限，低技术进步与高投资、高增长构成了巨大反差(郑京海等，2005;郭庆旺等，2005;刘伟等，2008)。也有很多学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生产率的增长来自于体现型技术进步与非体现型技术进步，中国的技术进步可能更多地是内嵌于设备资本的体现型或物化的技术进步，从而支持中国经济存在效率改进的观点(易纲等，2003;林毅夫等，2007;王小鲁等，2009)。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证明，虽然各地在工业发展中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重复建设浪潮，但是这些行业的规模效率却确实有所改善(吕政等，2000;魏后凯，2001)。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10)通过测算认为，中国的资本积累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现出明显的此消彼长关系，即在快速资本积累、资本化扩张主导经济增长的时期，TFP作用就相对较弱，而当资本积累较慢、作用下降时期，TFP的作用就会上升。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的增长更多是源于经济资源的不断资本化，但技术进步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甚至在个别年份超过了资本积累的贡献。目前，中国工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十分突出，不仅是传统产业，而且包括一些新兴产业均出现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因此，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工业资本积累的速度将明显放缓，资本积累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将下降，而技术进步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将提升。与西方国家技术进步主要内化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知识创新不同，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更多内嵌于设备与资本，主要体现为现有产业装备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在中国市场上实现进口替代。下一阶段，随着中国产业升级速度的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和设备更新带来的技术进步将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动力。
3.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的边界出现模糊
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金融制度缺陷和金融行为非理性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爆发，事实上有着深层次的实体经济根源，其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使投资人倾向于风险性短线投资，从而导致系统风险剧增(金碚，2009)。为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寻找支撑下一轮经济的新增长点，抢占下一轮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西方国家纷纷把发展新能源产业、推行低碳经济、实现“再工业化”作为其应对经济危机、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奥巴马的新能源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对制造中心进行改造，实现“再工业化”，把它们变成清洁技术的领先者。欧盟委员会制定了指引欧盟未来10年发展的“欧洲2020战略”，提出加大在节能减排、发展清洁能源机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教育和培训等方面上的投人，加快用低碳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谋求欧洲在未来世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的领先和主导地位。日本出台了未来能源开拓战略，提出要建成世界第一的环保节能国家，并在太阳能发电、蓄电池、燃料电池、绿色家电等低碳技术相关产业市场上确保所占份额第一。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调整并非利用新兴产业取代传统产业，而是利用新能源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从而对现有产业的发展模式、竞争规则、分工体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使其已经失去竞争优势的夕阳产业在植人新能源技术后有可能变成朝阳产业，重新具有竞争优势，参与国际竞争。
受市场规模和技术经济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奥巴马大力推动的新能源产业，还是欧洲大力投资的“绿色经济”，以及被寄予很大希望的生物、海洋、空间产业，都很难在短期内彻底取代传统产业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是，新能源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以及“绿色经济”的大范围推广却会对传统产业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国家之间、企业之间旧的“游戏规则”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重塑，当前的全球分工体系也将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调整。苛刻环境标准下的低成本生产能力将会成为未来制造企业的必备能力，换一句话讲，如果达不到“清洁”、“低能耗”等“硬标准”，企业在其他方面做得再好，也无法在竞争中胜出，或者根本就无法取得竞争的“资格”;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新能源产业时，会在传统产业中建立一些新的技术标准，而只有与这些技术标准相兼容的技术才能够融人全球分工体系。能否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将直接决定未来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工业在成本上将继续维持较大的领先优势，很多被认为是夕阳产业的在经过技术改造以后能够形成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转变为新的朝阳产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融合了新兴产业技术的传统产业仍将是拉动中国工业增长的主导力量，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也只有与传统产业结合以后，才能真正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4.产业转移速度将加快
产业转移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产物，也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实现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趋势，一般以投资的形式出现，而本质上是现有生产能力在区域或空间上的重新组合和配置(杜传忠等，2010)。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前，受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调、土地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因素的影响，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速度已经开始加快，大量的东部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将企业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延缓了这一进程。受外需大幅下滑等因素影响，东部很多企业经营困难，资金紧张，对未来市场预期下降。同时，由于2008年困扰企业的“民工荒”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下也得到了缓解，因此，东部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愿望明显降低。进人2010年以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东部地区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问题又凸现出来，“民工荒”重新成为困扰东部企业的迫切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东部企业又开始纷纷将加工制造环节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一些跨国公司在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时候，也更多地考虑中西部地区。2011年，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在国家区域协调政策的推动下，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速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快。
2011年是中国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成功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能够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通过产业转移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当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产业结构应当具有高度多样性和区域梯度性，并且能够解决大量低层次劳动力就业。在不会造成严重环境损害和大量资源消耗的基础上，几乎任何一种技术水平的产业在中国都能够找到适合其存在的空间，其发展都应当得到鼓励。对于东部来讲，很多发达地区已经进人工业化中后期，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因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而失去竞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将低端产业转移出去，将资源集中发展高端产业，实现产业升级，有利于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对于中西部来讲，工业化刚刚进人中期，甚至还是在初期，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有利于自身积累资本，完善产业基础，提高经济发展速度。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解决就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始终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中十分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一些低技术，但并非高污染、高耗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长期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国家应为其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引导鼓励其从东部地区有序地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否则，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国转移的门槛很低，因此，我国的一些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转移到东南亚等地的其他国家，从而对我国的就业造成压力，影响社会稳定。
二、影响2011年工业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
2011年，中国工业既面临着一些有利因素，又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但总体上看不利因素多于有利因素。工业经济运行的速度和质量将直接取决于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结果，以及国家在应对这些因素中做出的反应。
1.有利因素
(1)工业增速趋于平稳，企业信心稳步恢复。2010年上半年，中国工业经济总体上延续了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企稳回升态势，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然而，从下半年开始，工业经济增速由较快增长转向平稳增长。201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其中一季度增长19.6%，二季度增长15.9%，三季度增长13.5%，四季度增长13.3%。从月度增速来看，一季度最高增速为18.1%，最低增速为12.8%，波动为5.3个百分点;二季度最高增速为17.8%，最低增速为13.7%，波动为4.1个百分点;三季度最高增速为13.9%，最低增速为13.3%，波动为0.6个百分点;四季度最高增速为13.5%，最低增速为13.1%，波动为0.4个百分点。从数据上可以看出，虽然工业增速呈现下滑趋势，但波动性明显降低，这反映了中国工业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逐步消除，开始由企稳回升转向平稳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制造业投资增速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回落以后重新开始转向平稳回升，这也反映了工业企业信心的恢复。
(2)“十一五”规划目标完成，“十二五”规划面临开局之年。中国工业在“十一五”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就。从总量上看，2010年，中国GDP达到5.879万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增加值也从2005年的7.72万亿元增加到16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长11%以上。从产业水平来看，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取得成功，国产新支线飞机实现首飞，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百万吨级乙烯成套装置等一批重大技术装备实现自主制造。从节能环保来看，“十一五”期间，单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25%以上，工业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25%和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水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前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中国工业在“十一五”期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十二五”期间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同时面临地方换届，地方政府投资热情高涨，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投资热。
(3)与新兴市场双边贸易快速增长。2010年，中国与东盟、韩国、巴西、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市场双边贸易快速增长。其中，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达2928亿美元，比2009年同期增长37.5%;与韩国双边贸易总值达2306亿美元，同比增长32.6%。巴西和印度成为我国第9和10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值分别为625亿和618亿美元，分别增长47.5%和42.4%。此外，中国与俄罗斯和南非双边贸易总值分别增长43.1%和59.5%。
2.不利因素
(1)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国际金融危机下，国家为刺激经济复苏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流动性过剩逐步积累。从货币发行量看，2009年末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同比分别增长32.4%、27.7%，而在2007年末分别为21.1%、16.7%。2010年末，狭义货币(滅1)余额26.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广义货币(M2)余额7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增幅超过年初预定17%的目标。从银行贷款来看，2009年我国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共计9.59万亿元，几乎是2008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的两倍。2010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95万亿元，超出年初制定的7.5万亿元新增信贷规模4000多亿元。在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下，从2010年7月开始，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不断攀升，从7月的3.3%到11月的5.1%，再到12月的4.6%，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从2010年1月的3.7%持续上涨至11月的11.7%，再到12月的9.6%。同时，企业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购进价格增幅与工业品出厂价格增幅形成“倒挂”，直接挤占了企业利润。2010年，工业品生产者出厂价格累计同比上涨5.5%，工业品生产者购进价格累计同比上涨9.6%，高出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4.1个百分点。过快上涨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会通过产业链向下游行业传导，并最终传导到消费环节，对居民消费价格稳定形成压力。目前，虽然国家的货币政策已经从积极转向稳健，但已经积累的流动性却无法在短期内消除，而且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高涨也会进一步增大国内通胀的压力。
(2)4万亿元投资计划已经完成，扩内需政策处于新旧转换阶段。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扩内需政策主要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4万亿元投资计划，主要用于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廉租住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农村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等。二是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中的扩内需政策，主要包括1.6升及以下乘用车购置税减免，农机汽车家电三下乡，3G网络建设投资，国产首台套装备政策等。扩内需政策的出台对于提振市场信心，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建设，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2010年是这些扩内需政策发挥作用的最后一年，2011年政策处于新旧转换阶段。“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建立扩内需的长效机制，通过收人分配改革，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相比于国际金融危机下的短期刺激政策，这一政策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避免了直接的行政性调控，因此，有利于减少政策对市场机制的破坏，维持了经济的内生动力机制。然而，也正因为没有采取直接的行政干预，新的扩内需政策可能难以在短期之内真正发挥作用。
(3)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对华贸易保护进一步加剧。2010年以来，随着各国刺激政策效应的明显减弱，库存回补接近尾声，加上主权债务危机等新生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呈现持续减缓态势。据联合国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1%，比2010年回落0.5个百分点，全球贸易量将增长6.6%，比2010年放缓3.9个百分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4.2%，比2010年回落0.6个百分点，全球贸易量将增长7%，比2010年放缓4.4个百分点。随着世界经济步人复苏，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救济数量大幅度下降。然而，对华发起的贸易调查继续呈高发态势，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摩擦形式无形化即以知识产权、技术性壁垒形式出现;二是摩擦对象正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蔓延;三是涉及的产品从传统的劳动密集的纺织品、化工产品向能源、电子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扩展。2010年1一11月，中国共遭遇来自19个国家或地区发起的56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涉案金额70亿美元。此外，美国对我国发起了知识产权337调查19起，301调查1起。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已成为阻碍我国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
(4)房地产业调控力度加大。国际金融危机下，国家放松了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力度，例如，下调房地产企业资本金比例，下调首付比率，实施房贷利率优惠等，结果带来了房价的飞涨。2010年，国家出台了几轮被称为世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例如，“国十一条”、“新国十条”、“新国五条”等。结果，在房地产业调控政策的围追堵截之下，尽管房价仍然上涨，但涨幅有所收窄，宏观调控取得一定成效。进人2011年以后，国家高调出台“新国八条”，并在上海试征房产税。从中央有关文件来看，中国将主要从加快保障房建设、严格土地管理、采取信贷杠杆、加强外资进人房地产业的管理等方面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2011年我国将开工保障性住房1000万套，并且保障性住房及中低价位商品房土地供应将继续保持70%以上。目前，针对房地产价格的连续高压调控政策已经形成。房地产业由于其基础性、支柱性以及先导性的特征，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存在极其广泛的前向、后向与环向关联作用。据估计，房地产开发投资通过关联产业和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率超过20%，房地产业调控力度的加大必然对工业增长造成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