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全球化战略进行转型升级，并不是像舆论所说的那样，中国应该回归自力更生的内向型经济，恰恰相反，我们需要进一步利用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提供的黄金机遇，在机会稍纵即逝的时刻，及时启动中国第二波加入或者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这就是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或者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这是中国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背景和条件下，全面获取新的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最根本战略。
“十二五”规划提出我国要建设名列世界前茅的内需市场。这个战略目标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经济全球化战略，更不意味着回归过去的闭关锁国政策，而是要把扩大内需与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利用内需市场与全球市场之间的关联关系，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创新要素，服务我国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从而加速我国达到全面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宏伟任务。
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虽然是我们对中国发展趋势和要求所做的一个较新的事实归纳和提法，但它并不是一个新的经济现象。目前全球人口和潜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属于这种经济形态。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第一，美国民众的收入水平高，购买力强加上人口众多，这些都使美国的最终需求规模一直处于全球最大的地位，同时也是形成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市场驱动型的全球市场治理者的主要条件；第二，强势的国内市场需求加上其他非经济因素，塑造了长期的强势美元地位，诱使全球生产要素向美国流动，导致了全球其他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对其进行大量的出口，使美国可以长期获得低成本的要素和产出品；第三，美国因国内市场巨大和吸引力强，成功机会众多，也是吸收全球各种要素尤其是高级创新要素力度最大的国家，如美国就是当今发达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顶尖人才富集度最高的国家。
美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其自身的条件和复杂的背景，如消费文化和政治军事实力等。但是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无疑是中国作为大国经济的主要发展战略。本文将对这一战略的基本背景、内涵以及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剖析。
一、中国必须尽快启动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基本背景
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国坚定地走开放经济的道路，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紧抓加入WTO的历史性机遇，利用自身优良的投资环境积极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大力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加工贸易。全球化放松了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硬性约束，不仅直接推动了贸易的增长和经济发展，而且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使自己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我们把由此获得的增长称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
从要素流动的角度看，中国参与的第一波全球化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既表现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关系的变化，也是我们现在亟须要转换全球化战略的主要理由。
第一，中国是资源最匮缺的国家之一，但同时却在全球价值链低端成为世界物质资源消耗的大国。在完整的商品和服务链条中，物质资源消耗和占用主要发生在加工/制造/装配/生产环节。中国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必然是接受和转移西方消耗的主要国家。即使中国原来的资源消耗总量不变，随着西方世界通过产品内分工的形式把那些高消耗、高占用的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消耗和占用的水平也会不断提升。西方发达国家解脱了高消耗和高占用环节后，专注于价值链高端的研发和设计、品牌和营销环节，而我国被锁定在卖劳力和拼消耗的生产加工环节，其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进程，必然体现为主要依靠物质消耗和占用的粗放发展方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副局长魏传忠指出，2001-2010年，世界品牌价值咨询机构发布的全球最有价值的100个品牌排行榜中，均没有中国品牌入选。另外目前国际标准有24807项，而中国主导制定的只有103项，仅占0.42%(王俊秀，2011)。
第二，中国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时却作为穷国在为富国进行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融资。中国外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31975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资产的69%；2011年6月末外国来华投资15838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负债的60%。这充分说明，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结构分布较为集中，其中对外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以外汇储备为主；而对外金融负债主要集中在私人部门的直接投资(聂伟柱，2011)。这一格局的直接和间接的融资效应主要表现为：(1)通过吸收FDI在全球价值链底部进行国际代工，这种依据低端要素的竞争性出口不断地压低出口价格，降低了作为进口国的富国企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投入成本；(2)中国接受富国的制造业外包，减少了富国对工厂设备等固定资本投资，降低了这些富国的资本形成率；(3)对富国低价消费品的出口，等于变相地提高了富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其可以在维持生活水平不变甚至提高的基础上，把收入更多地投资于各金融资产；(4)富国制造业由此可获得更高盈利，并把其投入并购和分红等资本市场的虚拟经济活动；(5)中国出口的外汇所得没有用于购买原材料和机器设备，而是通过不断地购买富国发行的国债甚至风险更高的金融产品而回流富国。一方面过多的出口收汇引起国内高比率的人民币投放，导致国内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又变相助长了富国的金融泡沫，同时使自己的外汇形态的财富处于不断被贬值的危险境地。
第三，中国作为“世界底层的操作工”，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抢占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腾出来的低端就业岗位，但是在高端劳动力市场，却为富国创造了大量的对外需求岗位。全球化其实是对各国就业岗位的争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地位使中国广大的“世界操作工”得到了充分就业，但是却丢失了对高端就业岗位的需求。与此同时，西方富裕国家却一味认为中国的出口毁坏了它们的产业基础和就业基础。如在一篇有很大影响的论文中，Autor等人(2011)就认为，从中国进口商品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以下的“副作用”：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与美国同类商品的制造业就业、各地劳动力市场就业负相关，降低了相应岗位工资水平，政府对失业、医疗保障支出上升。他们把其称为美国得了“中国综合征”。其实，这种情况也可以反过来看：一方面，这种进口给美国产业结构带来了低成本的调整机会，同时也使中国失去了吸收产业升级所必需的高级要素的机会！
第四，中国制造业是对西方技术最强烈的需求者之一，但却对本国的自主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使中国制造业长期缺少“心脏”和“脑袋”。长期以低端要素生产和出口导向的国际代工，使中国制造业企业无需投资于研发设计和品牌网络也能取得相对“满意”的利润率。一方面，中国自身的研发产业和重装备工业因缺少需求无法生存，被西方技术不断地挤出；另一方面，这种“温水煮青蛙效应”又使其逐步地得了两种病，一是心脏病，缺少核心技术，核心技术大多掌握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手中，中国制造只能引进和高代价地利用人家的技术，或称为“心脏移植”。二是神经病，指“中国制造”的智能化水平较低，软件开发和应用水平落后。
从总量平衡的角度看，今后欧美在消费上的“去杠杆化”与中国在生产上的“去产能化”，可能是两个并行的、交互影响的必然趋势：前者要求欧美国家增加储蓄，降低过度的消费，后者要求我国压缩或消化过度的生产能力，尤其是传统低附加值产业的产能。因此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核心问题，就中国政府可以掌控的政策工具而言，实施扩大内需策略是实现“去产能化”的最佳方略，由此必然要求中国走依靠扩大内需支撑经济发展的道路。但是问题远非这么简单。
首先，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中存在着“三个比重低”的不良格局，即民生性投入比重低，服务业比重低，中等收入者比重低，这是中国内需难以扩大的需求方主要的原因和结果。这导致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自我强化，不断累积巨大的过剩产能，加强了增长对出口导向的依赖。当遇到外部危机时经济必然下行。不解决三个比重过低问题，上述简单恶性循环又会出现。我国“十二五”规划已经将扩大内需战略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2012年我国在“稳中有进”的总基调下，宏观经济政策取向首次将扩大内需提到战略基点高度，首次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特别是，首次将发展实体经济放到重要位置，强调要抑制以房地产为主的虚拟经济，将资源引导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但是由于中国解决经济中存在的“三个比重过低”的不良现象和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奋斗，因此从短期来看，稳定外需还是保增长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第二，目前中国政府面前的严峻现实问题，不是要不要扩大内需，而是如何扩大内需、如何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顺利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扩大内需表面上的决定因素在需求方，因此似乎我们解决了收入倍增、分配不均衡以及消费的软硬件基础设施问题，就自动解决了扩大内需问题。其实，即使我们顺利地解决了需求面的问题，也不等于说就可以顺利地解决本土企业的市场需求问题。真正的难题是在中西方技术水平落差较大的前提下，对中国需求问题的解决，其结果更多的不是扩大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而是扩大了对西方过剩产品的强劲的需求，甚至是对富国奢侈品的需求！①因此长期来看，如果不把扩大内需与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不提升中国文化自身的自觉和自信能力，不提高中国本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本土的过剩生产能力既无法在出口导向中消化，也无法在扩大内需中消化。
第三，中国现在内需不振的问题，既是需求方的问题，更是供给方的技术水平问题。从微观上说，没有疲软的市场，只有疲软的产品和技术。因此解决自主技术创新问题，才是中国扩大内需的长期、根本的问题所在。过去我们通过技术购买和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学习和模仿为主运用西方技术进行产业升级，但是“以市场换技术”道路存在着重大的局限性，主要是市场换不来真正的高技术。由此很多学者和官员主张国家要加大对中国本土企业的R&D投入和自主品牌的营销投入，坚决走“自力更生、自我创新”的道路。其实，与中国绝大部分重化工业发展道路一样，单纯的“自力更生、自我创新”战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强烈的封闭经济色彩，很难收到像过去那种不计成本的军事工业发展中的那种实际效果。更多的竞争性民用产业的发展，还是必须遵循市场化原则，在开放的全球竞争中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高级要素，包括来自西方世界的可以利用的技术、知识和人才，在我方控制下逐步形成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中国经济需要在扩大内需中完成转型升级的四大行动。(1)产业结构转换，建立以服务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推翻以土地财政为支柱的经济体系；(2)需求结构转换，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改造为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3)区域结构协调，从根本上扭转东中西三元化发展格局，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4)体制创新，要打破政府主导的发展态势，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相互关联的四大行动必须相互配合共同推动。但是应该看到，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需求结构的转换作用是基础性的，也是最为关键的。如因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差，在出口导向型全球化战略中，制造业增长就受惠于全球市场而服务业发展受到抑制；而当转向内需之后，本地化特征为主的服务业就会得到市场的支持。再如在出口导向型全球化战略中，因“冰山成本”的制约，国际贸易首先发生在沿海地区，因此地区间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地理位置有直接的关系，那些远离沿海大城市的地区发展就会滞后；而当转向内需之后，因国内价值链的作用会使地区间的发展差距逐步压缩。
二、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基本内容
就学理上说，扩大内需战略并不反全球化，更不会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行动相冲突。“扩大内需”指的是利用国内市场，它相对于扩张外需和出口导向而言，与是不是参与全球经济的循环进程没有直接的关系，即扩内需既可以开放的方式进行，如进口国外要素在国内加工并在国内外销售；也可以封闭
的方式进行，如在国内完成产业链的整个价值增值过程，不与国际经济发生任何联系。“经济全球化”指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趋势，是要素跨区域的、无经济疆界的流动，它只与自力更生经济中要素的封闭流动相对立。因此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强调利用全球优质要素发展自己。在开放条件下，因大国经济的内需潜力大，一般都属于“基于内需的全球经济”形态，而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因人口规模限制的内部市场容量无法消化达到规模经济产量点的供给量，因此一般都是属于“基于出口导向的全球经济”形态。
客观地说，像中国这样有着巨大市场潜力的大国经济，不可能长期实施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容纳中国这么巨大的生产能力的长期出口，更不可能完全放任本国的产业长期处于中国廉价产品的激烈竞争中。中国逐步回归“基于内需的全球经济”形态，只是在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修正自己的经济系统运行的偏差和单一的无法持续的经济行为。总的来看，第二波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与第一波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之间，除了在市场需求方面不同外，在基本的战略内容上有根本性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战略的前提不同。中国所参与的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主要的前提是低端要素价格具有比较优势，是在国内收入水平较低、国内需求不足以支持高经济成长速度的要求下，我国的低廉生产要素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本土对低端要素需求强而对高端要素需求弱，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廉价制造工厂、自主创新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主因。而第二波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其主要前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表现在要素价格正在逐步上升，低端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我们再也不能以牺牲劳动者利益、消耗和占用巨额的资本、破坏国内生态环境等非均衡发展来补贴外国人。向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提高原本应该提升的生产要素价格，从而使低技术、低附加值和高消耗、高污染的产出丧失竞争力。因争夺内需市场，本土企业会产生对高级要素的强大需求，同时要素价格不断上扬压缩低端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出现创新驱动、生产率上升、服务业大发展趋势。因此第二波全球化的主要前提是提升要素的质量和生产率，而不是单单凭借要素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
第二，战略的目的不同。改革开放当初，出口的目的是为了换取紧缺的外汇以进口急需的设备或原材料；后来我国在资金比较充裕，特别是我国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一，国内流动性充裕，经济建设已经“不差钱”的背景下，继续维持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战略，则更多是为了解决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总的来说，其战略目的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利用别国的市场用足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国内市场的缺口通过出口解决。第二波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国外的创新要素加速发展在中国的创新型经济”，②国内技术的缺口通过内需吸引国外的要素流动来解决。这说明中国抓住第二波全球化机遇的目的，既是为了消除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我国过剩产能的困境，更是为了利用国外经济危机给中国引进高级要素所带来的加速发展机遇。
第三，战略的核心内容不同。第一波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初期是为了顺利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争取国外的资金和外汇用于国内机器设备的进口，虽然从实际运作中也得到了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等要素，但是这并不是战略最初目标。1992年以来，战略的核心内容逐步演化为“通过吸收FDI企业来增进出口”，以及“用市场换技术”。事实上，让出市场换技术不可能吸收到国外真正的高新技术，出口所争取到的外汇也不可能买到国外的高科技，否则我们绝不可能放任形成现在的将近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第二波全球化战略，其核心内容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其深度主要体现在为了更多地争取全球高级的创新要素，提高对创新要素的全球配置能力，加速发展我国的创新型经济。具体体现为至少以下几点：(1)利用大国经济内需市场规模庞大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吸收全球创新要素，为我国产业升级服务；(2)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形成出口的差异化和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提升出口的档次；(3)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发展中国的巨型跨国公司，培育价值链“链主”，形成全球性垄断竞争格局。
第四，战略的路径不同。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是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的基本路径。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治理者利用研发设计优势和网络品牌优势，向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中国企业发包。贴牌生产的中国企业为了满足外国消费者的需求，经常采取进口国外机器设备和技术等方式扩大可供出口的生产能力。这是中国消费品出口激增而国内装备工业因缺乏市场需求不断衰退的主要原因。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基本的路径则是要求企业加入或形成国内价值链，③或在此基础上形成全球创新链，即国内巨型企业或中国跨国公司处于价值链高端的治理者位置，它们根据市场需求(包括国外市场需求)和自己主导的研发设计向国内外企业发包，使全球生产要素供给企业成为自己的供应商或形成全球供应链，然后把产出向全球销售。显然，形成和利用国内价值链或全球创新链是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路径。
第五，战略的实施方法不同。中国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在对境外的经济要素的利用方式上，主要是招商引资和“引进来”，依靠低劳动成本、以高资源和高环境投入为代价，仅居于价值链底部利润最薄弱的加工制造环节。从发达国家角度看，是它们的低端加工制造环节向中国的发包，或中国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外包订单的接包。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基本的利用境外经济要素的方式主要有这几种：一是“走出去”，即通过海外设厂或者海外并购等方式，以资本的控制力为突破，有效提升对海外经济要素的整合能力和掌控高度，争夺利润丰厚的技术、品牌、渠道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实现发展方式转型；④二是利用国内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和规模效应的支持，发展逆向外包，吸收外国高
级要素为我所用；⑤三是建设各种内需平台，如以事业平台吸收海外高科技人员加入我国产业高级化进程的研究开发等。
第六，战略所依据的产业内容不同。中国所参与的第一波全球化，因对低端生产要素拥有的比较优势，因而得以迅速成长的产业主要是可供出口的加工型劳动密集产业，依赖的主要是重化工业、房地产业的成长，加剧的是对投资拉动的依赖。在依靠内需的第二波全球化中，中国不仅要依靠创新要素促使制造业崛起，要成为世界先进的制造大国，也要使现代服务业崛起，尤其是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崛起，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以制造业崛起为例，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强国，一要靠汽车，二要靠高铁，三要靠飞机，四要靠重型机械。目前国产汽车处于爬坡阶段，飞机制造业还刚刚起步，重型机械只有个别领域走在世界前列，高铁则逐步超越发达国家。如果这些产业在爬坡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国际先进技术和人才的支持，无疑将会大大缩短中国的赶超进程。为了让世界先进国家成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要素供应商或供应者，把中国市场规模首先发育成名列全球前茅的世界性市场，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综上所述，中国参与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重点，在于在转换需求结构的过程中，利用内需市场的吸引力促进企业从加入全球价值链(GVC)走向加入全球创新价值链(GIVC)，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创新经济。GIVC概念的提出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但是仔细地描述和分析这个GIVC却是我们以后研究的任务，这里仅仅指出这几点。
第一，从GVC走到GIVC，可能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GVC走向NVC，国内本土企业从供应商角色转型为发包商角色，从GVC中的“被俘获者”站在了NVC中的高端，是价值链的治理者和控制者；二是GIVC在国内价值链(NVC)的基础上通过开放的全球化战略形成，主要是处于NVC高端的控制者利用内需市场吸引力“虹吸”国际上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如利用世界经济危机的机遇吸收国外优秀人才到中国工作，或者直接到海外收购研发型企业为我服务，形成全球要素为我所用的良性格局。⑥
第二，在中国企业从GVC走到GIVC的两个阶段中，第一个阶段的转型最为困难，任务也更为艰巨。虽然我们一再论证基于内需才最有可能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但是当原来的贴牌生产厂商试图转型为自主品牌商尤其是想成为国际品牌商时，除了需要巨额的广告费和渠道建设费外，还会因为缺乏熟悉国际市场、缺少品牌营销的人才而搁浅，更会遭遇到原有处于发包方的国际大买家(即处于GVC高端的国际品牌商)的强力封锁和围追堵截。因为此时原来的“发包商—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己演变为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为了防止被后起者替代，实力强大的国际发包商会发出令人可信的竞争威胁。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企业产业转型升级遇到困难的主要的微观原因。
第三，从GVC走向GIVC，是不是一定要分为两个阶段？即GVC-NVC，NVC-GIVC这两个过程是不是可以截然分开？或者NVC和GIVC的形成，干脆可能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方面我们还缺少来自实践的案例研究和佐证。因此下一步的研究任务是要进行实证研究。
三、中国参与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取向
一系列明显的证据表明，中国目前仍然纠结于第一波的出口导向的全球化进程，还在“扩内需、稳外需”的平衡中苦苦挣扎，并没有做好迎接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的准备，而且适应新一轮的全球化的能力显得明显不足。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
撇开决定综合竞争力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不论，如必须拥有一套“与时俱进”的外交理念，以及文化上必须拥有自觉、自信和自主的、处于强势地位的价值观(裴敏欣，2012)，仅就经济方面来说，中国要形成参与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力，最起码必须拥有一个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全球化理念与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必须拥有强有力的处于创新价值链高端地位的跨国公司；必须拥有一大批具有高度国际化视野的高端人力资本。用这三个方面的标准来衡量，中国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能力显得明显不足。
首先，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新全球化理念与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理念是“出口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理念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为建立经济强国地位而残酷竞争的市场和战场，以国家整体实现出口规模最大化为最高目标取向，视低价格为国家竞争力主要来源。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的全球化战略，避开了中国本土企业与跨国企业在技术上的差距，既有效地利用了国际市场和本国过剩的生产要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西方提供的“技术和管理技能外溢效应”。但是现在这一战略已经无法保证中国在下一轮国际竞争中与世界的平衡，因而可能无法获得属于自己的利益。由于西方国家提供市场的能力日益衰退，现有国际市场秩序已经无法容纳像中国这样一位超级过剩产能的提供者，而且，由于西方今后将会陷入较长期的经济衰退，对高级生产要素的利用能力也在不断地降低。因此中国若不扩大自己的国内需求，为新一轮的全球化提供市场，不仅全球化不可能持续，而且中国也不可能抓住机遇加速发展自己，就会失去从全球化中得到巨大利益的机会。因此，中国实施新一轮的全球化战略，最需要的是比第一轮全球化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开放的眼光，并以此指导自己制订独立的全球化政策措施。
其次，根据以往国际的经验，一个国家要在世界经济中富有竞争力，必须拥有强有力的处于创新价值链高端地位的跨国公司，尤其是民营性质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角，也是全球化的国际规则制定者。目前中国虽然有许多国有企业经过重组后进入了世界500强名单，但是并不能有效地改善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被动地位，中国最缺乏的还是大型民营跨国公司。由各种国有性质的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或出面进行收购兼并时，不仅会受制于自身“软预算约束”的通病而缺少效率，而且更容易被西方国家的反垄断法制裁，甚至会因此而挑起西方民众对中国的敌视。过去中国并没有因为缺乏自己的民营跨国公司而错过第一波全球化的机遇。因
为，中国在上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其利益与西方国家更多具有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中国扮演的是一个“世界操作工”角色，从事的是低端制造业外包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作业，而全球价值链高端的研发和设计、市场营销和品牌网络等，都由美欧日的跨国公司扮演，中国是替国际跨国公司打工，因此所从事的产业与西方具有互补性。在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将与西方争夺高级生产要素，将与西方争夺创新中心地位，将在某些价值链的高端成为替代者，因此一定会遇到现有垄断者的抵制和抗衡。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是实力说了算，如果中国缺乏可以参与游戏的民营跨国企业，就不可能真正抓住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黄金机遇。
最后，一个能驾驭经济全球化的大国，必须拥有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端人才。目前，中国一般的人才并不缺乏，真正最缺的是能够带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领军水平人才。这种高端的领军人物，是指那种他们的创业能够影响世界产业格局的人才。今后的中国东部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如果按照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定位的要求，在未来若干年中建设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一、建成为全球高端人才的聚集区之一、建成世界前沿技术研发和先进标准创制的引领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技术产业的辐射区，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定位，我们就必须从现在开始，抓紧制订各类聚集培育高端领军人才的政策，聚集由战略科学家和高端领军科技创业人才领衔的研发团队和创业团队，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研究所和科技研发中心，聚集由高端领军科技创业投资家和科技中介人才领衔的创业服务团队。语言障碍是阻碍中国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成长的原因之一。但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科技和教育环境使中国没有能力培养足够的、在各种领域里能“拿得出去”的高端人才。作为“补缺”的重要手段，吸引海外留学的华人回归，是中国高级人才市场化、国际化的重要载体。“海归”们大部分在国外的著名学府获得博士、硕士学位，他们既有国外科技前沿的实践经验，又有对市场经济和现代管理的深刻理解；有一些“海归”既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又有与国外专家和公司业务的广泛联系，他们将是参与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力量。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提出提升中国参与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竞争力的政策取向，主要是与上述问题对应的三个方面。
第一，形成一个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全球化理念和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其中最为关键的政策目标是要搭建中国扩大内需的经济平台，并以此吸引全球高级要素。这个平台主要有：(1)制造业平台。强大的制造业是现代科技的受体和载体。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将需要进一步发挥现代制造业的增长功能。中国构建现代制造业平台将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先锋和主体力量。(2)城市化平台。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的前期主要是投资驱动。一旦完成了基础设施的基本投资，城市化扩大内需的功能将转化为消费拉动。中国现在仍然有一半的人口需要城市化，因此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有利于扩大以消费需求主导的内需市场。(3)“五外”平台。主要指吸收全球高级要素的“外贸、外资、外经、外智、外包”平台。(4)生产性服务平台。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把高级技术、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引进商品生产过程的“飞轮”，是决定现代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投入因素。中国建设金融、商务、物流、设计、技术服务等在内的各类生产性服务业，将直接吸收国内外高级要素。(5)居民消费平台。这是基于最终需求吸收国外高级要素的最重要的平台。中国巨大的消费规模加上由此直接和间接引发的国内需求，将成为吸收全球先进要素的主要动力。
第二，为了构建强有力的处于创新价值链高端地位的跨国公司，尤其是民营性质的跨国公司，最为关键的是要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行为，主要是通过收购兼并行为形成资产集中和集聚态势。一是要打破国有企业在行业上的垄断性，对外资、国资和民资实施统一的国民待遇，放手让民营经济进入竞争性行业；二是要鼓励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进行兼并重组，使其形成具有一定市场控制力的巨型企业，以便为国内市场的充分开放做好准备；三是要鼓励民营企业联合“走出去”，尤其是要鼓励民营企业利用西方目前的经济危机时机，联合收购其拥有技术、人才、品牌和渠道的企业，同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产权融合和资产重组。
第三，为了拥有一大批具有高度国际化视野的高端人力资本，最为关键的是利用、引进和培养相结合。其中，利用是指可以利用西方各国经济不景气的机遇，通过收购它们的企业尤其是原本有实力的上市公司，除了把它们的资产盘活外，主要是把它们的人才尤其是高级的紧缺人才资源运用起来，让他们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或中国企业开拓全球市场进行研发和设计服务。
注释：
①如宾利高级轿车2011年的销量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次佳水平。宾利在中国的销量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1839辆的创纪录水平。中国首次超过英国，成为宾利第二大市场。
②Krugman(1980)提出的“母国市场效应”理论(home market effect)可以解释在一个存在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激励企业选择在该国家从事生产活动；一个较大的市场会吸引更多生产差异化产品的企业；并且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缘故，一个国家会倾向于出口迎合本国需求的产品。
③关于国内价值链的论述，可参见刘志彪、张杰(2007)。
④基于内需可以获取高端技术和要素，我们可以举一个案例。2011年初民营企业江苏金昇机械有限公司出资1亿欧元并购德国EMAG 50%股权，后者具有140年历史，是欧洲第三大高端数控机床制造商，其产品60%服务于奔驰、宝马、保时捷，有200多项国际专利。按计划，并购后双方将注册6000万欧元，在江苏省金坛市设立EMAG(中国)公司，项目总投资49亿元人民币，直接引进EMAG全套的领先国内30年的技术和生产设备，建设产出3000万台高端机床的亚太制造中心。
⑤这个概念的提出，可以参见刘丹鹭、岳中刚(2011)。
⑥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指出，随着美国企业纷纷扩大其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研发实验室，美国正在迅速丧失高科技工作岗位。在截至2009年年底的6年中，美国跨国公司新增的研发人员中约85%都工作在海外。虽然美国公司一般而言不会关闭设在本国的实验室，但他们会把实验室扩展重点放在海外。海外员工在美国企业研发队伍中的占比已经从2004的16%提高到2009年的约27%(http://cn.wsj.com/gb/20120119/atc072217.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