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森对推动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该领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也因此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威廉姆森在经济学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其研究方法上的特点。
威廉姆森相继跨越了社会学、组织理论、行为科学和法学等社会学科，将这些学科的相关成果有机地引入经济学，使得经济学长期存在却无法独立突破的问题得以解决。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方式是威廉姆森获得崇高理论成就的主要原因。
经济学理论的突破源于方法论的突破。交易费用理论由科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以后，沉寂了数十年，直到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威廉姆森学术成果的传播才得到发扬光大，可以说，这与威廉姆森的学术贡献，特别是与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关。因此，我们有必要理解和说明：在威廉姆森的学说中，经济学与相关社会学科的结合为什么是必需的，这种结合是如何实现的？为什么这些结合产生了交易费用理论的突破？这一说明不仅仅具有学说史的意义，而且对于揭示经济学研究的未来趋势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通常也认识到跨学科研究的意义，但是，学科之间如何跨越，如何结合才能出现新的理论，则需要具体的研究说明。旧制度经济学进行过跨学科的分析研究，比如凡勃伦等人运用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研究成果来说明经济制度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学说没有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来展开制度分析，没有把制度因素分析引入实证科学的范畴，从而使制度经济学日渐式微，未能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于是，我们有这样的问题：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学科如何与经济学结合？
跨学科研究似乎有不同类型。目前对于跨学科研究的分类是不够的，仅有一级交叉、二级交叉和三级交叉之分。一级交叉是指文理工之间的交叉；二级交叉是指学科内的交叉；三级交叉是指学科间的交叉。这种分类是关于不同等级的学科分类之间的交叉分类。其实关于交叉的类型还可以依据吸取还是应用来分类，前者是指某个学科吸取其他学科的成果，后者则为某一学科被其他学科所应用，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分类。
布坎南、贝克尔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同样属于跨学科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等经济学以外的领域，从而拓宽了经济学的疆界，出现了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这种跨学科研究，我们不妨称之为“输出型”的跨学科方式，它是经济学应用领域的扩张①；相比之下，威廉姆森的跨学科方式则属于“输入型”的跨学科方式。在他那里，经济学不再以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自居，而是虚心吸取其他社会学科的成果，将其引入经济学，充实经济学理论，使得经济学内容有新的突破。两种跨学科方式都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输出型”跨学科方式对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而“输入型”的跨学科方式，对于经济学来说，才是一种真正的结合，它是一种使得经济学之树因不断获得营养而学术长青的结合，对于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作用更为重大。这一点可以在观察威廉姆森学说发展过程中得到很好的说明。
聂辉华认为，“威廉姆森得奖不代表国内已经理解了威廉姆森的学术思想”②，的确如此。“理论创新最核心的是方法论创新”③，真正理解威廉姆森的学术思想，必须从理解其独特的“输入型”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入手。威廉姆森认为，对于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应给予高度关注，有许多跨学科研究的努力都归于失败，这说明，“特意安排的新锐的跨学科研究和教学都绝非易事”④，跨学科研究有着自身的内在规律。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狭隘性必然导致跨学科研究
罗宾斯对经济学的“稀缺性”定义，反映了自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问世以来，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学的重新定位。这一定义有以下特点：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实证主义方法及数理逻辑的贯彻，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习惯于将经济运行系统当成便于运用数理逻辑分析的封闭系统来处理，并自发地排斥其他的思维逻辑。第二，在研究对象上，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焦点是描述市场的运行，而忽视对于市场运行主体本身的理解和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选择，服从于数理逻辑的运用，即研究方法的可及性成为选择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的强约束条件。这就产生了任务服从手段、削足适履式的理论发展路径。第三，在假定前提上，以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资源配置效率为研究目标，采用技术理性主义分析，以“经济人”的抽象假设为前提，而“经济人”又以十足理性，只利己、不损人为特征。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人类复杂的相互作用对于经济运行效果的影响，忽略了由此带来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也从根本上否认了研究和改进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或缔约方式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意义。
根据库恩的范式观，“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范式’，即由理论、方法、模型、范例和研究传统等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整体”⑤。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目标是确认所观察事件背后的深层结构和根本的因果力，而绝不应只限于发现经验事件表层的恒常关联性。判断经济学理论的基本依据是主要的因果机制是否已经被纳入。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是溯因，经济科学亦然。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取得了许多进步，但它是跛足前行的。新古典经济学着重于市场的研究，且成就卓著，但研究视野过于狭窄，放弃了许多本该研究的课题。
阿罗曾批评这种方法论的偏向及其后果。他认为经济学家使用数据的范围过于局限了：“经济学家受引力作用围绕廉价数据资源运行。……忽略了事情的全部”⑥，他们错误地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供给以及商品流，所以经济学家宁愿将此问题让给别人研究”⑦。企业理论问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但是经济学家倾向于将它视为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就是因为有建模的困难干扰，社会学家擅长的是实地考察。他们对原因问题有所探索，但是他们不能作出深入的解答。阿罗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各自研究状态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他充分说明了社会学在溯因研究上具有经济学未及的优势，
但是这些初步涉及的课题需要经济学的深入解答，因此，经济学必须与社会学结合，对社会学初步发现的原因作进一步的经济学分析。
在新古典革命将政治要素和社会学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去的同时，法学和社会学却在积极响应现实的呼唤，研究和解释已经进化了的社会现象。例如，在针对一些法学家和社会学家因现代契约法的突变，不知所措，匆忙宣告“合约的死亡”⑧的时候，麦克尼尔阐述了契约演进的观点，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与以往人们熟知的古典契约大相径庭的现代契约观点，并以交易实践为基础，深入刻画描述其特征，完成了对不同类型契约的分类研究。我们不能不承认，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由于法律实践不断推动和客观要求的缘故，法学不得不及时响应现实的要求，成为更加贴近现实的学科。它在这样做的同时，也为经济学准备好了可供借鉴的思想材料，为长期跛足的经济学准备了平衡前进的阶梯。
学术探讨可用的逻辑有多种，有直觉主义逻辑，日常逻辑等(贾根良、徐尚，2008)。运用数理逻辑，能够产生精确的知识，但是精确性研究较为适用于封闭系统。运用日常逻辑只能产生模糊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更能适应开放的现实。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往往伴随着日常逻辑的思维和运用。⑨作为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坚持将有局限性的数理方法，作为普适性甚至是唯一科学的方法加以利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使经济学日益远离现实。正如威廉姆森所说，“一个人不需要用古典式的或者空想式的术语来思考组织，而是能够以一种行为上有根据的、科学的术语来处理这些问题”⑩。社会学、法学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们遵循朴素的日常逻辑，以在现实中获得感知或直觉作为基础，从现象中提炼、抽象出新知，挑战或补充原有理论。社会科学之间是相通的。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离不开对于经济活动的社会属性的分析。经济活动又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对于人类活动规律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经济活动领域的行为规律。它们在基本的经济活动领域所从事的研究，正是经济学因为忽视经济活动的社会性而丢弃的研究项目，这就为经济学与这些学科的结合提供了机会。
二、组织学、社会学程序分析方法的引入
1966-1967年在华盛顿反托拉斯部门做特别助理的威廉姆森面对包括纵向兼并在内的各种现实问题，感到仅仅依赖反垄断理论的回答并不令人满意。通过进一步深入的文献研究，他发现很多文献没有涉及到关键的问题，没有抓到问题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大多数文献混乱不堪，离题万里或者判断有错”(11)，同时，他认识到科斯交易费用理论以及组织理论可能对他的研究有所帮助。
接触组织理论后，威廉姆森敏锐地意识到，组织理论的方法可能更易于推动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他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组织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论框架来自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并且严重依赖于权力的概念。在大量的组织行为学文献中，包含了许多从权力和依赖角度论述的有关市场失灵的文献。威廉姆森早期的研究从这里开始，通过对于市场失灵的考察，来说明组织的作用和意义。在其最早发表的文章《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考察》(1971年)中，集中表现了经济学对于企业组织作用的肯定。在关于依赖性的研究中，组织理论尤其重视持续动态的依赖关系，强调过程的分析，关注交易的持续性，这是以往经济学所忽视的。这对威廉姆森产生了极大影响，让他认识到持续性交易与传统经济学所面对的交易有很大区别。许多企业间的交易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是瞬间完成的，而是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并且交易的持续性是具有价值的。如果忽略交易的持续性，忽略交易主体的特点和相互作用，则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的作用也自然无足轻重。
交易的持续性使得契约的实施增添了许多变数和困难。契约执行期间会发生什么？是什么因素使得持续交易更为困难？当学者面对持续性交易活动时，原先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不曾触及的一系列问题都逐渐浮出水面了。
社会学和组织理论重视程序分析(process analysis)的方式，即重视对事件发生过程进行描述，这一点对于威廉姆森的影响便是“根本性转变(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这一关键性观点的产生，而完成“根本性转变”的力量则依赖于资产专用性这一概念的形成。
威廉姆森发现，虽然马歇尔也谈到过特异性人力资产等(接近专用性投资)概念，但是在微观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框架中，不可替代性或由独一无二的资产所产生的垄断性，只是对于签约前状态的描述，并没有考虑签约后交易双方依赖性的改变。传统经济学的垄断性是静态的、具有行业属性。威廉姆森早期所说的权力依赖和小数目，虽然未加特别说明，但实际上指的并不是行业自身的特征，而是某种变化后的结果，即在签约后，由于专用性投资而可能导致的交易双方的彼此依赖或被锁定。也就是说，在签约前，交易者面对的行业并不是垄断的，在同一行业中有许多可选择的交易对象。随着交易过程的展开和契约的实施，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依赖性开始产生。威廉姆森后来使用权力和依赖等社会学术语，而不是垄断等经济学术语，正是希望摆脱正统经济学企图以垄断解释一切组织行为的思维定势。
社会学家马尔夏克关于不可替代性导致依赖性的观点给予威廉姆森很大启发。马尔夏克提及的“存在着几乎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工作者、老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就像工厂或港口也有独一无二性的选择位置意义”(12)。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威廉姆森后来认识到的不同类型的专用性投资——人力资本专用性和地点专用性。威廉姆森接受了上述观点，并在资产专用性多种形式，以及资产专用性不仅引起复杂的事前激励反应和引起复杂的事后治理结构反应等方面向前推进其论点，威廉姆森反复谈及的“事前”和“事后”就是贯彻了典型的程序分析方法。只有依靠程序分析方法，才能解释依赖性如何从无到有的发生。
由此可见，威廉姆森学说中居于关键地位的资产专用性概念的提炼以及导致这一关键概念产生的程序分析方法，都来自社会学和组织理论。威廉姆森从自己的研究经历中深切体会到，经济学必须要与社会学结合，引入他们的研究成果。他甚至呼吁：“我们强烈要求社会学家引
领我们经济学家注意这些问题，指出这些问题的重大意义，强迫我们经济学家作出回答”(13)。在威廉姆森看来，之所以需要如此，是因为“社会学家比经济学家更注重对于过程的思考，他们确实能使我们认识到某些关键的过程是什么，这些过程有什么派生影响，以及我们怎样才能了解它们等等”(14)。
如果仍然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注重交易结果的研究，忽略交易的过程，人们便无法发现影响交易费用的关键所在。与经济学家相反，社会学家早就开始把企业作为社会制度或社会组织加以分析。现在在这个方面已经产生了一个成熟的社会学分析，因而能够领先于经济学在许多研究上获得成果。威廉姆森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致力于对现象的深入解释，不满足于现成经济学理论的应用，适时发现了传统经济学的不足，接受了科斯交易费用理论的思维方式，从而发现了组织理论对于经济学的价值，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与其说，威廉姆森能够识别和充分评价组织理论研究成果对于经济学的价值，又具有良好的经济学知识准备，来加工组织理论的研究成果；还不如说，威廉姆森在交易费用理论方面的知识准备，使得他对于组织理论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和评价能力，善于识别组织理论中可为交易费用理论所用的成果，并恰当而巧妙地嫁接到交易费用理论中。在接受组织理论的成果中，威廉姆森不仅积极接受其理论概念，而且善于接受其方法，发掘组织理论中的合理内核，并上升到更为抽象的一般层次，将其提升为普遍适用的新的关键概念，从而最终完成因果关系链的完整构造。
三、法学中不完全契约的经济学分析
20世纪70年代威廉姆森目睹反托拉斯当局错误的反垄断政策，希望依据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在逻辑上重新解释企业兼并行为。但是由于当时的交易费用理论只是一种被称为“套套逻辑”的总体思路，因缺乏严格定义而备受质疑，这促使威廉姆森思考如何定义交易费用。
定义交易费用的工作注定是十分艰难的，因为交易费用不仅在量上，而且在成本项目上都随交易类型或交易的难度而变动。在房地产交易上花费的交易费用项目，根本就不会出现在盒饭的交易中；与五金配件交易相比，在成套设备引进上交易费用所涉及的项目一定多得难以想象(15)。这就迫使威廉姆森思考，为什么一些交易困难而另一些则不然？这种思考将他引入对于交易分类的研究。
康芒斯等旧制度经济学家关于将交易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他对研究方向的信心。对交易进行分类，首先要研究交易的属性，这就使得威廉姆森将注意力转向对于交易属性的界定和描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是以交易属性的描述和交易分类的研究代替了最初设定的定义交易费用概念的研究任务(刘东，2001)。论文《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的规制》(1979年)集中反映了威廉姆森这一研究的思维历程及其成果。这种以交易分类，进而以交易费用大小比较来替代交易费用严格定义的方法，不是对问题无奈的回避，而是巧解难题的绝妙方式。
自从新古典经济学流行之后，交易，作为研究对象已经逐渐淡出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尽管布坎南等非主流经济学家大声疾呼要“回到斯密去”，让经济学成为以研究交易为主的“交易经济学”。布坎南强调，他并不是建议改变研究的基本内容，而是改变研究的方法(James M. Buchanan，1964)。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对此置若罔闻，他们满足于运用成熟的新古典理论做着便利的分析，完全忽视对于交易的认识，更谈不上对于交易分类的研究。威廉姆森意识到契约关系可能是一个关键，应该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入。
但当时，经济学中并不存在能够给予相关支持的文献。威廉姆森不得不继续求助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此时在社会学界和法学界中，麦克尼尔反映契约法分类(也即契约分类)以及现代契约特征研究成果的论文——《契约的多个未来》于1974年发表。这对于正在苦心寻找、求知若渴的威廉姆森，无异于久旱甘霖。威廉姆森说过，他在愉快地阅读此文后不久，就集中精力对于契约法进行了研究。
麦克尼尔描述的、后来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的现代契约，正是威廉姆森试图比较研究的企业内部契约或企业之间就中间产品进行交易所执行的契约。麦克尼尔区分了古典型契约、新古典型契约和关系型契约，并且将实际发生的契约理解为从个别契约(即古典型契约)到关系型契约的连绵不断的谱系中的一个环节。麦克尼尔还对各种契约类型的代表性特征，做了仔细的、不无经济学含义的刻画。威廉姆森继承了这一思想，将每一种契约都归入由古典型契约、新古典契约到关系型契约这三种契约类型为典型代表的契约光谱之中，并运用这三种契约中的某一类来加以分析。
从社会学和法学中产生的契约分类理论，深入到契约内部结构和特征的研究中，无疑是一种更为微观的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微观化程度却远不及契约理论。在新古典分析中，只有对于市场特征的刻画，它仅仅依据与产品或交易物可替代性相关的或与垄断性、竞争性相关的标志对于市场类型进行划分。而在契约理论中，交易物的现实性、可度量性等都作为区别契约类型的标志及原则。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类型划分的理论只适用于解释卖者与买者的供求关系，以及厂商的产量决策和定价策略；而麦克尼尔关于契约分类和契约特征的描述才能够解释交易的难易。威廉姆森运用这种更为微观的分析方法以及麦克尼尔的契约理论，并从经济学角度对各种契约的特征做了进一步的提炼和归纳，使得各种契约类型的概念更加丰满。
在对于关系型契约若干重要规定性的论述中，麦克尼尔实际上已经触及到关键因素所在。但是由于他的分析视野过宽，内容跨度过大，对关系型契约最关键因素的归纳和揭示，被淹没在长达十多条特点的阐述中。他在论述现代契约的弹性性质时，明确指出，契约条款是随着持续交易过程的逐步展开而相应调整变动的，“(契约)弹性需要部分地是因为受限制的理性——即人类思想只能够专注于可获得的信息——部分地是因为可获得的信息有限，部分地是因为社会经济环境变动不居。这些都意味着，任何契约要么具有应变能力，要么受到变化的压力而破裂”(16)。而且，“契约关系经常产生大量的依赖和相互依赖性，它们反过来产生大量的权力，双方通过交换过程运用这些权力”(17)。
可见，麦克尼尔对于现代契约特征的分析中有关“受限制的理性”和“社会经济环境变动不居”的论述已经包括了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等要素，甚至已接近机会主义，接近威廉姆森后来的理论(18)。后来威廉姆森关于双边依赖和通向被套牢理论的单边依赖理论概源于此。麦克尼尔思想的合理内核因缺乏深度提炼和经济学分析而淹没在高度分散的论述中。但不可否认，而且十分幸运的是，它们都成为威廉姆森进一步研究加工的思想材料。
接下来，威廉姆森要做的工作就是发现和理解关系型契约区别于古典契约和新古典契约的主要原因或条件，即理解为什么是关系型契约而不是前两种契约。威廉姆森敏锐地意识到，这与交易的特征有关。在围绕交易特征或交易属性的刻画上，威廉姆森天才地提炼出描述交易的三个维度。他严格把握分析问题的交易费用视角，在可能影响交易属性的诸多因素，包括麦克尼尔曾经涉及的十多种因素中，根据对于交易费用的影响，选择了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这三个维度，其中以资产专用性作为最重要因素。这三个维度及其组合不仅可以用来说明三种主要契约类型借以区别的关键因素，同样也可以用于说明不同的关系型契约类型，即说明市场中(企业间)关系型契约和企业内部的关系型契约各自存在的理由。
麦克尼尔关于契约理论的论著属于法学领域，是法律实践的经验积累。早于经济学，法律实践已经使人们注意到单边依赖和相互依赖性的普遍存在。麦克尼尔明确表示对于经济学中忽视交易双方权力不对等的批评意见：“即使在个别性交易中，在作出承诺和遵守承诺之间也会存在单方面的权力。这对律师是常识，但经济学常常回避这一点。在承诺未履行期间，谁有权利要求履行，谁就处在命令地位，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因而是一种等级关系”(19)。由依赖关系来解释关系型契约，这已接近对于关系型契约原因的解释。但是在解释是何原因导致依赖的问题上，法学和社会学却因无法提供答案而走到尽头。
契约关系经常产生大量的单边依赖或相互依赖性，由此产生大量的权力。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很难，难的是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权力倾斜和依赖性。威廉姆森后来便致力于解释权力不对等，并最终在专用性投资造成的“根本性转变”中找到了答案。在专用性投资后，即发生了资产只适应特定交易对象的这一“根本性转变”，使得投资者陷入对于交易对象的依赖。也就是说，专用性投资使得交易对象被锁定在小数目上，权力或依赖性由此所产生。
这是威廉姆森对其早期采用小数目和权力的观点来解释市场失灵的理论的发展和深化。早期解释市场失灵，是为了说明组织的意义，说明组织兼并的特殊效率。现在，理解了企业组织不过是关系型契约的极端形式。当权力依赖达到一定程度并威胁到交易的持续性和安全性时，组织特有的适应性特征就显示出优势，通过组织来协调就成为必要。这就完整解释了企业组织的意义和纵向兼并可以节约成本的意义。之所以发生权力依赖，不是因为早就存在的垄断，而是由于交易中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威廉姆森注意到关系性契约破裂的损失，在企业决策以及契约理论的分析中都起着重要作用，他称之为“战略性损失”，并将其看作是交易费用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与发现交易对象、价格发现以及讨价还价等项目支出上的交易费用相比，在专用性资产投资后，即事后机会主义式的旷日持久的再谈判、交易条件的改变是更大的交易费用项目，再谈判破裂导致的损失则是难以估量而且是战略性的(刘东，2001)。涉及专用性投资的企业往往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利用专用性投资可能获得特异性产品带来的高收益，但同时也可能被套牢而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当市场契约无法保证专用性投资的安全性时，具有适应性调整能力的组织——企业一体化就具备了合理性。
威廉姆森将契约理论与组织理论嫁接，从交易费用理论角度观察关系型合约和描述组织。1979年在《法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的规制》一文是威廉姆森理论的一个飞跃，其理论结构在此成型，研究转向可操作性的交易维度的观点也在此诞生。
现代经济学自科学化以来，已经形成了以经验线索构成因果关系推断的起点，以大量积累的经验证据来证实假说的实证经济学范式。如果在逻辑一致的理论背景下，观察到的经验规律显示出从原因到结果的必然性，那么，理论假说才能被接受。交易费用理论需要的是如何将交易费用概念转变成可具体量化、可操作、可比较的工具。交易费用理论一旦具有可操作性，便获得了迅速成长。交易费用理论的迅速有效运用，也与威廉姆森将交易进行维度化刻画，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是不可分的；而这一点又得益于他独特的跨学科研究方式。
威廉姆森深深认识到，各学科有自己的限制和边界。社会学家在社会学范围内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走到尽头的时候，也许正是经济学家研究的起点。交易费用经济学是分析问题的方向和思路，但不是分析问题的全部手段。在威廉姆森看来，以前的交易费用理论过于简单(20)，仅就交易费用笼统地谈论问题是没有出路的，交易费用理论在被置于不完全契约模型进行处理之后才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是组织理论、契约法学和经济学相结合之后的结果。
四、经济学与行为理论：人类行为假定的更新
经济活动，作为人类活动和社会过程，具有社会属性。对于经济活动的描述，离不开对于人类行为动机的假定。针对经济学过度使用超级理性的问题，西蒙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批判，他认为“在我们设定的研究日程和形成我们的研究方法时，没有什么比我们对人类本性的观点更基本的了，人类的行为是我们所研究的内容”(21)。
有限理性的假设引起威廉姆森的特别注意。因为有限理性，所以难以对于未来交易契约履行中的问题在事先一一安排好，契约不完全。当“频繁发生的大量的交换关系转换成少量依赖条件”时(22)，后来被称之为机会主义的行为就不可避免。有限理性是机会主义的前提。威廉姆森认为，机会主义还包括交易双方的有意误导、对信息的扭曲、伪装、模棱两可等其他混淆是非的行为，机会主义者通过这些行为，企图从对方获得利益。解决争议的成本有时十分高昂。在威氏看来，交易费用不仅是发现交易对象、对商品进行检验、拟定契约
，它还包括契约的执行成本，包括对剥夺潜在投资价值的可能性。机会主义是交易费用高昂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在整个逻辑链上，需要运用两个关于人类行为的假定。一是影响到契约不完全的有限理性假定，二是有关机会主义的假定。第一个假定是整个逻辑链中的开端，交易中的个人和企业都符合有限理性假定，任何复杂契约都是不完备的。如果依然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定，人们总是对现实的产品进行确定条件下的交易，那么高昂的交易费用或市场失灵都不会发生；但是若没有第二个假定，即如果没有机会主义式的自利，当有额外的契约复杂性的时候，契约也能自我实施，交易关系不会破裂，用于协调关系的组织也没有意义。
在威廉姆森之前，人们对于机会主义动机有一些讨论，但是大都比较谨慎小心。西蒙与“机会主义”较为接近但有所不同的说法是“动机的脆弱性(frailty of motive)”(Herbert A. Simon，1985)，西蒙认为人们不乏良好的动机，但容易受到诱惑。在机会主义假定问题上，争论最为激烈。的确，机会主义是令人难堪的假定，学者们通常拒绝接受。威廉姆森并不认为机会主义是人类行为的恒常假定，但是坚持认为不能没有此假定，即它是一种或然判断。机会主义假定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不断做出机会主义行为，而是说，有些人在有些时候是机会主义的。在市场中，个人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人们受制于声誉机制。但是机会主义仍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人们很难在事前判断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因此交易者应该设计出相应的机制对机会主义加以控制，否则将会遭受损失。有人说，机会主义行为并不属于日常行为，而是一种偶然的例外。但是，一种保障机制的设立，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意外。
威廉姆森从逻辑链的完整性要求出发，指出此假定是组织必要性分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他认为，唯有机会主义假定才能解释经济组织。如果我们的关注点不是日常事务，而是长期契约关系，则在履约过程中，不能不考虑机会主义行为时有发生，那么，组织便具有重要意义。相反，如果我们完全否定此假定，那么组织便无法解释。因为组织不能以技术因素来解释，在很多情况下，实现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在技术上是可分的。
威廉姆森进一步阐述了机会主义假定的积极作用，认为机会主义的假定可以提醒人们避开危险，通过事前的治理结构选择来避免或减少事后的机会主义风险，这是交易费用经济学实践的中心问题，即采取何种治理结构或社会安排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如果人们不承认此假定，则不会对策略性行为有所防范，在看似良好的结构中，可能蕴含着不可忽略的风险。威廉姆森由此推论，组织等治理结构产生于对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的防范。
无独有偶，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另一支——产权理论，虽没有运用机会主义的假定，但是却运用了“道德风险”这一概念。道德风险的假定并不比机会主义更弱，二者是同样性质的行为假定。这一假定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威廉姆森。社会科学严重依赖于对人性的假定。经济学理论的进步依赖于人类行为假定的改变。实际上，如果去除机会主义假定，道德风险便不复存在。所以机会主义假定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的结合，才构成了各类经济组织形式的存在基础。
五、结语
社会经济现象是复杂的，某一个社会学科难以单独并完善地解释现实。经济学在更加狭窄的领域内重新界定自己的边界之后，尤其如此。威廉姆森之所以取得公认的学术成就，与他带着问题，在不同领域搜寻并吸取已有学术成果的方法有关。以交易作为研究对象、机会主义假定和关系型契约等形成他学术体系的重要构建，正是来自不同学科。他把交易中的人还原为完整的、时而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人，并以契约规制方式与交易类型匹配的原则，深刻而创造性地解释了企业一体化的社会性原因(以往只是技术性原因的解释)。如果不接受“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假定，如果不采用社会学和组织理论中程序分析的方法，就提炼不出“资产专用性”这个在其学说中居于关键地位的概念；如果没有法学中麦克尼尔契约分类的思想，就谈不上对交易分类的探索，也就难以在此基础上得到关于契约规制方式与交易匹配这一原理的发现。威廉姆森不仅以其学术思想为经济学大厦增添了辉煌，还以其研究方式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式。
注释：
①也可能使得经济学家产生沾沾自喜的优越感。
②转引自聂辉华，2009年10月14日：《威廉姆森获得诺奖的“三个不代表”》，http://doctornie.blog.sohu.com/133921200.html。
③杨瑞龙，2001：《理论创新最核心的是方法论创新》，《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第7页。
④威廉姆森，2001：《治理机制》，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页。
⑤陈其荣，2009：《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与跨学科研究》，《上海大学学报》，第16卷第5期，第49页。
⑥理查德·斯威德伯格，2003：《经济学与社会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189页。
⑦理查德·斯威德伯格，2003：《经济学与社会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189页。
⑧意即以往的合约不存在。
⑨例如凯恩斯，他突破新古典经济学数理逻辑，才创造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有关理论，他还充分肯定了日常逻辑等在分析中的作用。
⑩威廉姆森，2001：《治理机制》，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页。
(11)威廉姆森，2001：《治理机制》，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60页。
(12)Marschak, Jacob. 1968. "Economics of Inquiring, Communicating, Decid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2):14.
(13)理查德·斯威德伯格，2003：《经济学与社会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169页。
(14)理查德·斯威德伯格，2003：《经济学与社会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168页。
(15)后来，杨小凯等很多学者甚至直接将交易费用当作交易难度的同义词。
(16)麦克尼尔，1994：《新社会契约论》，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46页。
(17)麦克尼尔，1994：《新社会契约论》，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2页。
(18)早期威廉姆森用小数目和权力的观点来解释市场失灵，而对于为何出现“小数目”和依赖性，则缺乏进一步分析。
(19)麦克尼尔，1994：《新社会契约论》，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