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在日本东海日中贸易中心成立5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尽快启动中日FTA谈判进程”。即便是在2010年中日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撞船事件”，两国关系骤然紧张之际，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依然致力于推进中日FTA对话进程，但日本政府始终采取消极回避态度，两国的FTA进程毫无进展。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中日FTA进展缓慢？日本为何始终不愿意正面回应我国构建FTA的呼吁？本文从农产品贸易、历史认识问题、美国态度、领土争端四个角度作出分析。
一、中日构建FTA的影响因素
（一）农产品贸易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革命，经济水平大幅提升，但对农业的投入逐渐减少，农业人口老龄化加剧。而日本的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不适于农作物种植，自然灾害频发常常影响农产品收成，种种因素导致了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供应量小，无法满足本国市场需求，价格长期居高不下，缺乏竞争力。再加上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泡沫经济”，导致国内经济不景气，农产品市场也受到影响。而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不论是耕地面积还是农业人口都远超日本。地理位置优势使中国农产品运输到日本比较便利，节约了成本，能够占据日本市场的价格制高点，对日本本土农产品造成极大的冲击。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统计，2001—2012年期间，日本每年从中国进口农产品贸易额占进口农产品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12%，对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依存度非常高。为了保护本国农产品市场，日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2006年5月出台“肯定列表”制度，只对少数特定农产品实施特惠税率。2008年日本针对中国水产品大幅度取消特惠关税，其实质就是为了保护本国脆弱的农产品市场。由此可见，一旦中日达成FTA协议，农产品市场全面放开，日本农业将受重创并日渐萎缩，日本农民将面临血本无归的困境，可能会导致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日本农民人数虽然少，却有很大的政治空间，地位较高，能控制相当数量的选票，他们左右政坛的能力不容小觑。这些都会使得日本政府对于中日FTA的构建有所顾忌，不得不慎重考虑。
从2002年日本与新加坡签订日本历史上第一个FTA协议，再到后来与墨西哥、菲律宾、智利等国家签订FTA协议，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这些协议无一例外都回避了农业领域的问题，比如日本与墨西哥的FTA谈判进程险些破裂，原因就是日本始终不愿意就猪肉和橙汁两项产品放弃关税。日本与新加坡的FTA谈判虽然把农业也纳入其中，但新加波基本不生产农产品。这些都说明了日本对待农产品贸易问题十分谨慎。第二，虽然日本对农产品贸易持谨慎态度，但是通过将其暂时排除在外的做法，还是顺利同许多国家签署了FTA协议。这种先大局、后局部的办法本可以被借鉴运用到中日构建FTA中，由此可见农产品贸易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二）历史认知
历史认知是国家间能否建立互信互惠关系的基础，处理好这一问题对国与国之间的进一步合作与交流会产生积极推动作用。欧盟的发展历程是很好的借鉴，二战后法国和德国能够就历史问题形成共识，从而推动了欧盟一体化进程，包括后来的欧盟东扩，东欧国家以前大多属于“华约”组织成员，冷战结束后，为了加入欧盟，对二战历史和当初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评价都做了修正。正是基于历史观的统一，才成就了今天的欧盟。
中日两国在历史认知方面从来就没有达成共识，分歧过多。首先，关于侵华战争性质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日本作家林房雄提出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观点，他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包括清日战争、日俄战争，占领韩国、中日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都是“日本率领亚洲国家对抗英美列强”的战役，当时的亚洲其他国家对于英美的攻击没有任何抵抗力量，是日本凭一己之力解放了东亚地区。这一荒谬论调激起了东亚国家的强烈不满，但是在日本国内却得到不少人响应。其次，在“慰安妇”问题上，1993年8月，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就慰安妇问题公布了官方调查结果，正式承认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行为，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这也成为以后历届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正式立场。然而2014年6月9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语出惊人”，他认为何野在“慰安妇”问题上采取缺乏信念的做法给后代留下了很大的祸根，并宣布要成立专门小组对“何野谈话”进行调查，其目的就是要推翻“何野谈话”，为“慰安妇”问题辩护。第三，在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上，1982年7月，日本文部省审查通过了一些出版社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修订版，教科书中将“侵略”改成了“进出”，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淡化。2005年6月，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指出：“日本的教育制度过度强调日本是个‘坏国家’，这是‘自虐史观’的教育”。同年，日本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再版，由于严重歪曲历史，激起了中国民间强烈的反日情绪，两国
关系趋于恶化。第四，在靖国神社问题上，靖国神社建立的最初教义是通过祭祀安抚灵魂，免除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但随着1978年近2000名二战战犯的排位被秘密安置在内之后，靖国神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说明对于二战日本并没有反省的觉悟。从1985年至今，日本多位首相和政要先后参拜过靖国神社，而每一次参拜都会激起中国的强烈不满，中日关系也因此多次陷入僵局。
“只有一个尊重历史的国家、敢于对历史负责的国家、能够赢得亚洲以至世界人民信任的国家，才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对历史认知的不统一直接破坏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信任基础，长此以往，只会加深两国之间的互疑，失去合作的根基，而要想建立互信机制，就需要两国统一历史认识，这是影响中日构建FTA的最主要因素。
（三）美国态度
日本战败后，由于中国国内爆发了解放战争、苏联的退让以及欧洲国家实力大幅衰退，使得美国能够单独占领日本。间接利用日本天皇行使权利，颁布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都带有美国色彩，对日本产生了较大影响。而日本又是一个非常重视实力，崇拜强者的民族，从1902年日本与英国结盟，再到1936年与纳粹德国结盟，可以看出日本始终希望与强者为伍。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国内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需要借助外部势力复兴。美国作为当时的第一强国，再加上日本传统亲美势力在战后开始掌控外交，日本与美国渐渐走到了一起。朝鲜战争时期，日本作为美军战时大后方，为美军提供物资支援，冷战时期，作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桥头堡”，美国给予日本大力扶持。在此期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和修改，使日美同盟关系不断加深，美国的态度对日本政府决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东亚地区的格局一直处于美日同盟的主导下。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打破了东亚原有的“秩序”，并主张建立多元化国际新秩序。而美国则希望继续保持自己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两者必然会产生矛盾。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居，担心中国的掘起会威胁到本国的利益。进入21世纪，中国积极推动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往来，先后与智利、东盟、新西兰等国家签订了FTA协议，推动中韩自贸区和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大国，中日若成功建立FTA，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将会大幅提升。这显然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于是2008年美国开始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日本于2011年正式加入TPP谈判，其目标旨在遏制中国，如果日本成功加入TPP，这对中日FTA的构建将造成不小困难，虽然日本参加TPP谈判的动机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主要还是受到美日同盟影响，美国的态度对日本政府的政策走向有很大的影响。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美国一直没有放下对我国的敌对态度，日本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在政策制定上受美国影响，中日FTA的构建对美国的亚太主导权会产生不利影响。这些原因交织在一起，使得美国会通过各种方法或手段，对日本施加压力，间接阻挠中日FTA的构建。
（四）领土争端
2010年，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 “撞船事件”，中日关系急剧恶化，钓鱼岛的归属权也成为了现阶段影响中日构建FTA的最直接因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非常清楚的事实。但是日本政府始终不愿承认这一点，一方面拿出1971年美日签署的《归还冲绳协议》作为依据，认为当时美国将琉球群岛的施政权归还日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也在归还区域内。另一方面声称钓鱼岛是一座荒岛，且岛上无人居住，是由日本最先发现的，所以钓鱼岛是日本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很难站住脚，《归还冲绳协议》是美日双方私相授受，中国并没有参与其中，所以丝毫不能改变中国对钓鱼岛及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第二种说法则更为荒谬，早在清日战争之前，日本明治政府就有占领钓鱼岛的想法，并通过秘密调查，确定钓鱼岛的归属，然而调查的结果证实钓鱼岛归清朝所有，这和如今日本政府的说法完全是自相矛盾。1972年，中日两国为实现邦交正常化，同意将钓鱼岛问题暂时搁置，但是近些年，日本政府却开始否定钓鱼岛的“搁置争议”原则，不断做出挑衅行为。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虽然中日关系比较紧张，但依然保持着“政冷经热”的局面。而“撞船事件”发生后，两国关系降至历史冰点，并可能长期陷入“政冷经冷”的困境。政治和经济都无法沟通，那么中日构建FTA的合作前景将会变得非常渺茫，所以当前的领土争端是中日构建FTA的最直接影响因素。
二、构建中日FTA对策建议
（一）加强农业合作
中日两国可以考虑开展农业合作，统一非关税壁垒的技术标准以及两国之间的动植物检疫程序，加强农业信息的交流，开展多元化的农业合作等。对于目前比较敏感的农产品，譬如大米，不列入关税减免对象，可以暂时排除在FTA谈判之外，规避政治风险。
（二）加强经贸交流，增强政治互信
中日两国的FTA构建之所以如此艰难，最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不信任，互相猜疑。日本认为中国的掘起对其生存会造成很大的威胁，中国也认为日本始终带有军国主义色彩。所以加强两国之间的交流势在必行，如果政府间交流尚有困难，可以先从民间开始，逐步上升到政府高度。两国应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就东亚局势，朝鲜半岛核问题等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达成共识，先在政治上建立互信，才能促进中日经贸的友好往来，加速中日构建FTA的进程。
（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作为目前中日构建FTA的最直接影响因素，日方应尽快停止在钓鱼岛海域的挑衅行为，为防止发生海上冲突，双方尽快在钓鱼岛及周边海域设置非军事区，禁止单方面行动。同时两国政府应合作开展对有关海域的能源、资源的考察并实施共同开发，暂时搁置争议。虽然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双方保持克制，开展“搁置外交”符合两国共同利益，能够缓和当前的紧张关系，为中日FTA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四）积极推进中日FTA构建
中国政府在中
日构建FTA的过程中始终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说明中国站在战略高度希望加强与日本的经济交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一，两国如果建立FTA，必将推动双方经济合作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这符合两国的长远利益。而且两国FTA的建立对建立中日韩FTA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日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在历史认识和现实领土争端问题解决中与中国相向而行，而不应过多受制于美国，在事关本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应有自己的主见。
三、结语
农产品贸易、历史认识问题、美国态度和领土争端都对中日构建FTA产生影响，其中历史认知问题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领土争端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美国态度和农产品贸易虽然也对中日构建FTA构成影响，但只是间接因素，如果前两个问题能得到妥善处理，那么其他问题也将迎刃而解。中日两国应建立互信机制，加强交流，力争早日建立FTA，造福两国人民。
[参考文献]
[1]马丽娟关于中日FTA的创建分析[J]经济师，2010（1）：123-124
[2]胡杨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影响分析[J]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4（11）：52
[3]刘昌黎论日本政府回避中日自由贸易区的原因与中国的对策[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12）：60-65
[4]步平中日历史问题的的对话空间——关于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思考[J]世界历史，2011（4）：28-40
[5]李向阳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面临的挑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46-147
[6]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748-7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