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外贸出口大省，出口在浙江经济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金融在资本积累和要素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其成为影响外贸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对金融集聚和浙江外贸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金融集聚和浙江外贸出口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金融集聚可以促进浙江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但抑制了出口规模的增加。
金融和贸易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部门，但两者之间却彼此互相影响。金融集聚促进金融功能深化，金融集聚通过财政金融功能影响外贸出口。金融系统具有风险管理、要素配置、集聚储蓄、便利交易和加强监督管理等五大功能。金融系统的这些功能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带动相关要素向高端产业流动，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继而影响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因此本文将以浙江省为例，探究金融集聚对外贸出口的影响。
1金融集聚指数的衡量及测定
本文将用区位熵法来测量金融集聚指数。区位熵也称生产的地区集中度指标，指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该地区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全国该部门产值在全国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LQij为地区j中产业i在全国的区位熵，qij为地区j产业i的相关指标(如总产值、企业数量，就业人数等)，qj为地区j全部产业的相关指标，qi为全国范围内产业i的相关指标，q为整个国家内所有产业的相关指标。一般来说，LQij的值越高，该区域的产业集聚程度就越高。当LQij>1时，我们认为j地区的区域经济在全国来说具有优势;当LQij<1时我们认为j地区的区域经济在全国来说具有劣势。
本文采用区位熵法确定浙江省金融集聚指数，以金融业总产值为指标。本文认为用金融业总产值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浙江金融集聚发展的总体情况，采用其它指标比如金融业从业人数并不能准确地反映浙江金融集聚发展的情况，因为这其中涉及到从业人员效率问题。浙江金融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年产值从2003年开始一直大幅高于全国水平，所以用金融业就业人员数量不能准确反映浙江金融集聚发展情况。经计算得到浙江1993-2013年金融集聚指数。
可以看出，1993-2013年间，浙江金融集聚区位熵指数呈整体上升趋势，浙江金融业存在集聚现象。在2004年以前，浙江金融集聚区位熵指数基本上都小于1，表明这一时期浙江的金融集聚程度比较低。从2004年开始，该指数一直大于1，且都处在较高水平，并在2008年达到1.6277的最高水平，此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略有下降。说明这段时期浙江金融产业的专业化程度较高。
2金融集聚对浙江外贸出口的实证分析
2.1数据和指标
本文用金融集聚区位熵指数来反映浙江的金融集聚水平，以LQ表示。用出口总额反映出口规模，以EXP表示。用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反映出口商品结构，以MG表示。因为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可能受到汇率因素和投资水平的影响，在自变量中同时引入HL和TZ，分别用来表示汇率水平和投资水平，HL用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表示，TZ用浙江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GDP的比重表示。分别以EXP、MG为被解释变量，构造实证模型：
EXP=F(LQ，HL，TZ，u)
MG=F(LQ，HL，TZ，u)
其中，u包含了除本文主要研究因素之外的各种因素对MY的影响。本文选取1993年到2013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为浙江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2.2平稳性检验
我们所要检验的金融集聚、出口规模、出口商品结构均为时间序列数据，因此，需要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运用ADF法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可知，LQ、EXP、MG、HL、TZ的原序列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原序列一阶差分后在10%的显著水平上均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要求。
2.3变量间协整关系分析
本文将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根据检验结果，金融集聚和出口规模之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这说明EXP和LQ、HL、TZ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集聚和出口商品结构之间也存在4个协整关系，这说明MG和LQ、HL、TZ之间也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同时可以得出相应的数据标准化后的协整方程。
EXP=-1.356LQ-1.879HL+0.716TZ (1)
(0.256) (0.201) (0.189)
MG=0.822LQ+0.306HL+0.290TZ (2)
(0.233) (0.180) (0.162)
方程(1)和(2)为相应变量间的一个协整方程①，各方程式下面括号中的数字为渐进标准误差。(1)式表明，LQ每增长1%，EXP就下降1.356%，HL每增长1%，EXP就下降1.879，TZ每增长1%，EXP增加0.716%;(2)式也可作类似解释。这说明金融集聚程度的提高和汇率波动(总体上呈升值趋势)抑制的出口规模的增加，但是金融集聚和汇率波动促进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而投资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出口规模的增加和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汇率的波动抑制出口规模增加，但却促进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浙江的出口商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主要在价格方面。而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将削弱价格优势，从而抑制出口规模的增加。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主要在于技术创新，受价格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抑制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反过来会成为这些行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的动力，从而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浙江金融集聚促进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但却无助于出口规模的增加，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和浙江外贸经营主体的改变以及出口产品结构有关。从1993年以来浙江外贸经营主体从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转变成私营企业占主导地位，而浙江私营外贸公司绝大部分是一些中小企业，主要出口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且这些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金融集聚提高了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行业(主要是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引导资金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流动，而那些即没有规模优势也没有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将更难获得外部融资支持。因此金融集聚无助于浙江出口规模的增加，但可以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3总结
本文基于1993—2013年中国以及浙江省的金融和外贸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分析金融集聚对外贸出口的影响，结论表明，金融集聚和出口规模、金融集聚和出口商品结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金融集聚抑制了出口规模的增加，但是促进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当前浙江省金融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很大差距，出口产品层次也有待进一步提高，通过提升金融发展水平来促进浙江外贸出口的发展还有很大的运作空间。浙江应加快金融市场改革，通过金融集聚发展，拓宽出口企业融资渠道，以高效的资本配置机制促进浙江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转型升级，提升浙江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作者：陈昕 谭艳平 来源：科教导刊·电子版 2016年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