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财政金融动员，是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和为战时扩大再生产提供资金，国家运用多种方式集中、分配、使用财力的活动。随着传统的机械化战争向未来信息化战争形态转变，财政金融动员将会出现不同于以往的许多新特点，认真研究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财政金融动员的规律，积极做好财政金融动员准备工作，是加强国民经济动员准备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保证打贏信息化战争的迫切需要。
二、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财政金融动员的新特点
1.影响因素复杂。财政金融动员作为顺利实施国民经济动员的平衡器，必须将内容广泛、领域众多的国民经济动员进行全局的统揽和筹划，同时又必须保证战争在数量、质量、种类、比例等各方面多变的需求，这就决定了财政金融动员本身受多种复杂_素的制约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影响经济秩序稳定的国际和国内因素不断增多，以金融领域为例，和平时期影响一国金融安全的风险就包括：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本币风险;资本市场开放下的国际游资冲击风险；全球化背景下的融资风险；金融管理不善和体制落后带来的监管失控风险等。如果战时敌对国家或地区采取金融战、网络战，放大激变一种或多种平时风险，就可能引发战时的金融危机。又由于财政与金融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反应联动性强，如增发国债、向银行透支等就可能在引起资本市场混乱的同时，引发财政危机。目前国际资本流动的绝大部分己与实体性的生产和贸易无关，是纯粹由金融投机活动引起的“虚拟经济”，其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力和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潜在破坏力是非常巨大的，而且这种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只会加强，不会削弱，达成财政金融动员的预期成效，就必须系统考虑这些复杂的影响因素。
2.动员目标多重。财政金融动员目标在不同的时期各有侧重。为了既保障战争所需，又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财政金融动员就必须将维持财政金融平时的有序运转与发挥在战时的筹措和分发资金的多重功能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是由信息化战争所赖以产生的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化背景所决定的。
现代国家安全却越来越依赖经济和金融武器。在借助单一的战争手段，达成战争利益目标的时候，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忽视与战争联动的财政金融安全，而必须在两者的权衡中求得最大的收益。以金融安全为例，20世纪末爆发的几次金融危机，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尤其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全球经济在由实物层面到资本层面，进而向金融层面飞跃的过程中，金融活动中的有限理性和信息的不完备性带来的“博傻”心理和“群养”效应可以迅速放大，快速扩散，给当事国造成巨大的损失。不仅一个失职的交易员可以在顷刻间将财团的百年基业毁于一旦，而且一场金融危机也可以将一国的经济倒退数十年。
3.反应时间缩短。随着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到来，能否加快包括财政金融动员在内的国民经济动员的时效，缩短财政金融动员的反应时间，将对战争的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研究表明，军工企业在已有设备和储备的基础上完成动员展开，大概需要3个月时间；民用企业转产军品，大致需要6个月时间。一般而言，时间越充足，转换就越充分。但现代战争或应急事件等非常规社会状态的出现往往是突然的、不可预料的，而且动员主体国家对动员对象及内容的信息掌握也是不完全的，因此对国民经济动员来说，常常难以做到充分准备，这些都对作为国民经济动员启动器的财政金融动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依赖信息系统。随着社会形态和战争形态的演变，财政金融动员对现代信息系统的依赖越来越大。前面所列举的金融安全中的金融在世界范围日益自由化的问题，其技术支撑即是建立在计算机和网络基础之上的高速度、低成本的全球资金转移。随着财政金融的动员对象日益由实物形态向虚拟形态转变，维护信息系统的安全就成为保证财政金融的动员效果的必要前提。从技术层面来看，信息系统的安全主要包括通讯安全，即由通讯卫星、光纤、同轴电缆等构成的通讯骨干网的安全，包括物理载体和链路控制的安全；计算机安全，即由超级计算机、操作系统、应用软件和网络设备构成的计算机系统安全;微电子与材料安全，主要指集成电路，光机电及生物器件等的安全性;人工智能保障安全，主要指信息系统的加密、预警、控制和反控制保障手段的安全度。从全球视角来看，各国财政金融对现代信息系统的应用规模和依赖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单纯的军事领域，保障信息系统的安全对于战时的财政金融动员也就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财政金融动员对现代信息系统越来越大的依赖，不仅对信息系统自身的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也带来了由信息的及时传递和快速扩散而过度放大财政金融政策微小变化的诸多问题，若处理不当，则可能对国民经济系统产生巨大的损害。在财政金融髙度一体，金融自由化规模空前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较小的环节出了问题，就有可能因联动放大引起整个经济的混乱和崩溃。因此，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一方面要发挥信息系统髙效便捷的优势，快速动员足够的战争经费和保障资金，同时也应充分关注由信息技术的应用对财政金融动员产生的负面影响，采取措施确保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有序。
三、中国财政金融动员适应倍息化战争要求的对策
1.加快财政金融动员潜力建设。战争历来受经济因素的制约，信息化战争也不例外。将来打信息化战争，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将居于核心地位，但其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国民经济资源和经济力量的基础之上。同时，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是财政金融动员最基本的财力来源，它的主要标志是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才能为战时财政金融动员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从总量上来看，加快财政金融动员潜力的建设需要不断提高三个层次的潜力。首先是国民收人动员潜力，即一定时期国民收人中可以被动员用于战争所需的最大量。其次是国民收人使用额动员潜力，国民收人通过分配用于居民个人生活和社会公共需要形成的消费额和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形成的积累额之和就是国民收人使用额。国民收人使用额在战争时期受进出口影响很大，是国家进行国民经济动员必须考虑的重要经济因素。最后是国民收人“超分配”动员潜力。由于战争的需求，本期的国民收人或国民收人使用额动员的最大量往往仍显不足，此时，国家就必然对国民收人“超分配”进行动员。这样，财政金融动员就是动员非本期创造的国民收人，并辅以适度规模的财政赤字和货币的非经济发行，以此弥补缺口。
从结构上来看，加快财政金融动员潜力的建设需要从财政收人、政府公债、储蓄总量等方面重点展开。就财政收人动员潜力而言，包括国家经常性财政收人动员潜力和广义税收动员潜力。国家财政总收人是国家通过财政各个环节筹集的财政资金的总称。税收动员和公债动员由于各自不同的运动特点，能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它们相互配合，共同运动，对财政动员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发行战时公债既是财政动员的内容，又是金融动员的组成部分，两者密不可分。储蓄动员的实质是延付消费者的部分个人所得，而将消费者的部分货币收入进行储蓄，延缓支付期限，也就是说，将放弃一部分收人的消费权利，延缓到战后行使。
2.推动财政金融动员信息化建设。当今世界，发展信息技术，实现信息化，已经成为各国参与世界范围的经济、政治、军事竞争，进行综合国力较量的焦点，信息化程度正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信息时代，谁占有信息，谁就可以站在经济、政治、军事的“制高点”上。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财政金融动员更应建立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先进科技支撑的基础上。
首先，应该加快财政金融动员系统信息化的建设步伐。我们应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广泛采用信息技术，处理国民经济动员工作中的各种数据和信息的先进手段和做法，在已有的基础上，加大投资，建立起以实施财政金融动员为目的的信息网络和应急动员系统，做好平时动态信息的获取和管理，这样，一旦有事，可以作到心中有数，动员有方。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的信息化水平还比较低，这种情况也必然影响到作为其子系统的财政金融动员。因此，包括财政金融动员在内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今后要重点从“硬”、“软”两方面人手：一方面利用Internet和现有专用网加快信息化网络建设，形成完整的动员信息网；另一方面则需加大相关软件技术的开发和相关模型的研究，包括信息收集和处理技术、监控预警技术、实施决策技术、模拟仿真技术等方面。
其次，应该实行“嵌入战略”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必须看到的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信息产业还有很大差距:信息技术总体水平还比较低，信息人才比较缺乏，信息服务业比较落后，信息市场还不健全等。要不断完善包括财政金融动员在内的国民经济动员的信息系统，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的要求，就必须将这一进程建立在先进、雄厚的信息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要实行“嵌人战略”，就要采取措施为信息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包括采取措施对信息产业的发展实行优惠政策和扶持、鼓励政策、并在资源配置上向信息产业倾斜；加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髙技术的研究、开发和转化;重视对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等®。
最后，要高度重视维护信息安全的问题。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信息作用的不断扩大，信息安全正在逐步上升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维护信息安全成为保障财政金融动员有效性的前提。为此，应该在财政金融动员的准备和实施中做好信息安全意识的培养，健全信息安全管理机构和制度，建立信息安全的法律和法规体系，强化信息安全技术的研究、开发和运用。总的来说，信息安全是一个综合性课题，涉及立法、技术、管理、使用等许多方面，包括信息系统本身的安全问题，以及信息、数据的安全问题。信息安全也有物理的和逻辑的技术措施，一种技术只能解决一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万能的。因此，需要技术和管理的动态综合集成。
3. 建立和完善财政金融动员分级体制。财政金融动员分级体制是国家为组织进行财政金融动员而建立起来的各种组织机构和制度体系的统称。建立和完善财政金融动员分级体制，是搞好财政金融动员准备与实施，协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积极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动员要求的前提。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些财政金融动员的组织机构，应该在此基础上，以健全的财政金融动员法律制度为保障，与国民经济动员相一致，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相结合，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原则，进一步完善财政金融动员决策、管理和执行的三级体制。
4. 构建财政金融动员法律体系。为适应信息化战争筹措战费的需求，结合我国财政金融活动的实际和未来发展趋势，符合我国国情的财政金融动员法律框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在国防动员领域的基本法《国防动员法》中，应明确财政金融动员的目的和基本情况，以作为实施财政金融动员的基本法律依据。第二层，在国防动员领域的专门法规《国民经济动员法》中，应明确财政金融动员的主要手段。第三层，在《国防动员法》和《国民经济动员法》之下，再制定、颁布有关财政金融动员的具体法令。
就第一层而言，主要目的可以设定为：扩大和集中使用国家财力，保障战争需求。基本措施为三条:一是调整财政预算，增加国防支出。主要是调整预算支出的比例，紧缩财政经常性支出和一般性建设投资，减少非国防支出，扩大国防消费和国防投资；二是增加财政预算收人和债务收人。增加财政债务收人就是增发国债；三是控制全社会货币供应量，实行外汇管制。
就第二层而言，主要的动员手段包括：对与国防无直接关系的生产经营活动开征新税种，调整个人收人调节税的起征点，提高有关税率：发行战时国债，在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中进行摊销：授权中国人民银行适度增发人民币；限制公民对银行储蓄的提取权;对公民的货币收人按一定比例强制储蓄；在社会范围广泛募捐资金等。
就第三层而言,具体的法令应包括：战时预算编制条例、战时税收条例、战时国债发行和承购条例、战时储蓄条例、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资金使用条例、证券（股票、债券）价格管制条例、外汇管制条例等。
5.完善财政金融动员等级预案。世界一些国家根据本国实际，进行了动员等级划分，制定了相应的等级预案。我国目前的动员分局部动员和总动员两个等级，划分比较粗疏，而且局部动员涉及的范围太大，动员的范围、手段和内容也不详细。只有对财政金融动员进行详细的等级划分，才能使动员计划可操作性强，动员的资源利用效率和应急反应能力得到提高，从而更好地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等突发事件对财政金融提出的动员要求。根据我国面临的未來战争和可能的危机形式，结合我国国情，可以考虑在与国民经济动员总体一致的前提下，划分四个财政金融动员等级，每一等级采取不同的财政金融动员措施，逐步形成完整的等级预案。
对于一般性或局部性紧急突发事件，可采取选择性动员，并启动相应的财政金融动员预案。财政方面可以采取动用国家和军队的储备基金，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并适当向国防支出倾斜，对部分重点行业进行补贴支持等。金融方面应以保持金融市场稳定为目标，依据金融市场的动荡情况和经济周期作出反应，如人市干预，为银行系统提供资金支持，适当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加强金融监管等。
对重大紧急突发事件或存在可能发生局部战争的情况，可采取局部动员，并启动相应的财政金融动员预案。财政手段除动用国家战备基金外，还应采取调整税率税种，调整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分配比例，增加中央预算收人；调整预算支出结构，增加国防及相关支出；根据国家财政状况，适度发行国债；对军工行业进行资金援助和补贴，并采取减免退税、利润留成等手段支持扩大再生产。金融方面可采取政府紧急人市干预,必要时可采取闭市等特殊手段：加大金融监管力度，打击投机行为和防止银行挤兑风潮；采取汇率政策，动用国家外汇储备，进人国际资本市场，尽量保持本国币值稳定；加大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力度等。
对发生局部战争或国内发生重大暴乱的情况，则进行全面动员，并启动相应的财政金融动员预案。财政方面应大幅度增加中央预算支出，并向国防支出倾斜，同时要适当压缩消费和积累；调整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的比例，增加中央预算收人；大幅度增加国防生产投资；调整税率和税种，发行战时国债，增加中央财政收人；对重点行业，启用动员生产能力，并采取税收优惠和补贴办法支持扩大再生产。采用一切可能的金融手段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动用外汇储备，保持币值稳定；加强国际合作，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必要时可适当增加货币发行量。
对外敌全面人侵或发生核战争的情况，国家则进行总动员，并启动相应的财政金融动员预案。这时，维护国家安全成为首要目标，在保证军民生活的前提下，动用所有可能的财力支持战争；国家所有部门转人战时体制，中央银行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管制，严格控制流通货币和有价证券，使尽可能多的货币沉淀于国家手中或处于国家的可控制之下；根据需要和可能增加货币发行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