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主要以批判民国政府的财政、金融弊病著称，所以目前史学界对于其经济思想的研究也以他的财政、金融思想为重点。但通观目前涉及马寅初财政、金融思想的学术成果①可以发现，它们只注重研究和探讨马寅初针对民国政府的财政、金融弊病提出的各种改革建言，而不注意分辨和探析马寅初提出这些财政、金融改革建言的逻辑依据和理路。那么，马寅初在民国时期提出各种财政、金融改革建言的逻辑依据和理路又是怎样的呢?简言之，就是马寅初有意识地运用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于财政、金融的关系所作的精辟阐述。这既是马寅初在民国时期提出各种财政、金融改革建言的理论总纲和枢纽，也是今人正确把握和理解马寅初财政、金融思想内涵的必不可少的逻辑起点和锁钥。
仅据笔者所见，马寅初在民国时期公开发表的深入阐述财政、金融关系的言论就有20余次之多。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言论主要有以下几段：
尝考纷乱之财政，足以致金融之破坏……由于财政与金融混合之所致也。吾国今日之财政与金融所以难于收拾者，职是之故。夫财政者，所以维持政府者也;金融者，所以发展农、工、商各业者也。两者宜分离，不宜混合。分离则财政可理，金融活泼;混合则财政混乱，金融破坏。英国素主分离，故此次欧战，始终保守其平日之政策，军政各费皆取之于赋税与公债(财政)，未尝强迫中央银行发行纸币(金融)，以应军事上之急需。其结果金融界虽不免稍有变动，然未闻有破坏之事。若夫俄、德、法各国，则财政与金融时相混合，故此次战争，于募债、增税之外，复强迫中央银行滥发纸币，以充其购买之能力，于是纸币愈发愈滥，其价值愈多愈跌……吾国财政，与法国如出一辙，财政当局倘能取英国之长，而舍法国之短，则财政与金融之前途，庶有豸乎。②
中央银行应与财政部脱离关系。盖银行为金融事业，目的在使国内商品流通圆滑，信用父易，周转灵便，信用工具之伸缩，一视市面需要之紧缓而定，不但可以稳定币价，且得收经济繁荣之实效……故凡因工商业需要而发出之钞票，皆有其代表之物，钞票之价值与信用，悉基于此。财政则不然，其所支用，悉属消费，支发薪饷无论矣，即寻常所谓事业费，多半亦归消费。故其收入应采用租赋方式，取国民之所余，以济国用，国民苟富，国用亦可增加，如是则财政与金融，两不相妨。非然者财政不足，每借中央银行之钞票为挹注，货已消费，而钞依然存在，能发而不能收，钞票之信用，如何可以维持，诚极危险之现象也。美国尝采金库独立保管制度，每因政府征税之时，市面通货，必大量集中于金库，金融骤见紧张，及其支用时，市面通货骤形松缓，金融骤见膨胀，识者尚以其病民，力加改革。而我反使中央银行之管理权，无限制地听命于财政部，以财政部长兼为中央银行总裁，使财政不至扰乱金融者寡矣。②
中国对所借外资，愿意将其放入汇兑平衡基金乎?抑放入于信用准备金乎……以现实之需要言，必乐其加入于信用准备金中，决不愿其放入于汇兑平衡基金中也。因放入于汇兑平衡基金中，纵有1千万镑，仅能得1千万镑之用。若放入信用准备金中，则可得3千万镑之用。但吾人倘一想及通货膨胀之恶影响，未必不为之踌躇者……中国将来借用外资之机会正多。若一经借入，均放入信用准备金之中，则通货膨胀，危险万分。故汇兑本位之将来，危机四伏。无疑汇兑平衡基金仍须设立，使借入之外资，均应放入此基金中。政府借款建设，有属于财政之范围，而信用准备金则属于金融范围之内。善于理财者必使财政与金融之限界划分清楚，否则纵能将汇兑平衡基金与信用准备金分别设立，徒具虚名，无补实际。英国金融之所以脍炙人口者，即在英兰银行之业务完全独立，其职掌在维持金融，与财政无涉焉。故在平时不受财政当局之干涉。
上述言论先后发表于1922年冬、1925年7月、1934年10月和1944年2月。综观其意可知，马寅初无论是在民国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国民政府统治初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坚决要求政府当局审慎处理财政、金融的关系，明确划分两者的职能界限，坚决反对因为政府当局自身的财政需要而干涉和破坏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肆意利用本归金融机构或中央银行所有的纸币发行职能来应付军政开支和财政赤字。易言之，就是他在民国时期始终反对任何一个执掌中央或地方政权的政治集团利用滥发纸币政策来满足自身的财政需要。从理论上说，就是马寅初在分析财政、金融的关系时，始终反对“纸币的财政发行”这种故意混淆财政和金融的职能界限，必然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错误政策和行为，而坚决捍卫由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央银行按照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来自主发行纸币的正确政策和行为。马寅初之所以如此分析财政、金融的关系，又是和他早年留学美国时所掌握的西方古典经济学派的健全财政理论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上述言论还表明，马寅初对于长期奉行自由市场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英、美两国特别是英国政府慎重对待财政、金融的关系，在和平与战争时期都竭力维护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历史经验和成例十分推崇。这种历史经验和成例的直接理论基础则是由西方古典经济学派的鼻祖亚当•斯密创立的，直到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为止都在西方经济学界和各国财政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健全财政理论。健全财政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政府的职能是狭小的，只限于向私人提供市场机制不能有效供给的国防、司法、教育、道路等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而不应干预市场机制能够自动稳定和调节的经济运行与经济增长;赋税是保证政府履行职能的主要财政收入，但不宜征课过多，因为那样会损害私人经济的发展;财政支出大都是非生产性支出，所以要尽量节省，并严格控制其用途;每年的财政预算都要以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为原则，不能出现财政赤字，因为财政赤字会导致通货膨胀;万一出现财政赤字，也要尽量靠赋税而不是公债来弥补，因为公债要比赋税更多地侵占私人经济的生产资本和消费资金，还会加重子孙后代的负担。西方古典经济学派之所以鼓吹健全财政理论，归根结底是由他们信奉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念决定的。
以亚当•斯密为鼻祖的西方古典经济学派是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坚决维护者，他们几乎完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而极力主张实行由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配经济运行和经济资源的自由主义政策，以充分满足资本家私人的求利欲望和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从马寅初在民国时期反复强调要划分财政、金融的职能界限的具体理由则可看出，他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恰恰就是西方古典经济学派所鼓吹的健全财政理论。至于他对于金融的职能就是要为市场流通和经济发展提供货币信用工具(纸币)的正确界定以及他对于英国政府竭力维护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特别推崇，则清晰地反映了他在西方古典经济学派的影响下信奉和维护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思想倾向，因为金融职能的正常运转和政府对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维护不但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应有之义，而且是市场经济制度在近代西方国家日益发展和成熟的重要动因和标志。
当然，马寅初在民国时期之所以反复强调要审慎处理财政、金融的关系，明确划分两者的职能界限，还和他看到并猛烈抨击的民国财经生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政策恶例有关。这一政策恶例就是从民国早期的北洋政府和地方军阀到民国后期的国民政府都肆意干涉和利用金融本该为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提供货币信用工具(纸币)的职能来为解决它们自身的财政困难服务。而马寅初运用西方古典经济学派的健全财政理论反复告诫民国政府要注意划分财政、金融的职能界限，不能为了财政需要滥发纸币的实际目的也正是为了根除这一政策恶例。但遗憾的是，这_政策恶例非但没有因为他的反复告诫而从民国的财经生活中逐渐消失，反倒因为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力主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英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流行而被民国后期的国民政府盲目推向了所谓“积极的干涉主义”财政政策的极端，由此又引发了曰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
于是，马寅初便在1948年7月完成的财政学名著《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中再次运用西方古典经济学派的健全财政理论对所谓“积极的干涉主义”财政政策作了系统深入的批判。而他批判后者的事实依据则是强调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国情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的英美两国，所以简单袭用由英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衍生出来的赤字预算的“财政新哲学”，实行所谓“积极的干涉主义”财政政策，当然会导致无比严重的赤字财政、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
他写道，在英、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当陷入经济危机时，“人人视投资为畏途，人力物力皆无出路”，不得不由政府投资兴办公共工程“来弥补私人支出之不足，以免除消费不足或生产所剩的现象，兼以救济失业。因此原以收支平衡为原则的财政，至此不得不以赤字预算为准绳。于是在财政学上有所谓‘财政新哲学，出现了，虽凯恩斯没有讨论赤字财政，但循他的思路而推展，非至赤字财政不可。”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繁荣之时，“公共工程必须延缓，以待工商业渐趋萎缩时再行举办。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合逻辑的，不过在中国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在中国百废待举，没有一粧大规模的工程，可以随举随停……可以在商业繁荣时保留下来，以待补充工商业衰落时之不足……要举办公共工程，在财政上就要破坏收支平衡的原则，势必走上赤字预算的道路……在英美赤字预算或可产生有自偿力之生产事业，于国民有益。在中国赤字预算之运用，则会造成人力物力之浪费”，害多而利少。
近十余年来，中国实行的是“积极的干涉主义”的财政政策，就是“用财政力量，推动金融发展;再用金融力量，扶助经济建设;再基于经济建设之推进，充裕财政”。所谓“用财政力量，推动金融发展”，就是“委托银行代理国库，俾银行自由运用”所谓“用金融力量，扶助经济建设”，就是依靠银行存款、放款与汇款“来充分供给生产事业以资金。”向生产事业“供给资金”，应当是通过发行公债等有价证券“吸收社会游资”，而不是通过转动印刷机来发行钞票。然而，由于中国老百姓穷苦，买不起政府发行的公债，导致“生产事业放款”，“只能仰仗于印刷机的转动”，于是“造成赤字财政”，“徒使金融益加紊乱，通货益加膨胀”，进而“使经济转形萎缩”。这—切归根结底又是中国的“新派”的理财者不顾“本国经济实况”，原封不动地把“凯恩斯学派的学识移植”过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①
又说：现代国家在平时，多以量入为出，为理财之原则，事实上不能尽依支出之需要而谋取收入，故行政计划之能否推行，须视岁入充足与否而决定……换言之，计划之能否施行，要看财政政策之是否健全……在此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原是一个富庶的国家，所以英国财政学家于著述财政学时，往往先论岁出，次论岁入……就此可以看出他的心目中，着重于量出为入的原则……但余总以为凡国民收入微薄，国家财富式微的国家，只能向量入为出的路途上进行，战时的财政当然是另一问题。美国在1933年为克服经济恐慌与不景气，采用了罗斯福的复预算制度……将通常支出和非常支出分开……以举债的方式，使非常计划的收支，趋于平衡。罗斯福……明知一旦计划实施，经济情形即可恢复，国民所得增加，社会欣欣向荣，于内债未引起通货膨胀危害政府信用以前，就可以增加税收来收回债券。所以在美国采用量出为入的政策，不致发生恶结果。但在中国则情形特殊。除战时预算外，如平时预算亦采用量出为入的原则，而以举债的方式来填补经常收入之不足，则结果未必_定能如吾人之所期待……吾意在政治未上轨道之前，不如走向量入为出的路途为佳。②
综上所述，民国后期国民政府推行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理论实质就是起源于英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量出为入的赤字预算思想。而马寅初则是紧紧针对这_财政政策所导致的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负面效应，立足于当时中国远远落后于英、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国情，以西方古典经济学派的量入为出、预算平衡的健全财政理论为理论武器，来从根本上批判了当时国民政府内部“新派”的理财者盲目袭用外国先进经济思潮的错误学风和做法。应当说，这样的批判既准确地击中了当时国民政府财政政策的理论实质和弊病，又和他在1947年7月修订再版自己的《经济学概论》一书时明确重申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并没有过时”，“且还没有真正开始”③的理论主张一样，都反映了他对于西方古典经济学所宣扬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理念的坚持和信守。其中所包含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应当如何看待和采用放任主义或干涉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深刻思想意蕴，不但可以从人类经济史上找到正反两方面的经典案例和经验教训，而且值得当前奉行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中国大陆政府和港澳台地区政府思考和借鉴。
尽管马寅初在民国时期经常呼吁政府当局要审慎处理财政、金融的关系，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内外战争频仍，天灾人祸不断，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或军阀)的军政开支都极为浩繁，常年处于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状态，所以他的这_理论主张和立场似乎仅在抗曰战争初年对于国民政府战时财政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产生过重要但短暂的历史影响。
1939年3月20曰，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在论述抗战时期中国的财政金融政策时指出：尚有一要义，不得不特别郑重指明者，即财政与金融之关系，既如此密切，而财政之健全，尤有赖于金融之健全，而后方可实现，故为健全金融计，必先严格划分财政、金融，不因财政而滥用金融，则金融方可有助于财政。抗战以来，虽军费支出浩繁，而以多方运用，法币发行数额，较之战前增加，仅为四五万万元，故虽在此非常时期，对于金融尽力维护，仍不以财政而危及金融，此次地方金融会议续提出此原则，与会诸人，一致赞同，足证此原则之重要。”④孔祥熙的论述揭示了国民政府抗战初期财政金融政策的一个重要环节，即国民政府在当时曾审慎处理财政、金融的关系，力求避免因为抗战军费的巨额需要而无节制地增加纸币的财政发行数量。
这一环节不但在孔祥熙呈报给蒋介石的1份秘密文件中有详细记载，而且笔者也曾撰文对其原因作过具体分析。①不过，笔者在分析其原因时，虽曾间接提及马寅初的战时财政政策建言对于国民政府制定抗战初期财政金融政策所产生的理论影响，但因研究视角所限并未对此展开更为深入的理论追踪与查考。现在看来，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够在抗战初期较为节制地管控法币的财政发行数量，还和民国经济学界的领袖人物马寅初经常要求政府当局审慎处理财政、金融关系的理论主张和立场有一定关联。这不仅是因为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工作的主管者孔祥熙也在抗战初期提出了和马寅初所论基本相近的理论原则“不因财政需要而滥用金融”，而且有多方面证据表明，马寅初要求政府当局审慎处理财政、金融关系的理论主张和立场对国民政府制定抗战初期的财政金融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1936年4月初，马寅初曾借助国民政府的舆论喉舌《中央日报》发表自己对于中国“非常时期财政政策”的_项建言：非常时期之国家财政，应以开办所得税为主要收入，必要时再作有限制之通货膨胀，并发少数公债以补助之。”②该建言发表之后，引起了国内经济学者的普遍关注和讨论，他们都对其中“有限制之通货膨胀”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马氏鉴于德国战时纸币政策之惨痛教训，不主张我国亦采行纸币政策，确为复员时期保存国家经济基础之要图，否则，国内资金悉数消减，几十百年不易恢复也”。③
再次，马寅初作为民国经济学界的领袖人物，曾连续10余年担任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社团“中国经济学社”的社长职务(只间或担任副会长)，就是在他担任此职期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成为中国经济学社社员，并在中国经济学社1938年年会上就“维持法币汇价”这_牵涉战时财政、金融演变方向的政策性问题和马寅初等多数经济学者达成了一致意见。⑤而在孔祥熙自1933年担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之后，马寅初也多次以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和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参与筹划过国民政府的重大财经决策和立法工作，并曾在1934年5月以著名经济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财政部长孔祥熙主持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由此可知，身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马寅初和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工作的主管者孔祥熙之间并不缺乏当面接触和交流思想的机会，所以他要求政府当局审慎处理财政、金融的关系，即便在抗战时期也不能因为军费开支的巨额需要而无限制增发纸币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言自然能够影响到国民政府战时财政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施行。
由于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财政都处于破产状态，而金融又具有发行货币、筹集和融通资金的神奇功能，所以就使得很多官员和学者都或直白或含蓄地要求政府利用金融力量去解决财政困难，换言之，就是要求金融为财政服务。如清末的魏源、依克唐阿、汪文炳、郑观应、陈炽、钱恂、陈虬、汤寿潜等人就是这么要求的，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周学熙、熊希龄、梁士诒等也持有类似见解。③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初年提出著名的“钱币革命论”，主张以不兑现纸币取代金银类货币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动机，也是为了解决民初政府的财政困难，他的这一理论主张后来还成了中国国民党掌控的国民政府利用金融力量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决策依据。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财政文件和财政官员的施政纲领、工作报告以及不少学者的财政著述中，都将整理货币、设立银行等金融举措纳入到财政范畴内加以论述。而从近代中国货币金融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近代中国历届政府推行的各种整理货币举措都含有解决财政困难的目的和功用。近代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第—家国家银行户部银行的设立就是为了解决清政府的财政困难，此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在不同时期设立和改组多家国家银行，并不断向国内银行界发行巨额公债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财政困难。因此，无论从理论根源还是从政策层面上看，审慎处理财政、金融的关系，不因财政需要而滥用金融的理论原则在近代中国基本上成了_句空话，即便有经济学界领袖(如马寅初)反复呼吁和财政官员(如孔祥熙)尽力贯彻，这一理论原则在政策层面上也会因为长期的财政困难而无法持久稳定有效地转化为政府施政的_贯立场和举措。
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战之前因为财政需要而建立的国家垄断型金融体制，经常呼吁政府当局要审慎处理财政、金融关系的马寅初不仅将其视为国民政府推行“积极的干涉主义”财政政策、“将财政与金融打成_片”的必要步骤，还对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后期借此滥发纸币以筹集战费的原因和后果作了_分为二的分析。他写道：我国在抗战之初，租税与公债交互运用。在租税方面，有转口税之增征，统税施行区域之扩大……我们用租税去筹集战费，事实上有_个最大的困难问题，便是沿
海各省和产业稍具萌芽的区域，已经被曰军占领，主要税源的关税、盐税和统税都受了影响……若以加征的旧税与加辟的新税……来弥补，终抵不过关税、统税、盐税三税短收的损失。故以公债来筹措一部分战费，为不可避免之措置。我们在抗战初期，不希望实现战时财政应以加税为主，公债为辅之最高原则，只希望以公债为主，加税为辅中次要原则，能切实遵守，不料战事的演变，竟使这两个原则，都不能实现，转动的印刷机，遂取而代之，以致造成的今日的局面。”②又说：“中国财政与金融之不能纳入正轨，正因两者之界限分划不清，财政之需要，或以金融为挹注。现值抗战方酣，情有可原。在战后之建设时期，如一仍旧贯，不予彻底改革，前途真不堪设想。③
不难看出，马寅初虽然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后期为筹集战费而滥发纸币是不得已的筹款之举，但是又对此筹款之举所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凋敝等一连串恶果深表忧虑。而历史也证明了他的忧虑是完全正确的，国民政府虽然依靠滥发纸币迎来了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但不久之后也在由此导致的以恶性通货膨胀为根本标志的全面财政、金融和经济危机中走向了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