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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二年（1673年）因病错过殿试。康熙十五年（1676年）补殿试，考中第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这一时期的纳兰性德发奋苦读，拜徐乾学为师。在名师指导下，他于两年中主持编纂了一部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深受皇帝赏识。
为今后发展奠定基础。他还把自己熟读经史的见闻感悟整理成文，编成四卷《渌水亭杂识》，当中包含历史、地理、天文、历算、佛学、音乐、文学、考证等等知识，表现出相当广博的学识和爱好。
纳兰性德成为进士时年仅二十二岁，康熙爱其才，又因纳兰出身显赫，家族与皇室沾亲带故（纳兰的母亲出身爱新觉罗皇族。
纳兰的曾祖父金台吉是叶赫部贝勒，其妹孟古格格即是皇太极生母），故被康熙留在身边授三等侍卫，不久后晋升为一等侍卫，多次随康熙出巡。还曾奉旨出使梭龙，考察沙俄侵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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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容若这位一等侍卫，他淡泊名利，在内心深处厌恶官场的庸俗虚伪，虽然出身高贵驾家世显赫，但是他的身世并没有给他来带快了“常有山泽鱼鸟之思”。但是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写了很多优秀的诗词被后人广为流传。
传言容若与其表妹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并且曾有婚约。但是后来，传言纳兰容若的父亲明珠为了家中的利益而将表妹送入宫中，成为了康熙皇帝的女人。
这是容若的初恋，在最美好时间遇到了最美好的人，这本来是人生一大幸事。可惜这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但最终却留下了“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的《梦江南》。这的确宛如一场大梦，初尝相思之苦的容若词风已有很大转变。
在容若的表妹入宫不久后，通过家人的介绍认识了第一人妻子卢氏——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在1674年纳兰容若二十岁时，迎娶了卢氏为妻，婚后夫妻二琴瑟和鸣，恩恩爱爱，感情笃深。
婚后生活的幸福美满激发他的诗词创作，留下了许多经典之作；但是这段感情并没有持久，卢氏红颜薄命在婚后三年便因难产而离开了。卢氏的死给纳兰容若造成非常大的痛苦。纳兰容若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
在卢氏死后，纳兰容若与官氏结为夫妻。沈宛是江南的艺妓，才华横溢，纳兰容若曾经纳她为妾，后来被迫分离。纳兰容若在康熙二十四年暮春抱病与好友一聚，而后一病不起，七日后，在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一生痴情的纳兰容若闭上了眼睛，与世长辞。病逝时年仅三十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纳兰性德
清初社会曾经流行过天花，当时天花就是不治之症，而这种疾病也流传到了皇宫内，据说是康熙得过一次天花后来痊愈了，有了天花的免疫，顺治帝认为他有齐天洪福之命，于是就立玄烨为太子，顺治驾崩后玄烨就当了皇帝。
人家已经进了一个上市公司了，每天的工资大概是5万块钱左右，过的是相当轻松。
陈小春主演的古装武侠喜剧《鹿鼎记》曾经风靡一时，马浚伟也因为饰演青年康熙而被大家所熟知，那个清秀白净的小玄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9岁的马浚伟近日曝从北大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在这个快节奏的 社会 里，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情，节时高效是每一个都市快生活人的要求，马浚伟就是这样一个特别会管理自己的人。
登上成功的宝座，除了超乎常人的努力之外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很多看起来风光无限的明星在背后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年轻时候的马浚伟也是一个自律性不高的人，但是经过人生的风雨之后他开始严守自律，他相信只要认真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
马浚伟做过歌手、演员，奔波在繁忙的工作中，站在闪耀的霓虹灯下，小有成就的他仍然努力向学给自己的人生充电，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很多人望尘莫及的。
马浚伟进修北大管理学硕士的论文《微观经济与企业管理》查重率仅为％，扎扎实实的证明了马浚伟的学习成绩，不知道看到这个报道的翟天临和仝卓辈是否会找个地方把脸埋起来。
然而即使这样，马浚伟之后的回复中这样说道" 大家实在实在过誉了，也误会了！" 他表示自己不是本科生，是在香港初中毕业后就出来 社会 打工，两年前有幸进入北大的 EMBA，" 但我只是完成了北大 EMBA 的硕士课程，与你们真正考本科硕士是不一样的，我毕业的是课程，不是学位，不能相提并论！我获得专业知识，答辩顺利通过，合格完成整个课程我已经很感恩很满足了。"这样的回复使得那些标榜为学霸的人汗颜。
很多人到中年之后，被事业和家庭所累，学习进取的精神和动力都明显不足，大多数人都在碌碌的生活中自我安慰着这样很好，繁琐的生活已经令自己筋疲力尽更加提不起向学之心。
可是向学之路并不是只有获得学府证明这一条，平日里利用点滴时间读书，爱好一样运动，操持一支乐器，都是向学的路，有人会说，都一把年纪了读什么书都晚了。
其实读书永远都不晚，可能你在一时间看不到读书的作用到底体现在哪里，但是只要肯坚持你会发现书里的知识已经在你的脑海里形成了网络，慢慢的无声地通过潜意识影响着你的思维和行动。
这个过程可能是一年、五年也可能是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的感觉会令你不再迷茫，这是知识的力量，也是人生价值的提升，马浚伟就是看到了这一点，通过自己的努力给自己的人生披上新的色彩。
比起一些在日夜颠倒中疯狂，在自欺欺人中堕落的人来讲，马浚伟开启的是一段他们无法理解的人生，跨越苟且安逸这道梁的勇气只有自己可以获得。
马浚伟比起这些人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他活得更有理想，更洒脱，更懂得哪些才是为生命提供的营养的发展。
就在大家对他取得北大硕士学位进行赞美和羡慕的时候，马浚伟发文表示自己只是取得了北大硕士课程毕业，与那些真正攻读学位的学子们是不同的，几句简短的话里体现了他谦和的心态和实事求是踏实的人生态度。
当人生到达一个顶峰的时候，也是最容易飘忽跌落的时候，常怀一颗进取和感恩的心会化险为夷看到更远的方向。
……
你好，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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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岁的马浚伟近日曝从北大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在这个快节奏的 社会 里，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情，节时高效是每一个都市快生活人的要求，马浚伟就是这样一个特别会管理自己的人。
登上成功的宝座，除了超乎常人的努力之外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很多看起来风光无限的明星在背后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年轻时候的马浚伟也是一个自律性不高的人，但是经过人生的风雨之后他开始严守自律，他相信只要认真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
马浚伟做过歌手、演员，奔波在繁忙的工作中，站在闪耀的霓虹灯下，小有成就的他仍然努力向学给自己的人生充电，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很多人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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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这样，马浚伟之后的回复中这样说道" 大家实在实在过誉了，也误会了！" 他表示自己不是本科生，是在香港初中毕业后就出来 社会 打工，两年前有幸进入北大的 EMBA，" 但我只是完成了北大 EMBA 的硕士课程，与你们真正考本科硕士是不一样的，我毕业的是课程，不是学位，不能相提并论！我获得专业知识，答辩顺利通过，合格完成整个课程我已经很感恩很满足了。"这样的回复使得那些标榜为学霸的人汗颜。
很多人到中年之后，被事业和家庭所累，学习进取的精神和动力都明显不足，大多数人都在碌碌的生活中自我安慰着这样很好，繁琐的生活已经令自己筋疲力尽更加提不起向学之心。
可是向学之路并不是只有获得学府证明这一条，平日里利用点滴时间读书，爱好一样运动，操持一支乐器，都是向学的路，有人会说，都一把年纪了读什么书都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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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可能是一年、五年也可能是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的感觉会令你不再迷茫，这是知识的力量，也是人生价值的提升，马浚伟就是看到了这一点，通过自己的努力给自己的人生披上新的色彩。
比起一些在日夜颠倒中疯狂，在自欺欺人中堕落的人来讲，马浚伟开启的是一段他们无法理解的人生，跨越苟且安逸这道梁的勇气只有自己可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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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生到达一个顶峰的时候，也是最容易飘忽跌落的时候，常怀一颗进取和感恩的心会化险为夷看到更远的方向。
……
你好，再见
我最近在研究清朝历史，大清帝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只是晚清时期，以慈禧为首的末代皇族，没有承启前人的雄浑乐章，一帮败家子，毁掉了大清的江山基业！ 纵览大清十二帝，其中不乏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帝，开创了大清盛世。十二皇帝，千秋功罪，史家自有评说。以在下看来，康熙皇帝，乃是最为了不得的一代帝王。真可谓“秦皇汉武，稍逊风骚。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清代康熙，雄才为略，无人可比”。在我开来，历代帝王，屈指数来，其文采武略，无出其右。清史记载，康熙皇帝十分重视科学家。康熙年间，西洋的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不久，一般读书人都看不起。康熙却笃爱之极，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痴迷如狂的地步。康熙于数学、天文、历法、物理、生物、外语、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无一不懂。 同时，他十分重视科学，尊崇科学人才。 当他看到科学家梅文鼎著的《历学疑问》时，欣喜地说：“我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我能决其是非，将书留在这里，让我阅览后再发吧。”他仔细阅读，亲加批注，给予高度评价：“甚细心，且议论也公平，此人用力很深。”公元1705年，康熙在南巡途中，在船上亲自召见梅文鼎，一连晤谈三次。事后康熙对别人说，他自己虽然留心历象、算学方面的学问，但“此学如今通晓的极少，像梅文鼎这样精通的人真是罕见。”因此，他亲书“绩学参微”四个大字赠给梅文鼎，表彰他的成就。连康熙亲自主持编纂的《律吕正义》成书后，也立即寄给梅，请他审阅和指正。 康熙还把一些才华出众的中青年人才放在自己身边，亲加教导。他把通晓天文历法的进士陈厚耀召到南书房，“命至旁座”，亲自教授“西洋定位法”、“虚拟法”,又将陈厚耀召至渊鉴斋，“问难反覆”。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明安图，是蒙古正白旗人，在历象方面很有成就，官至钦天监监正。康熙帝发现他的才智与众不同，十分宠爱，外出巡幸时命他随行。一路上，康熙对明安图耳提面命，像老师和弟子一样，“受数学于圣祖仁皇帝，精奥异人”。康熙把梅文鼎、梅珏成召至宫中，令他参加历法和算学编纂工作，又教他“借根法”。梅珏成自称“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 。敬爱而读之，其法神妙。” 康熙经常让大臣推荐民间有奇技博学者，“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直召蒙养斋”。由于康熙重视科技人才，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项，也是这时完成的。其中《数理精蕴》一书，对当时引进的西方数学知识作了很有条理的编排，绘图立表，又同古代数学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是一部“贯彻中西之异同，而辩订古今之长短”的著作，被称为“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代表了当时数学发展的水平。
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制汉心理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道闪电 从四大发明在欧洲和中国不同命运看满清统治者防汉、制汉策略的恶劣。 什么是产生“文艺复兴”的社会存在?戴逸先生简单地认为是财富的累加，经济的繁荣。这点是不对的，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可见关键的因素在于生产力和新的科学技术而非财富的累加。 美国学者卡特说:“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火药的发明，消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的发明，导致发现了美洲。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新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 印刷术:欧洲以前是用羊皮纸，书是抄的，书籍非常稀少而昂贵。印刷术的出现特别是古希腊文献的大量印刷，使得文化传播交流变得方便，这是文艺复兴的最基本物质条件。见《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而满清呢?康雍乾三代的“文字狱”使得中国的文艺复兴成为不可能。 火药:恩格斯说:“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要获得火药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反杜林论》) 火器的使用使得战争成为平民的职业，火药使得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胜利。而火药在中国仅仅成了驱魔的利器和过年的玩具，可见满清对火器的禁用，是经过深谋远虑的。 指南针:指南针带来航海术的进步，地理大发现，殖民地和种植园的世界分布以及世界大市场、商品大流通，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帮助欧洲资产阶级走向世界。而在满清，指南针仅仅沦为风水先生的罗盘，可见满清海禁的危害。 对比四大发明在欧洲和中国的不同境遇，大家应该明白了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革命难以产生的原因了吧! 正是满清统治者为了防汉、制汉而扼杀了科技的应用、发展，阻碍先进文化和科技的引进。造成资本主义难以诞生和发展，戴逸先生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 四大发明在西方起到的巨大作用正说明:满清时期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时还谈什么“盛世”，岂不是荒谬。 文字狱、闭关锁国满清王朝的这两大恶政彻底终止了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进程。而这两大恶政推出的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王朝防汉、制汉的心理。 大家都知道海外贸易对于中国走向商品社会，融入世界先进文化和主流是多么重要。但是满清在台湾收复后仍然推行海禁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南洋禁海令其真实目的是为了禁止中国商民前往西洋占据的吕宋，严防汉人聚集，与西洋人结合颠覆满清统治。“设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夷，以窥中土”(道光《重篹福建通志》)康熙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眹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他已经意识到西方强大的对手就要来临，为了防汉却消极封闭。 马克思指出:推动这个王朝实行这种政策(闭关锁国)的更主要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十七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马恩全集第九卷115页) 满清文字狱是出于防汉心理对一个民族进行疯狂的文化清洗，常常是抄家灭族，祖先、子孙、活人、死人连同众多无辜者一起遭殃。是威慑恐怖。震慑效果空前绝后。 满清文字狱的密度吓人，据统计，在清王朝268年的统治时间里，发生了160余起文字狱，几乎一年半一次，主要集中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在位63年，制造的文字狱有130余起，一年两次还多;其定罪范围大大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而且将打击对象从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民间百姓，几乎成了一场全民的劫难;许多名人志士因此而蒙难，其中吕留良、屈大钧、王锡侯、金堡、戴名士等都是文字狱的受害者，有的不仅被斩首，而且子孙株连坐罪，甚至家族同遭毁灭;有的甚至追究已故作者，挖墓戮尸，惩办后人。文字狱株连甚广，令人心惊胆战，此间全国上下一片风声鹤唳。 乾隆朝还有独特的疯汉获罪现象，占文字狱的25%，疯汉常常是被陵迟，疯汉临死前痛苦的号叫在宣告:文艺复兴从此在中国成为不可能。 满清统治下的文字狱，如同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思想领域实行强控制，不光政治文化的书籍要禁，就连科学技术也不放过，《几何原本》、《天工开物》大批明代的科技成果或毁或弃，只要和官方的程朱理学不统一的，都要禁止。明末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此完全中断。 康熙皇帝学习科技是为了炫耀。出于对于汉人的威慑和警惕，满清王朝限制火器引入和发展，漠视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大好时机 有人夸赞康熙皇帝学习西方科技，但是别忘了康熙学习西学的局限性，这种学习局限在宫中，引进西学也有限。他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呢?康熙自己说:“眹幼时，钦天监汉官和西洋人不睦，……眹思，己不思，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而愤而学焉”。他是为了强化皇权。学习西方科技不是国策，也没有形成社会风气，所以皇帝态度一变，风气就转。其次是为了炫耀自己。南怀仁说“他通过这件事，……便在其周围的贵人面前，能夸示自己的学问而得意!”。他还以天文知识拷问作弄汉臣为乐。据李光地记录:康熙说“你们汉人全然不晓得算法，惟江南有个姓梅的他知道些。他俱梦梦。”这实质反映了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独特心理。恩格斯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地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他要求满洲贵族不忘祖宗遗训，勤习骑射，以武艺威慑汉人，又研习西学，用新的科技知识对付汉人的文化优越感。 他对于采矿、冶金、机械是很少涉猎的。在战争结束后，出于防备汉人心理，限制武器的发展。 康熙下旨说:“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此事不准行。”明知西方船坚炮利他就是不准备改进。在科学制度上康熙是最大的法官。要根据康熙的观点来行事。比如有人给康熙看《阿尔热巴法》代数新法，康熙不喜欢于是不准颁行。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说:“康熙对于数学仅略窥门径，音乐则更茫然无知”。 白晋评价在《康熙皇帝》中说:“把热爱科学的强烈感情与专心致志的研究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一个中华帝国的皇帝来说，与其受到赞扬，不如说应该受到责备。”“复兴灿烂的文化……除垂范于民，除宣传这种精神别无良策。”康熙和彼得大帝是没法比的，他没有建立科研机构，没有派人出国考察，不鼓励臣民科学探索。 所以到了雍正、乾隆他们对西方科技根本没有兴趣，追求的只是西洋玩物。有技艺的传教士成为满足他享乐欲望的御用工具，做钟处成了玩具作坊。在他的影响下王公大臣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这股西洋风不过是享乐奢侈风。成了儒家批判的“奇技淫巧”，对中国社会发展只有消极影响，而无积极作用。 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部族的统治压抑民智 就以最为关心科技的康熙来说:他明明知道西方在大力发展科技，日后必然发达对中国构成威胁，但他仍然主张闭关锁国，愚民政策。 他不支持传教士向中国的学者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不鼓励中国学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洋人教师张诚在日记里写道“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去做。”。英国使节斯当东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 当时宣传科学的朱方旦因为罪名是将九五之尊和下贱臣民混淆贵贱，传播科学而被杀。 到了乾隆，他对自然科学毫无兴趣。关心的是西洋玩艺，这时西学东渐就衰落了。日心说的传播详细介绍是蒋友仁开始，《增补坤舆全图》有日心说天文学部分，但是被乾隆锁进深宫。《四库全书》虽有西洋部分，但是一般来说清朝纂修《四库全书》的馆臣对于“西学”目录著作大都采取贬低和排除的态度。 《四库全书》馆臣还对利玛窦进行了批判，说天主教违背儒家学说，危及封建统治“欲人舍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持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哉!”必须严令禁止。天主教书籍必须“概从屏斥，以示放绝”。编辑出版者必须受到批判“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 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制汉心理是西学东渐衰落的主要原因。也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 从利玛窦的《交友论》不同境遇看明清两朝的知识界风气，理教盛行的原因还是防汉心理在作怪。 利玛窦进入中国后的第一篇印刷品不是宗教和科技而是《交友论》，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情不大，但是足可引起人们的思考。 利玛窦 的《交友论》说:“人与人之间皆兄弟也，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也。友之于我，虽有二身，其心一而已。交友独知利己，是商贾之人，不可谓友也。” 利玛窦主张的朋友之道是相互依靠，贫富通财，共享共有的关系，引用西塞禄言:“友之所以贵于亲者，亲可以失爱，而友则否。无爱，即不成其为友，而亲仍不失为亲?” 这正是西方交友之道平等，西方价值观博爱精神的体现。 众所周知，儒家传统观念，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存在着亲疏远近、轻重厚薄的差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关系显然重要得多。《交友论》显然是反传统的。《交友论》在明末引起极大反响，冯西京说:“人有友生”，“友之所系大矣哉， 君臣不得不义，父子不得不亲，夫妇不得不亲，夫妇不得不别，长幼不得不序，是无可无交”，冯试图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看作是朋友间的平等关系为基础的新型关系。《刻交友论序》。 在《交友论》中利玛窦试图贯穿儒家的“五常”，友之职，至于义而止，智者欲离浮友，信于仇者尚不可施，况于友者?德志相似，其友固始。 冯西京说“爰有味乎其论，而益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交友论》是欧洲基督教人文主义与中国儒家思想初步融合的产物。正符合明末结社，交友的社会思潮和风尚。 该书出版后，一再翻印流行。利玛窦说:“它到处受到知识阶层的赞许，流传于各省，并往往被权威作家在其他著作中引用。在一个短短的惊人的时期，这部书被当成做标准读物为人们所接受”(《利玛窦中国札记》) 而满清理教盛行，此类交友论是不合时宜的。《四库全书》馆臣批判《交友论》说:“ 视其人之友如林，则知其德之盛;视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则知其德之薄。是导天下以滥交矣。一相友而即同财，是使富者爱无差等，而贫者且以利合，又岂中庸之道乎?”他们反对交友之道的普遍意义以及爱无差等的思想，这也正符合满清政府对天下人分而制之，让中国成为一盘散沙的国策。康熙说:“汉人心不齐，如满洲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每以汉人为难治，其不能一心之故。眹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 可见满清为什么会理教盛行，这和满清特有的民族压迫有不解之缘。 作为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满清统治者心中始终横着对汉人的猜疑和防范。随着西方东渐的潮水不断上涨，他们心中的畏忌也不断加深。把中国和世界隔绝开来。防止汉人和海外勾结危及统治。以禁教令和禁海令为标志。满清的海外政策发生逆转。步步后退，日益封闭。更不用派出去看看世界了。 本论文大部分资料摘录自 《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我支持这个观点，从客观上游牧民族就比农业区的人落后，在加上为了防止汉人的反抗当然采取了比较严厉的镇压手段，对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恶劣的阻埃，在六君子变法的时候其实就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上满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毁了他们自己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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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 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注：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注：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注：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 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 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自康熙四十八年至雍正三年,他长期担任西南和西北边地重任,直接参加了清军对西藏和青海的军事战斗,参与了对川陕甘、藏地方事务的管理和许多重大政策的制定,于洋：《清康熙雍正时期的年羹尧》，《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毕业论文。以上资料来源杭州图书馆，希望有助于你的问题研究。
好演员好演技是拯救不了俗套剧本的。在这里可以举个很明显的例子，全智贤不用说，韩国国民女神，那她近年来拍的两部韩剧就可以作出很鲜明的比较。《来自星星的你》剧本新颖奇特，400年前的外星人和女明星的恋爱故事，火了千颂伊，也让都叫兽火遍大江南北。这是好剧本的功劳，同时也是好演员的功劳，两者结合下才有了它的成功。《蓝色大海的传说》你能说演员不好吗？全智贤和李敏镐搭档，但是美人鱼的故事未免俗套了点，看网上评论感觉也是一般般。两相对比之下，同是好的演员，剧本不行，也没有挽回之力。好剧本不是那么好写的，记得之前的谍战剧《潜伏》和《悬崖》都是几年磨一剑的良心巨作。剧本精良之外，再加上好演员的配合，想不成功都难。之前比较喜欢编剧六六，她的一系列作品可以说捧出了好几位好演员。《双面胶》《王贵与安娜》《心术》《蜗居》《宝贝》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些电视剧还是很令人印象深刻。这些电视剧和剧本回归生活，里面的故事太过真实，所以引发人们共鸣。主演海清如今也成为了国民媳妇的代言词。好剧本捧红好演员的事例比比皆是，但是好演员却似乎拯救不了好剧本。反而会被人说一个这么好的演员演这个浪费了，怎么不好好挑个剧本呢！其实有时俗套剧本加上演技不怎么样的演员或许会爆发出不一样的火花，拿《锦绣未央》来说，被人吐槽没表情无演技的唐嫣加上烂俗的宫斗情节，硬是把收视率刷的老高。
先不谈这个，咱们先说说好演员配合好剧本的几个经典镜头案例，相信大家心里就会有一杆秤来衡量何为好的影视作品：
1、《康熙王朝》，再本部电视剧中第45集经典片段之康熙怒斥群臣。让人看后感觉震撼。最震撼的一段台词：“还有你们，虽然个个冠冕堂皇站在干岸上，你们，就那么干净吗？朕知道，你们有的人，比这七个人更腐败！朕劝你们一句，都把自己的心肺肠子翻出来，晒一晒，洗一洗，拾掇拾掇！ 想想吧，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上才几年哪？忘了！那棵老歪脖子树还站在皇宫后边，天天的盯着你们呢！” 虽时代不同，但是道理相同，大家不妨好好看看想想吧！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繁荣富强永恒的心声：正大光明！
2、《亮剑》最后一集中最后李云龙做毕业论文汇报时也是一段长镜头演出。配合《中国军魂》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将全剧有了非常好的一个结尾，也诠释了电视剧名《亮剑》的本质。中间有一大段台词如下：
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尤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
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逝，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
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深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3、《西游记》这可能是我国电视史上重复播的最多的一部电视剧，基本上每年的寒暑假都回播出。其中《扫塔辨奇冤》这一集里，唐僧师徒来到了祭赛国的金光塔，通过扫塔辨别了一桩奇案的剧情，再唐僧扫塔的时候背景音乐《晴空月儿明》相信很少人知道这首歌就是但是唐僧的饰演者：迟重瑞老师亲自演唱的，每字每句每个音符再当时都是那么的贴切唐僧的内心，在加上有唐僧亲自来演唱，真正的是达到了情景，现实和戏的完美结合。这首歌本来就是写给唐僧的，事实上也就是写给唐僧的扮演者，只要是唱这个歌就一定是要和这首歌的气质吻合，这首歌全曲都透漏着空灵、宁静的意境。更是将唐僧再去西天取经这条路上不屈不饶的意志刻画出来，只有将这种意志和决心唱出来才能走进当时唐僧内心去。 而这一个片段就真的是，特定的情节，特定的背景，用特定的人，专门贴身打造的歌曲。四者完美的结合，使该部分成为了一个永远不可超越的经典！
再来说说咱们标题“好演员好演技能否拯救俗套剧本？”这肯定不能的。这就好比让舒马赫开着捷达去跟F1赛车比赛，相信他也不可能比赛车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道理相信人人都是知道的！！还有让好演员去演俗套的剧本本来就是对演员表演艺术的的一种变相侮辱。
一部好的影视作品能做到开场奠定全剧基调、有精辟生动的人物表情和语言碰撞、每一次矛盾的碰撞的感悟、最后画龙点睛（PS：亮剑用最后的一段论文为我们解释了何为亮剑精神）
在这个帅哥靓女横行的年代，真的很需要一部部沉淀下来专心做艺术的好的影视作品。现在人们太浮躁了，影视作品中无不透露着急躁、冒进的思想。这样拍出来的电影只能是"视觉垃圾"
从唐至清，对于西南的管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唐朝以羁縻和册封为主，元朝开始大规模在西南实行土司制度，明朝永乐年间开始改土归流设立贵州布政司，清朝平定三藩后康熙大规模进行改土归流，流官基本上取代了土司，中原和西南的管理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少数民族集中 的偏远地区管理上也多受其首领的影响。
康熙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自幼失去父母，是从奋斗中成长、炼就的人物。他性格坚毅，勤奋好学，读书曾用功到咯血的程度。他没有享受过足够的父母之爱，也没有顺治热恋董鄂妃或乾隆追求香妃那样的罗曼史。他把毕生精力都用到国家大事上了。但他能“治国”“平天下”
却不能“齐家”。在那“家丑不可外扬”的时代，他的家丑却不胫而走。他立了一个品质恶劣的儿子胤礽做皇太子，胤礽非但不争气，反而父子成仇，终于又被他废掉。诸皇子之间为争夺继承权而演出的结党营私、明争暗斗的丑剧，使他既气愤又伤心，因而心身蒙受了严重的创伤，只活了六十九岁就去世了。
康熙在封建帝王中，是比较开明的人物。他在统一国家、捍卫主权、发展生产、提倡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毕竟不能超越历史、阶级的局限，也不能摆脱狭隘的民族偏见。他一面重视科学，一面又以更大的精力去提倡束缚人们思想的宋明理学，作为自己统治的思想支柱；他提倡文化，开博学鸿儒科，命人纂修《全唐诗》《佩文韵府》《历代赋汇》《康熙字典》《广群芳谱》《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等许多大部头的书籍，但又以禁止淫词小说为名，扼杀一些有悖封建礼教、有碍清朝统治的文化，并用文字狱打击有反清思想的士大夫，使之俯首就范；他重视农业生产，也曾下过开海令，但晚年又封锁海疆，禁止或限制中外贸易往来，扼杀本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所以，康熙一朝在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虽然有可观的成绩，却依然不能越出封建的雷池，致使中国不能脱茧而出地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当然，这是中国历史发展本身所造成的，康熙的一生得失，不过是这种历史发展在一个统治者身上的具体表现罢了。如果我们把他放在历代统治者的行列中去观察，他依然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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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勤学谦虚，知人善用，虚怀若谷（甲子之间创万世之基业，千古一帝气主天地之间）孝庄：灵活多变救大清于危难之间，正气凌然辅佐康熙开创大好河山。苏麻拉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容妃：最接近康熙心灵深处的集智慧善良坚韧于一身的好妃子。周培公：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魏东亭：生是康熙人，死是康熙魂。明珠：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索额图：三眼定乾坤，罪名何弑君，从政四十载，老来狱中呆。蓝齐儿：最能体会天堂到地狱感觉的好姑娘。
既然是毕业论文就应该写点新意！，建议你去看一下——前清秘史 是一部电视剧，里面有对这位皇帝的评价（讲他的只有2~3集，不会浪费你太多时间），我曾看过，具体说不全了。那里对他的评价很客观，也很有新意，如果你是学历史的，建议你全看，毕竟是你的本行，而且电视剧拍的不错，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