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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不仅成就了一代代文人雅士,也缔造了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史;不仅有着极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历代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乃至普通人还源源不断地从中吸取营养,提高社会文明的步伐,提高个人的修养。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一) 1. 浅论《史记》的游侠精神 2. 论乌江流域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 3. 论乌江流域竹枝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 4. 论乌江流域古代贬谪文人的诗歌创作 5. 论乌江流域民间故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 6. 乌江流域历代碑刻文学艺术价值略论 7. 论王维山水诗田园的诗情与画意的交融 8. 论李白诗歌与道家精神的关系 9. 杜甫夔州行迹及诗歌创作考论 10. 负重生活下的自我寻求——从杜甫诗歌看其性格 11. 杜甫成都诗与夔州诗的差异比较 12. 试论李清照的词学观及其创作 13. 浅谈苏辛词风之异同 14. 论苏轼的出世和入世 15. 论高适诗歌深沉悲凉的风格特色及其成因 16. 试论杜诗中的“哭”字诗 17. 试探陆游的“梅”情结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二) 1. 论李商隐爱情诗中的缺失性体验 2. 杜牧、李商隐咏史诗比较 3. 论李商隐诗歌创作中的内转倾向 4. 论宋元时期的李商隐研究 5. 论李贺诗歌的神秘美及其成因 6. 论禅修队苏轼词境的影响 7. 论宋元明清时期黄庭坚诗歌的传播 8. 苏轼、黄庭坚诗歌艺术特征比较 9. 论黄庭坚诗歌对杜甫诗歌的继承与创新 10. 论通俗小说的历史发展轨迹 11. 论《金瓶梅》中的民俗描写 12. 论李贽对明后期文学创作的影响 13. 元代少数民族作家研究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三) 1. 从乌台诗案探苏轼政治悲剧的根源 2. 论李商隐爱情诗中的朦胧意境 3. 李白、王昌龄七言绝句比较 4. 论李白诗歌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5. 李白、李贺浪漫主义诗歌比较研究 6. 论李白诗歌的现实主义因素 7. 论李白的咏侠诗 8. 李白、苏轼的人生态度和诗风比较 9. 李白和杜甫对诗歌创作的贡献与影响比较研究 10. 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及其演变 11. 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探源 12. 论尚侠思想对李白诗歌的影响 13. 杜甫夔州时期的诗歌创作及其审美观照 14. 论杜甫咏怀咏史诗的超前意识和批判精神 15. 论杜甫人文精神的构成要素 16. 论杜甫的律师成就 17. 论白居易的闲适精神及其思想根源 18. 论李商隐咏史诗对杜甫咏史诗的突破创新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 2. 古代文学论文选题方向 3.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 4.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5.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范文
1.狄青 狄青（1008年－1057年），字汉臣。汉族，北宋汾州西河（即今山西汾阳 ）人。面有刺字，善骑射。出身贫寒，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为延州指挥使，勇而善谋，在宋夏战争中，他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冲锋陷阵，立下了累累战功。朝廷中尹洙、韩琦、范仲淹等重臣都与他的关系不俗。范仲淹授以《左氏春秋》，狄青因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以功升枢密副使。平生前后25战，以皇佑四年（1052年）正月十五夜袭昆仑关最著名。狄青卒于嘉祐二年（1057年），嘉祐四年(1059年)归葬于北宋西河县（今山西省汾阳市）刘村。嘉祐七年，追赠为狄武襄公。狄青墓现位于山西省汾阳市城北十里的峪道河镇刘村村东，墓地坐北朝南，原占地79920平方米，建有祭祠性建筑显庆寺(宋代)、狄公祠等，均毁于晚清至抗战期间。建国后，陵园已不存，“文革”中，墓丘被摊平，翁仲、石兽被就地埋掉。御赐神道碑清宣统年间移至汾阳市，后移置汾阳市杏花村镇的太符观中保存。今墓地尚立清宣统元年“宋狄武襄公之墓”碑一通，由宋仁宗亲书篆额，碑身高达米，是山西省第二高碑，碑文约3000字，简叙狄青生平。 出生情况 狄青生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字汉臣，身长7尺，浓眉大眼，姿态雄伟，胸襟广阔。汾州西河（山西文水）人，北宋大将。 狄青出身贫寒，从小就胸怀大志，16岁时，因其兄与乡人斗殴，狄青代兄受过，被“逮罪人京，窜名赤籍”，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战绩累累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建立西夏。宋廷择京师卫士从边，狄青入其选，任延州指挥使，当了一名低级军官。在战争中，他骁勇善战，多次充当先锋，率领士兵夺关斩将，先后攻克金汤城，宥州等地，烧毁西夏粮草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牲口五千七百”，并指挥士兵在战略要地桥子谷修城，筑招安、丰林、新寨、大郎诸堡，“皆扼贼要害”。 他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一马当先，所向披靡，在4年时间里，参加了大小25次战役，身中8箭，但从不畏怯。在一次攻打安远的战斗中，狄青身负重伤，但“闻寇至，即挺起驰赴”，冲锋陷阵，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累累战功，声名也随之大振。 康定元年（1040年），经尹洙的推荐，狄青得到了陕西经略使韩琦、范仲淹的赏识。范仲淹授之以《左氏春秋》，并对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遂发愤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由于狄青勇猛善战，屡建奇功，所以升迁很快，几年之间，历官泰州刺史、惠州团练使、马军副部指挥使等，皇祐四年（1052年）六月，推枢密副使。 受命剿匪 狄青皇祐四年是宋朝的多事之秋，就在这一年，广西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自称仁惠皇帝，招兵买马，攻城略地，一直打到广东。宋朝统治者十分恐慌，几次派兵征讨，均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就在举国骚动，满朝文武惶然无措之际，仅作了不到3个月枢密副使的狄青，自告奋勇，上表请行。宋仁宗十分高兴，任命他为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并亲自在垂拱殿为狄青设宴饯行。 一战而胜 当时，宋军连吃败阵，军心动摇，更有个别将领如陈曙等，心怀私利，不以国事为重，竟因害怕狄青抢功而擅自出击，结果大败而归，死伤惨重。狄青受命之后，鉴于历朝借外兵平叛后患无穷的教训，首先向皇帝建议停止借交趾兵马助战的行动。他大刀阔斧整肃军纪，处死了陈曙等不听号分之人，使军威大振，接着命令部队按兵不动，从各地调拨、屯集了大批的粮草。依智高的军队看到后，以为宋军在近期内不会进攻，放松了警惕。而狄青却乘敌不备，突然把军队分为先、中、后三军，自己亲率先军火速出击，一举夺得昆仑关，占取了有利地形，接着命令一部分军队从正面进攻。他执掌战旗率领骑兵，分左右两翼，绕道其后，前后夹攻，一战而胜。 班师还朝以后，论功行赏，狄青被任命为枢密使，作了最高军事长官。然而种种祸患也就由此而生。 宋惩唐末五代武人专政，兵变频仍之弊，自开国以来，极力压低武将地位，以绝其觊觎之心，把右文抑武作为基本国策。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分割禁军统帅权力，到实行“更戍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直至发展到凡将帅出征，要由朝廷授以阵图，训令，将帅只能按图作战的荒唐地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随着狄青官职的升迁，朝廷对他的猜忌，疑虑也在逐步加深。 早在皇祐四年（1052年）狄青任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就认为，狄青出身行伍而位至执政，“本朝所无，恐四方轻朝廷”。右司谏贾黯上书皇帝，论奏狄青升官有四不可，御史韩贽等人亦皆附和。在依智高纵横岭南，满朝文武惊慌失措，狄青受命于危难，率兵出征之际，朝廷在欣喜之余，也仍然不忘“狄青武人，不可独任”，要以宦官任守忠监军，监视狄青。 后因谏官李兑力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观军容，致主将掣肘，是不足法。”朝廷也迫于形势紧急才作罢。到狄青凯旋还朝作了枢密使时，这种疑忌和不安达到了顶点。臣僚百官纷纷进言，不 狄青半身像[2] 仅始终反对狄青作官者如王举正竟以罢官威胁，就连原来屡屡称颂狄青战功，誉之为良将的庞籍、欧阳修等人也极力反对任命狄青。难道是狄青居功自傲，怀有异心而招致众议吗？恰恰相反，狄青始终对朝廷忠心耿耿。在他作了枢密副使之后，脸上仍保留着宋代军士低贱的标记——制字。宋仁宗曾劝他用药抹去，狄青回答说：“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首先想到的是鼓舞士气，而不是自己作官的尊严。 狄青出身贫贱，曾有谄谀附阿之徒附会说他是唐朝名臣狄仁杰之后，狄青并不为改换门庭而冒认祖宗，他说：“一时遭际，安敢自比梁公。”在依智高败逃之后，有人曾主张报依智高已死，以此邀功，狄青却以为“不敢诬朝廷以贪功”。 史称他“为人缜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队伍，明赏罚，与士卒同饥寒劳苦……尤喜推功与将佐。”狄青的品行和武功在当时朝野广为传颂，京师的百姓相与谁说：“诵咏其材武。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壅路不得行。”就连力主罢免他的文彦博也称他“忠谨有素”。 欧阳修在嘉祐元年（1056）七月上书请罢狄青，洋洋数千言，举不出一条得力罪证，反而称赞他：“青之事艺，实过于人”，“其心不恶”，“为军士所喜”，任枢密使以来，“未见过失”。那么罪名是什么呢？不得不假托虚妄的阴阳五行说，把当年的水灾归罪于狄青，说：“水者阳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今年的大水就是老天爷因为狄青任官而显示的征兆。简直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为什么朝廷如此急于除掉狄青呢？文彦博说得明白，就是因为“朝廷疑耳”。在文彦博请罢狄青时，宋仁宗说“狄青是忠臣”，文彦博立即反驳“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 夺取王位的行动 嘉祐元年（1056年）正月，仁宗生了一场病，后来慢慢康复，如制诰刘敞上书说：“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体平复，大优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竟把狄青树为朝廷最大的威胁。在这种猜忌，疑虑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谣言纷起，有人说狄青家的狗头正长角，有人说狄青的住宅夜有光怪，就连京师发水，狄青避家相国寺，也被认为是要夺取王位的行动。 嘉祐元年（1056年）八月，仅作了4年枢密使的狄青终于被罢官,但因无过，被加宰相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民间称“从士兵到元帅、从布衣到宰相”，出知陈州，离开了京师。 到陈州之后，朝廷仍不放心，每半个月就遣中使，名曰抚问，实则监视。这时的狄青已被谣言中伤搞得惶惶不安，每次使者到来他都要“惊疑终日”，惟恐再生祸乱，不到半年，发病郁郁而死。这位年仅49岁，曾驰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将，没有在兵刃飞矢之中倒下，没有血染疆场，没有马革裹尸，却死在猜忌、排斥的打击迫害之中。 狄青生前，被视为朝廷的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他含冤而死，却受到了礼遇和推崇，“帝发哀，赠中令，谥武襄”。 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终自食其果，在后来的民族战争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到宋神宗登基，希图重振国威，但又苦于朝中没有能征善战之人，这才又思念起了狄青，他亲自为文，派使者到狄青家祭奠之灵，并将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但已于事无补，只能是叹息国势日颓，发思古之幽情而已。 中国冷兵器时代十大勇将面涅将军 狄青字汉臣，山西汾阳人。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北宋名将，演义里经常出现，就是《杨家将》《呼家将》里的平西王。 狄青16岁代兄受过而充军，开始行伍生涯。仁宗在位时，李元昊西北称帝，建立西夏。狄青被派去援边，成为一个下层军官，狄青的辉煌便从这里开始。打仗时狄青向来都是身先士卒，骁勇强悍，由于狄青相貌俊秀文弱，所以他仿效兰陵王，每次上战场他都是披头散发，戴着一副青面獠牙的面具，一马当先的冲入敌阵所向披靡，西夏人都以为是天兵下凡，想想这样的场景，确实够令人神往。在4年时间里，参加了大小25次战役，身中8箭，但从不畏怯。在一次攻打安远的战斗中，狄青身负重伤，但“闻寇至，即挺起驰赴”，仍旧冲锋陷阵，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累累战功，声名也随之大振。后来狄青受到范仲淹赏识，逐渐高升。范仲淹授之以《左氏春秋》，并对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 狄青发奋读书，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的高级将领，后来仁宗劝他洗去充军时脸上刺的字，但是狄青答仁宗“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因此被称为“面涅将军”。 广西侬智高反宋，连败宋朝多次征讨，当时已经是枢密副使的狄青自告奋勇，仁宗金銮殿亲自为他饯行。狄青到了广西整治军纪，鼓舞军心大胜侬智高，班师后官至枢密使，相当于全国总司令。 宋朝是文人治国，包括高级军事将领都是书生。从普通士卒到枢密使狄青是第一人，完全靠的是狄青的勇武。狄青不仅战功累累，长于用兵，并且为人谨慎，人品也是非常好的，武将里很难得。最终还是受满朝猜忌最后被贬郁闷而终，可惜！这里说下欧阳修，简直是莫名其妙，找不到狄青的罪名，居然把发大水归到狄青武夫做官。
宋代最著名的科学家当推沈括，他晚年在梦溪园认真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和科学活动，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和《忘怀录》等。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逝世。他一生著作多达几十种，但保存到现在的，除《梦溪笔谈》外，仅有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和医药著作《良方》等少数几部了。《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是沈括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艺术等共600余条。其中200来条属于科学技术方面，记载了他的许多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
代表性的人物和其作品： 自然和技术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 医药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 医学家：陈实功——《外科正宗》 医学家：张景岳——《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景岳全书》 数学家：王文素——《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 数学家：程大位——《算法统宗》 地质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徐霞客——《徐霞客游记》 数学和科学家、农学家：徐光启 兽医学家：喻仁（字本元）、喻杰（字本亨）——《元亨疗马牛驼经全集》 植物学家：朱橚——《救荒本草》 植物学家：俞宗本——《种树书》 植物学家：马一龙——《农说》 植物学家：屠本畯（jun）——《闽中海错疏》 此外，还有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
医学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经验良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作了许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著作。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学上有突出的成就，著有《医林改错》一书。他强调解剖学知识对医病的重要性，并对古籍中有关脏腑的记载提出了疑问。他通过对尸体内脏的解剖研究，绘制成《亲见改正脏腑图》二十五种，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为祖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历法和数学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苏州吴江人，著有《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等十几种天文学方面的著作。他精通中西历法，对二者异说，皆能条其原委，究其得失。他肯定了西洋历法先进的地方，也指出了其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他对日月食的算法，对一些天文数据的应用，以及回归年的长度、岁差常数等问题，都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由于他能结合中外经验，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所以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促进了中国历算学的发展。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宣城人。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于我国古代历算学的整理和阐发，同时也对西洋科学加以研究和介绍。所著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书籍，共达86种，在中外科学知识的整理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写的《古今历法通考》，是我国第一部历学史。 他的数学巨著《中西数学通》，几乎总括了当时世界数学的全部知识，达到当时我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在该书的《方程论》部分，阐明了我国古代方程的独创性，指出这种算法是西洋所没有的；他在《勾股测量》、《九数存古》等部分，也都发扬了我国古代算法的成就；此外，在《堑堵测量》、《几何补偏》部分，他介绍了西洋的球面三角学，并对西洋立体几何作了论述和发展；而在《筹算》、《度算》、《比例数解》等部分中，则解释和介绍了西洋的对数、伽利略的比例规等方法。 明安图，是一位著名的蒙古族历算学家。他在乾隆时任钦天监监正。当时从欧洲传进三个有关三角函数的解析式子——割圆三法（圆径求周、孤背求正弦、弦背求正矢），但只有公式，没有公式的证明方法。中国学者曾长期苦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况给当时的数学工作者掌握和运用这些知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明安图经过三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写出了《割圆密率捷法》四卷，不仅创用“割圆连比例法”证明了三个式子，而且进一步创造了弧背求通弦、通弦求弧背、正矢求弧背等一系列的新公式。这是明安图对数学的杰出贡献。他是我国用解析方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的第一人。 地理测绘康熙时，曾组织人力对全国进行大地测量，经过三十余年的筹划、测绘工作，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部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乾隆时，又派明安图等人两次到新疆等地进行测绘，最后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根据测绘的新资料，制成了《乾隆内府皇舆全图》。在这份地图里第一次详细地绘出了我国的新疆地区。这两份地图，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嘉怯邺十五年（1820年）绘制的《重修大清一统志》的清代疆域图，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版图。 邹伯奇（1819——1869年），字特夫，又字一鹗，广东南海人。邹伯奇在科学上是个多面手。他在数学、物理、天文、地理、仪器制造上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相当的成就，是中国近代史早期即鸦片战争时候出色的科学技术发明家。邹伯奇在当时很简陋的条件下，对光学进行深入的研究。他是我国摄影机的最早制造者，他写过对古代所谓“格术”和关于“取景器”的光学论文。他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因用镜取火，受到启发，制成了“取景器”，并在此基础上，加上快门和底板，而发明了摄影机，他自拍的一张照相底片一直保存到现在，目前在广州越秀公园镇海楼广州市博物馆内还陈列着他自摄的一张照片。在欧州，1839年发明了银板照相法，邹伯奇的发明较之欧洲只晚了几年时间。他发明的科学仪器有一些还完好地保存到现在，如在广州市文管会和广州市博物馆还保存和陈列有他发明的“日夜晷”和“七政仪”等。“日夜晷”是在白天利用日光照射投影，晚间利用节气和星宿位置来确定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他利用这种办法推算出《广州日夜晷运行时刻图》。“七政仪”应称“太阳系表演仪”，是由他制作的我国早期表演哥白尼日心地动学说的一种天象仪器。它的制作，是我国科学家把哥白尼学说予以实际运用的首创。这种仪器由一个四足圆盘底座和太阳系各星球的模型两部分构成，圆盘中心直立一金属轴，上端安一大圆球表示太阳；在“太阳”下面安有八个环套在轴上，各环外各水平面上接装一金属杆，末端各垂直向上安装星球模型。各模型可以绕轴旋转，直观地表演太阳系各行星绕太阳运行的规律。八个圆环的支杆上各有一组星球，中间有一个大球表示“行星”，大球周围的小球表示“卫星”。这架“太阳系表演仪”以形象的实体表现了天体太阳系的真实情况，在我国近代史初期对于破除“天动地静”、“天圆地方”、“日月众星皆斜绕大地（地球）而行”，以宣扬“天尊地卑”的长期流传的错误说法起了积极作用。它对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辑录以介绍和宣传哥白尼日心说的有关译文进行直接的配合，有力地批判了当时的一些所谓宿儒阮元、戴熙等的上述谬说。此外，邹伯奇尚制作有天球仪（在我国古代称为“浑球”或“浑天象”）为自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设计制作的在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二架天体仪。这架天体仪体积不大，设计精巧，连底座在内通高不过50公分，从结构到形式都具有中国的特色，与南怀仁所制作的那一架不同。邹伯奇还精于测地绘图，在这方面“尤多创解”，他的家乡南海县的县志地图都是他“手定义例”，被评为“跬步密测，密合无憾，虽以西人为之微妙不是过也”。同治三年（1864年），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以伯奇专精数学，特荐于朝，请置之同文馆，以资讨论”，清廷命地方官咨送邹伯奇到北京任职，邹伯奇“坚以疾辞”。与此同时，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两江总督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内设学堂，“请伯奇以数学授生徒，属前任督学刘熙载致意”，邹伯奇还是拒绝征调，一直家居养母，坚持清贫生活，直到几年后去世。邹伯奇的著作稿经其后人整理成《邹征君遗书》，内容包括数学、天文、地理、测量及经史等，范围广泛。 齐彦槐(1774—1841) 清代著名科学家、文学家齐彦槐，字荫山，号梅麓，婺源冲田人。年少时读书聪敏，下笔成章。嘉庆十三年考举人获第二名，次年中进士。 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江苏金匮县知县、苏州府同知、知府。任职间，专心为民谋利，民称“齐青天”。为了抗旱，深入民间采访，创造了提水抗旱的龙骨车和恒升车。又精心制成了一架天文钟——中星仪（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能准确了解天上的星象位置和运行情况。时称为“千古以来未有之能事”。 郑复光（1780～?） 中国清代科学家。字元甫，号浣香。安徽歙县人。监生出身。卒年不详。郑复光于数学、物理学都有一定的成就。他善于融会贯通中西算术，常与当时数学名家李锐、汪莱、张敦仁等讨论天算问题。他还善于用科学的道理去解释那些容易引起当时人们“惊骇以为灾祥奇怪”的自然现象，汇集了200多条，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纂成《费隐与知录》一书，内容包括天文、气象、化学、物理等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现象。郑复光在科学上的最出色的研究是在光学方面。他经过数十年的观察、实验和研究，终于在道光十五年（1835）前后归纳出一套具有独特形式的几何光学理论，著成《镜镜詅痴》一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出版。全书共5卷，约7万余字，扼要地分析了各种反射镜和折射镜的镜质和镜形，系统地论述了光线通过各种镜子（主要是凹、凸透镜和透镜组 ）之后的成像原理。具有丰富的光学知识。书中创造了一些光学概念和名词来解释光学仪器的制造原理和使用方法。其中有些概念名词是错误的。《镜镜詅痴》还对各种铜镜的制造、对铜质透光镜的透光原理，对于冰透镜取火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它是中国19世纪上半叶的一部重要的光学专著，代表了清代中期中国的光学发展水平。 女数学家王贞仪(1768－1797 )，字德卿，江宁人，是清代学者王锡琛之女，著有《西洋筹算增删》一卷、《重订策算证讹》一卷、《象数窥余》四卷、《术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一卷。汪莱（1768－1813） 中国数学家。清代人，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卒于嘉庆十八年（1813）。字孝婴，号衡斋，安徽歙县人。出身贫苦，幼年读书不多，但刻苦用功，“不由师傅，深造自得”，终于博通经史及天文、数学。成年后以教书为业，与焦循、李锐共同探讨天文数学问题。1806年受聘负责测量六塘河入海口，供治河参考。1807年到北京考取八旗官学教习，入国史治纂修《天文志》、《时宪志》等民用历书。因修书有功，1809年被选授石埭县（今安徽石台县）儒学训导（主管文教），直至早逝。著有《衡斋算学》7册（1796-1805）和遗稿《衡斋遗书》9卷，由学生夏燮整理后合刻刊行（见《衡斋算学遗书合刻》）。他的主要贡献有：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方程理论，提出高次方程正根的存在及数目问题和方程系数应具备的条件，当方程的根均为正根时，得到了与三次方程韦达定理一致的结果；系统讨论了球面三角形6种基本问题的求解，分别得出了有解和无解的条件；得到一系列组合公式。他还对勾股问题、p进位制等问题有创见，著有《递兼数理》、《参两算经》等专著。其中《参两算经》是中国数学史上第一篇专论P进位制的著作，意义深远。此外，为观测和修历需要，设计制造过浑天仪、简平仪、一方、勺漏等天文仪器。 李锐（1769～1817） 中国清代数学家。字尚之，号四香。江苏元和（今苏州）人。曾受业于钱大昕门下，后入阮元幕府，整理数学典籍。实际主持《畴人传》的编写工作。著有《弧矢算术细草》、《勾股算术细草》、《方程新术草》，阐发中国古代数学的精粹。还曾对多部历法进行注释和数理上的考证，著成《日法朔余强弱考》。
分类: 资源共享 >> 文档/报告共享 问题描述: 又来这里求助了，各位有资料的奉献一下吧，谢谢谢谢 解析: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 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况就大不同了。 顾炎武曾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 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 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 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 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计：“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 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 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守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 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后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 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 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 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文，实行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宋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是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 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试。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27]。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所有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 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 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 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46] 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 试举二例：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 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 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 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 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 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 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 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 1.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 2.《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 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 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 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 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 1.《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 2.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 3.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 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古代文学不仅成就了一代代文人雅士,也缔造了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史;不仅有着极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历代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乃至普通人还源源不断地从中吸取营养,提高社会文明的步伐,提高个人的修养。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一) 1. 浅论《史记》的游侠精神 2. 论乌江流域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 3. 论乌江流域竹枝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 4. 论乌江流域古代贬谪文人的诗歌创作 5. 论乌江流域民间故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 6. 乌江流域历代碑刻文学艺术价值略论 7. 论王维山水诗田园的诗情与画意的交融 8. 论李白诗歌与道家精神的关系 9. 杜甫夔州行迹及诗歌创作考论 10. 负重生活下的自我寻求——从杜甫诗歌看其性格 11. 杜甫成都诗与夔州诗的差异比较 12. 试论李清照的词学观及其创作 13. 浅谈苏辛词风之异同 14. 论苏轼的出世和入世 15. 论高适诗歌深沉悲凉的风格特色及其成因 16. 试论杜诗中的“哭”字诗 17. 试探陆游的“梅”情结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二) 1. 论李商隐爱情诗中的缺失性体验 2. 杜牧、李商隐咏史诗比较 3. 论李商隐诗歌创作中的内转倾向 4. 论宋元时期的李商隐研究 5. 论李贺诗歌的神秘美及其成因 6. 论禅修队苏轼词境的影响 7. 论宋元明清时期黄庭坚诗歌的传播 8. 苏轼、黄庭坚诗歌艺术特征比较 9. 论黄庭坚诗歌对杜甫诗歌的继承与创新 10. 论通俗小说的历史发展轨迹 11. 论《金瓶梅》中的民俗描写 12. 论李贽对明后期文学创作的影响 13. 元代少数民族作家研究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三) 1. 从乌台诗案探苏轼政治悲剧的根源 2. 论李商隐爱情诗中的朦胧意境 3. 李白、王昌龄七言绝句比较 4. 论李白诗歌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5. 李白、李贺浪漫主义诗歌比较研究 6. 论李白诗歌的现实主义因素 7. 论李白的咏侠诗 8. 李白、苏轼的人生态度和诗风比较 9. 李白和杜甫对诗歌创作的贡献与影响比较研究 10. 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及其演变 11. 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探源 12. 论尚侠思想对李白诗歌的影响 13. 杜甫夔州时期的诗歌创作及其审美观照 14. 论杜甫咏怀咏史诗的超前意识和批判精神 15. 论杜甫人文精神的构成要素 16. 论杜甫的律师成就 17. 论白居易的闲适精神及其思想根源 18. 论李商隐咏史诗对杜甫咏史诗的突破创新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 2. 古代文学论文选题方向 3.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 4.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5.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范文
不同文化层次的人，面对同一文体阅读的层次是很不相同的，乡间不识字的老太太和大学里的教授在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时都会同情杜十娘，怒斥李甲、孙富。而不同在于乡间老太太没有教授更深入的从社会学、美学等方面去思考它的价值。读小说的人爱从小说中看“热闹”，这就是小说广为流传的原因，而鉴赏则必须跳出“看热闹”的境界。明清小说对于今天的学生而言，虽然有一定的市场，但其魅力肯定不如现当代小说，只要看一看古典名著和小小说各自在柜台的行销量就知道了，而存在的读者群中基于“古典名著”去读的也远大于了喜爱的理由。为什么学生缺乏对古典小说的热情呢？古典小说包括明清小说与现代社会的距离感造成了很大的阅读不适应，有学生在阅读《红楼梦》时，就奇怪，宝、黛整天除了吃喝，就不见他们学习，也不明白宝、黛的爱情价值究竟有什么值得称道。这是清代作品，写于1757至1778年左右，距离不过三百年间的时间，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呢？学生阅读的困难首先来自语言障碍，虽然这些作品使用的基本为当时白话，但对于今天的学生而言，已基本上相当于阅读浅易文言文了。更大的障碍来自生活情景的改变，由明清到今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学生很难想象三五百年前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甚至于每一个生活细节上都无法想象。学生对明清时代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认识，大多来源于真真假假戏说性的明清电视剧中，可*程度有限，有时甚至有错误认识的可能性。由此推出这样的结论是必然的，我们要鉴赏明清小说第一要务在于认识明清时代的社会生活。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整体处于较为稳定的时期。封建的政治体制更加成熟、完备，专制主义更加加强。同时也正走向没落和衰败，此时农耕文明高度发达，而商品经济在富庶的地方日益萌芽，在城镇中出现了大量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城市中一种有别于农耕社会的新的群体----市民阶层正在兴起。而同时属于这个阶层的思潮也渐兴起。如在清乾隆年间，山西就出现这样的情形，地方官员向皇帝禀告此地民风，第一流的子弟不再走科举之路，又往往都送去学经商，在明清小说中这样的离子当然就屡见不鲜了，如《白秋练》的男主人公，就是父亲不想让他走科举之路，转而经商，于闲暇读玩诗书引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重商轻农甚至蔑视科举这样的思想，虽然是一种“叛经离道”，这种思潮虽然在冲击着封建体制的大局。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在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时就会明白杜十娘为什么没把百宝箱的秘密告诉给李甲，直到被李甲出卖，十娘想用这些财宝去撬布政使老爷的家门，使他能接受自己，想用钱财打破封建门阀制度的壁垒，这种思想不但十娘有，《白秋连》中的女主人公被公公认可，原因也是白秋练善于玩期货，能预测物价跌落，一句话，能赚钱。社会生活的改变，使作家们的思想也在发生变迁。在思想文化领域受社会生活的影响，这种崇拜圣贤，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潮兴起。这使得文学观念也有了新的特质。于是我们在《三国演义》里看到了具有草根文化特质的“忠义”的极力歌颂。甚至极有点个人恩怨色彩的华容道放操也被作为忠义精神极力推崇。而在《水浒传》中我们看到的是“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而对造反作乱的农民起义的英雄极力歌颂。在《西游记》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也是那个自称“齐天大圣”公然叫嚷“皇帝轮流做”的孙悟空，而整个的《红楼梦》更具全身心的为那追求个性解放，要求自由平等，反对包办的命运的宝、黛的讴歌。课本中选取的小说甚至片段里都包好着崭新的思想的因子，如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杜十娘向封建伦理价值的抗争，也看到杜十娘面对金钱对人性尤其对美好感情的冲击所选择的最为悲壮的投水作为她的最后的反击。
戏曲源远流长，是我国的经典，不同地方的戏曲有不同的风格和特色，它让人赏心悦目，其情节有的催人泪下，有的振奋人心，多姿多彩，出神入化。小的时候，看见自己的父母看戏曲时，我总认为他们实在太老土，赶不上潮流，打死我我都不会去看那老掉牙的玩意。俗话说：“要知道梨子的味道，最好亲口尝尝。”不尝不知道，一尝吓一跳呀！今天的语文课上，当我珍惜仔细欣赏了中国别具一格的戏曲时，我真是为之震撼，原来我们中华民族的戏曲是那么的有艺术魅力呀！我真是井底之蛙呀！这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外国人又怎么能比得上？难怪呀，老一辈的人都是那么的热衷于这些戏曲，那么喜爱戏曲。我现在才感受到什么是“不看戏曲的人，枉做中国人”。不是吗？这些戏曲，就像我国的一部部历史，只有懂得欣赏它的人，只有懂得关注它的人，只有懂得挖掘它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深深地明白一个道理，戏曲是我们的国宝，戏曲是我们的国粹，戏曲是我们的国剧呀！我们怎能忘记它们？如今的社会，我们这些青少年们的视野，已经转移到流行音乐、影视和网络，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其实，当我们细心的欣赏我们的戏曲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犹如一个个精彩的历史故事，将历史的画卷一一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将我们带入了历史的隧道，让我们身临其境，让我们感慨不已。戏曲的艺术魅力，我们怎可忘记？我们要多去欣赏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让它永远永远放光芒，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 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我来提供几个有创意的论文题目：（1）从《儒林外史》、《镜花缘》到《儿女英雄传》——论清朝知识分子眼中的科举制度。这篇论文的要点：上述三部章回体小说都用了大量的篇幅表达作者对科举制度的认知，联系到今天的高考，也许楼主能从中挖掘出更深的内涵展开论述。（2）明末山水小品文的中兴与末路——论公安派和张岱的山水小品文这篇论文的要点：在分析公安派与张岱山水小品文的基础上，论述他们的作品与明朝中前期的散文相比有何进步之处，论述他们的作品与唐宋大家的作品相比有何不足。然后根据上面的对比，总结出明末散文“中兴”与“末路”的趋势（甚至可以联系清初桐城派的散文作对比）。（3）南戏对“曲”体裁的开拓——论《琵琶记》这篇论文的要点：根据高则诚的《琵琶记》，分析元末南戏在元杂剧的基础上有何创新，它为何能传诵千古，它又为走入死胡同的元曲注入了哪些新鲜元素，它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它怎样使“曲”这一题材焕发了生机（甚至可以论述它对后来明清传奇的影响）。上述三个论文题目，（1）是小说，（2）是散文，（3）是戏曲，分属清、明、元三个不同的朝代，楼主就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了，而且这些题目也有创意，不会走四大名著或关汉卿杂剧的老路，避免雷同。当然，能否把它们写好就看楼主自己的文学功力了。
文学与仕途的关系.文学与朝代的沉沦.
这年头，论文题目不好想啊，非专业的人不会想，专业的人，想出来题目就自己作了，也不会来给你，所以劝楼主有问问题的功夫，不如自己多看看书，自己想吧，有了方向，“文凭有限”就好解决了。
从元明清文学作品看经济变迁
论<<三国演义>>吕布的爱情观
把你QQ发给我，我传邮箱给你
我来提供几个有创意的论文题目：（1）从《儒林外史》、《镜花缘》到《儿女英雄传》——论清朝知识分子眼中的科举制度。这篇论文的要点：上述三部章回体小说都用了大量的篇幅表达作者对科举制度的认知，联系到今天的高考，也许楼主能从中挖掘出更深的内涵展开论述。（2）明末山水小品文的中兴与末路——论公安派和张岱的山水小品文这篇论文的要点：在分析公安派与张岱山水小品文的基础上，论述他们的作品与明朝中前期的散文相比有何进步之处，论述他们的作品与唐宋大家的作品相比有何不足。然后根据上面的对比，总结出明末散文“中兴”与“末路”的趋势（甚至可以联系清初桐城派的散文作对比）。（3）南戏对“曲”体裁的开拓——论《琵琶记》这篇论文的要点：根据高则诚的《琵琶记》，分析元末南戏在元杂剧的基础上有何创新，它为何能传诵千古，它又为走入死胡同的元曲注入了哪些新鲜元素，它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它怎样使“曲”这一题材焕发了生机（甚至可以论述它对后来明清传奇的影响）。上述三个论文题目，（1）是小说，（2）是散文，（3）是戏曲，分属清、明、元三个不同的朝代，楼主就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了，而且这些题目也有创意，不会走四大名著或关汉卿杂剧的老路，避免雷同。当然，能否把它们写好就看楼主自己的文学功力了。
1 明朝时代对中国发展进程的贡献与阻碍。2 清朝历代君主的得与失。3 从朱元璋和李自成看平民皇帝的成败。4 明清时代对中国疆土的贡献与损失。仅供参考哦
明清经济（外交）对当代的影响我可是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