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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权是个有胆略，顾大局，名事理，辨忠奸的人。2、吴太祖大皇帝孙权（182年－252年5月21日），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生于下邳（今江苏徐州市邳州）。三国时代东吴的建立者。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在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中打下了江东基业。建安五年（200年），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之掌事，成为一方诸侯。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与刘备建立了孙刘联盟，两军联合于赤壁之战中击败曹操军队。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派吕蒙成功袭取刘备的荆州，使其领土面积大大增加。黄武元年（222年），孙权被魏文帝曹丕封为吴王，建立吴国；黄龙元年（229年），孙权正式称帝。孙权称帝后，设置农官，实行屯田，设置郡县，并继续剿抚山越，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他又多次派人出海。黄龙二年（230年），他派卫温到达夷州。孙权晚年在继承人问题上反复无常，引致群下党争，朝局不稳。太元元年（252年）病逝，享年71岁，在位24年，谥号大皇帝，庙号太祖，葬于蒋陵。是三国时代统治者中最长寿的。孙权亦善书，唐代张怀瓘在《书估》中将其书法列为第三等。
孙权的形象是少年老成、英雄盖世的守成之主。其最大成就是抵抗住曹操的进攻，以江东之地成就帝王之业，同时不时希望脚踏中原。作者借孙权的英雄形象，希望表达自己恢复中原之心，同时批评南宋的败家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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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孙悟空之形象是否有原型，原型为何，始终是一个难以被淡化的学术问题。凡治《西游记》者，大都难以回避这一学术悬案。 近百年来，关于孙悟空形象的原型研究始终包括文化原型和现实原型两个层面。关于文化原型的探讨影响很大，几乎构成孙悟空原型研究的主体。其开始于本世纪初的两位文学史大家鲁迅和胡适，他们的学识、地位使他们的结论获得了无可争辩的权威性，而且也使文化原型显得更具有原型意义的重要因素。八十年代之前，鲁迅的“国产说”（即认为孙悟空形象是由唐人传奇《古岳渎经》中的淮涡水神无支祁演化而来的，详见《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卷九）和胡适的“进口说”（即认为孙悟空形象是由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的猴子国大将哈奴曼衍化而来的，详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版）影响相当深远，相继生成的其他观点亦与之大同小异，多无法绕过他们。 八十年代后，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鲁迅和胡适的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其中，风行于八十年代中期的所谓“混血说”影响最大。“混血说”的首倡者是持“进口说”的季羡林先生。他在《罗摩衍那初探》中指出：“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基本上是从印度《罗摩衍那》中借来的，又与无支祁传说混合，沾染上一些无支祁的色彩。这样看恐怕比较接近事实。”这是“混血说”的滥觞。之后，蔡国梁、萧兵等先生的论述（详见蔡国梁《论孙悟空的血统》、萧兵《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明确阐述了孙悟空形象原型与无支祁和哈奴曼的承继关系。混血说渐具形态。 八十年代末，张锦池先生率先将取经故事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加以观照整合，纳入一向受到忽略的《三藏法师传》，并将其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平话、小说等构成完整的流变系统。他从对“说话家数”的考辩入手，捕捉出潜隐于孙悟空形象流变过程中的宗教文化密码，指出孙悟空形象在流变过程中曾经具有的长生、修炼、偷窃、好淫等特点，恰恰契合于道教系统的“修炼猿”，与佛教猿猴故事的“听经猿”关涉甚少，从而论证了孙悟空的形象孕育于道教猿猴故事的凝聚、发展于释道二教思想的争雄、定型于个性解放思潮的崛起（详见《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北方论丛》1987年第5期）。 张锦池先生的论述仍可以归之为“国产说”，它为鲁迅以来的国产说提供了扎实有效的论据，从而为诸多研究者所认可。 关于孙悟空形象的现实原型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影响较大有两说。一是五十年代起流行至今的唐代高僧释悟空说。释悟空的俗家姓名叫车奉朝，天宝十年随张光韬出使西域，因病在犍陀罗国出家，贞元五年回到京师，在章敬寺修行。释悟空较玄奘晚了四十多年，但是他的出境地点也始自安西，并且回来时在龟兹、于阗等地从事翻译和传教活动多年，在当时的西域地区影响很大，亦在民间留下了许多事迹和传说。由此，多有学者认为，在“取经”故事漫长的流变过程中，人们逐渐将释悟空的名字与传说中陪同唐僧取经的“猴行者”的名字联系并捏合在一起，逐渐形成后来《西游记》故事里的“孙悟空”艺术形象，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参见孟繁仁《西游记故事与西夏人的童话》）。目前，此说还留有进一步研究和发现的空间。 张锦池先生从取经故事流变系统中亦得出结论，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为《三藏法师传》所载玄奘西行最困难时所收胡人弟子石磐陀。理由是：孙悟空之于唐僧和石磐陀和石磐陀之于玄奘，（1）向导作用相类；（2）解厄作用相若；（3）行者身份相同；（4）师徒间微妙关系相似；（5）石磐陀乃胡僧，胡僧与“猢狲”音近，在宗教思想指引下，“唐僧取经，胡僧帮忙”易传为“唐僧取经，猢狲帮忙”，从而也就为玄奘取经故事的神魔化提供了契机（详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故事源流考论》，《求是学刊》1990年第1期）。作为“一说”，张锦池先生的结论是否颠扑不破，还有待于学界的继续研讨。 2001年12月11日《工人日报》的记者署名文章让人吃惊不小。文章指出，著名的敦煌学学者段文杰先生多次考察敦煌壁画并根据历史资料确证：孙悟空原型是石磐陀，其家乡在今甘肃省安西县锁阳城一带；甘肃省安西县据此在日本东冈、东京举办了敦煌壁画临摹摄影展，影响很大云云。新奇之余，笔者重新拜读了段文杰先生的相关著述《新发现玄奘取经壁画考》等，得知，原来段文杰先生在孙悟空形象文化原型方面亦是持鲁迅“无支祁”说，不过他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是释悟空，并没有提及石磐陀，所谓“根据史料确证”云云在段文杰先生的论述中寻不到蛛丝马迹。如此看来，可能是记者的疏忽导致了“张冠段戴”，以至误导了数十家媒体的纷纷转载（仅笔者于互联网了解，即有十几家媒体转载了这一消息），甚至加以生发。其结果，或许能实现为文学形象孙悟空落实籍贯的良苦用心，却没有表现出对学术前辈段文杰先生负责的态度。敦煌学是国际显学，海外学者都十分关注其研究动态，当他们面对段文杰先生的著述和某些媒体的炒作时，或许会提出疑问，甚至产生困惑。如此，则难免损伤段文杰先生以及相关媒体的声誉。这不能不让《西游记》研究者和爱好者忧虑。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编辑部（150080）副编审，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原载《光明日报》2002年4月27日）
：《西游记》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而其主人公孙悟空的形象更是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孙悟空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长期以来存在着许多不同看法。有人说是农民英雄，有说人是起义叛徒，有人说是新兴市民，有人说是开明地主；还有人提出，大闹天宫时他是急于向上爬的野心家和愚蠢的罪人，而西天取经时则是理想的奋斗者和改革的英雄。其实，不去追述他的政治倾向，单就其人格魅力，以我们当今时代的眼光去看，无论是大闹天宫时的英雄气概和叛逆精神，还是西天取经时屈服的嫌疑和造福于人群，都只是他人生里成长的阶段，是一个人实现其人生意义的路程。在孙悟空的人生里，前一阶段他是个率性而为天真烂漫勤奋聪慧的孤儿，后一阶段这个孤儿在多年沉寂后一举奋发，一路斩妖除魔，忠心护主，为民除害，造福苍生，终于修成正果，功德圆满。
孙悟空是《西游记》的中心人物，他的故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花果山称王到大闹天宫，主要表现他反抗神权正统、追求自由的叛逆性格。二是护卫唐僧西天取经、集中体现他不畏自然艰险。征服邪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前后两个阶段的斗争对象不同，性格基本一致。 要分析他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聪明机智、不畏艰辛、心丝急躁还有是他敢于斗争、藐视一切封建权威的叛逆精神的化身。 孙悟空本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上的一只石猴子，他出世后，就在仙山福地过着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府所拘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在龙宫、他“唬得老龙王胆战心惊，小龙子魂飞魄散.”在冥府、他使十殿阎王躬身作揖。他敢自称齐天大圣，高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口号。大闹天宫、打那些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把玉帝吓得惊慌失措。平日里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水界、冥府、天宫等最高权威在他面前一个个威风扫地。此外，他还敢于辱骂如来佛是妖精的外甥，骂观音菩萨“该她一世无夫.”对人间之王,他更是蔑视.他对乌鸡国国王说:"老孙若肯做皇帝,天下万国九州皇帝都做遍了.朱紫国国王生病,他就用马尿配药丸给国王治病. 这种无法无天,敢于向神、佛、天庭、地府、水界、人间一切权威挑战的反抗精神,追求"自由自在"生活的强烈愿望,是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的基本特点
愚意以为三国中能称得上真英雄的领袖人物，唯有曹操曹孟德一人而已。何谓英雄，如吕布徒逞武力，妄加杀戮。不过一勇之夫。如刘备，为求权欲，至国家安危人民疾苦于不顾，不过一枭雄。想那曹操，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所求全为国家统一，人民安泰。自黄巾之乱起，一生为朝廷征南荡北，扫除无数隐忧大患。位极人臣时，九五之坐近在咫尺却从不伸手，真英雄之名,舍他其谁！刘备,不过一面厚心黑的无耻小人.孙权,不过一承父兄余荫的公子哥儿.如何能与曹公相比！若非赤壁之战时运气太差碰上了传染病和东南风.曹操早就统一全国了.那时以中国人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只会有赞誉之美言,那还会有奸雄之骂名.那一句"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正是他一生最佳写照. 曹魏之奠基者，魏国之武帝者，曹操 功劳之最高者，争议之最多者，孟德 曹操，文武具备且双全者，上能治军下能治民者 孟德，文臣武将以鲫数之，战场胜败以乐观之 杀人如盗匪，求贤如文王，打仗如孙吴，其心如野狼。
首先，我们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脱离现实、耽于幻想、行动盲目的这样一个人。他因读骑士小说入了迷而想入非非，丧失了基本的理性。他把骑士小说的描写当成现实生活，无视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时代，企图以自己的游侠行为来复活过时的骑士制度，把单抢匹马打抱不平当做主持正义、改造社会的途径。他沉浸在幻想中，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感觉和判断：他把穷旅店当作城堡，把妓女当成贵妇，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把皮酒囊当作巨人的头颅，把羊群当作魔法师的军队。在他眼里，处处有妖魔为害，事事有魔法师捣乱，因此他到处不分青红皂白，对着臆想出来的敌人横冲直撞，乱劈乱刺。结果呢？虽然他是出于善良的动机，怀着满腔的真诚，但却只能是四处碰壁，受尽嘲弄和伤害，使自己成为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最令我们为堂吉诃德感到辛酸的是他的爱情梦幻。《堂吉诃德》中写了许多的爱情故事，但这样的爱情故事没有一件是发生在堂吉诃德的身上。他梦幻中的心上人杜尔西内亚，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但我们又看到她无时不在堂吉诃德的左右――他成功时梦到她，失意时想到她，寂寞时想到她，热闹时也想到她。他可以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污辱，但他不能忍受别人对杜尔西内亚美貌的怀疑; 他在冒险途中遇到过无数个美女，但他认为没有人能和他的杜尔西内亚相比。直到最终他被击败，他还在为杜尔西内亚的美丽辩护――为此，他不惜放弃自己的荣誉和生命。堂吉诃德在最后一次返乡途中，念念不忘的不是自己已经被毁掉的名声，而是爱情给他造成的伤害――这种伤害当然只有他想象中的杜尔西内亚给得了他。堂吉诃德没有爱情，有的只是一个爱情梦幻，至多算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但他为此却受尽了磨难，尝尽了屈辱，这又是多么的可笑、可悲、可叹！其次，我们又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痛恨专制残暴，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向往自由，把保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清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许这就是他那理想化的骑士道，但他对此是如此的迷恋和执着，如此的不可思议，已完全变成偏执;而且这种偏执不是一般性的，在他心目中它已经是全部了。因偏执而行为变得疯狂，于是大家都把他当疯子，觉得他可笑。但他从不怕人们议论与讥笑，更不怕侮辱和打击，虽然四处碰壁，但却百折不悔，一片赤诚，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改变初衷。对于他来说，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说，他之所以珍重自己的生命，无非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活着是为别人，为自己的弟兄，为了铲除邪恶，为了反抗魔术家和巨人等压迫人类的势力。他坚信自己的理想，愿意一片挚情地为这个理想而尽忠。再有，我们可以这样说，堂吉诃德为实现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精神令我们折服，他是一个永不妥协的斗士。堂吉诃德敢于为主持正义、清除罪恶而忘我斗争，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敌人，他都毫不怯懦，永不退缩。他把磨坊的风车当作巨人，毫不犹豫地挺枪拍马冲过去;他把皮酒囊当作巨人的头颅，不顾一切的提矛杀去;他把羊群当作魔法师的军队，纵马大加杀戳。他跟比斯盖人进行恶战，跟杨维斯人进行搏斗; 他为一个被曾经诱骗她的人无情抛弃的女人，而和抛弃她的人进行决斗; 他甚至敢单枪匹马面对一头凶猛的狮子而毫无畏惧之心。总之，堂吉诃德敢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即使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这种不屈不挠、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实在是足可令人敬佩的。总结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身上既有滑稽可笑的特点，又有严肃认真的思考; 既荒谬绝伦，又崇高伟大; 既有喜剧性，又有悲剧性，是一个可笑又可悲、可乐又可敬的具有双重性格组合的人物形象。堂吉诃德形象的主要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从两方面来看：(一)、堂吉诃德的形象彻底完成了作者赋予其的打倒骑士文学和骑士制度的使命。13世纪，骑士小说在欧洲颇为流行。到了16世纪后，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没有它的市场了，可是在西班牙仍然大量兜售，而且泛滥成灾。这种小说结构千篇一律，情节荒诞离奇，都是虚构一个英勇无比的骑士，经历数不清的惊险遭遇，遇上说不清的爱情纠葛，为国王、贵族去拼命，而最后总能大获全胜。宫廷和教会利用这种文学，鼓吹骑士的荣誉与骄傲，鼓励人们发扬骑士精神，维护封建统治，去建立世界霸权，而许多人也沉湎在这种小说中不能自拔。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塞万提斯亲身体会了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给西班牙带来的痛苦与灾难，因此他憎恨骑士制度和美化这一制度的骑士文学。他要唤醒人们不再吸食这种麻醉人的鸦片，从脱离现实的梦幻中解放出来。塞万提斯曾一再宣告自己的创作动机是要“攻击骑士小说”，“要扫除骑士小说在社会上、在群众中的声望和影响”，“把骑士小说那一套扫除干净”。作者正是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这一典型形象，通过描写堂吉诃德的荒唐行径，以及他屡屡碰壁、事事失败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骑士的长矛、甲胄已经进了历史陈列馆，逆时代车轮而行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作者利用堂吉诃德这一形象无情地嘲笑和抨击了腐朽荒唐的骑士制度和流行的骑士小说，指出它对人的毒害，从而给骑士小说以致命的打击。实际上，它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自《堂吉诃德》问世以后，西班牙的骑士小说便销声匿迹了。(二)、堂吉诃德身上寄托了作者人文主义的理想，体现出了其时代意义。《堂吉诃德》这部小说产生在“文艺复兴”这一新旧交替的转折时代里，它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作者把这些人文主义思想通过主人公堂吉诃德的行为、或借了他的口传达出来，也就是说，作者把这些人文主义思想灌注到主人公堂吉诃德身上了。1、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首先表现为反对封建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基本上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的代表作品都表现出反封建反教会的主题。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是这样。反对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实质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反对贵族特权，反对那些倒行逆施、不合时代潮流的行为。塞万提斯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这个形象，无情地嘲弄和抨击了这些行径，扫荡了这些毒害人们的思想，加速了骑士小说的消灭。正是堂吉诃德形象的巨大成功，才取得甚至超出作者预想的效果。2、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反对专横残暴，追求自由平等。堂吉诃德同情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痛恨专制残暴，向往自由，把维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消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理想。他诅咒他的时代是“万恶的时代”，“世风日下，邪恶横行”; 他主张“一切东西都平等”，认为“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他放走苦役犯是因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奴隶未免残酷”; 他还认为人的社会地位的尊卑是暂时的，只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贵。他尊敬妇女，主张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自由; 他赞扬巴西琉追求爱情的勇敢和机智。这些都表达了人文主义者的心声。堂吉诃德对自由、对平等、对爱情、对司法制度，甚至对文学艺术都有新的人文主义见解。在他的荒唐行为中潜藏着高贵合理的因素，使人觉得他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这也正是读者所喜欢他，同情他的重要原因。3、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小说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世纪，封建阶级和教会别有用心地漠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他们的作品滥用梦幻、象征等神秘主义手法，歌颂上帝和天堂。由于“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人文主义作家否定了中世纪不重视活生生的现实而重视虚无的天国的荒谬。他们热爱现实生活，深入现实生活，表现现实生活。人文主义文学表现了丰富多彩的人间生活，揭示了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塞万提斯认为文学应是“人生的镜鉴”，“只是摹仿自然，自然便是它唯一的范本”。(2)《堂吉诃德》是欧洲近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围绕堂吉诃德的三次出游，随着他的行踪所及，以及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思，真实地反映了16至17世纪初西班牙广阔的社会生活，暴露了封建制度下各种丑恶与腐朽，表现了作者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小说出现过店老板、妓女、囚犯、公爵、闺秀、农妇、商贩、仆人、牧师、公差、理发匠和牧童等各式人物。从田野到森林，从农村到城市，从客店到城堡，从陆地到海岛，我们可以饱览西班牙的城乡风光和人民的风俗习惯。作家把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进行对比：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豪华奢侈，贵族子弟倚仗权势，强占民女; 另一方面是千千万万的农民衣不蔽体，食不裹腹，从而批判了迫害人的封建制度。《堂吉诃德》通过具体，生动的描绘，真实地反映了西班牙王国已经百孔千疮，不可救药的政治局面。堂吉诃德游侠冒险的思想基础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希望出现一个理想的“黄金时代”，但现实社会却是“多灾多难的时世”。所以他立志改变这种丑恶的现实，决心“解救一切苦难，经历一切危险”，于是我们见到了这个充满人文主义理想的堂吉诃德。四、最后，谈谈关于对堂吉诃德形象的不同认识与理解的问题。堂吉诃德的性格是如此的复杂，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对他可能有各不相同的理解。《堂吉诃德》刚出版时，人们只把它看作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故事，一个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它最早受到重视是在17世纪的英国，英国小说家菲尔丁强调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他指出，这个人物虽然可笑，但同时又叫人同情和尊敬；到了18世纪，法国人则把这个西班牙骑士改装成一位有理性、讲道德的法国绅士。到了19世纪，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堂吉诃德又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角色，既可笑又可悲。（3） 一些文学大师对《堂吉诃德》的评价也不尽相同。英国的拜伦慨叹堂吉诃德成了笑柄；法国的夏多布里昂看到的是堂吉诃德的伤感；德国的希雷格尔把堂吉诃德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或“悲剧性的傻气”；而海涅对堂吉诃德精神则“伤心落泪”和“震惊倾倒”。（4）这里让我们来看看近一个世纪以来“堂吉诃德”在中国的一些遭遇。20世纪初，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把堂吉诃德带进中国，不久，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有关同仁就指鲁迅为中国的堂吉诃德。于是，引发了关于“中国的堂吉诃德”的争论。堂吉诃德成了左翼作家讨论中国革命之目标与任务的一个切入点。鲁迅曾公开辩诬，并藉西欧、俄罗斯等外国作家的解读，谓哈姆雷特“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堂吉诃德则“毫无烦闷，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鲁迅在《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后记”中说，“堂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糊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
简单。深度，你应该有基础，对于人物的理解文学基础；比如我喜欢诸葛亮我知道他的优缺点做事怎样怎样。创新，别具一格，多角度多立场，最后综合评论，如我不喜欢诸葛亮，我知道他这个那个缺点使他没有完成辅助刘备的大业。写人物，先从背景开始了解他的一切然后再做评论，写时通过他各个时期的典型事件来描述外加一些自己的评论。要丰富深刻，不要有废话
试析罗贯中塑造曹操形象【内容摘要】：曹操形象一直颇受关注，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是写得非常成功的。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集民间、历史、个人因素于一身，从而将一个光辉典范的艺术形象永远留在了人间……【关 键 词】：曹操形象 民间性 正统思想 历史因素《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它同《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齐名，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小说名著。其四书各有所长，单就人物塑造上说，我偏爱于《三国演义》。书中人物颇多，像曹操、诸葛亮、周瑜、刘备、关羽、张飞之辈；吕布、张辽、赵云、于禁、李典之流。哪个不是英雄，有谁不是毫杰。有的是治世能臣，有的义气云天，有的智勇双全，有的忠贞不渝，当真是永放春秋，流芳百世。这些人物中，或忠或奸，或美或丑。其中，曹操、诸葛亮两个人物是全书塑造最成功、最中心的人物。曹操是粉脸奸臣，诸葛亮是治世能臣。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比。诸葛亮流传千古，曹操遗臭万年。这好像有些不公平，但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它，也不讨论诸葛亮，专门讨论曹操。关于曹操的形象，近来争议颇多，特别是建国初期，兴起了一股为曹操翻案的热潮。一些在文学上颇有建树的同志也被卷入其中，像郭沫若就是其中之一。他说：“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一大歪曲”。1但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我们应该要区别对待，且不说曹操是否是历史上的歪曲，只说罗贯中是如何塑造曹操的，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为什么是个否定典型，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近来论争中涉及极少的，在这里，我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以便大家参考。一、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我国历史上的“三国”，本身就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各色人物闪亮登场，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就记载了许多生动的三国故事，三国过后，在民间不断流传和丰富着三国故事。据杜宝《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看水上杂戏，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故事，晚唐诗人李商隐有《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可能是最早的记载之一，到宋代的“说话”艺术中，已经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可把“说三分”当作职业来做，说明三国故事在民间是非常流行的，人民也十分喜欢。还有，宋代苏轼《林志》曰：“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的“说话”已经有了尊刘抑曹的倾向。到元代，有三国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也记载了三国故事。其事故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轮廓，并以蜀汉为主线，还串以大量的民间传说，为后来罗贯中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素材。2在金元时期的戏曲舞台上也出现了大量的“三国戏”，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就有《赤壁鏖兵》等剧目，使三国故事得以更加丰富。再后来，元明之际的剧目中，以“三国”为题材的就有六十多种，并且有半数以上是以蜀汉人物为中心，颂扬刘、关、张的义气，而贬斥曹操的奸狡。具有明显的反曹倾向。罗贯中就是在这些民间传说，戏剧舞台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三国演义》的。作为任何一个作者，他在创作前，都会考虑作品的可读性，要使作品流传千古，就必需符合人民的胃口，即符合人民的思想感情。罗贯中也不例个，在创作《三国演义》时，采用民间传说来迎合人民，而三国故事在经过隋唐宋以后，就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尊刘抑曹倾向，他在创作时也就自觉与不自觉地保留了尊汉抑曹的观点。也就是在塑造曹操这个人物形象时，自觉与不自觉地把他归为否定形象的一面，并加以夸张的艺术手法，使一个粉脸奸臣、狡诈枭雄，玩弄权术于一身的曹操出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罗贯中在塑造曹操这一形象上，民间传说中的尊刘抑曹的倾向，差不多起了决定性作用。3他只能将曹操写成一个老谋深算、阴险狡诈的形象，而不能把曹操写成一个像刘备、关羽、张飞式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塑造的最中心、最成功的人物——诸葛亮、曹操两个人物都流传千古，诸葛亮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超人的才智，冷静的头脑，在他身上，集中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才情和智慧，以及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而曹操则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他的身上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诡诈、残忍、多疑、机变等一系列特征，是封建统治者的典型。关于这点，黄立新老先生说得较清楚：“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确实是个有作为的人，他代表了当时寒族地主阶级利益，……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存在着阶级的残酷，狡诈的恶德。”4这两个人物一正一反，开成鲜明对比。而这两个人物都是在民间深受人民喜爱的，但具有明显的偏重倾向，总是将诸葛亮归为正义，而把曹操当成灾星，是人民的大敌。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很可能也是出于无耐，才把他写成这个样子的。在这里还要注意一下《三国演义》的版本，目前，学术界认为最可靠的有两种本子，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是《三国志演义》。前者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回，明代嘉靖年间刊刻，较接近罗贯中的原本，但文字粗朴，内容平易。后者全书一百二十回，是经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增删评点的本子，毛氏父子主要在回目、文辞、论赞、诗文等方面进行了整理，修改，使全书更加紧凑完整，大约成书于康熙年间，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本子，我们能看到的大多是毛氏修订本。在书中，有明显的尊刘抑曹倾向，对我们了解曹操的本来面目有些困难。所以有许多人对曹操这个形象产生了怀疑，书中的艺术形象与历史上的政治家有了一大段的距离，这就是罗贯中的民间性原因所致。二、罗氏的时代正统思想的射映作为历史人物，承担后人的是是非非，好像是不可推托的责任，不管他对历史有多重大的作用，只要后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会有天壤之别。就曹操而言，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没理由否认，但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确实是个被否定的典型。却也有颂扬的地方，如曹操大破袁绍于官渡，以不足敌方十分之一的军力而把敌方打得一败涂地，使其一掘不振，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罗在《三国演义》中，对曹操有褒有贬，有扬有抑，这不能说不与罗氏的生活时代，价值取向无关。关于罗贯中，我们知之甚少，据明人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竞不知其所终”。由此可知，罗贯中大略生活于元末明初。5作为生活于两朝之交的时代，目睹了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建立。历经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有可能他还参加过农民起义，因明人说罗贯中“有志图王”，6从这点看，他应是元明间人。鲁迅也说罗贯中为“元明间人”。（见《中国小说史略》）。对于生活于这样一个动荡年代的作家，他的创作肯定会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当时的起义以恢复汉族政权为号召的，把北方元朝政权比做三国时的曹魏政权，这在当时是符合人民的思想感情的。从宋起，汉族政权就屡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掠，退居偏安江南，就早也把北方政权比做曹魏了，罗贯中也是当时人民之一，对北方政权（元朝政权）当然有一定的否定因素。这根本不足为怪，完全可以理解，他的《三国演义》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写成的。元朝政权眼看就要崩溃，他不可能还要对元朝政权大加赞赏，而把曹操写成一个有德之士吧！他反对元朝政权，也就是反对曹魏，即曹操，为了符合人民的思想感情，把曹操塑造成一个否定性形象，也是无可厚非的。在这里，还存在一个时代价值取向和正统思想的问题。所谓“正统”，不过是统治者为其统治的合法性而控制人民的思想武器。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找借口，以让人民承认政治权力之合法性。7或说政权的来源承接尧、舜的禅让，或说统治区域是中原——黄河流域，或说自己乃皇室后裔，最终却是一个目的：巩固统治，与人民的利益关系并不大。三国以后，各朝统治者有各自的正统观念，晋朝是承魏而建，它就以魏为正统，以蜀汉为非正统。陈寿著《三国志》就以曹魏为正统，以蜀汉为偏霸的，到宋代，又出现了民族并存政权，金、辽、宋并存，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都把自己说为合法政治权力，金、辽在北方，自比曹魏，地统中原，是正统；宋地处南方，偏安江南，势如蜀汉，以蜀为正统思想。而罗贯中的时代，起义以恢复汉族政权为号，也就是和宋的正统观一致，因而，就得否定曹魏的正统，既否定曹魏，也就是否定曹操，在作品中，曹操就不能堂而皇之了。也就是说，罗贯中不可能在作品里给曹操脸上添光，而是有些加黑。三、抹不掉的历史前面，我们以作品的民间性和时代性两个方面论述了罗贯中在塑造曹操的形象时，有意无意地将曹操写成一个反面人物，使封建地主阶级的本质特性能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以作为作者的一个借托。但就这两方面的影响，还不足以说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曹操形象的塑造。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书中的曹操不止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还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有好，也有坏，坏中有好，好中有坏，让人捉摸不透。要不然也不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从这点说，我们不得不承认罗贯中的高超绝技，既然是好坏兼备，而前面我们都说的是影响罗氏塑造曹操坏形象的方面的因素，那么，又是什么影响罗贯中在写曹操时大加赞赏的呢？《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它就必得尊循历史，受历史的影响较大，往往是实多虚少。生活于三国时代的曹操，罗贯中固然不能了如指掌，只能通过“小说”、史书等材料来对其了解，而最权威的史料莫过于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陈寿《三国志》中，曹操是三国时期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现在，我们还应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8他在当时文学领域独领风骚，在他的昌导下，“建安文学“得以发扬光大，他自身也很有成就，诗文并茂，独树一帜，现今还有多篇文章流行于世，《嵩里行》大家想来不会不知道吧，这就是曹的佳作之一。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说他是一位文学家一点不过分。在《曹操集》的出版说明中，开篇就说：“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人，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9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曹操的确是我国三国时期一位杰出的统治者。在他出生的前后，社会矛盾加剧、阶级矛盾激化，世家贵族地主阶级控制的东汉政权开始瓦解，并面临崩溃。在公元一百八十四年，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形成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地方割据势力集团。曹操也是其中之一，他推行法家治国思想，使自己的实力逐渐加强，通过二十多年的争斗，终于统一了北方。曹操认为要进行统一战争，就必需得效法于秦汉，实行法家的耕战政策，大兴屯田，用各种办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的《置屯田令》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10这段文字足可见其屯田强兵之策，还有《败军令》、《孙子注》中，都反映了他主张法治的观念，反对礼治的尊法反儒思想。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可取之处，我们今天不是在高喊“依法治国”吗？不就是效法于古吗？陈寿《三国志》这样评价曹操：“汉末，天下大乱，雄毫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擥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权，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好一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可能算是对曹操较为公平的评价。历史上的曹操，系统看来，他有五大优点：11第一，生机勃发，勇于进取的政治家风度。这在《三国演义》中也颇为显眼，从曹操一出场开始，便有所反映。当董卓作乱，群臣措手无策，只是痛哭时，曹操站出来说：从早哭到晚，从夜哭到明，就能将董卓哭死吗？群臣异样，操便出了个刺杀董卓的主意，并由他自己去执行，但刺卓未获成功，他却来个跪地献刀，瞒过董卓，潜逃乡里，但各诸侯争势夺利，迟迟不肯进兵，曹操便问：“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又曰：“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却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矣。”12这是何等精妙的分析，可惜，各诸侯各怀异心，否则，这段历史又将是另一种写法，这里，也可看出曹操的勇于进取的政治家风度。第二，唯才是举，随能任使的博大胸襟。关于曹操唯才是举，历来受人称赞，他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文史天地》写到：“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堪称曹操的文胆，阮瑀被曹操网罗的过程，颇有戏剧色彩，当初，曹操雅闻其名，征召他出来做官，不应，连连逼促，阮瑀乃遁入山中，不料，曹操有一颗火热的心，不肯罢休，使人放火烧山，阮瑀招架不住如此热情，只得出山。13投其门下，这是说他求才不择手段，却可看出他“求贤若渴”。不止如此，像敌方的徐庶、周瑜、关羽他都想聘用。他曾以强力将徐庶聘归营帐，而徐庶却不献一策。他对周瑜的聘任：“曹闻听周瑜年少有美才，乃秘密下扬州，遗蒋于往说周瑜，可惜周瑜不为所动，否则，‘亦壁之战’这一页将是另一种写法。”第三，赏功罚罪，严正不苟的法治观念。曹操能统领百万雄师，靠的是什么，是严正不苟的法治。古者有云：“法不加于尊”，而操则不然，他的战马受惊，误入麦田，按曹操自制的军法，践麦者斩首，而自制法又自犯法，他觉得不加法于已，将无法服众，于是想出了“割发代道”之计。既打破了“法不加于尊”的古训，又维护了军法的权威。两全齐美的事，何乐而不为？况且，割掉几根头发，也不是什么大碍。曹操在《败军令》中说：“司马法”“将军死绥”，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可见他赏功罚罪，正大光明。举个实例：淯水兵败后，夏侯敦部下乘乱掳掠，受到于禁严历制裁，被制者不满，反污于禁造反，而于禁不加申辩，仍全力整兵迎击张绣，义无反顾。战后，操当即表彰于禁：“淯水之难吾甚狼狈，将军在乱中能整兵讨暴，有不可动之节，虽古之名将，何以加之。”封于禁益寿亭侯，同时责夏侯敦治军不严之过。这可算是做到了赏罚公平。第四，体恤百姓，保持农业生产，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在征张绣时，号令三军，不准作践麦田，不准掳掠百姓，违者“斩首”。在征袁绍时，重申军纪：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罪。攻克冀州后，便急令宣布：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尽免今年租赋。这些都是他民本思想的具体表现，以民为本，实乃俊杰。第五，不畏人言，不惮风险的精神。在汉末，“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吞八荒，权势越大，各公卿，士大夫便群起而攻之，对其大加猜忌，谤议，而曹操则无所谓，无意激流勇退。以上几点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也是历代英雄的志气，曹操具有这几个优点，也算不枉为英雄了，而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这些优点都是有迹可寻的，说明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还是采纳了历史因素的。不光如此，有时还加以夸张。这就是历史演义小说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的缘故。四、我的一些说法综上所述，罗贯中在民间传说的影响下，对曹操采取了抑制的办法，作品反映出来的就只能是一个否定形象；而罗贯中的时代背景，也不容许他对曹大加赞扬；受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曹操在罗贯中笔下不能翻飞为“诸葛亮”式的人物，诸葛亮要他来衬托。就这两方面来说，曹操的形象被塑造成否定人物，也势在必然。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曹操虽是奸诈，却也善良，并且，还为老百姓作了不少好事，对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功不可没。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就应该以实为本，以虚为补充。罗贯中在塑造时也没忘了这一点，将曹操写成了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人物，说他简单，是说他可用一个字概括——奸；说他复杂，是说他丑中有美，美中有丑，恶中有善，善中有恶，让人捉摸不透。我们在读《三国演义》时，就只读到了简单的一面，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喊为曹操翻案，看来，我们还需再读一遍，去体会罗贯中写曹操这个人物的苦衷。注释：1见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6版2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卷四，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3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奉“蜀以宗室为正”。由此，在明间开始了尊刘抑曹的传说。4见黄立新《关于<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真实问题》（《古典文学论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版）5贾仲明《书录鬼簿后》写于永乐二十年（1422），时80岁，据此，可知元至甲辰（1364）时，他22岁，罗贯中与他为“忘年交”，则当属1315年左右生人。6见明人王圻《稗史汇编》7参见汪文学《正统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8袁行霈编《中国文学史》卷二第2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9见《曹操集》上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10见《曹操集》上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11参见刘敬圻《<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12见《三国志·武帝纪》13见姜洪、姜海《曹操爱才》（《文史天地》2004年第3期）参考书目：1《三国志集解》（卢弼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2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1958年3 《南村辍耕录》（陶宗仪著）四部丛刊本4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著）中华书局1985年5 《三曹资料汇编》（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中华书局1980年6 《曹操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74年7 《古典文学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8 《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9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0 《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出版社1983年11 《三国演义纵横谈》12 《另古代文学史问答》（曹基础、陈新璋、罗东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13《文学评论丛刊》（古典文学专号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浅析现代标志中的文字创意摘要：文字不仅是标志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能发挥人聪明才智的设计载体。文字在标志中的具体应用，不仅仅是作为视觉形式的表现，更是一种具有深层含义的精神内涵，展示了这个时代多彩多姿的精神风貌。现代标志中的文字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标志主体赋予它的伟大使命。关键字：汉字 字母 数字 综合 书法 民族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文字从来没有象现在一样呈现出如此蓬勃的生命力，从丰富的商品到精彩的电视节目，以及街头缤纷夺目的广告……文字及其符号包围了我们，无处不在。文字不仅是标志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能发挥人聪明才智的设计载体。在数字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字体符号无疑具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和视觉感染力。通常所讲的文字设计，包括汉字型、字母型、数字型。字体作为人类传达思想的一种视觉符号，本身就包含有特定的造型意念。以文字构成的标志，文字既是语言信息的载体，又是具有视觉识别符号特征的符号系统。文字不仅表达概念，同时也通过视觉的方式传递信息，具备了传达语言概念和强化视觉识别的双重功能，因此普遍为设计者及其客户所看好。汉字型汉字经历了上下数千年的发展与演化，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异乎寻常的艺术魅力，本身就是一个内涵深广的宝藏。中国文字久远的历史，文字结构、虚实、承转的规律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自身的图案美，通过笔划、结构加以美化、变形、夸张、组织等就能创造出形式感强烈、个性鲜明独特的标志来。现举例分析：王国伦教授的92国际拍卖会标志源于汉字“拍”的字体形象，运用标准字体，只是将“白”字一撇重构处理，就传达了一锤定音的专业性形象。简洁明快，凝练概括。中国铁路的标志设计也是笔简意周，将“工人”二字作艺术处理，合而为一呈符号图形，几乎不需任何多余的赘饰，简明扼要描绘了火车头和铁轨端面的形象。王粤飞先生为香格里拉干红设计的标志，直接用汉字“香格里拉”构成，只用藏文形态加以处理，就传达了醒目的效果，既揭示了藏族文化内涵，同时又形成一种全新的视觉感受。汉字是表达思想语言的符号，同时也是一门独特的艺术。中国的汉字起源于“图画文字”，从一开始就有着形象的依据性和高度概括的标识性，并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传统形式、地方风格、民族特征，大大地丰富着标志的表现形式，其特有的造型语言越来越多地在标志设计中有所体现。今天的汉字形式早已发展为一门形式独特，并可鉴赏把玩、陶冶性情的书法艺术。从字体上的草、隶、篆、行等，另有民间的云、水、如意纹等象形文字，都是我们进行创意的源泉，是其他任何文字无可比拟的优势，充分利用和开发，就能创造出民族性与时代感高度统一的标志。 字母型随着我国设计行业与国际化接轨的步伐加快，字母标志应用也日渐广泛，正大显身手施展着不可替代的魅力。英文26个字母作为设计师发挥创意的源头，其几何形的外部形态，变化多端，可塑性极强。运用到标志设计中，常常构思巧妙、造型独特。每个字母皆可单独设计成标志，利用字母内空间变化，笔划变异、装饰等手法，丰富其造型。尤其多字母组合更具有表现力和挑战性，通过各种技巧运用组成庞大气势，来表达预期的构思意图，比如局部视觉焦点，文字组合图形，重复韵律感等。韩家英先生为新大洲设计的标志，以企业英文名称首写字母“S”为设计要素，简洁富有变化，粗犷的“S”代表了新大洲的坚实基础和实干精神，与“S”相连的弧线，仿佛大鹏展翅，冲击力强烈，标明新大洲公司勇于挑战的信心和勇气。广东银城酒店的标志是由陈汉民教授设计的，取“S”为造型元素，涵盖了Satisfactory（满意），Silvery（银），Safe（安全）。整体又似连环的“S”,寓意国家、集体和个人全面发展，阴文 “H”则代表Hotel（酒店）之意。标志简约易懂且内涵丰富。 应用字母的标志创意，重点在字体的个性和编排设计上，形式创造要突破常规，依据字母各自的性格特征，对其进行相应的夸张美化，以独特的图形符号再现，增强其联想性特征，才会给人们带来丰富的审美感受。 数字型阿拉伯数字作为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符号，可以超越各民族语系的障碍，正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型标志的应用，主要以阿拉伯数字为主，尤其是0－9这十个数字，简洁而易于变换，加以造型变化运用到标志设计中，具有很强的表现力，风格独特，形态变化无穷。操作中常要根据美术字的造型，辅以图形化的联想与发挥，去达到良好的视觉效应。 数字型标志尤其大量运用于企业周年喜庆和各种纪念活动等题材，为提升人们对标志记忆值发挥着重要功效。这方面的典范有：第九届全国美展的标志，以四个“9”字为创意主线，其概念取向为1999年的第九届，四个“9”同时寓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于1949年，四个“9”又组成一朵绽放的花蕾，象征“美”的盛宴。书法用笔来表现“美术”的特征，主题明显。著作权70周年活动，以汉字“著”为设计题材，将“土”和“日”结合，加入了数字“70”的元素，稍加变化，便使主题一目了然，简单明了，效果突出。 综合型 标志设计以形达意，以意造形，手法不拘一格。综合型是指文字、图形相结合的一种形式，有汉字与图形的组合，也有字母或数字，要适时选择合适的搭配。有一定相近的文字和图案的结合会更容易进入境界，利于随心所欲达到自己的目标。这种综合应用是字和图的共存共生，兼顾两者形象，都要有识别性，是在似与不似之间追求标志设计的最高境界，也恰是其趣味之处。这方面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任白慈善基金标志，以“任白”两字为切入点，这是源于粤剧大师任剑辉与白雪仙的纪念基金。“任”、“白”两字具有图形意蕴。另有演戏用的扇子，表示两层汉字：第一是扇子作为一种道具，可以借以象征戏曲；第二是“扇形”与“善心”谐音，两扇重叠代表任、白两个的共同心愿。标志以字与图的完美结合很好的渲染了主体思想。高中羽教授的北奇神茶标志，以汉字“北”为主要设计元素，并用西方的形象素材进行改造，使“北”字的身上长出天使的翅膀，形成字图合一的形象，贴切自然。 中国传统书法的应用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图形艺术中最辉煌的冠冕，是中国的国粹，它的构成不过是几种简单的墨色线条，然而确是“造型之造型，抽象之抽象，动静之交汇，时空之凝聚，自我之至深至微的表现。”（李砚祖）。书法艺术是从观察自然界万物姿态得到启示，靠了单纯的线条架构，匠心结体而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绎出千变万化的视觉艺术形象，形成了不同的个性与风格。如隶书端庄古雅、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活泼欢畅、草书飞动流转。从某种意义说，中国汉字的演化历史，就是中国人运用线形设计艺术的历史。在今天，这种线形设计已经走向全世界，成为许多艺术家和设计师常常借鉴的艺术创造手法。靳埭强先生是其中很有成就的一位，他的许多标志作品，都有中国书法艺术的渗透，甚至把书法直接用于设计中。比如“丽晶酒家”，运用三个六角形的“日”字组成一个“晶”字造型，代表盛载佳肴的盘子，而盘中的美味则是用三笔墨色来表现的，同时又是“日”字的一横，揭示了酒店中式口味的经营特色。“一品廊”也是以毛笔书写的“一”字代表东方艺术，与英文首字母“A”结合，表现了画廊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还有熟知的“喜之郎”果冻，标志采用草书字体、走势及大小安排，整体表达一种欢乐、喜悦的气氛。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标志、中国申奥会徽等，无不体现着中国书法艺术的精神源泉。傅抱石曾经说过：“中国艺术最基本的源泉是书法，对于书法若没有相当的认识与理解，那末，和中国一切的艺术可以说绝了姻缘。”中国书法艺术正是这样从古至今都在启发着、丰富着中国的艺术与设计，同时体现着老庄“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思想，成为艺术家和设计师久用不衰的法宝 。 中国民族艺术的渗透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化遗产，彩陶纹饰、漆器、雕刻、民间绘画等，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龙凤纹、如意纹、合耳兔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反映了民族审美意识。倍受世界瞩目的北京2008申奥标志，整体结构是取自传统吉祥图案“盘长”，既体现了北京的“京”字，又是舞动的人，同时还蕴涵着中国结、五环的图形，体现了体育、奥运精神，使标志既有强烈的现代审美特征，又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意味。恰到好处地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动势与意象，并借以表达标志主题和传达人民的祝愿。 另外，中国邮政的标志也是很好地运用了传统图形来表现，其基本元素是中国古写的“中”字，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古代“鸿雁传书”这一典故，将大雁飞行的动势融入到标志的造型中。横与直的平行线，形与势互相结合，表达了服务千家万户的企业宗旨，以及快捷、准确、安全、无处不达的企业形象。中国极为丰富的传统图形资源在它的发展和演变中，以多样而又统一的格调，显示出独特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是设计师用之不竭的宝库。 另外还有花饰字体的浪漫优雅、飘逸灵动；变体字风格特异，视觉冲击力强等等。文字随着商业的发展，正在愈发展现出新的风采。近年现代印刷字体的出现，给字体设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新的标志造型从简洁明了的现代派风格走向追求“自然、随意、繁复”的“后现代派”风格，更使文字的创意走向一个五彩缤纷的天地。文字源于生活，它的创意空间是极为广阔的，其在标志中的具体应用，不仅仅是作为视觉形式的表现，更是一种具有深层含义的精神内涵，展示了这个时代多彩多姿的精神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标志主体赋予它的伟大使命。
再论传统“六书”之真谛传统“六书”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问题。近两千年来，有人推崇，有人否定，有人具体分析，有人加以改造。无庸置疑，这是一个古老而草创的理论。然而至今，我们是否真正地把握了这个旧理论的精髓？近代文字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可以给我们以启示。甲骨文出土以后，刘鹗的《铁云藏龟》于1904年拓印出版，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当年获睹，兴奋不已，“辄穷二月力，校读之”，撰就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契文举例》，为“开辟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新纪元”揭开了序幕。毫无疑问，这凭靠的是他深厚的旧学根柢和较高的鉴别能力，其中主要是他长期攻治许慎《说文解字》的素养，不仅具有分析小篆形体的丰富实践，而且基本上把握了许慎有关“六书”理论的精髓。可以说，《契文举例》是依托旧理论处理新材料的典型例证。就当代而言，裘锡圭先生的新“三书说”，孙雍长先生的十种“思维模式”，王宁先生的11种“构形模式”等等，都是关于汉字构形问题的最新理论，是对传统“六书”的改造与创新。因此，如果能够吸收历来众多学者的有益的思想，就能够进一步理请传统“六书”的本原意义，进而把握“六书”所反映的先民“造字”的思维历程和思考方式。这对进一步明确汉字的性质，理解古今字的产生、类化字的形成、音译字的转化，建立崭新的文字学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汉字的性质汉字是一种古老的最具个性的文字符号。对于它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而要揭示传统“六书”之真谛，又先要明确当时汉字的性质。索绪尔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模写出来。”（〈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这个论断，不仅是着眼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和文字构形的依据，而且是着眼于汉字的整体系统的。在记录语言的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区别，其区别只在于连接词的纽带是语音还是词义。汉字在表义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固有的表意特点，不断采用新的方式增强其表意功能。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了变化，汉字总是及时调整其字符，使之符合事物的特点。2、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汉字演变的一种规律，形声字中的一部分声符是作为别词手段的。3、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地维持其表意体系的结果。由此可见，汉字，包括形声字，是以意符为纲的。二、《说文解字》与“六书”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就其起始的目的来说，是为了“正字”，即为了正确地认字和写字。其《后叙》即阐明认字和写字两大问题。不过，由于许慎博学多能，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来学者浓厚的兴趣，并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学的专著。传统文字学称作“小学”，也表明其起点是很低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小学”才上升为考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即讲解古代文献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对于“六书”，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所谓“造字”，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文字；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即单个形体如何体现所记载的语词。许慎所谓“作书”当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说”。因此，“六书”是对“著于竹帛”之“书”的说解条例，即许氏所谓“说字解经”的“字例之条”。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也造成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其分析对象是秦代规范过的小篆，而汉代学者所说的“六书”就成了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的法则。应当指出，许慎《说文解字》对汉字字形的编排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系统论思想，但是，他对“六书”产生的顺序尚未经过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着眼于汉字演变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来思考并加以解释，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班固所谓“造字”，许慎所谓“作书”，其实质即为语词构造一个书面形体，也就是“汉字构形”。这个过程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摸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上古时期，人类认知思维的特点必定是重形体、重感知、重体验。在汉字初创时期，其构形思维必然只着眼于词所指称的意义内容上，即用字形直接显示词义，以达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为造字的这种构形方式明显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构形思维的着眼点必然转向词的语音上。汉语是单音成义的词根语[孤立语]，音节的有限必然带来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义上的困扰。为摆脱这种困扰，先民造字构形的思维便自然发生逆转，从着眼于词的语音又回复到着眼于词的意义。这一曲折的思维历程，给先民们带来新的启迪，到最后，在造字构形上，便同时兼顾词的意义和语音两个方面。根据这种造字构形历程的合理推测，“六书”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是：象形——象意（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三、传统“六书”新解许慎于《后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渐多也。”这是许氏对9千多小篆形体的基本分类，即区分为“文”和“字”两大类：象形、指事、会意皆“依类象形”（后二者含有象形因子）；假借、转注、形声属“形声相益”。因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三者为“孳乳渐多”，即以“文”为根基而孳生也。由此可见，许慎所谓“六书”当初只是有关认字和写字的说解条例，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备分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处于语文学时代，对汉字的理解不可能没有局限性。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说解的“六书”分类粗疏，二是对“六书”本身的界说过于简略。因此，有必要对“六书”作出新的解释，以揭示其真谛。1、象形：许氏之八字界说中，“画”“物”二字最关键。象形即取象于物形。过去，有学者把象形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其实按构形方式来说，独体象形就是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笔画描绘语词所指称的物体，构成一个独立的图象。例如“子、自、止、贝、行、它、晶、网”等。合体象形就是烘托显物，即利用一种相关物体图象的陪衬，来显示所要表达的另一物体。例如“页、眉、须、果、聿、牢、血、州”等，其中“人、目、页、木、又、牛、皿、川”都是用来衬托其余主要部分的。这两类象形字，是绝大多数汉字构形的基础。2、指事：许氏之解说中，“见意”二字是其关键。参照许氏在正文中所举的例字，其构形方式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见意，即用纯粹抽象的符号来代表意义抽象的语词。这种指事字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记事方式中的契刻记号和记绳之法。例如“一、三、五、、上、下”等。另一类是加标指物，即在代表某个物体的图象上加上标记，用以指示该物体的某一部分，代表意义具体的语词。这一类字形中的记号不具有图象性质，仅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例如“刃、本、末、亦、朱”等。3、会意：许氏所说“比类合谊”较为确切。“会”有“会比”、“领会”二义。会比，自然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这部件可以是图形（不能独立成字的部件），也可以是字形。因而“会意”就包括两类：一是会比图形，即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按照事理关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语词的意义，其内容大多是某种事物过程的表象。例如“丞”（拯）、“正”（“征”）、“韦”（围）、“各”（），其他如“立、并、既、即、莫”等。二是会合字形，即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字在一起，借助构件字的意义关联，使人领会出新的意义。例如“占（以口占卜）、鸣、炎、淼、轰、从、牧、取”等。4、假借：许氏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就当今严密的思维而言，许氏所定界说，是指因音同而借字；而许氏所举例字，却是指因义转而借字。因此，许氏所谓“假借”实际上也包括两种：一是转义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有联系，即通常所谓引申关系，如本义为“命令”之“令”假借为“县令”之“令”，本义为“衣小”之“褊”假借为凡窄狭之称的“褊”，本义为“茵席”之“因”借用为表凭靠、因缘之“因”，本义为“育子”之“字”共用为文字之“字”等。二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毫无联系，而只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如本义为一种鸟名的“难”假借为难易之“难”，本义为朝暮的“莫”借为表否定的“莫”，其它如“孰、辟、而、汝”等。“假借”是否能作为一种汉字构形方式即前人所谓“造字法”，历来分歧很大。戴震的“四体二用”说，至今还有影响。我们认为，许氏给“假借”所下的定义，是着眼于需要造字的语词意义，而不是汉字的形体结构。所谓“本无其字”，这“其”是指语词意义，是就语词需要造字的前提而说的。所谓“依声托事”，这“声”首先是指语词的声音，然后才兼及那个借字的读音；这“事”是指语词的意义。假借，作为一种方法，虽然没有造出新的文字形体，但是，从语言里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来说，从先民们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实来说，假借又确实使原无字形可“目治”的语词终于取得了一个能代表它的书写符号。从这个角度来说，假借是为适应语词义转或音同而利用原来文字形体的构形法（即前人所谓“造字法”）。许慎举“令、长”为例，是把引申而未分化之“共字”亦视为“假借”，这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四体二用”说，既忽略了先民造字历程中的思维特点与心理事实，也不符合许氏给“假借”所下定义的原意。先民们在思考为语词构形之时，他们的头脑里不可能具有今天的语言学观念，即不可能分清哪是假借，哪是引申。如果把引申借字排除在汉代学者所说“假借”之外，这是没有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把“假借”称作“不造字的造字法”。这样，既承认了它的实质，又看到了它的特点。5、转注：许氏云“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关于“转注”，历来分歧最大。其中“主义派”有代表性者三家：江声主“形声即转注”说，戴震倡“互训即转注”说，朱骏声为“引申即转注”说。我们认为，要探明其原意，应当采取“以许证许”的原则。许氏《后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据形系联，引而申之------毕终于亥。”又许氏解释“会意”云：“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据此，所谓“建类一首”之“类”，应当是“方以类聚”“比类合谊”之“类”，即“事类”，也就是语词意义的事类范畴，“建类”即建立事类范畴；其“首”即《后叙》所言“建首”之“首”，即大致标志事类范畴的统首字，“一首”即统一其部首意符。“同意”指与意符所代表的事类范畴相同，类属相同。如此说来，“转”谓义转，即由词义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义转变；“注”谓注明，即注入部件而彰明原来字形的义类。孙诒让于《名原转注揭橥》云：“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则依其声义，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此深得许氏之旨。故简言之，转注者即字义转变而注入意符也。转注字当包括两类：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纠、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虫、女、火、日”即是后加的意符；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悦（说）、讣（赴）、间、措（错）、赈（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贝”即取代了原来的“言、走、月、金、手”。有一点容易引起学者误会，需要在这里补充说明：“六书”中每“书”所举字例，除“转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二字并非平列关系，“老”是类首字（建类一首），而“考”是转注字（同意相受）。许慎谓“‘考’从‘老’省”，即是佐证。如果这样理解“转注”，那末我们常说的“古今字（区别文）”、“类化字”、“音译意化字”的出现，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古今字如：“辟”为“避”，“奉”为“捧”等。类化字如：“凤皇”为“凤凰”，“遮姑”为“鹧鸪”，“次且”为“趑趄”等。音译字如：“师子”为“狮子”，“匍”为“葡萄”等。以上三种后出字都是所谓“转注字”。6、形声：许氏云“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学者一般都把“以事为名”当作“形”，把“取譬相成”当作“声”。这不一定符合许氏的原意。《说文》云：“名，自命也。”而且其《叙》中“名”字仅此一见。言及文字时，或曰字，或曰文，或曰书，皆不用“名”。因此，所谓“以事为名”之“名”当指名号、名称，即字音。这与“依声托事”之说一致。后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譬”者，喻也，使人晓谕也。这与“比类合谊”也相一致。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文字学家顾实，就曾有过类似的看法。（参见《中国文字学》）在讨论“转注”时，清代学者江声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那就是“同意相受”。这显然是把同形符字看作转注字，混淆了形声与转注的界限。其原因在于他缺乏历时的观点。如果着眼于静态分析，是指结构类型，这是共时观点；如果着眼于动态分析，是指构形模式的演化，这是历时观点。从历时观点来看，形声也包括两类：一是追加声符，例如“齿、星、凤、饲、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为后加的声符。二是音义合成，即孙诒让所谓“形声骈合”，这是受追加部件（意符或声符）这一构形方式的启发而同时使用形符和声符构成的形声字。加注声符的构形法，体现了先民们把字形与字义直接联系起来的自觉性。从现实的结构平面来看，转注与形声二者同构而相混；从历时演进的角度来看，二者异构而易分。转注字在构成之前已有初文，形声字在构成以前并无初文。前者如“蛇”与“它”，“娶”与“取”，“燃”与“然”，“悦”与“说”等；后者如“江、河、陵、陆、芹、菜”等。相对来说，转注是改造旧体的构形法，而形声是创造新字的构形法。章太炎有言云：“转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节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就此“二书”后来的客观作用而言，章说很有道理；可是，就构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说不合史实。应当说，假借是救助“象形、指事、会意”之穷尽，而转注是适应“引申、假借”（其结果是一字多义）之繁多。这也证明：汉字始终在强烈地维持自己的表意体系与基本格局。主要参考文献许慎《说文解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孙诒让《名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孙雍长《汉字构形的思维模式》，《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王伯熙《六书第三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四期白兆麟《“转注”源流述评》，《安徽大学学报》1982年第二期《孙诒让论“转注”》，《校勘训诂论丛》，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孙雍长《汉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管窥蠡测集》，岳麓书社，1994《转注论》，岳麓书社，1991萧璋《谈〈说文〉说假借》，《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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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部分 《说文》部首的文化学研究（贝部研究、女部、玉部） 《说文》部首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说文》中农业文化探讨 《说文》重文研究 《说文解字》“女”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尸”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心”部字研究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的结构（论汉字的结构规律或者论汉字的结构类型等） 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形体演变中的文化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原因探讨等）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会意兼形声问题探讨 假借字与通假字 古今字和异体字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六书性质特点（六书文化探讨、从六书的演变看汉字的造字法等等）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浅论《说文解字》一书的历史价值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试论词义引申的规律与方式 说会意 说假借 探求本义的方法种种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形声字起源试论 形声字声符说略 形声字义符说略 许慎六书说论评 义符表义与声符表义异同论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二、词汇研究 《论语》（某个或某些）代词研究 《论语》常用词汇研究 《孟子》（某个或某些）语气词研究 《世说新语》第二人称代词研究 《儒林外史》某类虚词研究。 《诗经》叠音词研究 《诗经》连绵词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 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 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看法 古今词义变化(现象\原因\规律) 同义词和同源词浅说 先秦偏义复词研究 先秦同义复词研究（《左传》、《论衡》、《墨子》等）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专书的词汇研究 汉语词汇双音化动因研究 三、语法部分 “是”的用法及其发展 《韩非子》中的被动句 《老子》（某种）句型研究 《论语》句法研究（判断句研究、祈使句研究、疑问句研究） 《孟子》中的“其”字 《孟子》中的“之”字 《史记》（某种）固定结构研究 《荀子》副词研究 《战国策》中的“是”字 《左传》“焉”字研究 《左传》“之”字研究 《左传》被动句研究 《左传》判断句研究 《左传》祈使句研究 《左传》疑问句研究 《左传》中语气词“也” 被”字的词义演变 词类活用问题探讨(起源\新说\评价) 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 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 从唐宋元明清的白话作品切入考察近代汉语语法的有关问题 古代汉语“把”字句研究 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之”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处置式考察 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 古代汉语词序研究 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 古代汉语活用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兼语式研究 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 古代汉语连动式研究 古代汉语判断句研究 古代汉语省略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使成式考察 古代汉语双宾语考察 古代汉语重叠词研究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近代汉语代词研究 近代汉语量词研究 秦双宾语句的类型 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唐诗句法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之”字探源 专书的语法研究 四、音韵研究 专书的用韵研究 学习音韵学的心得体会 陶渊明用韵研究 论音韵学在古籍阅读中的作用 联系古音考察现代汉语方音问题 汉语语音演变规律考察 联系汉语语音史研究现代汉语语音规范方面的有关问题 古代韵文用韵考察 五、方言研究 方言词汇研究 方言语法研究 方言音系研究 方言保存的古代汉语特殊成分 六、训诂学研究 标点研究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试论“据文证义”的训诂方法 试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 校勘研究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注释研究 反训研究 七、修辞研究 《左传》的外交辞令研究 杜甫诗文修辞研究 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 《红楼梦》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左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水浒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 《孟子》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策》外交辞令研究 八、其他相关研究 辞典学理论研究 中学文言教学研究 《说文》释义方式研究 古代汉语字词典释义辨正 总之选题尽量对专书、专人进行词汇、语音、语法研究。
长著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她精明强干，深得贾母和王夫人的信任，是贾府的实际大管家。她高踞在贾府几百口人的管家宝座上，口才与威势是她谄上欺下的武器，攫取权力与窃积财富是她的目的。然而最终却落得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的下场。
黛玉冰雪聪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弱西子胜三分”。[]这是宝黛初见时留给众人的印象，足见黛玉的七窍玲珑心。黛玉的判词中也写道：“堪怜咏絮才”[]，将黛玉的才情和谢道韫作比较。《红楼梦》中人物的判词是对人物命运的暗示，故事情节的发展都是围绕判词展开的。总的来说，《红楼梦》中黛玉的“智”集中体现在她的才情上，才情是林黛玉的重要组成部分。黛玉饱读诗书，文笔上佳，她将自己的忧伤、哀愁全部寄托在文字上，是个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全书有关林黛玉写的完整诗词共二十二首，酒令三首，及一些联句，占《红楼梦》诗词总数约十分之一[]。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黛玉饱读诗书，刘姥姥进大观园时就将黛玉的房间误认为某位哥儿的房间。黛玉不仅爱诗，而且会做诗，在香菱学诗时就可以看出，黛玉做诗有自己的态度和想法。大观园的诗社活动、元春省亲、凹晶馆联句等等，都表现了她杰出的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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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熙凤是《红楼梦》里的重要人物。她是家贾家荣府的实际统治者，威重令行，机敏善变，凭着自己的才智与苦心，在贾家这个大家庭里应付自如。协办宁国府秦可卿的丧事，初显个人才能。她口才出众，八面玲珑，博得男女老少卑尊的喜悦。她不懂一般闺阁中琴棋诗画的消遣，在衣食享受权利争取之外，并无精神生活可言。她没有女性的温柔，没有女人的气息、秉性与情怀，没有爱情，没有真正的朋友。“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她制造了别人的悲剧，最后制造了自己的悲剧。 【关键词】 人情练达 精明强干 红颜悲怜 【目录】： 中文摘要和关键词 英文摘要和关键词 一、 人物形象之一：人情练达 二 、人物形象之二：精明强干 三、 人物形象之三：红颜悲怜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这首曲子是写王熙凤的。曲名“聪明累”，是受聪明之连累、聪明自误的意思。语出北宋苏轼《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红楼梦》就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悲剧，家族衰落的悲剧，儿女情长的悲剧，封建制度下女性的悲剧。文章对悲剧人物的塑造更是丰满鲜活的，尤其是对“凤姐”这一形象的塑造更是让人觉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但不论是怎样人物的出场都逃不出悲剧的结局。 王朝闻先生在《论凤姐》中说：曹雪芹是讨厌凤姐这一形象的。在这本厚厚的书中满是批判，其实对于凤姐有让人鄙弃的一面也有令人佩服的一面。 人物形象之一：人情练达 如果把贾府中长幼、尊卑、亲疏、嫡庶、主奴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比作一张网的话，那么王熙凤这个人物就处在一个相对中心的位置上。她要同各种各样的人物打交道，所谓上有三层公婆，中有无数叔嫂妯娌兄弟姐妹以至姨娘婢妾，下层有一大群管家陪房奴仆丫环小厮等等。按说王熙凤在整个贾府当中，她的辈份是很低的，她是孙子媳妇，那么为什么像王熙凤这样一个人物能够来当家呢？除了她有娘家“金陵王”的背景，贾母的靠山，还有她对人情世故的巧妙周旋，她的聪明和才智。 宝玉曾说：若说老太太只喜欢会说话的，那只有凤姐姐和林妹妹可疼，宝钗曾说：凤丫头说笑过后也就罢了，便便林丫头爱用春秋的法子这两个人的评价无疑很公道地说出了凤姐性格中乖巧的一面，也正是这一面使得她在老太太面前八面玲珑，在众姐妹面前谈笑风生，在下人面前威恩并重。 你看，林黛玉出场，刚进贾府，王夫人说是不是拿料子做衣裳呀？王熙凤说“我早都预备下了”。这个地方脂砚斋有一个评语：她并没有预备衣料，她是随机应变，但是王夫人就点头相信了。比如大观园那个诗社起来，探春这里刚出口，说王熙凤我们想请你做个“监社御史”，探春一说，王熙凤马上就猜到你们是缺个“进钱的铜商”，你们是想要赞助了，那么她说“我明儿立刻上任，放下五十两银子给你们慢慢作会社东道”。你这边刚刚说，她那里早就猜到了，大家都笑起来，所以李纨说：“你真真是水晶心肝玻璃人”。说这个王熙凤通体透亮。其实王熙凤的心机固然是用于聚钱敛财，但是更体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她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她的心机深细、谋略周密，有更加精彩的表演。 王熙凤这种揣测对方的心理，善于察言观色本事超出任何一个人。有的时候，她还可以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同一件事，原来这样说，现在又那样说，但是她都说的入情在理，十分动听。例如邢夫人要讨鸳鸯。邢夫人先来找王熙凤商量，说老爷想讨鸳鸯作妾，就是把这件事先跟王熙凤说，王熙凤一听，她就连忙回说，“别去碰这个钉子，”她脱口而出，她说“老太太离了鸳鸯，饭也吃不成了，何况说老爷放着身子不保养，官儿也不好生做”，反劝告邢夫人，“明放着不中用，反招出没意思来，太太别恼，我是不敢去的。”她先这样说，觉得这个事情根本是不行的，但是这个邢夫人呢一点也听不进去，反而冷笑说：“大家子三房四妾都使得，这么个花白胡子的……”意思说要个妾有什么不可以，她说老太太未必好驳回。反而埋怨王熙凤，说我还没有去你倒派我不是。王熙凤听了邢夫人这话，知道邢夫人听不进去，邢夫人气性大发，王熙凤知道刚才那番实话全不对路，就立即调头转向，改换话锋，连忙陪笑：“太太这话说得极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么轻重，想来父母跟前，别说一个丫头，就是那么大的活宝贝，不给老爷给谁，”而且她举出例子，她说那个贾琏，贾赦邢夫人的儿子，贾琏有了不是，老爷太太恨得那样，及至见了面，依旧拿心爱的东西赏他。是说老爷太太待贾琏，父母待儿子这样，如今老太太待老爷自然也是那样了。你看她这个出言何等现成，何等有说服力。当时邢夫人又喜欢起来。同样是讨鸳鸯这件事，一正一反的两番说辞，同出于王熙凤之口，居然都通情达理，动听入耳。像这样能够顺应对方心里，急转直下又不落痕迹，像这样一种本领在《红楼梦》里，只有在王熙凤身上可以看得到。所以说王熙凤的这种机心，机变之速真是能够让人叹为观止。 有关描写凤姐的练达之处时时出现，如：对贾琏说“国舅老爷大喜”几分娇媚；钗黛宝斗口时“大热天的你们说吃了辣椒”，几分细致入微和体贴；老太太额上的包是来盛福寿的，几分急中生智；“我们大家也放炮仗？？散了吧”，几分不露狰狞的逐客之道；贾母正为贾赦讨鸳鸯的事发怒，她却说“是老太太的不是，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得水葱儿似的，怪不得人要”。……她把个“老祖宗”捧得团团转，疼她爱她，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她，她好“挟天子以令诸侯”。凤姐的这一性格，是调和人物关系，发展故事情节的不可或缺的佐味。实际上正是这样，她才成了贾府的权倾一时的掌权者。 人物形象之二：精明强干 还在凤姐未出场之前，作者就借冷子兴之口向读者这样介绍她：“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后来，周瑞家的向刘姥姥这样描绘她：这凤姑娘年纪虽小，行事比是人都大呢。如今出挑得美人儿似的，少说着只怕有一万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