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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路易斯·达维特（Jacques Louis David,1748-1825）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杰出画家，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 也是一位重要的美术教育家，他在拿破仑时代曾教育出一批优秀的美术家，在他死后成为法国绘画的杰出人才 ，并使法国取代意大利成为欧洲美术运动的中心。其中最为突出的画家有安格尔、格罗、席拉尔等。雅各宾党执政期间，达维特成为共和政府的文化与教育委员。他以充沛的感情创作了《网球场宣誓》、《马拉之死》、 《列弗列蒂埃》、《少年巴拉》等一系列讴歌法国大革命的优秀作品。雅各宾党失败后，他一度消沉，直到拿破仑执政，他又成为拿破仑的首席画师， 以古典主义的宏大形式创作了《皇帝的加冕礼》、 《皇后的加冕礼 》、《 拿破仑骑马像》等歌颂拿破仑的作品，极受恩宠。1816年，拿破仑失败后，达维特流亡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作有《萨平的妇女们》、 《疲倦的战神马尔斯》等，流露出对于斗争的厌倦。1748年达维特出身于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最初的绘画老师是他的亲戚，著名的罗可可画家布歇（Boucher Francois,1703-1770）。1758年父亲去逝，由其叔父和建筑师德麦戎抚养。1766年和皇家绘画雕刻学院历史画家维恩学画。1774年从皇家美术院毕业后获罗马大奖，赴意大利游学，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古典主义）美术影响。1780年达维特返回巴黎。1784年再次去罗马并创作了历史画“荷拉斯兄弟的之誓”。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推翻了路易十六王朝，达维特加入了资产阶级左翼的雅各宾党，并被推举为国民议会主席。达维特因雅各宾党两次入狱。同年，雅各宾党的领导人马拉被刺，达维特怀着悲愤的激情创作了“马拉之死”。1794年7月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了雅各宾党专政，因达维特参加了雅各宾党，他被罗列了17条罪状而被捕入狱，险遭杀身之祸。1799年成为拿破仑的首席宫廷画师。同时期他还教出一批优秀的画家，如：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780-1867 ）、让-巴蒂斯特·卡米耶·柯罗（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1796-1875）等。1814年3月拿破仑失败。1816年达维特作为一个弑君犯而被迫侨居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825年客死异乡，享年77岁。拥戴拿破仑的艺术家中，最有名的艺术家，就是大卫。大卫把拿破仑想成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与混乱的终结者，对他非常崇拜，同意做拿破仑的宫廷画师。他画了一系列肖像画和历史画，精雕细琢，有惊人的效果，把我们带到了拿破仑时代的历史与生活中。 因为拿破仑不耐久坐，所以画家得掌握另一种画英雄的笔法。大卫说：「并不是非得精确的勾勒轮廓或画出脸上的小疙瘩就表示画的像，应当是要画出其气质、其精神……。」大卫的修辞艺术是思想的、沉静端庄感的，他期望透过绘画感动，教育、促进、引导德行。除此以外，他还是爱国主义的，因此他参与政治，其艺术高峰也是其政治参与高峰。 随着拿破仑失败，传奇革命活动结束，欧洲回到复辟保守时代，大卫对革命激情的改革幻想也随之破灭，这时他宁可流亡国外。但远离法国与革命战场，他失去了他的艺术灵感与动能，画作都不佳，1825 年过世。大卫还是一位重要的美术教育家，他在拿破仑时代曾教育出一批优秀的美术家，在他死后成为法国绘画的杰出人才 ，并使法国取代意大利成为欧洲美术运动的中心。其中最为突出的画家有安格尔、格罗、席拉尔等。【主要作品】《马拉之死》《巴利斯和海伦的爱》《被维纳斯解除武器的马尔斯》《荷拉斯兄第的宣誓》《马拉之死》《描绘美女康贝士贝的阿贝勒士》《拿破仑加冕式》《萨宾女人》《苏格拉底之死》【评价】达维特不仅是一个卓越的历史画家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巨大才能的肖像画家在大革命的年代中，他画了大批肖像画尤其是九十年代的肖像画更具有勇敢、朴实、力量、真实和生气勃勃等特色，他的肖像画中的主人公，以其冷静沉着的姿态和雍容的气度而有别于同时代的英国肖像画。他能够深刻的刻画人物的性格和社会地位。他的肖像画始终是结构严谨、找不到任何不确定的复杂和矛盾的东西，这些特点与在暴风雨般的革命年代中所形成的关于人的品质的新观念是互相适应的。《马拉之死》既是一幅历史画又是肖像画是不朽名作。马拉是一位物理学家、医药博士，法国大革命是成为职业革命家，他是雅各宾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1793年7月13日在家中浴盆中被与反对雅各宾党的吉伦特党有勾结的女保皇分子夏洛特.科尔黛刺杀身亡马拉的死激起了法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抗议，也深深震惊了达维特，他真实的刻画了马拉之死的真相，画风极为写实，局部刻画也很详实。这是一副沉浸于深刻的悲剧情感中的、结构简洁而严谨的作品，达维特成功的把人物肖像描绘、历史的精确性和革命人物的悲剧性结合起来。
在西洋绘画中，巴罗克风格一直强调构图上的宏阔壮伟，在寓意式内容上突出优美的神话式主题，当然也离不开那种宗教体验的精神特质。 谈巴罗克与其西洋本原西洋艺术创作之风格多呈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景物对象本身的个性与气质表达；再是艺术家本人的个性与气质传递。前者多见于形似，后者显现于神似。而形似是没有底的，一个人物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侧面和风吹日照不同的表情、坐卧立行不同的心情……有待创作中截取相对理想化的瞬间。而神似的过程，即是创作者凭籍自我独到的感悟力和表现力所成就的艺术性观察结果。在我们眼里，几根老木多不过是风烛残年、垂危之相，而在云林笔下就成了君子。大卫本是《圣经》里的英雄，在米开朗杰罗手中便成了人的偶像。古罗马的神话题材，在佛兰德斯油画大师鲁本斯和凡代克笔下演绎出了大理石般的理想境界，那就是巴罗克艺术风格！ 正如同许多流派的称呼一样，巴罗克本是贬义的（Pejorative）。“巴罗克（Baroque）”一词是源自于barroco的派生词，原意是指不规整和不够饱满的珍珠，主要用来形容中世纪建筑上流行的厚重与繁复样式。但几经演变和数个世纪的盛行，最后成为了西方近代中早期艺术创作的主流风格，事实上也涵盖并发展了所有的西洋古典传统审美_庄重而不失优雅；抒情而不失寓意；浪漫而不失妍静……乃至成了今天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追求场景的经典生动、闳深壮阔，悍马与人物的彪壮喻义充满激情又不无黠睿的人性。神女、岩泉、水泽、花木……多是真善美的象征。还有被赋予了宗教感和心灵寓意的色彩，使得动静有致的画面构成，如大调和弦般的音乐组合，又象交响乐、交响诗。从唯美的抒情（Aesthetical Lyric）、史诗式的叙事（Epic）、到神圣的寓意（Divine Allegory）和经典的样式（Classical Manner），有希腊式的古风、咏叹调式的激情、文艺复兴后的人文理想，如此富于神性的想象与情愫，就象空气里充满着水分、雪地上洒满了阳光，往往让观看者为之倾倒、无不陶醉。如果说巴罗克风格乃西洋艺术之精华所在，那我们也应该知道，人文主义恰恰是西方文化之古典精神的本源。从建筑、音乐到雕塑和绘画，包括亨德尔、巴赫、维瓦尔第、门德尔松、莫札特、悲多芬、肖邦等人的器乐曲、钢琴协奏曲……和霍尔拜因、鲁凡、普桑、普吕东的素描……都是渗透人文主义精神的巴罗克艺术之典型代表。他们的创作主题从来都离不开《圣经》、古典神话、造物主和基督。他们的创作都是艺术之神话，基督圣像就是最伟大的肖像。正如我们今天的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像一样……它们都不仅包含了人的世俗性与理性，更包含了居其第一位的神性。在西洋绘画中，巴罗克风格一直强调构图上的宏阔壮伟，在寓意式内容上突出优美的神话式主题，当然也离不开那种宗教体验的精神特质。所以恰当地说，这种风格实际上是一种源自于上古时代的宗教精神，它其实是在追溯古希腊人的建筑雕刻所透露的那份神性资赋与美妙的想象力，但丁的《神曲》和文艺复兴式的建筑雕刻都是这种精神特质的绝佳注本。画面总有妍静的美女和幽泉、空远的风景、黠睿的彪汉或强壮的骏马…… 心灵透视般的肖像、繁缛或厚重的细节表现，有大调和弦般的色彩和谐，这些都是巴罗克风格共通的组合。巴罗克风格并不是“万花筒”，它也有千篇一律的时候，但它恰恰有着西洋人最典型的东西和共性。说到巴罗克绘画，首先会令我们想到卡拉瓦乔。他是Roman baroque那个时代的杰出大师，并以明暗法见长，开启了用光影突出形体、塑造体积感之山门，使人物绘画比起《蒙娜丽莎》的微笑来更具真实感与现场感，而不像威尼斯画派那样仅以色彩的和谐典雅和堂皇富丽取胜。在巴罗克风格之早期，一切都秉持了古希腊艺术的源头，简约、优雅、和谐、厚重。如米朗杰罗的雕塑、鲁本斯的绘画，追求大尺度的空间比例、竭尽卓越伟大而拒绝平庸的形式表达、乃至静物般的细节变化……都是其典型的特征。普桑的《阿卡迪亚牧羊人》等作品中，从优雅的人物与色彩到如诗如梦般的场景，更秉承了明显的希腊古风。神圣的乌托邦式背景也是其风格之一部分，而这一特征到了后期又有了浓重的田园化(Pastoralism)倾向，并多为洛可可风格所继承。西班牙画家委拉斯贵兹则在其作品《纺织女》中，以厚实(Massiveness)而灵动的笔致表现了一个简约而优雅（Grace）的古希腊式女子背影，在其神圣与非凡的气度上则是更胜一筹。佛兰德斯画家凡代克在其著名的《1622-23年自画像》（现藏于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1638年的《安妮•卡尔夫人》肖像中，极尽才华地演绎了巴罗克风格的绘画元素。其1620年的《Cornelis van der Geest》（现藏于伦敦国家画廊）和1632年画的《Jan van den Wouwer》（普希金美术博物馆藏）二幅重要作品，描绘两位精神矍铄的睿智长者，更是为后人立下了肖像画的传世范本。只是囿于西洋民族外倾心理的作祟，致使在语言技巧上难免带有过份的炫耀，从而显露出明显的贵族气息。照专业的提法，对巴罗克（Roman-baroque）或“巴洛克”（Baroque）的划界一般为1590 – 1790年，期间跨度仅二百年。而其中的审美元素，如对形式的极致推崇、样式主义（The Elegance & Grace of Mannerism）的典雅与优美、过份的矫饰、夸赞上帝、对神之创造力的崇拜以及财富的寓意和宏大的叙事，同时又张扬人性之尊严……等等，这些早在米开朗杰罗、达芬奇、拉斐尔之辈的作品里和所有文艺复兴艺术的创作中其实都能见到，在古希腊的建筑雕刻中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彼此应谐、互为融合而不可割裂的。其审美渊源上大古希腊罗马（Greco-Roman），近接意大利文艺复兴（Italian Rebirth or Rennaissance），并不是从某个人骤然肇始，到某个人又嘎然而止的，它实际上是一种西洋传统品质的代表风格及其绵延授习，也说明于此之前在 精神上早已渗透着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建筑、美术、诗歌、文学、舞蹈、音乐、宗教等等。在早期年代，从事雕刻绘画艺术，虽不都是贵族，但也得到商贾豪门的鼎力相济。16、17世纪，巴洛克艺术更趋附于上流阶层，其服务对象多为教堂、宫廷、私人别墅，往往都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如完成巨型壁画、天庭画、或大量的宗教版画插图制作。有鉴于工作之繁重劳累，每完成一项创作大都要付出极大的心血和努力，故被视为创造性任务，诚与科技同论、与工程并为一体。在鼎盛时期，艺术家们伟大而非凡的成就，好像是要证明市井劳作的无为和渺小。画家们的多产及博物馆里大量收藏自不待言，只要看看那些炫耀于深宅大院壁面上的名画，你就不敢小觑。提及具代表性的巴洛克画家，这里可以带出长串的名字。除了卡拉瓦乔、鲁本斯、普桑、委拉斯贵兹…… 还有象凡代克（Van Dyck1599 – 1641, Flanders）、帕尔米江尼诺（Parmigianino1503 – 40, Italian）、伏埃特（Simon Vouet1590 – 1649, French）、布隆涅（Louis de Boullogne1654 – 1733, French）、比亚捷塔（Giovanni battista Piazzetta1683 – 1754, Italian）、etc.。他们在为皇帝与英雄们歌功颂德之余，也无意间昭示了权贵们养尊处优、傲岸自负而不可一世的肖像面孔。提及女性题材，除了神话，自然少不了脂粉逸乐，同时也就培养了美术史上的一个“小语种”– 洛可可。西洋审美始终强调外化作用（Outwards expressing）但又从不乏其内在的精神及本有的睿智，只是多多少少缺了点儿内敛的一面，固而也致使其艺术模式走向了物质化、商品化、品位化、样式化、时尚化……即从其原型到生活理念本应有之还原_stemming from zee original prototype to the Living in our RENNOVATION time!! 这包括那些西洋建筑、博物馆、画廊机构、时尚与装饰、宗教与创造、私藏与拍卖、等等。它们与东方艺术之固有的渐入玄理成为了一种对照，后者多的是怡志逸兴；前者更注重原型思维及生活原创(The Originality & prototypical thinking)不少外行人，包括本人在早年，都颇有如此的错觉，以为鲁本斯是个专开“肉铺”的。其实不然，从菲狄亚斯雕在山墙上的《命运三女神》、文艺复兴进入古典主义绘画的巨匠霍尔拜因、鲁本斯和凡代克、亨德尔的皇家器乐曲和莫札特贝多芬的钢琴曲等、一直到19世纪初欧洲“浪漫型”绘画艺术之代表普吕东…… 他们所承载的，实乃充满着理想主义情感的一路文脉、是一种主题神化了的浪漫型风格，即巴罗克品质。 达芬奇的画多似造物之笔，米开朗杰罗的天庭画及雕塑更有铺天盖地之势，欲与上帝争巧。而审美的神性、人性与理性三者合一的西洋古典人文，则透射出其历久弥新的文化精神，也是西洋文脉的本质。典型的代表当然要算是巴罗克艺术，其出处最早可追溯自上古与中古时期的哲学、宗教与科技。在希腊庙宇的神柱上、中古后的圣彼得教堂尖顶内部、在西洋古堡的私人藏画中，都无不体现了这层内含。因而在我眼里，这种巴罗克式的精神乃是西洋文明最优秀的本质…… 正因为她包含了西洋文明对其神人理性三者合一的思考与诠释，那么如果缺失了这种精神，严格意义上讲，也就不再是西洋的东西了! 有些东西，亦如孔孟之道，古淡而云深；因林立而远圣。遗憾的是，西洋文化中的巴罗克气质，在当今的西方绘画中多已丢失殆尽，如今的西方艺术仅止于泛美式的浮光掠影而已。 东方绘画自古以来就充满了人格化的世故本质，我们视之为“入世观”。东方人在面对生活难题与失败时往往被训教着要坚强硬朗一点，而不能过于柔弱凄婉。天灾人祸和环境压力面前，总得抑制自己的情感，不能太伤心难过。摒弃纯真，岂知违背了人性。久而久之，神的威严与沧桑自然已改变不了我们人格的缺陷，万籁之交响再不能打动我们的心灵。有的只是干涩与变态，再不是生如夏花死归涅槃的想象和那种情感的重生…… 对神灵万物没有了天籁般的诵咏；对如潮的生活少有诗乐般的赞叹。亢奋的心悸取代了谦恭的内心，激情高迈、刚柔并济和往日的真情，多被代之以愎怙的恶俗（Conceited emblematics for a hegemony of living）。艺术也从此沦为内心畸变式的发泄，除了京剧西皮二黄、琵琶曲《十面埋伏》，还有四僧八友的山水、扬州八怪的花草鱼虫、等等，都是典型范例。宋元之后，高古不再。因为无法沉淀，也就不能释然。我们少有阿卡狄亚牧人式的浪漫、帕赫贝尔弦乐曲《G大调卡侬》THE CANON IN G中的那种虔诚与宛然，也少有。有的只是眉目向下、笑颜睥佞的菩萨和弥勒佛，或是老叟妖女，他们不象主爱的阿佛洛狄忒或萨莫色雷斯胜利女神那样会冉冉飞升、旋即而至。故以某种角度上看，我们东方人的个性是有人格缺陷的、是不完整的。我们的许多国粹不无变态心理，不仅京剧的西皮二黄、二胡、板胡、马头琴，甚至象黄土高原的原声信天游调调，近似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歌妓能乐一样，都是某种畸形的宣泄…… 全然不同于西洋歌剧美声与其音乐所表露的那种辉煌激情。与之相左的，是西洋式的世俗本真。它起源于古希腊时代早期的阿卡狄亚（Acadian）民风，Acadia是指远古时田园牧歌式的、淳朴恬淡的生活。这种世俗性因纯真而优雅，它拥有人性本真的多样性呈现，也包含具体而又典型的个性特征，并赋予了其理想人格与宗教美。从希腊古风时代的游吟诗、基督徒的圣经，到音乐家亨德尔的清唱剧和法国乡村的风俗画、风景画……都延续了这一特质。不象东方绘画，神逸之性总是多于人性和理性。当然，在我的心目中，艺术应该是以神逸妙能来分等的。面对山野田园，贝多芬总是想到音乐，创作了交响曲。科罗想到了仙女神话，创作了如梦如诗般的风景画面。陶靖节则想到归隐，诗曰归去来兮辞。或有避世脱俗，或在三界之外；“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赤情或世故，各有不同的浪漫。就象靖节诗曰：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查来的资料，供参考： 新古典主义美术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与资产阶级革命有关。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社会动荡不安，伴随着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到来，资产阶级反对旧制度下的陈腐艺术风格，他们需要艺术成为宣传革命，鼓吹自由、平等和共和的有力武器；需要用艺术培植人们的斗争勇气，树立英雄主义的气概。他们追求古代希腊罗马的英雄主义精神，新古典主义美术应运而生。它的基本特点是：采用古典形式，体现理性和新制度，大多选取了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和神话题材，人物充满着为自由和共和而战的英雄气概；画风古朴、庄严、典雅，注重素描，强调线条的清晰和准确，追求形式上的完美。 法国的大卫是新古典主义美术的杰出代表之一。在大卫笔下，无论是手执利刃的战士，还是披布于肩的哲人，无不刚毅坚强，勇于牺牲。《马拉之死》更以严谨的写实手法表现刚刚发生的悲剧，作者对遇刺战友的崇敬通过刚劲的用笔溢于画面，表现了庄严和永生。《拿破仑加冕式》堪称巨作，为了达到逼真，大卫把画中许多人请去作过模特儿，对于满是刺绣和金饰的服装，画家也作了一丝不苟的描绘。骄横一世的拿破仑，毕恭毕敬的约瑟芬，遭到胁迫而无可奈何的教皇，以及如此宏大场面中的每个角色，都鲜明生动，决无雷同。
（1）19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大卫，浪漫主义代表人物是德拉克罗瓦。（2）艺术主题上的差异①大卫作品中的主要表现题材为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②德拉克罗瓦的主要表现为现实题材、悲剧性题材与一锅情调题材。 （3）艺术风格上的差异①大卫推崇古代法则，强调以线和轮廓为主的素描造型，其作品多具有雕塑般的严谨造型和以完整、明晰的构图。②德拉克罗瓦则主张具体描绘表现对象的个性特征，追求色彩、色调的表现力，主张构图的生动效果、流畅奔放的笔触和有生命力的活动干。
对不起，没空给你做作业。谢谢
中国古典风格以宫廷建筑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建筑的室内装饰设计艺术风格，气势恢弘、壮丽华贵、高空间、大进深、雕梁画栋、金壁辉煌，造型讲究对称，色彩讲究对比装饰材料以木材为主，图案多龙、凤、龟、狮等，精雕细琢、瑰丽奇巧。但中国古典风格的装修造价较高，且缺乏现代气息，只能在家居中点缀使用。古埃及风格古埃及装饰风格简约、雄浑，以石材为主，柱式是其风格之标志，柱头如绽开的纸草花，柱身挺拔巍峨，中间有线式凹槽、象形文字、浮雕等，下面有柱础盘，古老而凝重。光滑的花岗岩是铺地惯用的材料，毛糙的花岗岩小块多用于电视墙主背景上，又称文化墙。希腊古典风格神庙建筑体现了希腊古典风格单纯、典雅、和谐的风貌。多立克、爱奥尼克、科林斯是希腊风格的典型柱式，也是西方古典建筑室内装饰设计特色的基本组成部分。多立克柱式粗犷、刚劲，基座有三层石阶，柱身由一段段石鼓构成，呈底宽上窄渐收式，柱头由方块和圆盘构成，无饰纹。爱奥尼克柱式整体造型风格坚挺娟秀，比多立克多一个柱础，纵向有凹槽24条，各凹槽的交接棱角上设计一部分圆面，最具特征的是它的柱头，左右各有一对华丽、精巧、美丽的卷涡式装饰。科林斯柱式用毛莨叶作装饰，形似盛满花草的花篮式柱头，规范而细腻，布满生气，其柱高、柱径比例、凹槽都同于爱奥尼克柱式。古希腊风格的三种柱式常用于客厅的隔断中。古罗马风格古罗马风格以豪华、壮丽为特色，券柱式造型是古罗马人的创造，两柱之间是一个券洞，形成一种券和柱大胆结合极富兴味的装饰性柱式，成为西方室内装饰最鲜明的特征。广为流行和实用的有罗马多拉克式，罗马塔斯干式，罗马爱奥尼克式，罗马科林斯式及其发展创造的罗马混合柱式。古罗马风格柱式曾经风靡一时，至今在家庭装饰中还经常应用。哥特式风格哥特式风格是对罗马风格的继续直升的线形，体量急速升腾的动势，奇突的空间推移是其基本风格。窗饰喜用彩色玻璃镶嵌，色彩以蓝、深红、紫色为主，达到12色综合应用，斑斓富丽精巧迷幻。哥特式的彩色玻璃窗饰是非常闻名的，家装中在吊顶时可局部采用，有着梦幻般的装饰意境。伊斯兰风格伊斯兰风格的特征是东、西方合壁，室内色彩跳跃、对比、华丽，其表面装饰突出粉画，彩色玻璃面砖镶嵌，门窗用雕花、透雕的板材作栏板，还常用石膏浮雕作装饰。砖工艺的石钟乳体是伊斯兰风格最具特色的手法。彩色玻璃马赛克镶嵌，可用于玄关或家中的隔断上。意大利风格意大利风格充分发挥柱式体系优势，将柱式和穹窿、拱门、墙界面有机地结合。轻快的敞廊，美丽的拱券，笔直的线脚，以及运用透视法将建筑、雕塑、绘画融于一室，使其具有强烈的透视感和雕塑感，创造出既具有古希腊典雅的美丽又具有古罗马的豪华壮丽景象，体现出更接近人的个性解放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的朴素、明朗、和谐的新室内风格。巴洛克风格巴洛克风格的主要特色是强调力度、变化和动感，强调建筑绘画和雕塑以及室内环境等的综合性，突出夸张、浪漫、激情和非理性、幻觉、幻想的特征。打破均衡，平面多变，强调层次和深度。使用各色大理石、宝石、青铜、金等装饰华丽、壮观，突破了文艺复兴古典主义的一些程式、原则。洛可可风格洛可可风格的总体特征是轻盈、华丽、精致、细腻。室内装饰造型高耸纤细，不对称，频繁地使用形态方向多变的如“C”“S”或涡券形曲线、弧线，并常用大镜面作装饰，大量运用花环、花束、弓箭及贝壳图案纹样。善用金色和象牙白，色彩明快、柔和、清淡却豪华富丽。室内装修造型优雅，制作工艺、结构、线条具有婉转、柔和等特征，以创造轻松、明朗、亲切的空间环境。新古典主义风格新古典主义以尊重自然、追求真实、复兴古代的艺术形式为宗旨，非凡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鼎盛期的作品，或庄重厉穆、或典雅美丽，但不照抄古典主义并以摒弃抽象、绝对的审美概念和贫乏的艺术形象而区别于16、17世纪传统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风格还将家具、石雕等带进了室内陈设和装饰之中，拉毛粉饰、大理石的运用，使室内装饰更讲究材质的变化和空间的整体性。家具的线形变直，不再是圆曲的洛可可样式，装饰以青铜饰面采用扇型、叶板、玫瑰花饰、人面狮身像等。现代风格现代装饰艺术将现代抽象艺术的创作思想及其成果引入室内装饰设计中。现代风格极力反对从古罗马到洛可可等一系列旧的传统样式，力求创造出适应工业时代精神，独具新意的简化装饰，设计简单、通俗、清新，更接近人们生活。其装饰特征由曲线和非对称线条构成，如花梗、花蕾、葡萄藤、昆虫翅膀以及自然界各种美丽、波状的形体图案等，体现再墙面、栏杆、窗棂和家具等装饰上。线条有的美丽雅致，有的遒劲而富于节奏感，整个立体形式都和有条不紊的、有节奏的曲线融为一体。大量使用铁制构件，将玻璃、瓷砖等新工艺，以及铁艺制品、陶艺制品等综合运用于室内。注重室内外沟通，竭力给室内装饰艺术引入新意。和式风格和式风格采用木质结构，不尚装饰，简约简洁。其空间意识极强，形成“小、精、巧”的模式，利用檐、龛空间，创造特定的幽柔润泽的光影。明晰的线条，纯净的壁画，卷轴字画，极富文化内涵，室内宫灯悬挂，伞作造景，格调简单高雅。和式风格另一特征是屋、院通透，人和自然统一，注重利用回廊、挑檐，使得回廊空间敞亮、自由。乡土风格现代人对阳光、空气和水等自然环境的强烈回归意识以及对乡土的眷恋使人们将思乡之物、恋土之情倾泻到室内环境空间、界面处理、家具陈设以及各种装饰要素之中。大量木材、石材、竹器等自然材料以及自然符号得到应用，自然物、自然情趣的直接切入，室内环境的“原始化”，“返朴归真”的心态和氛围，体现了乡土风格的自然特征。此风格得到文人雅士的推崇。构成风格构成风格运用立体、平面、色彩三大构成原理，将简洁的几何形体，点、线、面。直、曲、折弯等数字造型模式，经过多种组合运用到设计之中，再赋予纯净的色彩原色，体现一种强烈的理性和象征，带有明显的主观精神。构成风格普遍受到年轻一代的欢迎，迎合了E时代人们追求强烈个性的心理中国古典风格以宫廷建筑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建筑的室内装饰设计艺术风格，气势恢弘、壮丽华贵、高空间、大进深、雕梁画栋、金壁辉煌，造型讲究对称，色彩讲究对比装饰材料以木材为主，图案多龙、凤、龟、狮等，精雕细琢、瑰丽奇巧。但中国古典风格的装修造价较高，且缺乏现代气息，只能在家居中点缀使用。古埃及风格古埃及装饰风格简约、雄浑，以石材为主，柱式是其风格之标志，柱头如绽开的纸草花，柱身挺拔巍峨，中间有线式凹槽、象形文字、浮雕等，下面有柱础盘，古老而凝重。光滑的花岗岩是铺地惯用的材料，毛糙的花岗岩小块多用于电视墙主背景上，又称文化墙。希腊古典风格神庙建筑体现了希腊古典风格单纯、典雅、和谐的风貌。多立克、爱奥尼克、科林斯是希腊风格的典型柱式，也是西方古典建筑室内装饰设计特色的基本组成部分。多立克柱式粗犷、刚劲，基座有三层石阶，柱身由一段段石鼓构成，呈底宽上窄渐收式，柱头由方块和圆盘构成，无饰纹。爱奥尼克柱式整体造型风格坚挺娟秀，比多立克多一个柱础，纵向有凹槽24条，各凹槽的交接棱角上设计一部分圆面，最具特征的是它的柱头，左右各有一对华丽、精巧、美丽的卷涡式装饰。科林斯柱式用毛莨叶作装饰，形似盛满花草的花篮式柱头，规范而细腻，布满生气，其柱高、柱径比例、凹槽都同于爱奥尼克柱式。古希腊风格的三种柱式常用于客厅的隔断中。古罗马风格古罗马风格以豪华、壮丽为特色，券柱式造型是古罗马人的创造，两柱之间是一个券洞，形成一种券和柱大胆结合极富兴味的装饰性柱式，成为西方室内装饰最鲜明的特征。广为流行和实用的有罗马多拉克式，罗马塔斯干式，罗马爱奥尼克式，罗马科林斯式及其发展创造的罗马混合柱式。古罗马风格柱式曾经风靡一时，至今在家庭装饰中还经常应用。哥特式风格哥特式风格是对罗马风格的继续直升的线形，体量急速升腾的动势，奇突的空间推移是其基本风格。窗饰喜用彩色玻璃镶嵌，色彩以蓝、深红、紫色为主，达到12色综合应用，斑斓富丽精巧迷幻。哥特式的彩色玻璃窗饰是非常闻名的，家装中在吊顶时可局部采用，有着梦幻般的装饰意境。伊斯兰风格伊斯兰风格的特征是东、西方合壁，室内色彩跳跃、对比、华丽，其表面装饰突出粉画，彩色玻璃面砖镶嵌，门窗用雕花、透雕的板材作栏板，还常用石膏浮雕作装饰。砖工艺的石钟乳体是伊斯兰风格最具特色的手法。彩色玻璃马赛克镶嵌，可用于玄关或家中的隔断上。意大利风格意大利风格充分发挥柱式体系优势，将柱式和穹窿、拱门、墙界面有机地结合。轻快的敞廊，美丽的拱券，笔直的线脚，以及运用透视法将建筑、雕塑、绘画融于一室，使其具有强烈的透视感和雕塑感，创造出既具有古希腊典雅的美丽又具有古罗马的豪华壮丽景象，体现出更接近人的个性解放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的朴素、明朗、和谐的新室内风格。巴洛克风格巴洛克风格的主要特色是强调力度、变化和动感，强调建筑绘画和雕塑以及室内环境等的综合性，突出夸张、浪漫、激情和非理性、幻觉、幻想的特征。打破均衡，平面多变，强调层次和深度。使用各色大理石、宝石、青铜、金等装饰华丽、壮观，突破了文艺复兴古典主义的一些程式、原则。洛可可风格洛可可风格的总体特征是轻盈、华丽、精致、细腻。室内装饰造型高耸纤细，不对称，频繁地使用形态方向多变的如“C”“S”或涡券形曲线、弧线，并常用大镜面作装饰，大量运用花环、花束、弓箭及贝壳图案纹样。善用金色和象牙白，色彩明快、柔和、清淡却豪华富丽。室内装修造型优雅，制作工艺、结构、线条具有婉转、柔和等特征，以创造轻松、明朗、亲切的空间环境。新古典主义风格新古典主义以尊重自然、追求真实、复兴古代的艺术形式为宗旨，非凡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鼎盛期的作品，或庄重厉穆、或典雅美丽，但不照抄古典主义并以摒弃抽象、绝对的审美概念和贫乏的艺术形象而区别于16、17世纪传统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风格还将家具、石雕等带进了室内陈设和装饰之中，拉毛粉饰、大理石的运用，使室内装饰更讲究材质的变化和空间的整体性。家具的线形变直，不再是圆曲的洛可可样式，装饰以青铜饰面采用扇型、叶板、玫瑰花饰、人面狮身像等。当前在家庭室内设计中，存在着几种不良的倾向，有碍于家庭装修体现上述的温馨气氛，下面分别加以论述。一、 片面追求豪华的倾向有的家庭装修把某些豪华宾馆中的设计手法和材质选择加以搬用，这样就会使装修效果走了题，如大吊灯、大灯池、大贴脸等一系列的金碧辉煌的效果，感觉不到一丝的家庭温暖。因室内装修界甚至有人提出住宅装修要“宾馆化”的错误提法，因为宾馆是人们暂时逗留的地方，人流熙熙攘攘，不可能存在家庭气氛，因此这种观点只能误导家庭装修的正确方向。受这种错误倾向的影响，甚至有的家庭一味的模仿KTV歌厅的装修效果，把家庭变成了文娱的场所，也是文不对题的。总之，这些做法只能说是花了钱，却买不到家庭温馨的气氛，因此是值得大家深思的。二、片面追求高档材料的倾向在家庭装修中，质量的好坏不取决于材质档次的高低，而应高超的设计质量取胜。例如做衣服的面料有高有低，笨裁缝用高级面料也不一定能作出款式好的服装，相反巧裁缝常可利用低档面料作出款式新颖别致的服装。这一例举充分说明了，在家庭装修中要强调精心设计于用材才是正确之路，而绝非滥用进口大理石、钛金灯等所能奏效的。三、盲目购买大尺寸家具的倾向一般标准住宅的开间进深尺寸不会太大，购买家具时应与室内空间的尺度相协调，决不能让大尺寸的家具睹塞了人流的活动空间。有的住户甚至购买了大型办公室专用的老板写字台、大型沙发等，把起居室挤得水泄不通，这那里能谈得上气派，更谈不到有亲切感。因此，在家庭装修中，家具配置是至关重要的。除去上述的要与空间尺度成比例之外，还应注意充分利用上部的空间，如在适当的位置多做一些吊柜和壁柜，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储藏面积，而且还可以减少占地面积，只有这样布置家具才有可能使家庭中的有限面积产生宽敞通透的感觉。四、随意堆砌装饰成品的倾向在室内装修中，有时需要一些装饰性的线脚、贴脸、花饰等。但是，在装饰材料市场上却供应着大大小小是是而非粗滥造的成品，有的施工单位随意购买其零件，任意在家庭装修中拼贴，如大尺度的顶角线、粗莱的门套线、超尺度的园型顶棚线，因为细部是超尺度和杂乱无章的，所产生的后果，既缩小了本来不大的居室空间，又失掉了典雅大方的气韵，还丧失了家庭装修应有的温馨品位。所以选择成品时，需根据设计意图加以审慎的挑选，方能使家庭装修达到理想的境界。五、忽视使用功能的倾向在家庭室内装修中，追求美观应是建立在功能的基础上的。但有的装修安装了7－9的大吊灯，往往因为奶白的反光灯罩及磨砂灯泡，造成了昏暗的照明后果，这种处理办法是既费电又不适用，且给人以压抑的感觉。又如有的吊柜拉手过高，使用起来非常不便。还有的家庭装修，过分追求小趣味，在地面分割上没有依据功能的要求划分各种材质，所拼贴出来的图案令人眼花缭乱，没有起到功能分共的导向作用。尽管有的装修，注意到了利用材料质感的判别划分室内的空间，但由于选择材料不当，也会带来不好的后果。例如有的用餐区域铺设了地毯，就会带来难以清洗油污的麻烦。另外在门洞较为集中的地方，没有注意门的开启方向，造成了彼此交叉干扰。这些问题似乎不大，如果处理不当，依然会给住户带来诸多不便，为此不可掉以轻心。六、住宅室内设计的虚与实随着人们生活的提高，家庭装修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热门话题，这一现象的出现，及是经济发展与生活提高的必然结果。但如何才能装修好自己的家，却存在着不完全相同的看法，也就是平常说的观念存在着差异，应该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然而其中有一个问题则需要弄清楚，即要想搞好家庭装修，在施工之前是离不开良好设计创意的，犹如画家在作画之前强调“意在笔先”是同一个道理，否则就会产生乱点鸳鸯谱而作不好画。同样，若没有清晰的意图，就盲目地进行家庭进修，也是难以获得良好的效果，往往还会酿成花了不少钱，却买了个俗不可耐的结局，令人感到得不偿失和啼笑皆非。产生这类恶果，固然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是通常被遗忘的，那就是用户考虑家装时“实”处考虑的多，而“虚”处考虑的少，甚至于缺乏考虑。例如：地面铺设石材还木材、墙壁贴壁纸还是涂料、天花是吊顶棚还是做灯池、家具选择大的还是小的、顶部灯具是吊花灯还是装格栅灯等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实而又实的问题。诚然，上述这些具体的问题不是不应该考虑，但它们都是漂浮在家庭装修中表面上的东西，问题在于把这些建筑装修材料堆积在一起，欲取得什么样的装修效果，常常有欠研究，也步是没有在感觉得到而又看不到的内涵“虚”字上做文章，例如追求典雅大方、朴实无华、返朴归真、民族风韵、现代气息等，皆是家庭装修中至关重要的创意上的问题。有了良好的创意，就有可能使家庭装修居于较高的水平，同时还可以有力地排斥那些华而不实、珠光宝气、比例混杂、尺度失调、章法紊乱、庸俗不堪的所谓“家装”。大量的实践证明，如果处理好了这个问题，甚至还有可能节约用户的不少投资。
新古典主义美术的特征是：选择严峻的重大题材(古代历史和现实的重大事件),在艺术形式上,强调理性而非感性的表现；在构图上强调完整性；在造型上 重视素描和轮廓,注重雕塑般的人物形象,而对色彩不够重视。法国新古典主义美术从维安、达维德到安格尔,取得了最优秀的成就,并达到高峰。 以复兴古希腊罗马艺术为旗号的古典主义艺术,早在17世纪的法国就已出现。在法国大革命及其政治和社会改革之前,有一场纯粹的艺术革命,这就是新古典主义美术运动。这一时期的法国美术既不是古希腊和罗马美术的再现,也非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的重复。它是适应资产阶级革命形势需要在美术上一场借古开今的潮流。 所谓新古典主义也就是相对于17世纪的古典主义而言的。同时,因为这场新古典主 义美术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紧密相关,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革命的古典主义"。
浅析波德莱尔对现代艺术的影响〔内容提要〕为了回应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之形式主义（即没有真理内容与道德倾向性）的指控，本文重述波德莱尔为现代主义艺术批评所奠定的基本原则：党派原则与形式限定原则。从而指出，后现代主义借用波德莱尔的审美现代性概念对现代性所作的全盘放弃是错误的。全面而正确地理解波德莱尔意味着：对现代性的审美批判是一种辩证的批判，而不是纯粹否定的批判。 〔关键词〕波德莱尔 审美 现代性 艺术批评 如果说狄德罗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浪漫派确立了现代艺术批评的美学基础（主体性），1那么波德莱尔则为现代艺术批评奠定了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对自足的艺术原则的充分意识，要等到现代主义艺术批评与现代主义美学诞生之后。正如当代著名艺术批评家与美学家莫拉夫斯基（Morawski）所说：“艺术与美学的概念恰恰是在现代性的成长时期诞生并得到巩固的。学院与画廓的诞生、批评的专业化、艺术生产不断从既定的宫廷或教会赞助中独立出来——所有这一切及其它相似的现象是相互交织的，并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审美文化的出现辅平了道路。但是对自足的艺术与美学的充分意识，却只有随着与众不同的现代主义感性的出现而出现。”2 可以明确地说，由于波德莱尔在现代艺术批评与美学中的至高地位，现代主义艺术批评的基本原则是由他奠定的。这一原则就是将艺术真正置于与真理与道德的关系之中。这可以一劳永逸地反驳那些认为现代主义就是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等于没有内容（真理内容与道德倾向性）的指控。当然，人们可以援引许多段落来证明波德莱尔宣称艺术自主，谴责道德说教、哲理诗、艺术与文学中的政治倾向性等等。例如，韦勒克就认为，波德莱尔只是在早期表示轻蔑地提到“为艺术而艺术这个流派的幼稚的乌托邦，排除道德、往往甚至还有激情，它必然是没有孕育力的”。但是后来波德莱尔一贯申明反对“说教的异端”，拾起爱伦?坡的术语并且发挥了“诗歌除了自身之外别无目的”和“艺术愈是从说教中摆脱出来就愈能上升到纯洁而无关利欲的美”的论旨。3 波德莱尔如韦勒克所说是自相矛盾的吗？不是。波德莱尔所信奉的艺术自主并不是无所指的艺术自主。强调艺术自主或“为艺术而艺术”的背后，波德莱尔并没有忘记现代艺术的关怀：即它对作为不断敞开的地平线的现代性的诉求。他切实地领悟了创造性想象力、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运用艺术去变形的艺术语言，后者植根于关于普遍相似物、应和、象征的一套理论。4这样一来，韦勒克就无法解释似乎内含于波德莱尔文本中的矛盾。一方面，韦勒克指出，对超自然主义和创造性想象抱着这种总的看法，波德莱尔谅必会强调艺术家驾驭题材的能力、形式和风格乃至常规的作用、主题化为神话的转换功能。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强调，由于把自然视为五彩缤纷的象征画面，他至少在绘画方面无法完全摆脱现实主义的预想，即题材内容的重要性。举例来说，他说，“知道一幅画是否有旋律的正确方式就是保持较远的距离去看它，这样就无法理解它的主题或辨别它的线条。如果它有旋律，它就已经具有一种意义。”因为此处的“旋律”是指“色彩的统一”，看来值得推荐的便是某种类似抽象的设色构思的东西——一幅无主题、或至少是没有辨认得出的抑或有形的主题的画作。在别处波德莱尔曾直截了当地谈到线条和色彩“绝对不依托画的主题”。但是，波德莱尔又说：“主题之于艺术家来说构成了他天才的一部分”，而且批评某个具体的艺术家的主题并不“值得”。5可以想见，波德莱尔并没有放弃主题批评，不然他就不会说某个艺术家的主题值不值得这样的话。在韦勒克看来，这是波德莱尔思想中的矛盾。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波德莱尔思想中最令人激动的地方。 因为，它再次证实了我们的看法：波德莱尔绝不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他之所以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乃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最终才能最有效地做到“为人生而艺术”。换言之，“为艺术而艺术”只是手段，而“为人生而艺术”才是目的。形式与主题之间的辩证法正可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关怀，没有主题内容（真理断言与道德诉求），就不可能产生激情，从而产生形式。形式是艺术家面临各种压力下的产物。形式不是单纯的艺术史的既定语言逻辑发展的结果，形式来自艺术家所遭遇到的、来自社会－历史的主题内容的压力与艺术史既定语言之间的矛盾冲突。为此，形式（艺术的构形）必须被理解为主题内容与艺术史既定语言之辩证运动。6 波德莱尔的艺术批评观既建立在浪漫派美学的遗产上面，也批判了这一遗产，并开创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批评。波德莱尔首先强调了审美的时间性与历史性——显而易见，这得自浪漫派。他反对美的绝对的、非时间的概念，认可浪漫派的美学观念，认为美的标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美的本质也随历史的变迁而变迁。他断言“浪漫主义就是美的最晚近和最当下的表现”。7也就是说，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表现，而浪漫主义则是美的最新近和最现时的表现。随着浪漫主义的诞生，美走到了当下的形态。 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波德莱尔提出了古代论者与现代论者之间那个著名的论战。这一论战在席勒的名作《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得到过新的概念化表述，其后在施莱格尔以及浪漫派对古典派的论战中又作为一个恒常的主题出现。不过波德莱尔以一种独到的方式在古典主义所崇尚的绝对美与浪漫派宣扬的相对美之间转移了重心。他说：“构成美的一种成份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加以确定，另一种成份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一种，或是兼容并蓄，它像是神糕有趣的、引人开胃的表皮，没有它，第一种成份将是不能消化和不能品评的，将不为人性所接受和吸收。”8 因此，艺术创作的关键就是抓住相对的、暂时的瞬间，并从中挖掘出它的永恒的和不变的一面，否则艺术美将因为无所依傍而两头落空，其结果只能是跌入抽象的、不可确定的虚无之中。“一句话，为了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变成古典性，必须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为此，波德莱尔号召画家们勇于观察和描绘现代生活，而不要躺在古人的现成模式上睡大觉。他说：“谁要是在古代作品中研究纯艺术、逻辑和一般方法以外的东西，谁就要倒霉！因为陷入太深，他就忘了现时，放弃了时势所提供的价值和特权，因为几乎我们全部的独创性都来自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印记。”9 “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印记”可以说是波德莱尔对美的历史性本质的最好的概括。与此相应，波德莱尔大力倡导发掘现代社会的新的美质，从易逝的、过渡性的和琐碎的普通现象中提炼出美来。他赞美画家居伊就是这样一位从现代生活中挖掘美点的艺术家。“他到处寻找现时生活的短暂的、瞬间的美，寻找读者允许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特点。”10 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波德莱尔率先在艺术批评中，而且可能也是在所有哲学与美学探讨中使用了“现代性”一词。波德莱尔所关注的、确立绘画的现代模式的特征的术语，经常被简化为对浪荡子的现代性城市空间的体验。11但是，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也可以得到更宽广的读解，因为它通过“现代性”这一术语暗示了，现代性的图像（the image of modernity）可以在绘画中，并通过绘画得到建构。这篇论文还确立了一个概念前提，即在现代性与再现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必然联系，以至于现代生活成了视觉建构的结果，正如现代性也是这些绘画的来源。再现不是照相式的描摹，波德莱尔之所以选择雕刻家与插图画家居伊（Constatin Guys）作为现代艺术家的典范，并且通过描述居伊的作品，乃是因为他要提出一种现代生活的模式，这一模式既从空间上也从主题上与作为一种再现角色的艺术手腕（artifice）与改造、变形（transformation）有关。12 波德莱尔围绕时尚与易逝性的主题建构起他的现代性的模式。他的讨论集中在某些人物身上，但是，他并不是从街头直接观察这些人物，而是从时装画与印刷插图当中推断这些人物及其描写的。而且，波德莱尔所选的人物——浪荡子、纨绔子弟、*女、军人等等——都是以精心建构的术语（将他们建构为“图像”）加以描绘的，因此他是通过对他们的自我再现的策略的阐述，来分析他们的身份的。13换言之，现代绘画与现代性本身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现代绘画是“现代性的图像”，而现代性则通过这些图像被把握。 从一开始，波德莱尔还阐述了他的断言，即时尚需要特殊与一般、过去与现在、过渡性与永恒之间的区分。通过使用这些结构性对立的术语，波德莱尔坚持这些两两对立中的每一方都依赖于对方以获得其身份。因此，任何试图陈述一种有特征的品质都内在地位于现代性的一个特殊特征中（例如永恒的或易逝的），都与波德莱尔的意图相反。波德莱尔强调易逝性是现代性的一个永恒条件。那些凝固了这种易逝性的图像的特点因此不得不在对变化的持久过程的认知中发挥功能，而波德莱尔将这种变化置于现代生活的中心。要点不单单是视觉图像所传达的信息，而是那种传达注意到并参与在现代性的过渡性与漂浮性特征中的方式。14 在一个今天的观众眼里，居伊的作品是乏味的，也缺少特点。他的作品主要是通过其爽快、缺乏细节，特别是缺乏那种特殊的信息。现代生活不能被直接加以描绘，而是要从被当作艺术家头脑中的印象、记忆加以制作的图像中加以描绘。这些图像的主题、人物、场景，以及时尚的空间，都要在一种速记中得到传达，而这恰好与信息密集的描摹手法相反。在这儿，波德莱尔再次强调了现代艺术家对现代性的建构，而不是被动地反映。收集的机制（暗示着生活早已成了一种图像，现代性则是一种景观）与一种传达的概念性策略的结合，依赖于对那些正在被记录下来的漂浮的图像的熟悉。这些图像是草草勾勒的，以至只有在其他漂浮的、同样易逝的图像的持续之流中才会有意义。 在《现代公众与摄影》（1859）一文中，波德莱尔蔑视并谴责了摄影那种不加区分的现实主义。15 他嘲笑了他的同代人当中那些认为“如果一种工业性的处理〔指摄影〕可以给我们一种等同于自然的结果，那就是一种绝对的艺术了”的人。他们对他们自己说， “由于摄影为我们提供了精确性的每一种我们想要的保证（他们相信这一点，可怜的疯子！），那么，艺术就是摄影了。”16 这些立场 ——强调视觉的特殊性与反对摄影——尽管看上去矛盾，事实上却是互补的。对摄影的谴责呼吁一种记忆的肖像，一种来自经验的收集而不是直接的观察的图像制作。波德莱尔的再现模式强调了沉思与主体性，而不是机械的客观性。照相机，带着它对世界的自动记录，机械、中立并被认为带有文献性，对波德莱尔来说却并不能再现现代性的图像。相反，他的现代景观的观念是非常直接地与重要地通过社会领域，以及主观的过滤（作为一种记忆中的体验的建构性图像）相中和的。居伊在工作室里回忆起来的东西，他从在大街上体验的大量信息中回忆起来的有意义的东西，是对一种被分享的体验的可交流与可辨认的符号的速写。这是把握居伊作品表面上空洞的特征的关键。 因此，对波德莱尔来说，精确的图像恰恰不是那种机械的、巨细无遗的视觉信息的文献。相反，他强调了简化了的、示意性的和索引性的符号，其充分性存在于被分享的知识的领域，它自身却是转瞬即逝的，短暂的与变化无穷的。到该文最后，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即波德莱尔观念中的现代性的唯一普遍性特征，乃是成像（imaging）活动，是再现的技巧，和人为的建构。17 至此，我们来到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美学观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就是从审美角度探讨现代性的自我奠基、自我确证，以及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主题。 现代性的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问题已在笛卡尔哲学中萌芽，在康德哲学中得到明确的主题，而在黑格尔那里得到进一步提炼和深化。在波德莱尔看来，现代性意味着某种瞬间性和流动性，但这种瞬间性和流动性中包含着永恒性和不变性。一直到今天，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这个定义仍然有着不可动摇的经典地位，它把发端于浪漫主义的对当下的关注概念化为一种原理，即只有现代的，才有可能成为经典的（或古典的）。在《现代生活的画家》著名的“现代性”一节中，波德莱尔说：“他（按指画家居伊）寻找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因为再没有更好的词来表达我们现在谈的这种观念了。对他来说，问题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接着，他给出了“现代性”的一个著名的，也许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8 这一点极其重要：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观念成为几乎所有现代性定义的基础。当然，关于现代这个“新的时代”本身是一个向未来开放的、正在形成的、有待于被未来否定的过程的观念，从而认为现代只是一个过渡，在这种过渡中，唯有瞬间的在场（当下）才是确实的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已经得到了孕育。在黑格尔的现代性概念中，现代作为流动、作为过渡的敞开性，是以划时代的新开端被设想为永远在每一个诞生新事物的时刻重新开始，即新时代不断地在每一个当下环节中获得再生的意义上加以定义的。哈贝马斯曾将这个出现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关键术语译解为关于现代性的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原理：现代性能够而且不必再从过去时代中借用标准；它得自行创立自己的规范。19然而，使现代性概念自始就沾上审美蕴含，并且是如此强有力地影响了现代主义以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一般态度的，仍得归功于（或归罪于）波德莱尔。由于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刻画带有太强烈的审美内涵，迄今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审美批判的特征。所以，如何评价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审美意识及其现代性的一般观念，成了现代性的捍卫者如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的否定者如福柯的争论的核心。20 此处不是处理这一争论的适当地方。不过，最简明地作一个勾勒将有助于我们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福柯认为现代性没有什么规范内容（即可以成为一般准则的内容），现代性纯粹是一种批判意识与批判态度，因为现代性无本质可言，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显然，福柯的这一识读继承了波德莱尔现代性概念中的否定性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福柯在此的策略是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概念揉合到康德的启蒙定义的读解中。21而哈贝马斯则认为，现代性有其规范内容，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自始就处于既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又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双重性之中。如果说笛卡尔与康德开创了现代性的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的一面，那么，卢梭与休谟则开创了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一面。现代性的这种双重性在黑格尔的辩证体系中得到最高程度的表达。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那种认为现代性除了不断的自我否证之外一无所有的观点，是秉承了波德莱尔的过分强烈的审美批判的倾向，不仅与现代性历史的事实不符（比如，哈贝马斯指出了现代性的某些正面价值：个人自由与个人政治参与空间的扩大，法律平等与司法制度的人道化，物质生活、教育与健康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等等），而且也与欧洲现代性的现实，即欧洲的统一的事实或前景不符（哈贝马斯将欧洲的统一视为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的实现）。因此，如果说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奠基与解基、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自我合法化与自我批判的动态结构，那么后现代论者的现代性终结论就显得颇为可疑了。后现代论者认为现代性由以确证自己的基础与合法性已彻底丧失，于是，他们不得不或是诉诸狄奥尼索斯的迷狂的力量（尼采），或是诉诸前苏格拉底的诗－思（海德格尔），或是坚持一种不带任何元立场的解构的游戏（德里达），或是求助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反抗（福柯）。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自我批评机制的正确认识之上，因而都无助于现代性问题的真正解决。22 姚斯在《文学传统与现代性的当代意识》这一长文中也探讨了波德莱尔所“现代性”意识，以及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误读。这一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重要性。姚斯的论文旨在通过术语史与概念史的探讨，来捕捉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姚斯追溯了“现代”一词的不断变化的意义，描绘了与之对立的概念，诸如“古代”与“古典”，以便弄清楚“一个时代的新意识是如何离开其先前的传统的。”姚斯在这个结论中指出了本雅明在处理一对对立概念古典性／现代性（或古代／现代）时所存在的一种深刻的含混。一方面，本雅明在对梅龙（Meryon）的评论中追随波德莱尔，认为古代是现代性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与波德莱尔的本意相反，本雅明“把现代性与古典性之间的功能的关系倒退到一种内容的对立。 姚斯认为，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理论居然被这位本雅明误解，这真是一个悖论；因为正是这位批评家的著作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这位诗人的新理解。由于本雅明，人们才不再把《恶之花》视为诗歌退进它自身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门槛；通过他我们才得以意识到它是一种历史经验的产物，一种将19世纪的社会进程转换为艺术的历史经验的产物。23 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解释是单向的：他把《恶之花》仅仅解释为城市大众的远离自然的经验的证据。接下来，他忽视了异化的辩证的“另一面”，即通过对自然的征服而释放出来的新的生产能量；对此，波德莱尔的大都会抒情诗和现代性理论的意义也非同小可。本雅明似乎忽略了波德莱尔现代艺术理论的奠基石：1859年论居伊这位“现代生活的画家”。姚斯指出，波德莱尔对“美的双重性”的洞见不仅质疑了作为古典艺术的本质以及作为学院艺术的准则的“美的普遍性”观念，而且恢复了古典艺术一直加以压制的“历史的”，亦即暂时的美的观念的正确地位。在波德莱尔的理论中，现代艺术可以将古典艺术作为一种有权威性的过去加以打发，因为隐含在现代性概念中的暂时的或过渡的美带来了它自身的古典性。在波德莱尔看来，从现代生活中提炼出来自暂时性的神秘的美乃是艺术家的任务，因为只有这样，现代性才有可能成为“古典性”。 如果人们不再将波德莱尔作品中的“自然与素朴的丧失”视为来自第二帝国时代的商品生产社会的异化的结果，那么本雅明在解释波德莱尔时面临的矛盾就会得到另一种观照。为了欣赏波德莱尔对自然的批判的辩证意义，人们就不应否定那种生产能量的标志——在他的美学理论与诗歌实践中——人类的新的生产热情——既是经济上的还是艺术上的生产——*了这种热情，他想要克服他的自然状态，以便开创通往他自己创造的世界的道路。本雅明极力加以描述的大都市危险，荒凉，孤独的一面，在波德莱尔的诗歌发现中却有其相互关联、相互建构的一面。24而本雅明的误读，常常是后人的普遍误读的先兆：这种误读，就是将波德莱尔刻画为一位对现代性的纯粹否定的诗人，而不是一位对现代性的辩证批判的诗人。 波德莱尔始终是一个关键。弄清楚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性质——是对现代性的纯粹否定，还是对现代性的辩证否定——决定了人们对现代主义艺术批评的性质及其原则的理解。我们通过对波德莱尔的不厌其烦的讨论，已经来到了基本结论的时刻：即波德莱尔不是一个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而是一个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下拥有深沉的“为人生而艺术”关怀的人；波德莱尔不是一个对现代性持纯粹的审美否定的人，而是一个对现代性持辩证的审美否定的人；波德莱尔不是一个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纯粹的否定性（即其过渡性、易逝性与偶然性）的人，而是一个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有其正面性和相关性（即其永恒性、不变性与必然性）的人。相应地，我们可以从中得出波德莱尔关于现代主义艺术的若干原则：现代主义艺术的真理内容和道德倾向性与其形式的辩证关系原则；现代主义艺术的否定性（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否定）与其建构性（现代主义又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图像建构”）的双重性原则；以及，现代主义艺术对传统的否定冲动（“新”、“现代性”）与其本身追求不朽渴望（“在场”、“经典”）的张力原则。 这样，我们也就来到了波德莱尔为现代主义艺术批评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党派原则与形式限定原则。 自从浪漫派以来，艺术批评在摆脱了新古典主义的客观法则以后，事实上已经成为意见市场上的讨价还价。那么，艺术批评还有原则可言吗？它不是已经沦落为任意的党派性了吗？波德莱尔的批评理论，部分地可以被理解为对这一困境所作的回应。对此，波德莱尔提出了批评的党派性原则（却不是任意的党派性）。他说： “最佳批评就是妙趣横生诗意盎然的那一类：而非冷漠的、数学一般的批评，假借一切有所交代，既无爱又无憎，甘于把性情一扫而空。〔为了〕讲求公正，换言之，证明其合理的存在，批评就应该有所侧重、充满激情、表明政治态度，即从某个单一的视角落墨，而不是从一个展示无比开阔的地平线的视角。”25 可见，波德莱尔正是从新古典主义的客观性法则或全知全能式的上帝视角来看待艺术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出来论证他的关于艺术批评的党派性原则或有限视角原则的。波德莱尔清楚地意识到存在着不同的趣味这一事实，而批评本质上也只能是视角性的。但是，令波德莱尔感到不安的并不是这一事实本身或存在着不同的批评观这一事实，而是：在批评不可避免地已经成为党派性的事业之后，批评是否还能保证它的合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批评是否还有合理性基础？显然，波德莱尔并没有给出一种批评的合理性基础的一般理论，或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元叙事”。但是，波德莱尔确实相信批评有其“合理的存在”（“为了讲求公正……证明其合理的存在……”）。没有一种关于批评的合理性基础的一般性理论或元叙事，与相信批评有一种“合理的存在”之间的矛盾，似乎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解释来加以调和：在波德莱尔看来，批评虽然不再拥有一种一劳永逸的客观法则，也不可能从一种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视角落墨，换句话说，批评已经不再有一种永远的合理性基础，却可以有一种临时的合理基础。也就是说，在某个时刻，人们仍然可以就各种流派的艺术现象中哪一个流派要好过另一个流派，或同一流派当中的哪一位艺术家要好过另一位艺术家，以及同一个艺术家中的哪一件作品要好过另一些作品，达成共识。这可以从波德莱尔的批评实践中得到佐证。他之所以赞扬德拉克罗瓦、莫奈与居伊，乃是因为他认为他们最能代表某个既定时刻的艺术创作中那些最优秀的品质（比方说：浪漫精神、对当下的关注、现代性，等等）。这样，波德莱尔就论证了，即使在没有一种客观的艺术法则的情况下，艺术批评仍然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建立在批评的临时合理性之上。为了这种合理性，批评就要有所侧重，有所限定。没有侧重、没有限定的批评恰恰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侧重、没有限定，正如后现代论者所说的那样，“一切皆可”、“人人都是艺术家”、“没有艺术品会掉出艺术史范围之外”、亦此亦彼、无可无不可……恰恰毁灭了一切艺术赖以生存的前提：艺术是对真理的揭示与对道德倾向性的提示，最终陷于无所适从、无所事事的苍白琐碎与萎靡不振之中。换言之，如果一切皆可，人人都是艺术家，批评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这也就是波德莱尔既要坚持批评的限定性与党派性，还要主张艺术创作中的形式限定性与既定时刻艺术游戏的高度严肃性的原因。波德莱尔特别强调了游戏规则的重要性。这种游戏规则尤其体现在艺术形式的限定方面。他说：“因为形式起着束缚作用，思想才益发强有力地喷涌而出。……你注意到吗：透过天窗，或从两管烟囱、两块岩石之间，或透过老虎窗所看到的一线天要比山顶望去一览无遗的全景能产生更深刻的深邃无垠的想法？”26后现代主义者经常指责现代主义是形式主义，好像现代主义为了形式而形式，殊不知，从波德莱尔开始，现代主义早已明确地意识到了，形式的限定对于艺术游戏活动的重要性：因为只有通过形式的束缚，“思想才益发强有力地喷涌而出”！对形式本身的重要性的认识，事实上并不始于现代主义，但是确实只有到现代主义那里，“形式的限定”才成为最突出的标识。形式作为一种限定，构成了一切艺术的先决条件；取消形式就是取消艺术本身。人们不止一次地谈论杜桑（贝格尔所说的“历史前卫艺术的代表）27，并大谈特谈那只臭名昭著的小便池，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丑行之所以成了一种荣耀，乃是因为没有一个成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指出皇帝的所谓新装其实不过是赤身露体而已。 〔注释〕 1参拙著：《20世纪艺术批评》“导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 Stefan Morawski, The Troubles With Postmodern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3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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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标题序号 如：①②③ 标题小四号宋体，不加粗，缩进二个字。
标题的写作要求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
1.准确
毕业论文的标题要能够直接揭示论点或课题，要明确，使人看了标题便知晓文章的大体轮廓、所论述的主要内容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不能过于抽象，似是而非，使读者百思不得其解。
如《理想与现实》、《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文本》、《伤痕是那陈年的华丽》、《人、法与情》等这样的标题会使读者一时难以了解文章写的是什么，必须加上副标题进行补充说明。一般来说，文学化、形象化的语句不适合作毕业论文的标题。另外，标题中也不能采用生冷偏僻的词汇。
毕业论文的标题在明确的基础上还要写得具体，能使读者准确地把握论文的基本论点或论题。目前，不少毕业论文经常使用诸如“……的研究”这类标题，这种写法不是不可以用，但对一篇几千字的本科毕业论文来说，显得空泛。
如《倪瓒山水画研究》这个题目就比较大，容易流于空疏，而修改后的题目———《试论隐逸文化对倪瓒山水画创作的影响》则更具体集中，适合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
2.简练
论文的标题不宜过长，过长了容易使人产生繁琐和累赘的感觉，得不到鲜明的印象，从而影响对文章的总体评价。
如《生动活泼的画像石艺术———从山东安丘汉墓画像石的艺术风格看东汉时期画像石的艺术成就》，在这三十八个字的标题中，“画像石”“艺术”两个词各出现了三次。论文的意思虽然表达清楚了，但略显冗长，可以修改为《从安丘汉墓画像石看东汉画像石的艺术成就》，或者《东汉画像石的艺术成就———以安丘汉墓画像石为例》。
通过对照，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经过修改后的题目鲜明了许多。标题是否简练鲜明主要在于作者的概括力与表现力，我们要善于思考提炼出简练醒目的标题。
3.新颖
标题要有独特之处，要能体现出作者的创新性，使读者获得启发。
我们在拟定论文标题时，要注意分析前人的已有研究成果，尽量避免与他人同类论题相似。
以古代文学研究为例。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著名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较多，学生在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就一定要注意研究切入的角度，力求有独到之处。
例如以往人们对南朝诗人谢朓的研究多局限在他的山水诗上，而论文《试论家族传统对谢朓人生及诗歌创作的影响》(北京大学李鹏飞)则从家族传统入手，论点鲜明，论据充分，对谢朓的研究有新的发现。又如论文《东坡词与〈世说新语〉》(中山大学郭幸妮)将苏东坡词和《世说新语》联系起来考察，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尚不多见。
新颖的标题会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读者会想：这两者有关系吗?带着疑问和好奇，读者会很感兴趣地将论文读完，并了解作者独到的见解。
当然，标题的新颖性，是建立在论文内容的创新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论文内容的创新，一味追求标题的新奇，也是不足取的。
毕业论文的标题应该简明扼要地表达出论文的主题和内容，同时具有吸引读者注意的特点。一般来说，毕业论文的标题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 论文的主题或研究对象：标题应该明确反映出论文的研究对象或主题，让读者一目了然。2. 研究方法或角度：如果论文采用了特定的研究方法或从特定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可以在标题中体现出来。3. 研究成果或结论：如果论文得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或结论，可以在标题中体现，吸引读者的兴趣。4. 突出特点或亮点：如果论文有突出的特点或亮点，可以在标题中体现出来，增加论文的吸引力。在具体写作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例如采用问句、命题、简短语句等形式。需要注意的是，标题应该简洁明了，不宜过长，一般不超过20个字。同时，应该避免使用生僻的词汇或专业术语，以免造成读者的困惑。
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诗词以其独特的情感寄托、丰富的描写内容、奇妙的韵律节奏让多少文人倾心于它们的创作，让多少百姓醉心于它们的品读。无数的价值寄托，无尽的情感宣泄凝结其中，直接表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文人精神。流行歌曲似乎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于古典诗词相提并论，一个似乎是太俗，一个又是那样的高雅。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最常见的代表，我们之所以说它流行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大众。流行音乐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流行歌曲似乎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于古典诗词相提并论，一个似乎是太俗，一个又是那样的高雅。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最常见的代表，我们之所以说它流行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受众集中体现，展现了当代青年的独特的情感选择与对当前社会的感触。流行歌曲是通俗的，但不一定是俗的。 因此不会有太多的人会主动地将唐诗宋词和流行歌曲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一个好比高峰上的千年积雪，一个是汪洋中的滔滔江水，相隔着太遥远的距离。但正如滔滔江水实则来源于千年积雪的消融，唐诗宋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抹灭的关系。 一、诗词与流行歌曲的本质趋同 如果把唐诗、宋词称为唐宋时的流行音乐也不为过，更何况词更多的时候是配乐演唱的。说诗词与流行音乐的本质趋同是结合了一定的时代，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无论诗词还是流行歌曲都是一个时代文化的代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气质文化在诗词与流行歌曲中都有着明确的反映，而且是作为主流文化反映的。古典诗词在那个时代与流行歌曲具有共同的一个特点：流行。诗词流行音乐在抒情言志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均是抒情言志的良好的载体。人是需要情感表达的，更需要情感表达的良好方式。当一个人在诗词与流行音乐中读到自己相同的情感寄托，那瞬间的感动足以说明诗词、流行歌曲在情感表达方面对莫大作用。诗词、流行歌曲的本质是趋同，只不过音乐文学（歌词）还没有古典诗词一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并不是说它永远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地位、只是这需要历史的积累与时间的积淀。 二、古典诗词对流行歌曲的影响。 1、唐诗宋词直接成为流行歌曲的表现主题和内容，给了流行歌曲另一方表现空间，一方面考较着流行歌曲创作人对文化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流行歌曲的表现功能，且提升了流行歌曲的层次。 流行歌曲展现千姿百态的生活，表达形形色色的情绪与心态。而作为当时朝代的流行歌曲，唐诗宋词的功能与意义恰好在在这个地方。尽管处于不同的时代，人们所经历的事物各有不同，由此洐生而出的情绪感受也会相去甚多，但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反应与情感，却并不受时代与地域的限制，因此，某些古人所经历的心理应变放在今日也同样可以适用，那么用以表现古人情感的诗词歌赋，同样也会是今人的心理映照。中国的古代文学大都非常讲究，在遣词造句，行文起势，叙事抒情上，自有一定规格，往往是字字珠矶，千古传颂。古诗词非常讲究韵律，大多音乐感极强，而从另一个角度上，结合到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往往是含蓄婉转，迂回曲折，动人不止，这些恰似当今诸多流行歌曲创作人所孜孜以求的一种境界，因此，许多音乐创作人，大胆地采用拿来主义，直接挑选经典的唐诗宋词，谱上曲，换一种角度来诠释千古佳句，这本身对他们也是一个挑战，对演唱人来讲亦是如此，因为听者会不自觉地拿曲作者的曲与演唱人的唱来与原诗相靠，看是否丝丝入扣，从而对创作者与演唱人的品质进行评判。 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不少，最有名的，我觉得当属邓丽君。邓本身是以唱台湾小调起家，本身已有不少民族文化气息的濡染，加上台湾一批执着于传统文化的音乐人，共同泡制出许多与原诗同样经典的作品。邓曾经出版过一张名为＜淡淡幽情>的个人专辑，其中收录了李煜和多位宋代词作名家的经典作品，包括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秦少游的<桃源忆故人(玉楼深锁多情种)，聂胜琼的<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李煜的<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欧阳修的<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朱淑真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这个琼瑶也用过，用在她为<烟锁重楼>还是<新月格格>所写的插曲<鸳鸯锦>里}，柳永的<雨霖铃>，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等，由台湾声名卓箸的曲作家古月，刘家昌，翁清溪，陈扬等谱曲，曲与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再加上邓的内敛婉约清丽的唱腔，使这张专辑成为现代音乐史上足以传颂的极品，＜音像世界杂志＞曾将该片评为“十张最适合在夜晚用心聆听的专辑”。这张专辑里最有名的两首，一个是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个就是后来王菲翻唱的＜但愿有长久＞，那倒是对这首古典佳作的现代版诠释了。 2、唐诗宋词构成了现代流行歌曲创作的一个重要素材来源，并成为其创作的一种手段和表现方式。 文学创作素来讲究一个广征博引，引经据典，物为我用，从而提示其所表现主题的广泛性。许多现代的流行词作人，更是喜欢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典故或内容，将其展开或以其为思路加以演绎，继面展现一段现代的故事情感。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人，一是台湾的琼瑶，她的很多歌词里都喜欢借用一些唐诗宋词中的名句，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庭院深深深几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 另一个是大陆的陈小奇，他是大陆歌坛岭南派创作人中的领头人物。他有一个颇有吴市影响的“涛声依旧三部曲”，<涛声依旧>（毛宁）<白云深处>（廖百威）和＜巴山夜雨＞（李进），单从歌名上来看，已经是和古诗词扯不断的关联了。后来他又写了 <烟花三月>，＜朝云暮雨＞（均为吴涤清演唱）,还有一首是毛宁的<大浪淘沙>，他是大陆词作家里古风最重的一个，喜欢将古诗词中的名句或典故经演绎与现代人的情感相结合而成歌词，由此而形成他独特的陈氏风格，也为中文流行歌词创作形成一个典范。 后来还有一个冯小泉，因为他本身是学后来还有一个冯小民族乐器的出身，所以对民族文化自然有很深的兴趣与植根，他的词作中也较多运用古诗词典故或名句，多是以古诗词来营造一种氛围，表现一种气魄，表达一种情怀，更偏重于一种社会责任和民族情怀的东西，比较熟悉的有<中华民谣>(“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醉人的笑容里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还有<秋水长天>等。 3、从创作的形式上来看，唐诗宋词也为现代流行歌曲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路，或是确立一另一种风格。 我觉得这也是整个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结果。很多现在的流行歌曲在写作形式上，仍不可避免地借鉴或套用或模仿了唐诗宋词的语言格式与风格。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歌曲，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提炼与表达手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家国情怀，还是儿女情思，古典诗词往往具有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回味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 香港的很多词作家，他们的古文化功底相当深厚，从他们的作品中即可看出很多的用典，甚至用唐诗宋词的写作方式，规范来进行创作。首先是黄霑，最有名的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歌<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沈随浪只记今朝……清风笑，竟惹寂寥，豪情还腻了一襟晚照……”，还有<射雕英雄传>里的一首<千愁记旧情>“红日/再不会升/热心渐似冰/彼此星沉天际/剩我低回血泪凝”，(<射>里还有一首<四张机>，手法相当规整“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不过这应算是金庸的作品了)。还有著名的<上海滩>“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幻作滔滔一片潮流”， 他的风格恰似一位笑傲江湖的大侠，豪情奔放，热情不羁。 另外还有卢国沾也是这类高手，他总是背负着家国情重，作品中很浓的民族情怀与历史评判的味道，这正是诸多唐宋名家为世人所景仰的品质。来看他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少女慈禧>“巾帼历次胜男儿/男女代代对峙/曾否推测过/明天举世/重由弱质再把持/” 再如许冠杰，也善用诗词典范来描绘世态人生“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浪子心声)，“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沉默是金)，写情“曳摇共对轻舟飘/互传誓约庆春晓/两心相对影相照/愿化海鸥轻唱悦情调/艳阳下与妹相亲/望谐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允/绿柳花间相对缘份/泪残梦了烛影深/月明独照冷鸳枕/醉拥孤衾悲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双星情歌) 再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的歌词创作更偏重于现代文体，更多关注风花雪月，但这也恰好是许多旧诗文的一个主要素材。最突出的我觉得还是琼瑶，她最擅用古诗旧典，来表现恋爱儿女的浪漫情怀。如“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在水一方)，“时光留不住/春去影无踪/潮来又潮往/聚散苦匆匆/往事不能忘/浮萍各西东/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且拭今宵泪/留与明夜风/风儿携我梦/天涯绕无穷”(几度夕阳红) . 小虫也有几首有名的作品，都表现出古诗词中的一些情怀，但距离唐诗宋词，已经有些距离了，更象元曲什么的。如他写给陈淑桦的<情关>“我本有心/我本有情/奈何没有了天/爱恨在泪中间/才能拥有这个梦”，<红楼梦>“昨夜红楼入梦中/多少伤心往事上心头/今晨醒来梦已空/徒留红楼在梦中/红楼，红楼/为何浓浓的红妆遮不住你的轻愁/红楼，红楼/你轻愁只因为人们将你遗漏”，还有给潘越云写的<红娘>“盼你来/盼到桃花谢又开/问天也不能明白/。。。/对望两相爱/心似祝英台/这应是天的安排” 除去形式上的模仿与借鉴，在歌词的写作手法上，现代的流行歌曲也是从唐诗宋词身上汲取了不少的营养。向讲究韵律感与意境美，这都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了，唐诗宋词里更常用到的比兴手法，在现代歌词的写作中，例子那更是不胜枚举。 三、 流行歌曲相对于古典诗词的优势 尽管现代歌词的创作沿袭着古典诗词的创作的路子起步并发展起来的，然而，唐诗宋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毕竟还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毕竟表现出不同时代的语言和内容特征，并接受不同时代标准的审视与评判。 我们说文学是为了体现生活而存在的，那么任何的一种文化形式必然反映一个时期的生活现实，体现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征。正如我们都说唐诗与宋词，而并没有泛称为唐宋诗词，就是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而流行歌曲则显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不同于唐也不迵异于宋，所以它与前二者之间，还是有着更多显而易见的区别，这也正是如今很少将他们主动放在一起比较的原因。 而流行歌曲更为通俗，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受众，其次留心歌曲的传播方式是古典诗词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传播途径的多元化，流行音乐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流行音乐是当今时代的一个体现，但在文化内涵上仍有许多不足，当“妹妹坐船头”唱遍大江南北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流行音乐在主题、内容方面应该有较大的提高，近年来的流行歌曲逐渐的吸收古典诗词的一些元素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使得流行音乐通俗而不俗，品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 然而作为中国瑰宝的古诗词却得不到高中学生的喜爱，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学习兴趣和教师想象的相去甚远. 以前的高中生们对古诗词喜欢得颠来倒去地背，许多学生笔记本的扉页上都认真地写着最喜欢的诗句，还有的学生喜欢选取诗中的词作为自己的笔名或者是书斋的名字，而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很少看到了，大部分学生对学习古典诗词已提不起太大的兴趣。 还有一部分同学对背诵古诗词更是深恶痛绝。现在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已兴起了读背古诗之风，为何到了高中阶段学生的古典文学底蕴反而变得如此贫乏？到底是谁伤害了我们的学生？是什么导致了高中生对古典诗词学习兴趣的减退？ 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有： （一）、造成现状的客观原因 1、在流行文化、快餐文化的冲击下，学生的阅读空间变小，阅读品位变低。 现在的高中生课业负担都非常重，再加上网络、电视、广播和流行音乐的冲击，学生课外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可谓少之又少。 我们经常看到有老师从学生那里没收到卡通、漫画、武侠或者言情一类的口袋书。经常性的阅读这些书，使得学生的语言水平深受其害，学生的阅读兴趣、阅读品位难以提高，拿到高雅的古诗词就没精打采，无兴趣去读。 2、课本中所选的某些诗篇与学生有一定距离，不能吸引学生。 如第三册的《离骚》，就有不少学生反映这首诗古奥难懂，提不起兴趣。《离骚》是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源头，距离学生的时代比较久远。虽然前面学生已经接触了《诗经》，但对于楚辞，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仍然是陌生的。从字面上看，障碍特别多，学生也就没有了读下去的欲望。 3、死板的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热情 不少教师平时教上古典诗词，篇篇逐字逐句串讲，老师讲的多，学生自己体验的时间反而少；或者似乎把一堂古典诗词鉴赏课上成了一般的文言文教读课。而事实上古典诗歌不同于文言文，把教文言文常用的方法放到欣赏古典诗歌的课堂上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也难怪学生不喜欢。古典诗词鉴赏课要充分考虑文体的特点，既要有利于学生理解诗歌内容，又要有利于学生鉴赏能力审美能力的培养。 （二）、造成现状的主观原因 1、“长一点的诗歌，学起来费时费力，又难懂，学了就忘”，这是一种畏难心理。许多同学看到课后“背诵”两个大字就顿生反感，让他们自觉静心背背古典诗歌是不容易。而实际上要想在嘻嘻哈哈的笑闹中轻松学好语文同样也是不太现实的，要想在学习中取得成效，本身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学古典诗词落伍了，不够现代” 古典诗词不是外语，而是我们民族古代的语言形式。学习古典诗词就是回望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源头，没有它，我们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好好学习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我们就愧对于祖先，愧对于血管里流动的中华民族的热血。但学生主观上没有认识到这些，他们受流行文化的影响喜欢流行歌曲，却不知有许多歌词都是由古典诗词改编而来的。所以他们会觉得学古典诗词是“落伍”，跟不上时代。 3、“为了考试，我愿意在语文课堂上读读古典诗词，在课外我从来不读这些诗词” 这些学生很实际也很纯粹，他们学习古典诗词就是为了考试时的得分。抱着这种应试心理，学生就变得功利、浮躁，不肯静下心来多读多背，至多背几句“名句”“考点句”。 面对这种现象，应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热情，先要让学生认识古典诗词的价值.古典诗词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学习古典诗词，从语言的范例中学习语言，能丰富语文素养，培养语文能力。《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阅读与鉴赏中明确指出：“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 如今古诗词在现代歌曲中有所应用，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通过流行歌曲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 歌唱，是传播诗词的功臣. 歌唱则是根据既定的乐谱，把诗词依谱唱出声来。我们要写为诗词而歌唱的乐谱，仍须依赖音乐家。当然最好是懂得诗词的音乐家，像宋代的姜白石，这样的人才非常难得。最理想的办法是让诗人和音乐家密切沟通，培养音乐家们对诗词的兴趣和欣赏能力。好的音乐家，必定有丰富的艺术修养，先天上就该会有诗人的气质。因此，能为诗词谱写乐歌的作曲家，就是传播诗词的功臣. 然而，时代在变，今人对音乐的感受程度和古人自然有很多的不同。比方说，姜白石是了不起的词人兼音乐家；他的词句，傲视古今，但是他写的音乐，若就现代的音乐观点而论，除了「古意」之外，未免失之单调。古意虽好，但是不能完全适应现代人的音乐品味。今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是很难造就像「小红低唱我吹箫」那样的环境和情调的。若是要靠他留下的古谱乐曲去推广宋词，恐怕很难被现代人接受。古谱有它们的历史和文献价值，但是却不能为推广传统诗词发挥多大实用。同样的道理，魏氏乐谱和碎金词谱等等古籍译出的乐谱，可以教导现代人学习古意，提示深含传统韵味的旋律，然而在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诗教」工作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从欣赏古典诗词上来说，无情的现实，难以配合当时的情调，的确是现代人的悲哀。然而，我们如想挽救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还须面对现实。这个历史责任，就落在现代有民族文艺思想的音乐家们的身上. 前人留下许多的诗词，多的是美不胜收的歌词资料。这些宝藏里的每首歌词，今人可以全首引用，或者截句接收，也可以利用前人的意境构句或词汇溶入自己的思想，应该可以谱出许多优美的歌曲。很可惜现代的中国音乐家们，能够去发掘这宝藏的人实在少得可怜。当然，作曲家若要利用这些优美的歌词，自己必须先能了解诗词的内涵，才不会写出不合词意的怪谱，白白糟蹋了前人宝贵的智慧结晶。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音乐家们，应该多读诗词。音乐院校的作曲系，应该把中国诗词列为必修科，无论学生们以后要作可唱的歌曲，或是写演奏的乐曲，有了诗词的内涵，对表现乐曲中的民族风格和弘扬中国文化，都有很大的益处。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唐诗宋词永远都会对现代包括今后的流行歌词创作中起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现代文化对古典文化的借鉴与沿袭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唐诗宋词会是流行歌词创作中一个不可舍弃的主题，一种取用不尽的源泉，一个无法回避的诱惑，从遣词用句，主题营造，意境铺陈方面，都为现代的创作者提供了很多好的思路。 而歌曲是诗词传播的触媒，诗词可以藉音乐的帮助，广为流传。唐宋前人的例子，很值得今人效法。乘着音乐的翅膀，载着优美的中国歌词，飞扬五洲四海，让普天下都唱中国歌曲，传诵千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我衷心地希望现代的音乐家们，今后多多创作能歌唱中国诗词的曲子，不要再轻易错过中华诗词这个无尽的宝藏。先人留下的这些古典诗词是我们现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我们应该用好这些资源。幼年时期依靠音乐帮助所掌握和学到的东西让人难以遗忘、终生受益。衷心希望华人儿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愿中华古典诗词唱响神州！
浅谈创作者对古典诗词词汇的运用 —— 继承与创新 摘要 ： 古典诗词为诗歌创作提供了范式，其词汇经过一代代人的锤炼与发展，形成了一些公认的特具审美意味的暗示义，经过时间的淘洗与润泽，在人们的心灵印象中达成共识，只要一看到那些词汇，就能自然感知它的意义内涵，联想到相关的事件或情感，从而勾连起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情理关系，使得相互之间更容易发生共鸣。本文结合古典诗词中具体的词汇，从继承与创新两方面谈一谈，在当下诗歌创作中我们对古典诗词词汇的运用，期待这一点小思考能对诗歌创作者有所启发。关键词 ： 古典诗词 词汇 运用 继承 创新 一 引言 本文所指古典诗词是经过时间淘洗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诸如市面上常见的《古诗十九首》《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千家诗》一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词作品距离今天有一定的历史距离，有的距今千年，有的距今几百年，它们诞生于我国漫长的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其社会生活面貌、物质经济条件、精神文化追求与现代社会有较大的不同，我们过上比较现代化的生活不过短短几十年，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心、审美情趣亦如此，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本文来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对古典诗词词汇的继承与创新。二 继承 古典诗词里，有许多值得我们继续沿用的词汇。通过学习，再经过我们实际生活经验的检视，情感上的内化，看到那些词汇，读者很容易明白作者所传之情，所达之意。那些词汇带有我们情感上的共性，带有一些鲜明的情感色彩，值得我们在创作中灵活运用，去表现我们需要表现的内容。1 意象词汇。古典诗词里，有一些词汇在传情表意上有相对固定的象征意义，比如“折柳歌中得翠条，远移金殿种青霄。”“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我们熟知的“折柳”，柳与留，音相似，一语双关，它往往用于离别场景，表达对朋友的依依惜别之情。可是，朋友们，今天的我们通过学者考证了解到这个意象的含义，在生活当中我们已经不太可能那么去做了，换言之，折柳在古代是一个比较具有仪式感的送别方式，在今天已经脱离了我们的生活实际，我们只能通过想象去感受那种情味，很难在现实中也折一根柳条去为朋友送行。当然，写文章不可迂腐，这个美丽动人的意象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使用，因为从内心里，我们还能感受得到它。再比如“月”与相思、怀人，“鸿雁”与书信、思念，“梅”与傲骨、高洁，“竹”与刚劲、正直，“芭蕉”与离愁别绪，“杜鹃”与愁苦等等，这些词汇构筑了鲜明的、人们可感知的情感内涵，从古至今，人们看到它们，联想到它们的形象，经过心灵活动，融情入景，进入到作者营造的情境中去，便能生出各自人生况味，实现了文本的情感价值。这样的意象词汇还有很多，在当下的诗歌创作中拿来使用，需要格外关注它的普适性与个性，要去了解它们在古代环境中象征着什么、代表着什么，宜选取为大众所熟知的意象，特能激发人们心理情感的意象，符合内容情感的意象；不能依葫芦画瓢随意使用，不能生搬硬套。需要留心的是，由于这些意象被广泛使用之后，缺少了文学表达上的新意，显得老套，也许不那么迷人了，不再像从前那样感染人了，而选用比较陌生的意象词汇，读者可能难以理解，（应明白，大多数的创作者是没能力去挑选甚至培养自己的读者群体的。）怎么办呢？这将在后文“创新”中着重讨论。2 典故词汇。刘禹锡的《泰娘歌》 ：“如何将此千行泪，更洒湘江斑竹枝。”“斑竹”一词含有典故。白居易的《长恨歌》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比翼鸟”一词含有典故。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羡鱼”一词含有典故。我们对“比翼鸟”这一词汇的使用频率很高，还有一个词语叫“比翼双飞”，用来比喻夫妻情投意合。经典词汇的生命力是恒久的，运用典故词汇，可以言简意赅的表达作者的感情，古典诗词里有许多典故，用得好犹如“枯木逢春”，用得不好则“画蛇添足”。当下现实是，我们的语文教育，不再着重强调对诗词的学习、欣赏、习作，更强调培养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综合运用能力。我们大多数的人对古典诗词中的典故知之甚少，也就是在小初高的语文学习中接触到了一些基本的典故，完全无法胜任更进一步的诗歌赏读，有太多曾经为读书人所熟知的典故，在今天已是闻所未闻。别说普通人，便是专门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在诗词创作中，对典故大多已做不到信手拈来，这是教育培养方向发生改变之后的结果，有些酷爱传统诗教的朋友对此痛心疾首，有些现代诗歌的创作者却嗤之以鼻，这样极端的态度都不利于诗歌的发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文学样式、内容必然随着时间、社会形态、现实环境、审美趣味等等发生改变，基于已发现的诗歌传承问题，我们很有必要重视起来，利用小初高的教育体系，多做传统诗词文化的传承工作，特别重要的是不要和分数挂上钩，当成一门文艺欣赏课程，尽量让孩子们多接触古典诗词文化，感受古典诗词的美。而诗歌创作者们也应该主动去研究、整理古典诗词中的典故，用自己的写作让那些“典故”活起来，用当下创作出来的诗歌去为“典故”作活的宣传，相信一定会很有奇效。3 别具情味的词汇。“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春风又绿江南岸”，著一“绿”字而春意盎然。“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一噪一静，一鸣一幽，互为反衬，更显幽静深远。这些别具情味的词汇，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炼字”——精心选择词汇组合，来创造性的表现情与境，可谓化腐朽为神奇。当下的诗歌创作也应该深入到古典诗词的内部中去，去体会这些别具情味的词汇之妙，在创作中加以灵活运用。我们应该多想一想，这个词汇与那个词汇搭配在一起是否产生有美感，是否能勾连出一些言外之意，是否能升华我们语言的高度，是否能传递出一些读者可以感知到的隐喻，是否能做到形式与内容上的统一等等，只有注意到这些细节，并着力去打磨这些细节，我们的诗歌创作水平才能有更进一步的提升。综上，现代诗歌的创作者，不必全盘否定古典诗词里的东西，而应该虚心学习，从中汲取创作营养。当下的诗歌创作者，不管是写旧体诗，还是现代诗，都很有必要认真细致的研究下古典诗词中的意象词汇、典故词汇、别具情味的词汇、诗人个性化的词汇等等，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结合我们的生活实际，结合读者群体对一些词汇产生的共识，去继承我们古典诗词中的词汇，在实际创作中灵活运用它们，提升我们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三 创新 有继承就要有创新，艺术创作绝不可以死板。在古典诗词的词汇中，有的我们很熟悉，有的很陌生，有些具体的物品、动物、植物或者风俗等等已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脱离了我们的生活实际，这样的词汇及其含义也就缺少了鲜活的现实基础，需要创作者去考量它们是否还适用于创作，不能为了表现一种古典的味道而刻意只用“古语”，那是一种掉书袋的做法，即使写得好，也不过是匠气很重的作品，只能是小圈子里的玩物。在心理上，人会对那些过去式的旧物、旧人、旧情怀有特殊的感情，一件明代瓷器，一颗唐朝的夜明珠，一个清朝的象牙雕等等，除去值钱外，人们大多欣赏其精美的工艺水平，通过这些旧物，感受那个时代的风尘气息，心生一些美好的情感。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古董，也并非人人可收藏购买，但眼观心想，可产生一些对那个时代的追忆。它们既让观者产生有历史感、年代感和陌生感，又有吸引人的亲切感。那些“旧物”在当时也许是日常生活所使用的东西、佩戴的饰品、建筑物、出行的工具等等，但在后代人眼里成为了别具情味的“旧日情分”，成为了追念怀人的载体，也便具有了一种艺术上的审美感染力。比如：“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我们看到“金樽”“玉盘”就能感受它很珍贵、奢侈；“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我们看到“玉钗”就能感知它的精美，进而联想到那个女子的美；“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我们看到“画屏金鹧鸪”就能感知它那装饰的华贵。例举的这些词汇，是简单的一看便知的能激发人美好感受的词汇，与读者之间没有什么距离感，如果创作者拿来使用，也许能增添作品的文采。用今天的眼光看，在古典诗词中，凡是具有现实情感基础的，我们今天熟悉的词汇，是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的，如果运用得当，也许能因为人们对那些“旧的”怀有一种“旧日情分”，而格外能感动人。但是，也存在有另一种情况，可谓“不明觉厉”。创作者采用的那些古典诗词中的词汇，因为它们过于脱离当下人们的生活实际和审美需要，让人难以欣赏，沦为一种“阳春白雪”式的自嗨。比如：“酌一卮，须教玉笛子吹。”“卮”是古代的酒器，今天的人大多不认识卮，就算通过注释明白其意思，也比较难在心里投射出它的具体形象，所谓隔靴搔痒。因此，今天我们创作诗歌，在写酒器的时候如果用“卮”或者“樽”，需要掂量一下，是否真的有必要用这样的古词，它是有益于我们的表达，还是实际上会拉低我们的表达效果，会不会造成整体语汇上的不和谐，这是我们在创作中需要加以注意的，并不是多用些古典词汇诗歌的水平就上去了。比如：“画舸停桡，槿花篱外竹横桥。”“画舸”是装饰有各种图案和花样的大船，“桡”是船桨。试问，不看解释，几人知其所指？又有几人看了注释能具体清晰的想起来它们的样子？看官们莫说这是笔者在钻词汇的牛角尖，试想，如果我们从不曾见过它们、摸过它们、用过它们，只是通过书本知道它们，那么很有可能，它们对我们而言就只是一个名词、一样物品，或者一个指代词，缺少了情感上的关联，我们很难把它与我们的心灵联系起来感受，也因此它只不过是一个词语、一件东西而已，我们不能深入进去，我们也就感知不到那词汇暗含的深情。如果我们的诗人使用了这些“古味”词汇来创作诗歌，因为那份“隔阂”，很有可能让艺术效果大打折扣，只不过他们自己不以为意，甚至可能还会自鸣得意。在他们的观点里，那是有水平的表现，如果读者不懂，那只能怪读者读书太少，没有文化修养，可惜这样的优越感于事无补，倒可能会让诗歌又臭又硬。这样的词汇，在这里不妨再例举一些。（划线加粗词汇即是） “ 白纻 春衫如雪色。 ”“ 香貂 旧制戎衣窄。 ”“ 玉勒雕鞍 游冶处。 ”“ 临风谁更飘 香屑 。 ”“ 手提 金缕鞋 ”“ 雕栏玉砌 应犹在。 ”“ 只与 蛮笺象管 ， 拘束教吟课。 ”“ 常只恐、容易 蕣华 偷换，光阴虚度。 ”“ 千骑拥 高牙 。 ”“ 径莎平 ， 池水渺。 ”“ 欲寄 彩笺兼尺素 。 ”“ 候馆 梅残，溪桥柳细 。 ”“ 紞如三鼓 ， 铿然一叶。 ”“ 寒光零乱，为谁偏照 醽醁 。 ” “斜阳院落，红成阵、 飞鸳甃 。 ”……因此，笔者在这里提倡实事求是地选用古典诗词中的词汇进行创作。不是说完全弃之不用，而是根据实际需要采用、化用，不要一心一意只求古人境界，完全按照古人的模子来，把诗写得完全和古人一样。这样的作品写得再好，对于今天这个时代来说，也可能是乏善可陈的。不要让今天的诗歌变成棺材里的遗物。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古代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的感知范围与古人很不相同，很多古人才有的意境和审美追求，在今天已成“绝迹”，根本无法复制，哪怕心向往之，实在并无“桃花源”。也因此，我们应该结合本时代的风物，力求词汇上的创新；我们应该努力提炼一些具有现代化象征意味的、暗含当下社会情感心理的词汇或意象，去丰富我们的表达；我们应该努力从古典诗词的词汇当中总结出一些核心的造词规律，结合当下的环境和创作需要加以创造，形成有时代个性或者作者个性的诗歌语言；我们还应该从日常生活用语、民间歌谣中提炼积累那些特具文学意味的词汇或者句子，把它们运用到我们的创作当中，发展和丰满我们的现代汉语言。艺术的发展怎么能墨守成规呢？比如之前很火的一个词汇“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它是两个叠词相加，用来表示遇到大事后精神恍惚，不知所措。这个词语笔者以为很活泼生动，完全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加入到创作的文本中去，我们应该留心这样的语言，加以分析，活学活用。翻越艺术高峰的方式，往往是再立一座高峰。艺术中“术”即方法，如果创作者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效果，那么很有可能是采用的方法还不够好，不必片面谈灵感、天赋，很多时候是方向不对，方法有误。唯有积极探索、试错，坚持，才有望在失败一千次之后，继续一千零一次，终于匹配到了点亮创作灯泡的“钨丝”。四 结语 现代汉语的发展远未成熟，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歌创作者们应该有发展和丰富自己母语的自觉，到古典诗词中去找寻配方，找寻灵感，就像医药家屠呦呦女士从中草药中提炼萃取出治疗疟疾的灵药——青蒿素，我们的诗歌创作者们也可以到古典诗词中去，深化对诗歌的认识，强化创造能力，成就自己的创作高峰。在这里衷心地祝福诗人们“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炉火纯青。不老花魁/胡柳烟
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希望下面材料能够帮你下。杜甫（712-770），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京兆杜陵人，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 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的特权。杜甫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1）35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期。杜甫从小就“好学”， 7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育”地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岁起，他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壮游”，先南游吴越， 后北游齐赵。诗人游山玩水，饮酒赋诗，扩大了视野，开阔了心胸，丰富了生活，结交了许多朋友，李白就是其中之一。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望岳》可为代表，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2）从35岁到44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二个时期。人生已进入中 年，可是科举失意，功名未遂。十年困守长安，过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 怀五百字》等。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关注自身，关注民生，忧国忧民，创作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3）从45岁至48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这是安史之乱 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诗人也历尽艰险。长安城破，诗人陷落贼手，后又只身逃脱，投奔肃宗，被任为左拾遗，不久因言事触怒肃宗而遭贬 斥。这一时期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等诗，记录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杜 甫的诗歌创作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4）48岁以后是杜甫生活的第四期。这一时期，杜甫弃官到成都，躲避战乱，漂泊西南，居无定所，直到去世。这期间， 他曾被严武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曾度过6个月的幕府生活。这一时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繁盛期，现存杜甫的大多数诗歌都写于这一时期，杜甫对各种 诗体都进行了尝试和创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戏为六绝句》等，都写于这一时期。 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杜甫经历了唐代的由盛转衰，目睹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他用诗歌艺术地记录了他的感受，再现了唐代社会的历史。研究杜甫 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可以更确深入地认识杜甫各个埋藏作品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和各个时期不同创作风格的内在联系。
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鉴赏 推荐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诉诸感性的，它们总是借助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通过艺术的感染力量和美感作用影响读者。离开形象就没有文艺；离开对于形象的感受，也就没有文艺的鉴赏。文学本身的特性要求文艺鉴赏必须从作品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这是鉴赏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古代有些诗歌评论，是重视形象与感受的。它们不仅为诗歌创作总结了可贵的艺术经验，也对诗歌鉴赏的规律作了有益的探索。譬如严羽的“别材”“别趣”说，尊重诗歌本身的特点，尊重形象思维的规律，接触到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的一些核心问题，就颇有可取之处。但是也有一些诗歌评论，完全不顾诗歌的特点，脱离作品的艺术形象和形象给人的感受，根本违背了文艺批评和文艺鉴赏的规律。下边我将举出两种有代表性的评论方法，并加以简单的剖析。附会政治，是古代正统的解释诗歌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从原则、概念出发，比附历史，牵合政治，千方百计地到诗中寻找寄托、象征或影射。用这种方法读诗，无不是词隐语，微言大义，可以任意穿凿附会、深文周纳。汉儒对《诗经》的解说，便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他们主观地认为，《诗经》是为圣道王功而作的，是先王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诗大序》)。他们戴着这副有色眼镜看《诗经》，其中许多作品都被曲解了，就连一些民间的情歌也成了政治教化的宣传品。例如，《关雎》明明是一首情歌，他们却硬要说成是政治诗。申培《鲁诗故》说：“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诗人叹而伤之。”认为这首诗是讽刺康后的。后苍《齐诗传》说：“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愿得周公妃以窈窕。”薛汉《韩诗章句》说：“诗人言关雎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隐蔽于无人之处。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也。”(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则又认为是讽刺康王的。《毛诗序》曰：“后妃之德也。”则说是赞美后妃的。解释虽不相同，其牵强附会荒谬不通却是完全一样的。随着经学地位的提高，汉儒的诗论也取得了正统诗学的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人陈沆的《诗比兴笺》，就是用汉儒解释《诗经》的方法，来笺释两汉至唐代诗歌的。陈沆讲诗注意联系写作背景和诗人的生平思想，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是由于他先抱定了“比兴寄托”的观念，常常离开诗歌形象给人的感受，主观地猜测诗中的寓意，所以也有不少穿凿附会、迂腐可笑的地方。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中的《上邪》和《有所思》本是两首著名的情歌，他却硬要拉扯到政治上去。关于《上邪》，他说：“此忠臣被谗自誓之词欤!”关于《有所思》，他说：“此疑藩国之臣，不遇而去，自抒忧愤之词也。隐语假托，有难言之隐焉。”这两首诗显然都被他曲解了。清朝常州词派的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论词，重视作品的现实意义，对词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但是他编的《词选》以汉儒说诗的方法说词，有些评语也不免牵强附会窒碍难通。如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显然是写一个深居简出的孤独少妇的迟暮之感，张惠言却评曰：“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不顾全诗的艺术构思，把诗的意思一句句割裂开来，比附《离骚》，牵合韩、范，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显得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对这类作品的鉴赏，当然应该透过表面的词句揭示其中的深义。但是也必须从诗歌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如果离开形象和感受，任意往政治教化的大题目上拉扯，根本不可能理解其中的真意，更谈不到艺术的鉴赏。黄庭坚说得好：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记》)不顾诗歌特殊的艺术表现方法，拘泥于生活的细节真实，对诗歌进行纯逻辑的分析，是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评论诗歌的方法。以这种方法论诗的人，总是拿生活的细节去衡量作品，要求处处落实。一些很有情趣的诗，往往就这样被糟踏了。譬如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一首富于艺术想像的好诗。杨慎《升庵诗话》却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我看任何一个有鉴赏力的读者都不会同意杨慎这段话的。“千里”本是想像夸张之词，极言千里江南，到处是大好的春色。题目叫“江南春”，正是着眼于整个江南。若改为“十里莺啼绿映红”，既不切诗题，也失去了诗意。宋蔡绦《西清诗话》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王安石写了一首《残菊诗》，诗曰：“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折得一枝还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见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五十七所引)欧阳修读后笑道：“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于是写了两句诗嘲笑他：“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吟。”王安石闻之曰：“是岂不知《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欧九不学之过也。”欧阳修当然不会没有读过《楚辞》，他的文学鉴赏力也一定是很高的。但他对这首诗的评论，恐怕是犯了拘泥执著的毛病。菊花究竟落不落呢?史正志《菊谱后序》说：“菊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花瓣结密者不落，……花瓣扶疏者多落。”由此看来，王安石也许并没有错。退一步说，即使菊花完全不落，写诗也不妨写落英，兴之所至不一定要找出植物学的根据；读者吟咏欣赏之际也不必以科学的眼光在细节上苛求于他。古代的诗人中，写落英的何止一人?屈原、左思、苏轼、陆游，都有诗在。如果用科学的眼光一一落实，还有什么诗歌鉴赏可言呢?又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此诗虽佳而“理有不通”，“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此后，王直方《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范温《诗眼》都引了别人的诗句，证明唐代确有半夜打钟之事。《诗眼》还引《南史·文学传》，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钟、五更钟，丘仲孚读书以中宵钟鸣为限，以证明张继的诗无可指摘(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三所引)。明胡应麟更进一步说： 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诗薮》) 胡应麟的话不免有点过分，它的精神却是可取的。诗歌创作固然要符合生活的真实，但不应对生活作机械的模仿。诗人可以对生活本来的形式加以改变，以求反映生活的本质。对于抒情诗，尤其不能以细节的真实来要求它。齐白石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话揭示了艺术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也适用于诗歌创作。一般地说，诗当然不可碍于事理，有时却又允许不合事理。“白发三千丈”(李白《秋浦歌》)，合理吗?但表现诗人乍对明镜看到白发时的惊讶之情，是再传神不过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合理吗?但表现对远方朋友的思念，是再真切不过的。“思牵今夜肠应直”(李贺《秋来》)，合理吗?但表现那种迷离恍惚的幽思，是再恰切不过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木兰诗》)也不合理，但是合情，真实地表现了木兰准备出征时那种忙忙碌碌的气氛和焦急的心情。以上这些诗，如果仅仅用生活的细节去衡量，用逻辑的方法去推断，而不顾诗歌形象给人的艺术感受，还谈得上诗歌鉴赏吗?从形象出发，鉴赏中国古典诗歌，还应该充分考虑它们创造形象的特点。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短小的抒情诗，并没有塑造什么典型人物。因此，我们不能用分析戏剧、小说的方法，从诗里寻找典型人物形象。中国古典诗歌的形象，是借助客观物象(如山川草木等等)表现出来的主观的感情形象，我姑且称之为“意象”。鉴赏这类作品，不仅要着眼于它们所描写的客观物象，还应透过它们的外表，看到其中注入的意念和感情；注意主客观两个方面融合的程度。只有抓住诗歌的意象，以及意象所包含的旨趣，意象所体现的情调，意象的社会意义和感染作用，才能真正地鉴赏中国古典诗歌。
所谓“身韵”教学法顾名思义, “身”即“身法”, 指中国古典舞的外部表现技法: “韵”即“韵律”, 指中国古典舞的内在气韵。是指训练身法与陶冶神韵的方法。身韵教学法的产生使古典舞从此摆脱了对古典戏曲舞蹈的依附, 并形成了自己的蹈模式和特征, 这些艺术的特征直接影响着、规范着古典舞的教学与艺术创作。 (一) 身韵教学法对古典舞建构的巨大影响 “身韵”教学法的主要艺术特征是对形体的要求以“神似”为主, 从而突破了戏曲舞蹈的动作程式化模式。身韵教学法将身法与韵律结合, 其结合点集中在“变其形而扬其神”上, 从而突破了戏曲舞蹈的“做、打”程式化动作模式,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以“神韵”带动形体的艺术特征。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宏扬的“神形兼备”的审美特征。根据舞蹈自身的特性, 提炼出了元素化动作, 在新的基础上, 达到了“形”与“神”的独特结合。身韵元素化动作中以“拧、倾、圆、曲”突出人体的曲线美, 以及表演者那“刚健挺拔”、“含蓄柔韧”的气质美。身韵教学要求表演者的动作必须遵循“三圆”运作轨迹和“动、静”,“点、线”互含的审美原则, 这一点集中体现了古典舞民族性的“形”“神”统一的艺术特征。[3 ]凝聚着中国舞蹈文化精神与民族审美观的身韵教学法, 以其丰富多变的舞姿, 浓郁的民族风格及强有力的表现能力, 已经成为中国古典舞的立身之本以及其艺术特征为主要标志, 甚至成为中国古典舞的代名词。 (二) 身韵对古典舞创作的影响 任何艺术创作都要遵循自己统一的表现手段,中国古典舞的创作亦是如此。在传统古典舞创作上曾有过把不同性质, 不同民族的舞蹈动作硬加在一起拼凑而成的作品的现象。而这样创作出的作品是不能很好地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的。正当中国古典舞创作寻求突破的时候, 身韵教学法从中国戏曲舞蹈、武术中脱胎而出。展示出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遂的艺术魅力, 古典舞身韵教学法的形成继而被引入舞蹈创作机制中, 无疑使中国古典舞创作发生了转机。作为中国古典舞的一种新语言系统, 身韵从它时代风格的古今适用, 动作舞态的丰富多彩,以及很强的舞蹈性与民族审美性相结合的特点, 而深得众多的中国舞编导们的青睐, 并充分运用到创作当中, 使中国古典舞在创作上有了很大进步。如群舞《黄河》、《长城》就是很好的典型例证, 特别是舞蹈剧目《黄河》大量采用身韵课堂教学中的动作, 从拧倾的动态和水云的意象形成了震撼人心的气势。古典舞剧目《长城》中则以大量横向动势的舞段构成了舞蹈的凝重格调。剧目《黄河》、《长城》的编创运用身韵的动作, 使古典舞摆脱了戏曲舞段中的行当归属, 走上了依人物出动作的新路。 (三) 身韵对古典舞基训的影响 现在的舞蹈教学一般是将基训与身韵做为两门课程安排, 不免会给人一种错觉, 即片面认为基训是主科, 身韵是副科, 基训是学生训练的关键, 身韵是为加强风格而设立的点缀课。表层的主与次不是内在的质, 是“壳”还是“核”, 应通过两门课程所体现的精髓来确定。因此, 关键问题不在设置的是一门课程还是两门课程, 而在于中国古典舞的教学实质是什么。假若基训课和身韵课体现的是各自的质, 而不是统一的质, 那么就形成了“两层皮”的局面, 基训也就变成了只有技术的“壳”,而没有身韵的“核”, 两者很难形成一个统一于一体的古典舞风格。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片面追录古典舞的形, 却忽略了古典舞的神, 而我们要求的恰恰是形神兼备, 只有劲与律的协和统一, 才能全面的达到古典舞训练的基本要求, 这才是二者训练所要求的一致标准。由此发展到更深层次, 就是要求在基训课教学中的每个动作, 每个过程, 每个细节,每个过渡的环节动作, 静与动的变化, 技术与技巧的操作, 都要由身韵的神、形、劲、律来统帅, 并贯穿于教学的始终, 从而达到“壳”与“核”的完美统一。 任何一种训练都是从属于某种舞蹈形式的需要的, 任何一种舞蹈形式也必须有它自己的训练体系。身韵教学法便是古典舞的训练体系。身韵具有自身的系统性和训练要求, 它训练学生“以神领形, 以形传神”有着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所以说, 身韵课不但能独立地进行教学, 而且成为整个中国古典舞教学诸环节的精髓和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 如果说古典舞基训是一种训练手段, 身韵则是衡量舞蹈动作的标尺。“如果把动作比做肌体, 那么韵律就好比血液。血液停止了流动, 肌体就会僵死。”这个形象的比喻, 生动地说明了动作与韵律的血肉关系, 可以想象, 如果古典舞缺少韵律, 那么动作、舞姿、组合一定会使人感到僵化而没有味道。所以, 如果我们抓住了古典舞的韵律,使是找到了发展古典舞的根和源。从这个意义上讲, 身韵不仅仅训练中国古典舞的风格、韵律及外部技巧等, 从中还可以发展古典舞的连接动作和舞蹈语言。
古典舞的含义主要可以分成2部分来说：1古典；2舞蹈。古典是古韵典雅，因此韵味最为重要。它所追求的是古代的美，唐代以胖为美，所以具有风韵的古典舞是美丽的！至于舞蹈则是动作，眼神，音乐，服装等等的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
“古典舞”在一般意义上是一个国际通用的概念，它是指各国家和民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具有典范意义的舞蹈。“古典舞”具有相对稳定的美学法则和严谨、规范的表演及训练体系，是特定社会及其民族传统舞蹈文化中经过不断“雅化”而逐渐形成的部分，在这一点上，它是与“民间舞”相对应的概念。因此，“古典舞”在美学上更推崇理性、秩序、规范、均衡、严谨、静谧、抽象、意蕴和意境等等，并以此作为主要的审美倾向来表现其民族精神，而且往往被认为是代表了特定国家和民族传统舞蹈文化的最高成就，所谓“典范意义”也正在于此。“古典舞”既包含了“古代流传”，更强调着“后世解读”——即被后世认作“典范”和奉为“经典”，其内涵乃是后人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一种价值取向与判定。因此，“古典”不同于“古代”，后者更具历史的特指性，而“古典”则具有历史流传的典范性，体现的是一种后人的价值判定，更具概括性。可以说，“古典”不仅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概念，同时也属于一个外延不断扩展的概念。因此，如何看待中国古典舞这一学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典”本身是一个偏正词，它的主要指向是“典”，即典范的“典”，典雅的“典”。当然，“典”字里面还有正统主流的意思，经典法则的意思。“典”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字条之第一要义是两个字：标准。对舞蹈而言，那应该是一种审美的标准，而古典舞蹈就应该是古代所形成的一种舞蹈的审美标准，因而成为古代的经典，并确立了传统的审美特质。这个经典的审美标准并非固定在古代时空中一成不变的。我们无法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标准锁定在某一时代，因为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朝代虽然有着特定的美学特征，但各个时代或者多个朝代的美学标准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对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民族文化来说，它的美学标准又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有着某种恒定的特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舞蹈的审美标准总有小变或有量变，但其本质的特性却一直延续下去。古典的意义和作用也就在于对全民族文化心理的哺育与习得，树立与扶持，激扬与平抑，评价与调整。因此，古典舞蹈的审美也成为一种根的文化，始终积淀在代代传承的舞蹈的身体之中。“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在古典的一以贯之的问题上，孟子的看法是最精彩的表述。
古典舞是指在民间传统舞蹈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专业工作者提炼、整理、加工、创造，并经过较长时期艺术实践的检验，流传下来的被认为是具有一定典范意义的和古典风格特点的舞蹈。
扩展资料：
中国古典舞，这一舞种的定名，是欧阳予倩先生在1950年首次提出的，后得到舞蹈界人士认同并广为流传，最后被确定。
当代中国古典舞与中国古代舞蹈有着血缘关系，但它并不是中国古代舞蹈的同义词。当代中国古典舞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北京舞蹈学院唐满城、李正一等舞蹈工作者在中国戏曲舞蹈和中国武术的基础上逐步总结、归纳而创立的。中国古典舞的概念有其历史性，更具有风格性的意味，它同时也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